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楊慶祥的最新評論集《必將有人重寫南方》（花城出版社2025年10月版）新書發(fā)布會在2026北京圖書訂貨會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會場舉行。本次活動邀請《十月》主編季亞婭作為對談嘉賓，由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講師樊迎春主持，圍繞“新南方寫作”的概念提出、理論構建與創(chuàng)作實踐展開深入對話，為聽眾呈現(xiàn)了一場兼具思想深度與文學溫度的交流。

活動現(xiàn)場

活動嘉賓（左起）：季亞婭、楊慶祥、樊迎春

為何“必將有人重寫南方”？

《必將有人重寫南方》的書名靈感來源于詩人北島的詩句“必將有人重寫愛情”，而“必將有人”這一祈使句式，賦予書名強烈的召喚意味與行動指向。在楊慶祥看來，南方在中國歷史與文化敘事中長期處于“聲音微弱”的位置：“南方的方言很難發(fā)出高亢的聲音……南方往往是一種‘失敗者’的形象，同時又銳意改革。”他從文化結構的角度指出，南方的敘事常與“南渡”“南遷”相關，是一種“后退的敘事”，而北方則與“北伐”“北上”等前進性、宏大性敘事相連。

然而，“重寫南方”不僅是文學內(nèi)部的自我更新，更與地緣政治、全球話語權緊密相關。楊慶祥坦言，提出“新南方寫作”的最初動因之一是對南海問題的關注：“戰(zhàn)艦不能抵達的地方，語言可以先行確認?！彼J為，在全球話語格局中，“全球南方”仍處于弱勢甚至“失語”狀態(tài)，而“新南方寫作”正是試圖通過文學敘事，確立南方在文化、政治與精神上的主體性。

何謂“新南方寫作”？

什么是“新南方寫作”？楊慶祥強調，這并非一個封閉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地緣的、政治的、歷史的、審美的”復合體。它既指向中國廣東、廣西、海南、福建等地理意義上的南方，也延伸至“南方之南”的東南亞乃至更廣闊的“全球南方”區(qū)域。在樊迎春看來，“新南方寫作”具有三重意涵：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南方、審美氣質意義上的南方，以及作為方法論的南方。

季亞婭則從創(chuàng)作生態(tài)的角度指出，“新南方寫作”是“近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個理論概念的提出”，它不僅激發(fā)了創(chuàng)作熱情，更與當下許多作品形成了“神秘的互動”。她提到，許多作家——包括云南等傳統(tǒng)上不被視為“典型南方”地區(qū)的作者——都主動詢問自己是否可被納入這一寫作脈絡，顯示出該概念強大的包容性與召喚力。

楊慶祥進一步闡釋，“新南方寫作”具有鮮明的“臨界性”：它介于陸地與海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本土與世界之間。同時也是技術理性與宗族傳統(tǒng)、未來想象與文化根脈之間的辯證對話。

誰在重寫南方？

“必將有人重寫南方”中的“有人”是誰？季亞婭列舉了《必將有人重寫南方》下輯中重點探討的作家：鄧一光、黃錦樹、葛亮、朱山坡、蔡東、林森、王威廉、陳崇正、陳春成等，以及一批“新南方寫作”視野下的詩人。她特別指出，這些作家中不少并非“南方土著”，如王威廉來自西北、鄧一光來自湖北，但他們都在寫作中回應著“南方”的精神地理。

楊慶祥強調，“新南方寫作”不是戶籍意義上的寫作，而是一種“寫作氣質”與“文化姿態(tài)”，新南方寫作的海洋性和流動性密切相關，是現(xiàn)代視野下的一種全球化經(jīng)驗。樊迎春則提出，南方的海洋書寫區(qū)別于北方，它更側重于“面向世界”的開放性，與“全球南方”的政治想象息息相關。

季亞婭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在某次文學活動后，幾位云南作家主動詢問“云南能否加入新南方寫作”，理由是云南雖不臨海，卻擁有通往南亞東南亞的陸路通道，這個插曲生動說明，“新南方寫作”已超越單純的地理劃分，成為一種被廣泛認同的文化身份與創(chuàng)作路徑。

如何重寫南方？

《必將有人重寫南方》不僅是一部評論集，更被季亞婭視為“一部結構完整的專著”。全書分為上、下兩輯：上輯系統(tǒng)梳理“新南方寫作”概念的生成與理論闡釋；下輯則通過對十馀位作家作品的細讀，展開具體的批評實踐。季亞婭特別贊賞楊慶祥的批評文體，稱其融合了“高度凝練的詩歌式語言”與“具有洞見的理論分析”，在學院寫作與文學現(xiàn)場之間建立了新的批評范式。

楊慶祥透露，下一步他將與花城出版社合作編選《南方讀本》，進一步將“新南方寫作”理論化。同時，新南方寫作的國際推廣也在進行中——去年該概念在東南亞地區(qū)引起熱烈反響，今年還計劃在福州舉辦大型研討會，并繼續(xù)向海外傳播。

盡管楊慶祥對“全球南方”在現(xiàn)實政治中的處境表示憂慮，但他依然對文學的力量抱有信念：“戰(zhàn)爭也許會失敗，但故事會一直站在正義和真理的一邊?！狈簞t在總結中表示，新南方寫作既是地方性的回歸，也是面向未來的敘事實驗，“在車水馬龍、人山人海的喧囂中，文學依然在尋找自己的聲音與路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