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閻剛長期生活、工作在鄂西土家族聚居區(qū)，他聚焦湖北清江小鎮(zhèn)“河口”的新作《水土能服》，將20世紀70至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歷史變遷與時代希望，凝練于鄂西小鎮(zhèn)這一極具象征意義的空間之中。小說以宋一剛、吳新、鄭聯生、姚玉蓉、王會珍等一批小鎮(zhèn)青年的命運軌跡為主線，通過他們的成長與抉擇，在鄉(xiāng)土性與現代性的交織中，細膩鋪展改革浪潮下鄉(xiāng)土社會的轉型圖景。作品憑借深厚的歷史質感、多維的人物塑造和豐富的意象系統(tǒng)，實現了對普通人命運與大時代變遷的雙重觀照，堪稱以微見著、以人寫史的優(yōu)秀鄉(xiāng)土敘事。

從書名來看，“水土能服”本身即構成一個極具張力的哲學命題，成為解讀整部作品的關鍵。這一標題蘊含了兩個層面的哲思：一方面，其字面意義指向個體對時代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說到“水土能服”，大家都會聯想到“水土不服”一詞，作者刻意反意為之，旨在揭示個體在劇烈變動的時代浪潮中如何尋求生存這一問題。例如，小說中稱為“河口能人”的宋一剛、吳新等人物，輾轉于鄉(xiāng)土、省城、資本等之間，最終在改革浪潮中立足。他們的成功恰恰是“服水土”的一個鮮活例證。

另一方面，“服水土”更深層地追問人與故土的共生關系。例如，鄭聯生在肝癌晚期重返河口與故鄉(xiāng)告別、宋一剛在歷經漂泊以“風光”之姿回歸家鄉(xiāng)等關鍵情節(jié)，皆暗示生命的某種“圓滿”感。也就是說，唯有歸依水土才能獲得一種生命的圓滿。此種“歸依”并非簡單的物理回歸，而是在外漂泊的靈魂對他們精神原鄉(xiāng)的一種回歸。

“服水土”可以看作全書的文眼。當小說結尾宋一剛擲地有聲地宣告：“我宋一剛從這里風風光光地走出去，不又風風光光地回來了？”這聲反問也是閻剛借人物之口發(fā)出的現實之思：真正的“風光”不僅在于外在的成就，更在于身處異鄉(xiāng)的漂泊靈魂最終歸依水土，“服”下了那一劑名為“故土”的藥方。書名“水土能服”正是對此種生命哲學的有力表達。

創(chuàng)作中，閻剛始終將“河口”建構為其文學世界的精神原鄉(xiāng)，這一空間承載了多層的象征意涵。首先，作為情感與記憶的載體，河口象征著作者深厚的鄉(xiāng)土認同與懷舊情結。閻剛曾在《或許是鄉(xiāng)愁》一文中這樣寫道，盡管其《河口紀事》《水土能服》等作品創(chuàng)作于城市語境，但其“文學的原鄉(xiāng)”始終指向哺育他的“河口大地”。他還進一步自述：“我從事業(yè)余創(chuàng)作幾十年……我的筆觸大都集中在兩江交匯的河口地帶，這幾乎成了我創(chuàng)作的全部”，并致力于塑造“一組組河口人的群像”。這些表述凸顯了河口作為地理空間的基礎性意義，表明河口已成為作家重要的創(chuàng)作源泉。

在具體書寫中，閻剛大量融入具有鮮明河口地域色彩的文化符號。比如，小說開篇就寫到吳新喝了“河口特有的鍋巴稀飯”，還有“甲魚火鍋”“魚頭火鍋”等意象也在小說中反復出現。這些鄉(xiāng)土元素凝結著河口這片土地對于主人公和作家的雙重滋養(yǎng)。同時，小說中的環(huán)境描寫也極具鄉(xiāng)土色彩。受沈從文、汪曾祺、阿城等作家啟發(fā)，閻剛有意在敘事中營造一種懷舊般的田園氛圍?！端聊芊分猩踔林苯犹峒吧驈奈牡摹哆叧恰贰妒捠挕返取?/p>

進一步而言，閻剛對河口這一精神原鄉(xiāng)的再現，還體現在其對人物命運與性格的塑造中。宋一剛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具有典型意義。作為當時名牌大學的高才生，宋一剛本可擁有光明前程，卻因與章萍的師生戀情遭舉報，最后因作風問題未能獲得畢業(yè)證，只能以?？粕矸輩⑴c分配。后來，章萍難產離世使他備受打擊，轉調到了省化肥廠。然而，化肥廠的假化肥事件又讓他無辜成為替罪羊。在看守所，宋一剛的數學才能被發(fā)掘，開始承擔起干警的文化培訓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歷經如此坎坷，宋一剛也始終拒絕返回家鄉(xiāng)，他堅持說“即便是流浪街頭，也不會回去”，必須“風光”地衣錦還鄉(xiāng)。最終，他在同鄉(xiāng)姚玉蓉的幫助下成為投資專家，實現還鄉(xiāng)之愿。這些情節(jié)不僅戲劇化地展現了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掙扎與韌性，也呼應了作家強調的河口人“從不畏懼苦難，只要有一隙生存的機會，他們會勉力爭取”的精神底色。同樣，鄭聯生、王會珍等人物雖外表粗糲，卻秉持質樸與良善，彼此互助共濟，共同代表了這片鄉(xiāng)土世界所孕育的美好化身。

當股份制改革席卷國企、股票市場初現雛形，河口就從封閉的鄉(xiāng)土社會驟然卷入現代性的洪流之中。小說中宋一剛推動夷州化肥廠“發(fā)行股票”，吳新主導水電站“擴建增容”，他們的改革實踐實際上反映出當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背景，也揭示出個體在時代浪潮中的能動性。正是鄉(xiāng)土性與時代性的相互融合，使得“河口”遠遠超越簡單的地理概念，升華為轉型時期中國鄉(xiāng)土社會一個兼具情感深度與時代廣度的文學地理符號。

《水土能服》既是對改革開放的文學書寫，更是對“我們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深沉思索。該作品以其冷峻而溫厚的筆觸提醒我們：真正的進步，永遠建立在對水土的敬畏之上。

（作者系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