一

說到我的經(jīng)歷，父親是歷史學家，我也因緣際會學了歷史，自己最怕提及的是“家學淵源”，擔心因為我而影響了先父鄧廣銘的“名聲”。

我家中姐妹三人。我出生時父母都已年逾四旬，起名為“小南”，懂事后我猜想父母可能強烈地希望要個“小男”孩兒，因而很怕自己會愧對他們。印象極深的是，我還童稚未脫時，母親竇珍茹就叮囑我說，“女孩子將來要有自己的事業(yè)”。當時懵懂，不明所以，后來才知道上世紀30年代為了讓我父親能夠求學，母親放棄了已有的深造機會。

我從小不是一個讓人省心的孩子。5歲那年就從位于北京西直門附近的全托幼兒園“跑”回東廠胡同的家，害得全園老師在凜冽寒風中四處找尋。上小學時，父母精力都在工作上，在科學院圖書館上班的母親有時會帶我到閱覽室，由著我去翻看各類小說、刊物。我喜歡和小朋友一起在胡同中、院落里玩耍，摘榆錢、采桑葉，給他們講《林海雪原》《苦菜花》中讀來的故事，也時不時插入自己想象的內(nèi)容。

用當下的話說，我是在“放養(yǎng)”中長大的，既“放”又“養(yǎng)”。經(jīng)常想起小學中學的老師，他們的嚴厲、慈祥，像一種溫情的浸潤。初入學校，我不止一次因為上課說話而被罰站，但老師遇到我母親，卻只是說我在班里讀書最多，主意也多。我們這一代遇上“三年困難時期”，三年級時小腿浮腫，一按有“坑”。學校想方設(shè)法找來豆?jié){，課間每人都有一杯，記得回家告訴媽媽時，她臉上那欣慰的表情。五年級從王府大街小學轉(zhuǎn)入北大附小，六年級因病休學半年，在老師們幫助下如期完成了學業(yè)。上初中遇到困惑，班主任勉勵說：“你已經(jīng)15歲，應(yīng)該獨立了，要能自己面對生活?！?977年我從邊疆回?？赐蠋?，10年過去，多位老師不僅一見面就認出我來，而且還動員我這個初中生回母校北大附中任教。

1968年我和數(shù)十位同學來到北大荒853農(nóng)場雁窩島，簡單的行囊中沒有任何課本，只帶了《毛主席語錄》《魯迅雜文選》和《新華字典》。10個年頭中，種田、收割、揚場、入囤，下河割草，上山伐木，艱辛中與老鐵兵（轉(zhuǎn)業(yè)鐵道兵）、老職工、老知青和他們的孩子結(jié)下了深厚的情誼。我曾兩次被推薦做工農(nóng)兵學員，終因家庭出身而未被批準。老職工得知后，拉著我說：“不走更好，我們還舍不得！”離開農(nóng)場之前，他們特意去荒原上獵了野雞，包了餃子，圍坐桌旁，說：“小鄧多吃點，回到北京都是小盤小碗，吃不飽！”

后來，先父被平反，我回到北京，在172中（今人大附中）代課。1977年高考恢復(fù)，自己沒有底氣，父親也說：“如果初中生就能考上大學，那還叫大學嗎？”發(fā)榜后，看到我在農(nóng)場小學教過的學生考入了重點大學，決心次年試試。1978年春季學期我正教初三“社會發(fā)展史”，有位同事報考大學請假復(fù)習，看到面臨升學的孩子們正在緊張時期，心想不能耽誤了他們，于是接下了14個班中8個班的教學工作，所幸當年該年級的這門課中考成績在海淀區(qū)名列首位。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先備課后復(fù)習，夏日室內(nèi)悶熱，就借夜深人靜之時敞開大門，站在樓道中尋風乘涼。由于沒有學過高中數(shù)理化，初中的內(nèi)容也大多淡忘了，于是我決定報考文科，填報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yè)、中文系語言專業(yè)，最終被歷史學系錄取。

