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年前，石一楓就曾如此總結(jié)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最大的經(jīng)驗就是能把個人敘述的風格與作家的社會責任統(tǒng)一起來，算是手段與目的的統(tǒng)一吧。”[1]對他來說，體現(xiàn)作家社會責任的重要經(jīng)驗恰恰在于，對不斷變動的社會現(xiàn)實的敏銳洞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岳雯將他視為“少數(shù)幾個對于當代生活有著巴爾扎克式的好奇心的作家”，進而斷言“當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2]縱觀石一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從《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到《借命而生》《心靈外史》，再到《漂洋過海來送你》《逍遙仙兒》，他的小說雖不乏通俗傳奇的敘事因子，但其內(nèi)在永遠回響著以賽亞·伯林那段關于“現(xiàn)實感”的卓越論述：“以巨大的耐心、勤奮和刻苦，我們能潛入表層以下——這點小說家比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構(gòu)成卻是黏稠的特質(zhì)：我們沒有碰到石墻，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每一步都更加艱難，每一次前進的努力都奪去我們繼續(xù)下去的愿望或能力?！盵3]

在近年來的小說中，石一楓開始有意識地聚焦媒介時代的新現(xiàn)實，以緬懷與憧憬的方式，嘗試聯(lián)結(jié)關于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獨特生活經(jīng)驗，由此建構(gòu)起我們時代平凡而深邃的生活“史詩”。2022年，他在長篇小說《入魂槍》（人民文學出版社）里呈現(xiàn)了一段關于電腦游戲的北京往事。中關村、海龍大廈，以及遙遠的校園時代，連綴起的是二十多年來電腦游戲發(fā)展的歷史。這個某種意義上的“元宇宙”的北京，激起的是我們關于現(xiàn)實與游戲這兩個不同世界的嚴肅思考。而他最新的長篇小說《一日頂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版）同樣涉及現(xiàn)實面向與“網(wǎng)絡化生存”的關系問題，同樣講述了虛擬空間的致命危險向現(xiàn)實世界加速“外溢”的重要風險。小說中，網(wǎng)絡“黑客”的入侵，讓塔吊軟件神秘失控，直接讓年輕的趙美娟送了命。面對歷史的創(chuàng)傷，有著中國“第一代網(wǎng)癮少年”之稱的胡學踐“賤爺”，其實一直在致力于解開其中的謎題……而網(wǎng)絡對現(xiàn)實的威脅，同樣發(fā)生在“賤爺”的兒子這里?！耙蝗枕斄鳌钡囊馔獗t，讓無數(shù)眼睛開始注視胡莘甌，這顯然令后者不再“自在”。發(fā)生在網(wǎng)絡世界的“看”與“被看”的恐懼，疊加現(xiàn)實世界里殘缺的童年、愛與照料的缺乏，以及不知什么時候就會陡然發(fā)作的“創(chuàng)傷應激綜合征”，共同構(gòu)成了年少的胡莘甌如何自處的難題，他在出走與尋找之間徒勞掙扎，卻終究獲得了成長的契機與啟示。這大概也是我們每個人面對媒介時代的現(xiàn)實難題與殘存希望所在。

《一日頂流》里小說人物走過的二十多年，正是媒介世界迅猛發(fā)展，令人感慨萬千的二十多年。小說的初始時刻，五歲的胡莘甌所面對的，還是世紀之交令他莫名畏懼的“千年蟲”。那個時候，李蓓蓓母親那個神秘的“電蛐蛐”，還是通訊聯(lián)絡的時髦物件。家用電腦與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正徐徐開啟，卻并沒有顯示出大張旗鼓的樣態(tài)；笨拙的486雖承載著人們關于未來的宏偉夢想，但全民電腦時代還遠未到來，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更是毫無跡象……然而，小說的“現(xiàn)實感”恰在于，它見證了從遙遠的BP機到如今“流量為王”的全媒體時代，從方興未艾的“網(wǎng)絡論壇”到現(xiàn)在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新紀元的跨越式變遷。作品集中呈現(xiàn)了“流量社會”里作為人類器官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當下時代人們須臾無法離開的科技世界與網(wǎng)絡生活，以及置身其中的我們對于自我和存在意義的執(zhí)著尋找。

