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說過寫作和翻譯都是一種“辨認”。這是一種艱辛的辨認，也是一種會持續(xù)一生的辨認—— 在人生和精神之謎中，在不斷變化和混亂的語言文化中。回想這過去的幾十年，我自己就是一路辨認走到今天的。

當然，對一個有藝術責任感的作者來說，寫作不僅是一種辨認，還應是對這種辨認的確立、檢驗和堅持：讓它成為一種良知，一種語言的標準和尺度。

“眼光”是重要的。我相信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有著審美判斷力的民族，縱然我們在眼下看到的，往往不盡如此。一位資深文學編輯近來告訴我，時代變了，人們的趣味變了。是，我知道。但我同時也再次想起了阿赫瑪托娃當年在艱難歲月里對自己的告誡：“你的筆要僅僅追隨口授者?！?/p>

當然，我們都在變。問題是朝著哪個方向變。最近，一位詩人在讀我的《在洞頭》一詩時注意到這樣一句：“我們談著詩，好像什么也沒有發(fā)生”，并由此提出了問題。我回答說在我的寫作中，甚至在那些看上去充滿了“現(xiàn)實關懷”的詩中，都包含了對詩與世界的關系和詩人角色的思考，更確切地說，包含了對我們自身寫作的質疑和反省。

法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認為“語言的本質在于追問”。在我看來，語言的本質更在于它對自身的追問。

寫作是一種“辨認”，它還應不斷伴隨著這樣的自我追問，或者說出自這種追問。但愿我們不要喪失掉這種精神。

（作者系詩人、批評家、翻譯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