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的民族文學研究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緊扣構建中國民族文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使命，在民族文學理論評論、作家作品研究、史詩學研究等方面積極回應時代命題，呈現出各民族文學與時代深度共鳴、共情、共振的生動圖景，為新時代民族文學的繁榮發(fā)展注入強勁動力，充分彰顯了民族文學凝心聚力的獨特價值。

多元一體視域下的民族文學批評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文學研究成為年度學術熱點。韓春燕、顧吾玥的《感官詩學下少數民族抗戰(zhàn)敘事的情感圖式》將少數民族抗擊日寇的書寫納入總體性抗戰(zhàn)文學圖景，從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多個維度豐富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zhàn)的史詩篇章。衛(wèi)才華和馮晶的《“組織起來”的戰(zhàn)時文藝：太行根據地盲人宣傳隊的改造和實踐》、郭沁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滇緬公路文學重塑的多樣性》、馬梅萍和石彥偉的《國家至上：抗日救亡中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自覺——以回族抗戰(zhàn)文學作品為中心的考察》、司國慶的《新世紀少數民族抗戰(zhàn)小說的歷史敘事與美學創(chuàng)造》等文章，從不同視角闡釋了抗戰(zhàn)語境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箲?zhàn)時期民族文學的多樣化在場，為中華民族的集體抗戰(zhàn)記憶注入了多元聲音。

在人工智能迅猛發(fā)展的時代，民族文學批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和機遇。李長中的《口頭傳統、交混性文本與民族文學批評的再反思》認為，民族文學批評不能再受限于作家的文學批評范式及其話語慣性，不能再將其納入“口頭/書寫”這一等級論批評邏輯。文章立足于民族文學與口頭傳統互嵌所形成的交混性文本，倡導一種基于口頭維度的批評方法。朱斌的《共同體視域下的民族文學研究反思》認為，民族文學研究應遵循由“內”而“外”的研究范式，秉持真善美有機統一的評價標準，探討當代民族文學在表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認知意蘊、倫理傾向和美感體驗。面對網絡文學的崛起，江濤的《從民族敘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中國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狀》觀察到這樣一種趨勢，即在“網絡性”不斷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背景下，創(chuàng)作主體開始由民族敘事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轉型。這種鮮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很多學術著作和學術實踐中都有體現。例如，劉大先、邱婧主編的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多元一體視域下的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叢書”（第二批）系統梳理了我國多民族文學交融共生的歷史脈絡與當代圖景，是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學術回應與實踐擔當。2025年10月，新時代民族文學與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研討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2025年會）在西藏民族大學舉行，150余名學者聚焦構建民族文學自主知識體系，圍繞民族文學學科建設、民族文學理論、口頭詩學、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研究及數字技術賦能民族文學發(fā)展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文學力量。

史料整理與期刊研究成為追溯民族文學共同體基因的學術路徑。徐姍姍的《覺醒年代少數民族的辦刊實踐與建黨精神——以〈蒙古農民〉為例》一文，研究闡釋了該刊物的創(chuàng)辦思路、欄目架構、采編形式等，深度追溯了中國共產黨在開展民族工作時的思想宣傳動員方式。吳子璇的《“百花時代”漢語文學期刊與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提出，“百花時代”的漢語文學期刊都主張加強對民族文學的發(fā)掘和對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培養(yǎng)。海曉紅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建設的近代少數民族文學實踐》一文認為，民族文學史料不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文學鏡像，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原生性話語資源。李曉峰的《論少數民族文學史料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建設》提出，民族文學史料研究應在史料體系、研究方法上加以創(chuàng)新，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建設提供更多史料資源和思想智慧。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聲音”“影像”等感官體驗也深度參與構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認同與集體記憶。梁昭的專著《聲影流轉：“十七年”中國少數民族電影歌曲研究》聚焦“十七年”時期中國民族題材電影中的聲音元素，緊扣“聲”與“影”的結合，深刻闡釋了“流轉”的三重動態(tài)意涵，即電影內部聲畫的敘事配合、歌曲借助廣播與唱片跨媒介傳播至大眾生活的軌跡，以及民間原生音樂經國家“規(guī)范化”重塑的文化變遷過程。宋穎的《民族文學的傳承、創(chuàng)新與影像表達研究》一書以民族影像表達的實踐和個案為突破口，觀察敘事傳統在情感、故事、時間和空間等維度上的表達特點，在多學科交叉點上探索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表述。