一、“流量社會”的“看”與“被看”

《一日頂流》展現(xiàn)的從“網(wǎng)絡社會”到“流量社會”的新現(xiàn)實，其實意味著“一個新的社會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的形成?！傲髁可鐣钡尼绕鹚鶐淼纳鐣兓秋@而易見的。這一點恰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流量不是貨幣，卻可以非常直觀地表明人們對某種事物給予的關注度，它是群體注意力、流行、認同的信號，是引導資本以及各種資源轉(zhuǎn)移和集中的風向標”[4]。在“流量社會”里，“流量”成了“注意力經(jīng)濟”的稀缺資源，它甚至成為標示事物價值的某種社會安排，因此一言以蔽之，“流量”就是金錢。而“流量”的金錢邏輯，也不出所料地改變了個體的思考方式和行為選擇。小說里無所事事的胡莘甌，大學畢業(yè)找不到工作，不幸淪為“自由職業(yè)者”。好在托了“流量社會”的福，他還能跟著“發(fā)小”馬大合靠直播帶貨混口飯吃。既然是以“直播”為業(yè)，那么于他們而言，“流量”就成了衡量事業(yè)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為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馬大合為何如此“吃相難看”了。他在“商業(yè)利益”與“發(fā)小之情”之間的抉擇，讓作為陌生人的李貝貝也深感厭惡。在“流量”面前，不僅馬大合的思考方式和行為選擇發(fā)生了變化，我們也從這位“流量”經(jīng)濟的樸素的追求者身上，清晰看到了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形象。小說接下來出場的“熏醬西施”李貝貝，其實也早已懂得“流量”的可貴。甚至連身居農(nóng)村孤陋寡聞的“打工人”四舅，這位被資本“折斷了腰”的產(chǎn)業(yè)工人，也開始熱心于“直播”事業(yè)，懂得“流量”的重要。更別說小說后半段，家長們都懂得用“直播”的方式給“跟別人不一樣”的李蓓蓓施壓……小說中幾乎所有人都深諳一套“流量”的經(jīng)濟學。這些都足以見出泛濫的消費符號借助于數(shù)字化媒介和信息流動，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開的一場悄無聲息的殖民。

全民手機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讓普通人也有了觀看的權(quán)利，而人人皆可“直播”，也意味著人人皆有被看到的幸運。正如小說所言：“人生何處不視頻，眼睛們不僅看，而且拍，意在把他分享給更多的眼睛?！盵5]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人能像現(xiàn)在一樣，對于觀看有著如此的熱情，也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人，如此希望被他人看到。這是一個“人人皆要圍觀”“人人皆可成網(wǎng)紅”的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把自己“制造”成流量權(quán)威。就像小說里的胡莘甌，其實資質(zhì)平平，并無才藝可言，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能成為一位名人，然而恰恰是他，因為偶然一聲“誰來管管我”，讓屏幕前“圍觀”的人們歡聲雷動，一時間成為眾人傾慕的網(wǎng)絡“頂流”。由此也不難看出，“圍觀”的“底層邏輯”在于，普羅大眾的觀看更多源于一種“看熱鬧”的單純心態(tài)，并無任何生產(chǎn)性可言。

如我們所見，《一日頂流》里“求管哥”的“火出圈”，其實只是基于一次偶然的“失誤”，實屬諧趣和搞怪。這種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所描述的“偏愛圖像而不信實物，偏愛復制本而忽視原稿，偏愛表現(xiàn)而不顧現(xiàn)實”[6]的媒介狀況，固然讓普通人亦有機會被看到，一躍成為“網(wǎng)紅”，甚至扮演“頂流”，但這種媒介邏輯在打破固有社會結(jié)構(gòu)之余，也給個體和社會帶來了“普遍物化”的殘酷后果。事實上，當一種事物成了流量中心，它就不再是它本身，而是消費社會編排的表演者。就像小說中稀里糊涂的胡莘甌，成為“頂流”的他，已然失去了他的真實自我，人們所迷戀的“求管哥”，與真實的胡莘甌相去甚遠，毋寧說這讓他成為了“消費社會編排的表演者”。而且這種表演的機會只有短暫的一瞬，沒有任何人能長期占據(jù)“流量”的中心，按照媒介社會的傳播邏輯，一旦主體退出信息場，這一流量權(quán)威就會土崩瓦解。于是我們看到，當為“流量”所煩惱的胡莘甌有意躲避人們的目光，竭力退出漩渦中心一段時間之后，他便開始逐漸被人所淡忘，以至于讓人不得不感慨，“流量也有它的意志，說變就變，似乎一夜之間就不來了”[7]。僅僅半年之后，曾經(jīng)的“頂流”便成為“一具流量的死尸，甚至是一具流量的干尸了”，并不幸淪為“網(wǎng)絡挖墳的對象”[8]。這便是“流量邏輯”的殘酷之處：“網(wǎng)紅”和“頂流”的生活，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日頂流”的現(xiàn)實，大概也正好折射了“流量社會”的傳播特點：沒有人能夠做到“一日頂流，日日頂流”。