二

進入北大，深感“科學的春天”來之不易，很希望能夠“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系里十分重視77、78級，邀請校內(nèi)外名師講授各門課程。同學或經(jīng)驗豐富或閱歷單純，有的謙遜中滲透出才子稟賦，有的青澀本真而好學穎悟，個個心氣很高。我們的學業(yè)都經(jīng)多位老師指點。進入二年級，本科生被允許和研究生一起選修《敦煌學研究》，在先生們的悉心指導(dǎo)下，讀敦煌卷子，讀《資治通鑒》、兩《唐書》，讀陳寅恪、向達、王重民等前輩著述。面對著殘缺的文書、陌生的詞匯，層層次次追索展開，感覺莫名的新鮮與激動，開始體味到“研究”兩字的分量。學習中我覺察到時代間的內(nèi)在延續(xù)與更革變遷，思考的重點逐漸從唐到宋；也覺察到宋史學界在對于材料的敏感、議題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諸方面尚有不足。

研究生期間與兩位同學共同在先父指導(dǎo)下學習宋史。先父那一代學者，指導(dǎo)學生是從大局著眼，點撥為主。他的具體干預(yù)不多，影響卻是切近而深刻的。他早年提出研治史學的“四把鑰匙”：年代學、目錄學、職官制度和歷史地理，在教與學的實踐中有著明顯的指導(dǎo)作用。他的學生像漆俠、陳智超、王曾瑜、李裕民等，都是宋史學界的杰出學者。我們這批學生曾輟過學，基礎(chǔ)薄弱，他贈予每人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要求通讀《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他對學生的嚴格是出名的，整理史籍要手抄原文，他不僅檢查讀書進展，還指點學習邏輯、修辭，對于論證中的疑點從不放任。

當時史籍很少有標點本，圖書館允許借閱線裝書，能抱著藍色函套中的大部頭回宿舍，感覺心滿意足。論文寫作期間，桌上、床上、地上，處處是鋪展開的材料、卡片、方格稿紙；紙面的天頭地腳、橫豎行間，反復(fù)修訂的文字幾乎要疊壓起來。同學們關(guān)注的議題并不相同，但無論何時碰到一起，都能“疑義相與析”。

三

1985年研究生畢業(yè)，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學任教，至今整整40年。70年代我曾在北大荒的土坯茅草房中教過小學，回京后做過中學的代課教師，80年代又登上北京大學的講臺，強烈的對比下，不變的是作為教師的天職。少年、青年時代，是學生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不能辜負這些純真的心靈、澄澈的目光。

師生關(guān)系，說到底是心和心的交往。早年村里的孩子頑皮慣了，有的“干仗”（打架）滿臉是血，我心疼地邊清洗邊責備，幫他縫好扯破的衣裳；有的寫字總是“半拉”的，但在東北的嚴寒中，發(fā)現(xiàn)我不會燒煤坯，他大清早跑來幫我劈柴點火。擠得滿滿的北大課堂里，常會有學生遞上潤喉糖，送來花束。我做86級本科班主任，學生們?nèi)嗽谒姆剑娜韵噙B，畢業(yè)35年了，還常來問候看望。2016年底，我不慎在講課時暈倒，醒來時，身下不知墊了誰的棉衣，頸上不知圍了誰的長巾。除去聞訊而來的同事，有素不相識的進修生一直跟隨救護車去了醫(yī)院，有學生匆匆駕車而來，學生們自動輪班陪護直至我痊愈歸家。

學生們記得在讀期間一次次擠在狹小辦公室中切磋討論，他們說印象最深的是學術(shù)上的“標準”二字。有學生在論文后記中提到，讀研讀博6年間，“鄧師與我往返的郵件共計1249封”。這數(shù)量讓我驚訝，郵件中少不了瑣碎的絮叨，但學生記得其中的叮囑，將來他們面對自己的學生時，也不會茍且。修訂畢業(yè)論文，對學生而言是“被動”訓練的最后階段；而我自己的感覺，則像是“臨行密密縫”。

這些年時常收到學生們的郵件、微信，海外寄來的明信片、學生手繪的小畫片、手制的小工藝品，甚至是學生女兒彩繪的布書包，件件令人感動。畢業(yè)的博士出了書，扉頁上、后記中，不忘他們的鄧老師……我常想自己是否對得住這份深情。

