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西南昌老城區(qū)丁公路那座建于20世紀90年代的小區(qū)，住了15年。書房的窗口，正好對著一棵枝丫虬結的老樟樹，老樟樹的下面，是一段老南昌的青石板路。每天晚上坐在書房，便和這棵老樹互相看著，日復一日地沉淀著過去與未來。開始寫《進賢倉》以后，我們的交流似乎更加頻繁，那些藏在樹影里的歲月、青石板下的往事，都順著目光流淌而來，直到《進賢倉》最后一個字落稿。

我生平第一次到南昌，是因為1993年夏天的一場詩歌大賽。那天，主辦方安排我們去參觀八大山人紀念館。當我的腳步剛剛邁入青云譜那座青磚灰瓦的院落，目光觸及朱耷筆下的禽鳥、孤寂的山石時，心中忽然泛起一陣強烈的震顫。這是我與南昌文人精神的第一次正面碰撞：那些看似怪誕的筆觸里，如此深刻地藏著一個文人的孤憤與蒼涼。從此，南昌對我來說，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符號，而是一座浸潤著文人血脈的城市，那些隱匿在弄頭街巷里的故事，連同八大山人畫卷里的那些墨痕，在我的心底最深處悄然暈染開來。

后來到南昌工作，天天走在岔道口西路的那段青石板上，聽人們講伶?zhèn)愒炻?、許遜治水的故事，才慢慢懂得，南昌城低調的內心藏著太多的故事，骨子里更有一股令人敬佩的“隱士氣”。從漢代懸榻拒仕的徐稚，到宋代躬耕隱居的蘇云卿，再到清初遁入空門的朱耷，這片土地始終是特立獨行靈魂的棲居之所。他們如深谷中的幽蘭，不慕塵世間的繁華，卻在歷史的暗角里堅守著獨有的精神根系。

在創(chuàng)作《進賢倉》之前，我?guī)缀跛械男≌f都盤桓在故鄉(xiāng)那片土地和與之相關的生活經驗里，直到我的“鄉(xiāng)紳三部曲”完成以后，心中有一個念頭不可抑制地迸發(fā)，我要寫南昌，不是作為背景去寫，而是要進入南昌的縱深，抵達精神內核。

我家樓下岔道口西路的路口，有一對老夫妻開了家小店，他們家獨創(chuàng)的紙包鵪鶉和鮮炒田螺，每天吸引著成百的食客，但他的店門口有一塊頗顯任性的木牌：酷熱歇業(yè)，嚴寒休市。每年到了那個時候，夫妻倆門一關，天南海北旅游去了。旁人都笑他們迂腐，有一次我甚至問了男主人，他的話讓我感慨良久：糊口而已，何必拼命？這種看似不合時宜的執(zhí)拗，恰是南昌文人精神的現(xiàn)代性投射。他們未必能背誦八大山人的詩文，卻本能地繼承了那種“超脫不阿”的生活姿態(tài)，這股不攀附、不將就的勁兒，像老樟樹的根，深深扎在南昌的土里，也讓我看清了《進賢倉》要追尋的風骨，那些過去的東西，有些會在當下延續(xù)，并終將通向遙遠的未來。

《進賢倉》就從這根里面艱難地生長出來。我一向認為，小說重要的不是真實性，而是要讓讀者感受到真實。進賢倉是一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街區(qū)，我在這條“街”里摳出了小說里的故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進賢倉街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那么重要。牛氏家族五代人，改朱姓為牛姓，卻不改骨子里的文人基因。我寫他們在時代洪流里的掙扎，不是想記錄歷史，也不是想為他們立傳，是想寫那些亂世里迷茫和堅守的人們，在過去命運與個體選擇的碰撞中，產生能觸動讀者強烈共鳴的東西。

汪曾祺先生曾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對此，我深以為然。我長期在機關從事文稿撰寫工作，程式化的語言慣性讓我此前的作品屢被詬病缺乏文學質感。為了擺脫“公文腔”的束縛，我重新拿起那些中外經典名著，研讀他們的語言特色。經常到南昌的老茶館，聽老人們講“倉前倉后十八巷”的掌故。夏天的夜里，我會到人員密集的老福山立交橋下面，收集那些帶著江風與稻穗氣息的俚語，記錄老人們充滿地域特色的對話。我甚至還會模仿牛淼有的語調與朋友交流，讓對話里流淌著老南昌的原汁。

《進賢倉》寫完了，我常常看著窗外的那棵老樟樹發(fā)呆。老南昌的話、進賢倉街的風還有那些藏在歷史里的魂，借著我的筆流出，如同一列滿載歲月傳奇的火車，從時間的縱深處向我們駛來。在這個短視頻、直播深受歡迎的時代，講述一段這樣厚重的百年故事，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我仍然固執(zhí)地認為，越是碎片化閱讀時代，能夠讀這種有歷史感故事的人，都是這列火車中有緣的乘客。我只是一個故事的轉述者，把老樟樹的私語、青石板的記憶變成了文字。至于好不好，我不知道。只知道書房外的那棵老樟樹又抽了新芽，根須深深地扎在泥土里，攥著那些欲說還休的年月。而我，想著把這些年月舒緩地攤開，讓更多的人看見其中深藏著的微光。那應該是過去與未來在當下交匯的回響，也是生活與文學碰撞后，產生的永不熄滅的光芒。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