《一日頂流》不僅呈現(xiàn)了“流量社會”的現(xiàn)實狀況，折射了今天的“流量”寓言，而且尖銳地指涉了現(xiàn)實面向與“網(wǎng)絡化生存”二者的關系問題?！胺抡娴哪甏崩铮鎸嵉摹皟?nèi)爆”，讓虛擬之物看上去比真實更加真實。在小說中，我們能夠切實感受到網(wǎng)絡對現(xiàn)實世界的入侵、擠壓，以及虛擬空間的致命危險向現(xiàn)實世界的加速“外溢”。比如讓“賤爺”耿耿于懷的趙美娟之死，便源于網(wǎng)絡“黑客”的入侵導致的塔吊軟件的神秘失控，這大概正是兩個世界生死交鋒的絕妙隱喻。在小說接下來的段落中，胡學踐對虛擬世界的迷戀，他那難以自拔的“網(wǎng)癮”，以及由此而來的讓年幼的胡莘甌疏于照料，于他而言也并不完全出于“用另一個世界的滿來填充著這一個世界的空”[9]的目的，而是為了破解謎題，追尋真相。這一切的緣由，其實仍然來自網(wǎng)絡世界的致命危險所造成的情感創(chuàng)傷。

虛擬世界對現(xiàn)實的“入侵”，在胡莘甌這里也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耙蝗枕斄鳌钡囊馔獗t，讓無數(shù)的眼睛開始注視胡莘甌，這顯然令他不再“自在”。對他來說，“原以為另一個世界存在于虛幻之中，沒想到它不斷膨脹，侵蝕著真實的世界。那個世界不再是真實世界之外的隱秘角落，反而追得真實世界中的他無處可逃。那個世界本身已經(jīng)真實了起來”[10]。正因為如此，小說才出現(xiàn)了那個意味深長的段落，作為堂堂“頂流”的胡莘甌，竟然對“流量”這種“潑天富貴”采取了逃避姿態(tài)。為了他的“自在”和“清凈”，他滿世界尋找“沒人認識他”的地方。這里所體現(xiàn)的不僅如賀紹俊所言，是對阿多諾意義上的以消費主義方式實施思想控制的“文化工業(yè)”的反抗[11]，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xiàn)了對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觀霸權(quán)”的抵制。這里的“景觀霸權(quán)”，主要是指作為資本載體的景觀在新興媒介技術的幫助下，通過“不間斷的話語”“單邊的交際”等方式入侵了個體的現(xiàn)實生活，迫使其成為資本增殖服務的壓迫性力量，這其實意味著一種深層次的暴力。這種“暴力性”主要體現(xiàn)在，它試圖用單向度的“看”取代理性的“對話”，用活色生香的“物”來操控具體的人，這也正是“流量邏輯”的本質(zhì)所在。