講好中國故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獲獎作品作為中國故事多元表達的重要載體，呈現出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多重面向。學界圍繞獲獎作品展開系統性評析，丹珍草的《新文本秩序與當代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轉型——以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獲獎作品為中心》、李靜的《“發(fā)展”與“融合”：“中國故事”的文化動能——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長篇小說獲獎作品綜論》、烏蘭其木格的《當代少數民族長篇小說的詩學建構及其內在缺憾——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長篇小說綜述》和《萬物的秘響與人世的求索——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中短篇小說評述》、曾攀的《地方形態(tài)、精神突圍與生命重塑——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獲獎詩歌評述》、史玉豐的《跨文體寫作：當下散文創(chuàng)作的實踐、路徑及其啟示——以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獲獎散文為例》、黃菲蒂的《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的“中國形象”建構——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報告文學獲獎作品綜論》等文章，分別以第十三屆駿馬獎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為例，對當下民族文學實踐、創(chuàng)作特征、敘事模式與跨文體寫作趨向作了鞭辟入里的評述。烏·納欽的《主旋律引領下的多聲部共鳴——從語言角度看中國當代民族文學的功能與意義》從語言學角度切入，認為中國當代民族文學以穩(wěn)定而豐富的多聲部奏響了堅毅恢宏的時代主旋律，對內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外有助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2025年11月，“中國文學盛典·兒童文學獎之夜”在湖南長沙舉行，蒙古族作家許廷旺的《額吉的河》、土家族作家諾亞的《白夜夢想家》摘得此項榮譽。梁鴻鷹在《草原之愛與成長之美的交響——讀許廷旺的長篇小說〈額吉的河〉》中寫到，作品以“三千孤兒入內蒙”為題材，通過描繪他們適應草原生活、感受跨越血緣與地域的無私大愛的過程，深刻詮釋了愛、責任與成長的主題。

2025年，適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成立70周年、西藏自治區(qū)成立60周年，文學創(chuàng)作繁花似錦，文學研究碩果累累。《阿來研究》推出“天山文學獎”暨新疆民族文學小輯，鄒贊、梁鑫鑫的《“文學天山”的崛起與“文學新疆”的經驗表達——以首屆“天山文學獎”為考察對象》重勘資深作家、中堅力量和新生代作家深耕新疆的優(yōu)秀創(chuàng)作，以跨地域視野構建新疆文學的新維度；雷鳴的《文學如何轉譯可信賴的國家記憶——論阿舍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認為，《阿娜河畔》既展現了屯墾戍邊的史詩性，又關注個體的心靈脈動，使國家記憶具有厚實的生活質地，探索了宏大敘事轉譯的新可能；羅宗宇的《文化底色、生活原色與時代亮色——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創(chuàng)作論》認為，葉爾克西以哈薩克族民俗、民間文學與民族性格為文化底色，以新疆北塔山邊境草原的原生態(tài)游牧為生活原色，以時代變遷、脫貧攻堅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時代亮色，用現實主義筆法構建了獨特的北塔山文學世界。王蒙的新疆小說、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說、周濤的散文、李娟的阿勒泰書寫，也成為重讀重釋的優(yōu)秀文本。劉洋、顏亮、趙延的《走向繁榮的60年：西藏當代文學藝術意象流變研究》以西藏自治區(qū)成立60年為時間軸，全面梳理西藏當代文學藝術的意象流變。

少數民族作家以獨特的地域體驗與文化視角，拓展了生態(tài)文學的敘事空間與維度。阿來的《大河源》是一部融合了生態(tài)書寫與文化尋根的非虛構作品，王春林、劉玥玥的《聚焦于“大河源”的生態(tài)與文明思考——評阿來長篇非虛構文學〈大河源〉》從地理溯源、生態(tài)觀察、文化記憶三個維度對作品展開評析，認為作品在呈現高原自然生態(tài)的壯美與治理實踐的同時，也梳理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歷史記憶。鄧家鮮、張霽薇的《西南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生態(tài)意識研究》一書從生態(tài)美學的角度，分析西南地區(qū)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生態(tài)意識，挖掘其文學價值。朱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視野中生態(tài)文學創(chuàng)作的審美追求——以〈山巔之村〉為中心的考察》、王丙珍的《赫哲族作家文學的生態(tài)審美價值》、陳佳冀的《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動物敘事的本體論轉向與文明啟示》均立足民族文化語境，將地方性知識轉化為生態(tài)批評的本土資源。

