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空間問題，長期以來備受作家關注。上世紀40年代張愛玲筆下的香港“華美而窒息”，聚焦于階級性矛盾。到了西西筆下，如韓雅婷研究所述，《我城》弱化時間，強化空間，將空間“場所化”，把香港的地名轉化為可辨識的文本地圖，令抽象的“香港空間”具體化。2024年，香港“90后”女作家程皎旸出版小說集《烏鴉在港島線起飛》，其中，《烏鴉在港島線起飛》《另一種空間》《紙皮龜宅》《金絲蟲》四篇小說，承接前人筆風，以魔幻物象對抗“物質”與“社會”的困局，透過通勤、居住、養(yǎng)育等生活場域的微觀機制，進一步描寫“香港空間問題”。

“空間”何以成為命運的杠桿

程皎旸筆下的空間并非抽象名詞，而是日常度量，一百尺臥室、兩百尺改裝屋、三百尺公屋、九百尺幻景。這些數(shù)字呈現(xiàn)出一種壓抑的無力感?！读硪环N空間》以“水晶球”作為導線，開門見山地指出，空間等于“生活質素”。敘事者自述深水埗麒麟閣僅百尺套房，屋內發(fā)黃的四壁，以雜志海報筑成的牢籠，年年上漲但仍“未過萬”的房租，直至女主角有此一問：“寶寶出生后應該在哪里生存？”小說以“養(yǎng)育”這項最親密但最脆弱的社會功能，利用水晶球內部推演出一個九百尺的理想育兒空間，仿佛將居住條件的赤字補齊。這種反差明確顯示“空間不足”如何轉化為“養(yǎng)育焦慮”，這種親密需求，最終化為“痛點商品”。

《金絲蟲》中主角退租市區(qū)的一百尺套房，避開金錢掛帥的商業(yè)社會，遷往離島的“美涯村”。這次移居表面是“退讓以獲得喘息”，但遠離煩囂的浪漫生活只維持了半個月。兩個月后她發(fā)現(xiàn)所處的美涯村小居同樣被資本嚴重蠶食，無奈遷回月租更昂貴、條件更嚴苛的小單間。短短數(shù)月，兩度搬遷，程皎旸筆下的空間，從來不只是一處處房間，它也是一個以租約條款、房東信用、工作證明共同搭建的治理場。

《紙皮龜宅》中，曾風光一時的大學教授艾琳同樣面對此問題。她的房屋，推門即是全部，兩百尺存放了鞋柜、洗碗池、迷你冰箱、折疊餐桌、計算機桌、床。床推起成沙發(fā)，將“睡”暫存為“坐”，空間于是從夜晚切換到白晝。她的房間不只是住所，更是以老年之身與城市談判的界面，她的狹小空間為小說的龜宅與老年問題作了鋪排。

以上三篇小說共同把“空間”寫成命運的杠桿，百尺到九百尺，面積即“生活質素”?！读硪环N空間》將不足轉化為養(yǎng)育焦慮，以水晶球作理想修正?！督鸾z蟲》揭示出搬遷與退讓也被租約與信用治理，喘息轉瞬即逝。《紙皮龜宅》把尺度壓力落在老年身體上，折疊成為生存技術。空間不再是背景，而是把親密、遷徙與尊嚴鎖在同一套資本機制中的主角。

“看見”與“被需要”

《紙皮龜宅》中，句句不提“孤獨”，句句不離孤獨。數(shù)萬字的小說唯一一次提及“孤獨”二字，是“如此說來，獨居老人不再孤獨”，孤獨老人由“被無視”，到“被看見”，再到“被利用”。城市對老人的態(tài)度猶如視覺隱形，駝背的拾荒者蹲在垃圾桶邊、店鋪門口。她們的身影在小說開始，即被比擬為“蝦仁”“烏龜”，與快步流動的上班人流錯位。小說中的編劇老師艾琳，揭示了孤獨老人從富裕到落魄的下滑軌跡。