所有人都著迷于小視頻提供的無意義的“快感”，加之無孔不入的商業(yè)文化的浸潤，一切都變得不可逆轉(zhuǎn)。這便正應了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宣告的：“電子媒介決定性地、不可逆轉(zhuǎn)地改變了符號環(huán)境的性質(zhì)。”[12]從這個意義上看，胡莘甌的逃避便具有了對這種景觀霸權(quán)予以質(zhì)詢和批判的微妙意涵。然而如小說所呈現(xiàn)的，他的逃避與尋找其實并不成功，他經(jīng)過從城市到鄉(xiāng)村，從寺廟到荒島的游歷之后，才赫然發(fā)現(xiàn)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是電子媒介的世界。這里最有意思的是，島上那群腰纏萬貫的“修行者”，那些躲避信號的“發(fā)呆黨”，他們“千篇一律的生活轟然崩塌，卻染上了共同的愛好，就是發(fā)呆”[13]。他們本是為了尋求清凈而來，卻終究難以忍受丟失信號的煎熬，因此當信號重新回來之后，這個臨時的聯(lián)盟頃刻間便土崩瓦解，但所有人都并不為意，因為他們終于又能重返文明世界了。這些似乎都在預示著，面對席卷而來的“流量社會”，躲避式的消極反抗恐怕并非正途。這也從側(cè)面印證了我們所置身的媒介現(xiàn)實，或許恰是那個人們時刻盼望著逃離，卻又終究須臾不能離開的，一個讓人既恨又愛、無法自拔的所在。

二、媒介時代的“怕”與“愛”

當然，從胡莘甌自身角度來看，《一日頂流》中他對“流量”的逃避，更多還是源于一種“被看”的恐懼。當他一不留神成為“頂流”，不得不承受屏幕前無數(shù)陌生目光的審視時，他一次次想起的是兒時令他畏懼不已的眼睛——“楊樹林里的眼睛”。而到了媒介時代，這種“看”與“被看”獲得了更加便利的形式，于是，“經(jīng)由另一個世界，眼睛們獲得了跨越晝夜的能力，又在追逐著他”[14]。

對于胡莘甌來說，“流量”之底層邏輯的可怕之處在于，它借無數(shù)眼睛的注視，獲得了一種勢不可擋的群體效應。這就不得不談到所謂“觀看”之道的詭異之處了。事實上，“觀看”名義上是一種主體行為，實則是受眾對于傳播物的被動接受，是視覺上的單向傳播。這種“看”因為拒絕一種理性對話的參與，而逐漸淪為基于看熱鬧的心態(tài)而展開的毫無理性的“吃瓜”與“圍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小說中“不一樣的”李蓓蓓遇到“麻煩”時，理性的交流顯然無法解決問題。萬般無奈的胡莘甌，只能以魔法戰(zhàn)勝魔法，用流量擊敗流量。從這個角度來看，“觀看”的心理學，其實只是源于一種“圍觀”的心態(tài)，而“圍觀”的“暴力性”在于，它顯然蘊含著一種無節(jié)制、無理性的“啃噬”力量。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小說所呈現(xiàn)的那種“圍觀”者的“彈幕”狂歡在胡莘甌這里所激起的巨大驚駭，“彈幕就像螞蟻大軍呼嘯而至，仿佛轉(zhuǎn)眼要將他啃噬成一副骨頭架子”[15]。胡莘甌所躲避的，也恰恰就是這種“圍觀”的“啃噬”。他的“怕”像“一塊堅硬的石頭”，“一旦水落石出，仍然硌在他的靈魂上”。[16]

在這個“流量為王”的直播時代，“短視頻”的注意力經(jīng)濟、全媒體與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加持，共同造就了如今“看”與“被看”的文化生態(tài)。在此之中，觀看其實意味著一種權(quán)力關系，誰有權(quán)力觀看，誰是被凝視的對象，顯然不是不言自明的，其中存在著顯而易見的權(quán)力等級關系。正因為“觀看”并不是可以輕易施展的權(quán)力，能夠“俯瞰方寸之隅”的，只能是“如神一般”的存在[17]，因此當網(wǎng)絡“圍觀”發(fā)生時，我們就不難感受到“圍觀”的主體——群眾——對于觀看權(quán)力的宣泄快感。當然，“觀看”在其狂歡與“啃噬”之外，其實也會滋生一定程度的創(chuàng)傷。正如小說中李貝貝的丈夫，也就是尾巴的父親，便是臭名昭著的“虐狗”直播的受害者。與此相反，“被看”則既包含著被看到的欣喜，也必然暗示出被凝視的冒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貝貝認為直播中存在著兩個自己，“一個怕被人看，一個渴望被人看”[18]。我們也不難理解，在“被看”的“流量”追逐之外，當跟蹤和監(jiān)視的勾當敗露時，在胡莘甌這里激起的負罪感，以及在李貝貝那邊油然升騰的被冒犯感。