就地方書寫而言，亦有學者深耕民族文化，立足地方路徑，形成地方性與民族性相結合的研究格局。崔榮的《大地繁花：中國多民族文藝風景掃描》一書對藏族、蒙古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等民族的文藝創(chuàng)作、中國當代民族文學中重要文體的發(fā)展以及少數民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流變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評論。鐘世華的《思想深處的漫溯》一書根植于廣西文學和民族文化資源，既有對少數民族新作家、新文本和新現象的觀察，也有對經典作家作品的再解讀，全面呈現了廣西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面貌、新趨勢、新成就。徐俊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當代云南民族文學的邊疆景觀敘事》一文認為，重塑邊疆景觀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路徑。值得一提的是，學界對作家群體關注與研究不斷深化，如草原十二騎手、小涼山詩人群、西海固文學群體、甘南詩人群、新疆沙灣作家群……這些作家群體的崛起為民族文學話語體系的豐富提供了堅實支撐。

重溫經典與作家作品的多元闡釋

重溫經典、致敬大家，有助于破解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困境，更好探索民族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2025年5月10日，“《百鳥衣》發(fā)表70周年暨韋其麟作品研討會”在廣西南寧舉行，《南方文壇》同步推出劉大先、田海林、劉鐵群等人的系列文章，對《百鳥衣》的創(chuàng)作背景、藝術價值及經典化歷程作出重新闡釋，為當代文學如何新變提供了借鑒。

老舍和沈從文是兩位不能忽視的重要作家，相關研究也不斷推進。黃曉娟、羅瑩鈺的《傳統賡續(xù)與現代革新之間——老舍與沈從文小說女性主體的啟蒙意識辨析》一文認為，老舍和沈從文通過不同女性形象的生存際遇，講述著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互動，在此過程中逐漸生成獨特的啟蒙圖景。傅錢余的《論青年老舍的世界意識——以成長小說〈二馬〉為中心》一文回到老舍的青年時期，認為老舍具有超越許多同時代人的冷靜心態(tài)和世界意識，他由自身的精神困惑進而聚焦和思考文化與個體的關系、人的生存意義以及超越文化偏見的方法。

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以自身的生命體驗與獨特視角，書寫著屬于女性的特有故事與情感。徐阿兵的《文學經典作為“技巧化存在”——重讀〈穆斯林的葬禮〉》認為，霍達雖強調情感的重要性并主張“最高技巧是無技巧”，但實則是充分運用技巧的。劉軍的《從邊地人文地理勘察到生態(tài)主題的確立——葉梅散文論》將葉梅的文學創(chuàng)作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其生態(tài)散文多聚焦生態(tài)修復題材，并從中觀照“地域感”背后的生態(tài)觀念，以及人與自然如何重新走向和諧。崔曉艾的《“莊重”與“輕盈”的交響——“70后”朝鮮族女作家金仁順的輕逸美學實踐》認為，金仁順通過“輕”化主題、“輕”化文體和“輕”化敘事語言的方式，以輕逸的審美實踐呈現出溫柔中蘊含凌厲的創(chuàng)作風格。

邱婧、李薇的《詩人的文化身份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國際譯介——以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詩歌翻譯與傳播為例》通過多重視角，深入探討了少數民族詩人的文化身份與民族文學的國際譯介問題。任淑媛、李冬旭的《文學傳統、縣城文學與新大眾文藝——由〈青白石階〉引發(fā)的思考》寫到，《青白石階》深受西吉文學傳統的影響，以“自傳”為書寫路徑，運用色彩建構出“青白世界”，提供了“平視”世界的視角。聶章軍的《“有聲的鄉(xiāng)村”與走入人群的寫作——李約熱近年創(chuàng)作轉型論》觀察到，李約熱新近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借用傳統說書技藝、汲取民間資源后，一個“有聲的鄉(xiāng)村”開始浮現。龍珊、楊芳園的《人民性的堅守與高揚：景宜創(chuàng)作論》認為，景宜的作品從對白族人民生活的現代審視，到對西南多民族發(fā)展歷程的紀實書寫，再到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視聽化表達，體現了對文藝人民性的堅守與高揚。此外，賀紹俊的《藝術的活力來自對生活的凝視——讀潘靈的小說〈半農興窯記〉》、卓今的《鄉(xiāng)鎮(zhèn)空間的政治美學與日常詩學——讀紅日的長篇小說〈姐夫同志〉》、嚴迎春的《〈神變圖〉與現代人的精神困境》等文章，精準捕捉了所評新作的藝術特質與思想內涵。 