小說中隱喻，“被無視”不能變成習慣，老人始終渴望被看見，乃至被需要。故事中米婭為了開啟“龜宅”，三次咒語皆是“虛假求愛”。第一次是約“阿媽”茶聚，老人“嘴角卻流淌孩童般無知的笑意”；第二次是詢問“阿媽”秘密，老人“好似見了糖果的孩子，眼睛頓時亮了”；第三次是向“阿媽”申請外出，老人“乖巧點頭”。盡管“阿媽”已經失憶與老年癡呆，哪怕她知道米婭的虛情假意，仍舊敵不過被需要的感覺。

故事中主角為了替“陸龜俠”的廣告選角，同樣虛情假意聯(lián)絡老教授艾琳，說了老套的一句“好久不見了……約你飲茶呀。想你”。一句“想你”令艾琳無從拒絕，甚至急切想獲得看更大叔的認證：“我學生，特地來看我的！”從“初代龜宅”到“艾琳”皆反映了老人渴望“被需要”。

在米婭與財團的安排下，孤獨老人被“真人動漫化”的柔軟方式抹除痛感，當“龜”與“俠”這兩個文化符號疊合，苦難被轉譯為“被利用”的超能力?！瓣扆攤b”還承擔了“照護者”的雙重負擔，既是房東，又要煮飯洗衣打掃?！皢紊碇髁x”的艾琳年老后，同樣面臨受騙風險。以房養(yǎng)老原是公共政策中可運用的工具，但當它落入商業(yè)中介的金融產品中，最終淪為債務風險，人們無奈委身為“陸龜俠”的一員。

水晶球里兜售的幻象

《另一種空間》以“水晶球”為核心物象，帶出年輕人的生育焦慮，為何家庭無法在城市中以合理成本獲得基本面積？在地狹人稠、租金攀升、公共育兒資源不足的條件下，水晶球呈現(xiàn)了一種香港父母“理想”的育兒環(huán)境。

水晶球不僅出售“更大的房間”的幻象，還出售“更好的起跑線”的承諾。教育與養(yǎng)育從“親子的相處與模仿”，轉化為“物質的功能與配置”，故事中“帶有宮廷帳子的嬰兒床……配套的菲傭也是從陽光中介請來的”。豪華嬰兒床加配菲傭，組成了一張“家庭育兒”的“標配”。以傭人取代父母的關懷，暗示了兒童心靈扭曲的前期構成。

在居住環(huán)境外，兒童的成長環(huán)境亦深深影響下一代。故事中的“小鹿”逃避爸爸的木棍，藏匿在后巷抽煙，在太子酒吧狂歡，活在龍蛇混雜的旺角區(qū)。這里的教育不只是學校的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穿西裝的上班族、電梯里的老頭、扛貨的男子、推車的婆婆，都是“社會課”的現(xiàn)場教師。

隨著個體的成長、對空間的競爭，小說中暗示了一種悲哀現(xiàn)象?！拔覀儚牟挥X得這個空間有什么不妥，身邊大多數(shù)朋友都租著跟這差不多大的屋子──總好過那些擠在三百尺公屋與父母兄弟姐妹搶空間的寄生蟲?！辈簧倌贻p人寧可搬到百尺劏房，也不愿成為故事中的“寄生蟲”。這種現(xiàn)象成為青少年與父母分離的最后一絲“推力”。

這些“內供給”與“外供給”的共同影響，觸碰了性與生育層面的社會。主角與小鹿遲遲不結婚的“試愛文化”，年輕人面對社會異化衍生的“躺平文化”等，這些并非“道德敗壞”的證據，而是年輕人對資源稀缺作出的反應。這種因空間導致的問題，早在白洛1982年的香港小說《買樓記》就有所指，《另一種空間》像是一種回應，說明了空間問題對當?shù)鼐用竦拈L期困擾。在程皎旸筆下，空間是主角，它把親密、遷徙、尊嚴與秩序緊扣于同一資本邏輯之中，最終把“何為正常”的審美之問轉化為香港小說的空間探究。

（作者系香港都會大學文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