在胡莘甌那里，“靜默如謎的眼睛”讓他無端生出一種“被看的恐懼”。然而細究起來，這種被凝視的痛苦，其根源也需從現(xiàn)實經(jīng)驗中尋找。對于胡莘甌來說，這其實源于一種“創(chuàng)傷應激綜合征”。對于母親的意外去世，年幼的他并非毫不知情，只是基于一種自我保護機制，而自動屏蔽了這段慘烈的記憶，這也構(gòu)成了他此后莫名恐懼的重要根源。事實上，這種恐懼其實疊加了一種刻骨的孤獨。在胡莘甌這里，“比怕更可怕的，是他必須孤獨地承受他的怕”[19]。正是因為恐懼和孤獨，讓他對于“管”有著熱切的盼望。轟動全網(wǎng)的“求管哥”，其隱秘的心理機制，或許正源于此。通過小說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母親的缺席和“網(wǎng)癮”父親的聊勝于無，胡莘甌從小就無比盼望某個能夠“管”著他的人。這里的“管”有著雙重含義，一是管理，二是照顧。其實不僅僅是管理和照顧，更包含對陪伴和安慰的渴求，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孤單。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胡莘甌把“管”和“愛”都混為一談。小說開頭，五歲的胡莘甌“愛”上了六歲的李蓓蓓，并非因為他過早地宣布了愛，毋寧說他過早地體驗到了孤獨。這其實源于一種情感的匱乏，可視作缺愛之人對愛與依戀的渴求。而他成年之后的“怕”，也與這種長期的孤獨與渴求息息相關?！八共慌埋R大合，而是怕那滿坑滿谷的人。人們的面目全變了，原來熟悉的現(xiàn)在陌生，原來和善的現(xiàn)在猙獰。再深究，其實他從小就怕，怕黑，怕風，怕千年蟲，怕楊樹林里的眼睛。在長大的過程中，那‘怕’曾被他擱置、遺忘，但并不意味著徹底消失?！盵20]在胡莘甌這里，喚醒“怕”的，正是他所謂的“愛”；而恰是因為陷在“愛”里無法自拔，他才命里缺“管”；又恰是因為“管”成了第一需要，他才拿“管”代替了“愛”。胡莘甌與“流量”的相向而行，某種程度上正是缺愛之人的逃離之旅。小說正是以這樣的方式，不斷回應著“怕”“管”“愛”這三者的復雜關系。

“求管哥”的“怕”與“愛”，或許正好折射出媒介時代的情感真相。正如胡莘甌最后所領悟的，“原來怕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人后天賦予的”[21]。這種“后天賦予”，指的便是個體的經(jīng)歷與成長環(huán)境。然而，個體不會永遠被“怕”所吞噬，不會總是受制于喚醒“怕”的“看”。面對“電子眼睛”與“人的眼睛”，我們總能找到克服恐懼的辦法。

三、人在媒介中成長

在一篇談論恐懼的文章中，蒙田對于令我們手足無措的恐懼情感有一個辯證的討論。在他看來，恐懼使我們喪失勇氣去盡責任與捍衛(wèi)榮譽，然而，恐懼也會顯出它最后的力量，使我們在它的驅(qū)使下，奮不顧身地顯示出勇氣?！兑蝗枕斄鳌酚幸馑嫉牡胤皆谟?，小說通過胡莘甌的逃離和游歷，讓他獲得了克服恐懼的重要契機，由此展示人物意味深長的成長軌跡。是的，小說生動刻畫了胡莘甌的變化和成長。離家出走的歲月，奇跡般地治愈了他的“怕”。到了故事末尾，我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他對一直恐懼不已的眼睛有了新的認識，“過去他覺得它們對自己充滿了窺探、嘲諷和叵測的居心，現(xiàn)在居然也能替眼睛們著想了——或許它們也有哀傷和困惑，也有各自的怕，正因無法承受，才把目光投向了他？”[22]逃逸與流浪過程中遇見的人與事讓胡莘甌日漸成熟，也讓他逐漸重拾回歸日常生活的信心。