這些年帶過的博士、碩士，有的在大學，有的教中學；有的在出版社，有的在博物館；有的選調(diào)去支邊，有的做了公務(wù)員。工作中有困惑有收獲，聚在一起，又像回到了當年。聽他們侃侃交談，我已經(jīng)搭不上話，只是訝異于他們的精干，欣喜于他們的真誠。

既然選擇做老師，首要責任就是“教”和“育”。人文學科的巨大壓力，短期內(nèi)恐難改變。這不僅關(guān)系諸多學科，更關(guān)系到整個民族的精神面貌。將來的幾十年中，能夠撐起局面的，正是今日的年輕人。

四

人的一生，是由長路上的印痕聯(lián)結(jié)起來的。1997年秋，先父在病床上對我說：“我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要端正學風。學術(shù)都是不斷發(fā)展的，我的認識也在進步。這幾十年我在學術(shù)上沒有停頓，一是因為有大師指導(dǎo)；二是因為一直處在學術(shù)中心；三是因為我所交往、包括‘交戰(zhàn)’的，都是一個時代的‘人物’，我批評別人也是為了自己的進步。我90歲了，還在寫文章跟人家辯論，不管文章寫得好壞，都具有戰(zhàn)斗性。我都是扎扎實實去做，也許有錯誤，自己也認錯。”父親的自選集編定時，我?guī)退鲞^一些魯魚亥豕的訂正工作，書面世后，他在扉頁上寫了短短數(shù)字：“小南吾兒存念”。我總覺得，這不是簡單的“存念”，而是鄭重的托付。

我常想起晚間父親靜靜地坐在書桌前閱讀線裝書的情景，輕輕摩挲著書頁，凝神專注。他們那一代人歷經(jīng)坎坷，這樣的讀書是難得的享受。但他們并不止步于此，念茲在茲的是要傳承學脈，端正學風，是要“示來者以軌則”。父親去世后，墓碑上刻著辛稼軒悼念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父輩和我們從事的歷史學，對學者來說，不僅是一種事業(yè)，也是一種人生態(tài)度，是人的素養(yǎng)和追求。歷史學重在“反思”的思維方式，重在實事求是的精神，培養(yǎng)分析材料、解決問題的能力。歷史學關(guān)注“人”的生活狀態(tài)、組織方式，帶給我們深邃的人生體悟。我們學習歷史，同時也是歷史的參與者、見證者、觀察者。歷史的豐厚積淀，是我們心靈中的“魂”與“根”，是充實感的由來。有反思才激發(fā)活力，這是歷史學的核心價值所在。時代塑造我們，我們也參與塑造這個時代。

2016年，北大決定成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作為促進跨學科交叉研究、促進國際交流的平臺。我作為一個普通教師，意外被選中承擔這份工作。對我來說，這非常突然，十分猶豫。但我也想起當初先父與周一良、王永興、田余慶諸先生創(chuàng)立中古史中心的周折；想起10年前自己被推選為宋史研究會會長時友人的勉勵“應(yīng)該擔負的責任，總要去面對”；想起在我打算退縮時，身邊“再堅持一下”的聲音。我想，學校寄予我們的希望，就是帶給學人以希望。這是我們的責任。于是我和社會學系渠敬東教授等在無數(shù)同道友人的支持下，合力組建了北大文研院。我們以“涵育學術(shù)，激活思想”為宗旨，鼓勵沉潛涵泳，鼓勵從容創(chuàng)新；希望“近者悅，遠者來”，形成清新風氣，達致一流標準。在趨向功利化的環(huán)境中，爭取守護思想“凈土”，形成學人共同體，凝聚多方精華，建設(shè)更有國際競爭力的學術(shù)隊伍。

目前，我正在整理多年的課程講義。自己心心念念的是希望繼《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及《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之后，能再將近年有關(guān)中國古代信息渠道的想法形成新的文字。這個議題自20世紀90年代提出后，受到國際學界重視，相信具備引領(lǐng)新的研究方向的潛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