口頭詩學與民族文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2025年，中國學者立足中國實際，提煉中國史詩研究的本土話語，努力構建史詩研究的中國學派。朝戈金的《洛德〈故事的歌手〉：在古典學和人類學之間》深入文本勘探，系統闡釋洛德如何革命性地改變了古典學關于古希臘文學特別是荷馬史詩的陳舊認知，進而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口頭詩歌的理論體系和工作框架；其《民間智慧的形式，口頭詩學的精髓——弗里“自創(chuàng)諺語”申論》一文，則為理解口頭文學的獨特價值、糾正書面文學中心主義偏見提供了重要視角。筆者的《口頭詩學的田野：中國民間文學的方法想象與本土實踐》認為，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應當立足于田野實踐，借鑒吸收外來理論方法，催生出扎根于本土實踐的方法論體系，不斷推動中國民間文學理論的建構。董秀團、王自梅的《何為梅葛：回到彝族敘事傳統的考察》一文厘清了彝族敘事傳統的本真面貌和傳承邏輯，劉啟濤的《口頭傳統與彝族漢語新詩的美學特征》和楊建軍、梁增凱的《賡續(x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民間文化根脈——論“三大史詩”的當代文學轉化》為史詩的現代性轉化提供了典型案例。

為在國際史詩學術格局中發(fā)出中國學人的聲音，讓各民族的史詩傳統得以維系和延續(xù)，學苑出版社推出“中國史詩學叢書”。其中，2025年出版了吳剛的《達斡爾族英雄史詩研究》、屈永仙的《章哈演述創(chuàng)世史詩研究》、巴合多來提·木那孜力的《烏恰縣史詩演述傳統研究》等。該叢書立足于民族史詩傳統，以扎實的田野調查為基礎，結合現有書面文本、演述記錄、田野訪談等資料，深入探究民族史詩的傳承與演變。另外，倫珠旺姆和徐文娣編著的《〈格薩爾〉女藝人研究及玉梅文獻輯錄》、敖敦胡的《西方〈江格爾〉研究》、劉洋的《西南史詩文化研究》等著作深植于本土文學實踐，擴展了中國史詩學的研究視野。

2025年4月7日，國際史詩學大會在希臘雅典舉行，與會各國學者以“史詩傳統與文明交流互鑒”為主題，深入探討“史詩研究及其跨文化交流”“數智時代史詩的保護和傳承”“世界古代史詩與早期歷史研究”“文化遺產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等議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民族文學研究》《文藝研究》先后推出一系列文章，為世界史詩研究提供了本土實踐和理論視角。陳崗龍的《荷馬東來與江格爾西征——〈江格爾〉與荷馬史詩的交流互鑒》通過平行比較《江格爾》中的篇章《哈拉克納斯之部》與《伊利亞特》的內容和主題，揭示了東西方史詩的交流互鑒軌跡；玉蘭的《論江格爾史詩的征兆敘事》剖析了江格爾史詩征兆敘事的表現形式、結構與功能及演述空間的形成；劉大先的《荷馬在中國：作為當代文學的格薩（斯）爾》認為，對《格薩（斯）爾》的搜集、整理、翻譯、研究、傳播與多媒體形態(tài)創(chuàng)新，使其從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話語中超越出來，成為一種融合口頭、書面與數字形態(tài)的“當代文學”。一些西方學者也分享了世界史詩的田野案例，為中國研究提供跨文化參照。

綜觀2025年度民族文學研究，在文化交融、文明互鑒日益顯著的時代背景下，學界涌現出一批兼具理論深度與文獻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對文學現場的觀察與批評，也有對經典作品的重溫與重勘；既有對文學史料的體系化梳理，也有對民族文學理論的自主探索；既有對邊地書寫、生態(tài)文學的持續(xù)關注，也有對文學批評、文學制度的深刻反思……研究視野不斷拓展、學術積淀愈發(fā)深厚，為民族文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奠定了學理根基。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