更確切地說，胡莘甌的成長，體現(xiàn)的是人在媒介中的成長。在離開“紅樓”的日子里，他的世界被不斷打開，由此他獲得反思生活的重要契機，對于撲面而來的“流量”世界和極速變化的媒介現(xiàn)實，他終于見怪不怪了。正如有評論者所言，石一楓用一種“障眼法”的方式創(chuàng)作了一部“現(xiàn)實版的互聯(lián)網(wǎng)寓言”[23]。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胡莘甌比作《好兵帥克》里的帥克——一個流浪的二傻子，“面對未來，人類愈發(fā)乏力，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傻子為這個物種的價值劃定了最后一條護城河：做個人吧，起碼別讓機器比我們更像人”[24]。倘若我們對石一楓的小說稍有了解便不難發(fā)現(xiàn)，他特別善于塑造這一類包含著“單純”和“傻勁”的“流浪的二傻子”形象。這一形象有些類似于過往我們在談論其小說時經(jīng)常提到的，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25]。就像小說里的胡莘甌，“千年蟲塑造了他的愛，讓他像個娃娃一樣甘于奉獻”[26]。這無疑讓人想起了《漂洋過海來送你》中的那豆，那個二環(huán)都沒怎么出過的“胡同串子”，處處顯出街頭混混兒的“痞勁”，卻能為死去的爺爺拍案而起，甚至愿意漂洋過海，在遙遠的大洋彼岸舍命一搏。這顯然是石一楓的小說反復書寫的主題，作者自己也并不掩飾對這類人物的熱愛，“從小說里的人物選擇來看，胡莘甌更傾向于那些最基本、最樸素的人類美德，比如仗義、純良、有助人之心和同情的能力，我覺得他是個挺好的人”[27]。在他這里，對于“二傻子”的禮贊，恰是對這個時代的“愚鈍”與“笨拙”的禮贊。他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塑造那些無比善良，卻與時代價值背道而馳的人，由此證明其小說所暗藏的“近乎天真的道德熱情”[28]。

對于《一日頂流》來說，“流浪的二傻子”的成長，其實也包含著另一層含義，即“廢材”的再利用。就拿主人公胡莘甌來說，一個無所事事的無用之人，終于能夠派上一些用場，這未嘗不是成長的重要側(cè)面。對他來說，在經(jīng)過一番出走和游歷之后，曾經(jīng)的“廢材”不再畏懼自己“頂流”的身份，反而要借此做點有用的工作，這不正是成長的重要意涵嗎？正如小說最后我們所看到的，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與別人不一樣”的李蓓蓓解了圍，“將一場事先張揚的風暴消于無形”，這讓他覺得“再不需要落荒而逃了”，“我也不是個廢物”。[29]這位“流浪的二傻子”，用他的誤打誤撞，終究找到了個體存在的意義。

其實不止是胡莘甌，小說中的其他人，那些媒介時代的“廢材”們，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試圖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就像小說中的四舅，他在看似封閉的鄉(xiāng)村世界，也“覺悟”到“流量”的可貴，因為他篤定地相信，獲得“流量”，成為“網(wǎng)紅”，才足以證明自己并非廢物。“蝴蝶臉”的李貝貝，本是為整容才來到北京，但身體的殘缺，并不妨礙她的熱忱與仗義，最后她也同樣能直面自己的“無用”，煥發(fā)出更大的生命能量。甚至連慧行這個“機器小沙彌”，原本也只是一臺早已報廢的“送餐機器人”，因為“火鍋潑到身上，紅油燒壞了主板”[30]，竟然也通過AI“加持”，獲得了極大的“進化”，重新變得“有用”。

這里最富深意的當屬胡學踐和老申，對他們而言，同樣意味著“廢材”的重新利用。尤其是對“老神”（老申）來說，不僅是“廢材”的再利用，更意味著有罪之人的自我救贖。通過小說的隱諱展示，我們已然清楚，這個傳說中與“賤爺”神交已久的“老神”，堪稱絕頂?shù)碾娔X黑客高手。正因他早年間犯下了致命錯誤，直接導致塔吊軟件失控，才發(fā)生了那起駭人聽聞的慘劇，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便是胡學踐和胡莘甌父子。經(jīng)過多年的調(diào)查，“賤爺”顯然早已查明了真相，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選擇了寬恕，他的寬恕其實也意味著對“老神”將技術用作正途的誠摯期待。正如他對“老神”所勸慰的，“你要有心，用你的能耐再做點兒對別人好的事兒，就算把債還上了”[31]。不僅如此，當“老神”毅然去山里建水電站時，“賤爺”還惺惺相惜地與他展開了合作。為了順利解決水電站的技術問題，“賤爺”組裝了那臺性能強大的“數(shù)字堡壘”。正是在他的幫助下，“老神”將自己那“見不得光”的專業(yè)技能，運用到了為國為民的正道大業(yè)。后者開發(fā)了一套提高精度的新算法，解決了水電站機械模擬系統(tǒng)的改進難題。這對“老神”來說，不僅意味著“有罪”之人的自我救贖，也是對“賤爺”這一“廢材”再利用的成全。“二十多年，他存活于另一個世界，卻在這一個世界留下了壯觀的痕跡。他也做過對別人好的事兒，幫他做到的還是‘老神’?！盵32]他們從未謀面，卻互為因果，也彼此成全。因此，小說所講述的人在媒介中的成長，其實也意味著那些被社會所嫌棄的人與物，如何找到自己的價值與意義。

大概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石一楓對小說的感慨，“當了幾百萬年人，我們?nèi)匀辉趯W做人，可能‘學做人’才是人的本質(zhì)”[33]。這里的“學做人”，本質(zhì)上也意味著個體尋找自我的艱難旅程。這便正如胡莘甌所念叨的，“假如真有一個‘我’，我們都得慢慢兒找”[34]。獲得成長的他，終于告別了創(chuàng)傷，完成了與自我的和解。小說最后，胡莘甌在浩渺的網(wǎng)絡世界里聽到了智能機器人“慧行”給他講的廣播劇，驀然發(fā)現(xiàn)“對方復制了自己，讓自己在另一個世界里重新成形”[35]，這讓他不再恐懼，反而感動起來，AI的記憶修復與情感慰藉由此可見一斑。然而新的疑問和思考也隨之而來，當人工智能變得比人更了解人的時候，本真性的自我又該如何尋找？這或許正是石一楓為媒介時代的“怕”與“愛”提出的新的時代課題。

注釋：

[1] 李云雷、石一楓：《“文學的總結(jié)”應是千人千面的》，《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5年第10期。

[2] 岳雯：《“那條漆黑的路走到了頭”——讀石一楓〈借命而生〉》，《揚子江評論》2018年第2期。

[3] [英]以賽亞·伯林：《現(xiàn)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潘榮榮、林茂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

[4] 劉威、王碧晨：《流量社會：一種新的社會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浙江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5][7][8][9][10][13][14][15][16][17][18][19][20][21][22][26][30][31][32][34][35] 石一楓：《一日頂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頁、280頁、352—353頁、418頁、206頁、242頁、165頁、160頁、179—180頁、139頁、356頁、19頁、172頁、205頁、327頁、323—324頁、252頁、409頁、410頁、294頁、420頁。

[6] [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頁。

[11] 賀紹俊：《圖像時代的逃遁和尋覓——讀石一楓作品〈一日頂流〉》，《收獲》長篇小說2024冬卷。

[12] [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1頁。

[23] 雪櫻：《為“網(wǎng)生代”的愛與怕畫像》，《文匯報》2025年5月16日，第11版。

[24] 石一楓：《流浪的二傻子——長篇〈一日頂流〉創(chuàng)作談》，“收獲”微信公眾號，2024年12月21日。

[25] 徐剛：《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石一楓小說人物論》，《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評論》2021年第5期。

[27][33] 王雪瑛：《石一楓：“頂流”時代，如何做好一個人》，《文匯報》2025年2月7日，第5版。

[28] 徐剛：《“一楓式幽默”、巧合，以及小說里的道德熱情——關于石一楓〈漂洋過海來送你〉的閱讀筆記》，《當代文壇》2022年第3期。

[29] 參見石一楓：《一日頂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第327—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