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領域，孫建江是一位兼具多重身份與深厚積淀的標志性人物。筆者曾在《童話本體探究的開拓性論著——試論＜童話藝術空間論＞》一文中如此概括：“孫建江1983年撰寫了第一篇研究嚴文井童話的論文，從此走上了兒童文學研究之路。他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重要的兒童文學研究者之一，同時還從事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編輯出版工作，可謂是兒童文學研究、創(chuàng)作、出版三棲全能人才，這在整個兒童文學界也是不多見的?！保ā吨型鈨和膶W研究》2024年第2輯）

作為學者、作家與出版人的三棲全能人才，孫建江既以理論研究的深度為兒童文學立言，又以創(chuàng)作實踐的溫度觸摸童年本質，更以出版人的視野推動童年文化生態(tài)的建構。誠如其在新著《童年的文化視域》后記中所言：“我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進入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的。巧的是，差不多同一時期，我開啟了自己少兒出版工作的職業(yè)生涯。最初十余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兒童文學，也可以說是比較純粹的兒童文學研究。新世紀前后，我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拓展到童年文化。這一拓展，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我對自己的研究有點不滿足了，想嘗試更寬泛的童年文化研究；二是我所從事的少兒出版工作，時常需要面對少兒出版、編輯、閱讀、推廣等問題，這促使我不能不直面思考現實問題?！边@種研究視野的拓展并非偶然，而是理論自覺與實踐驅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從2006年開始，孫建江先后推出《童年的文化坐標》（明天出版社2006年版）、《童年的文化力量》（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版）、《童年的文化密碼》（明天出版社2016年版）、《童年的文化空間》（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23年版）、《童年的文化闡釋》（希望出版社2023年版）等系列著作，逐步構建起其童年文化研究的體系框架。而2025年出版的新著《童年的文化視域》（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5年版），正是這一系列研究的水到渠成之作。

《童年的文化視域》輯錄了孫建江近年來關于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對話與出版的系列文章，內容涵蓋作家個案評析、文體發(fā)展反思、區(qū)域創(chuàng)作觀察與核心命題探討等多個維度，清晰呈現出一條從文學文本解讀走向文化價值闡釋的研究路徑。在童年文化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的當下，這部文集所蘊含的學術洞見與文化關懷，為我們理解當代兒童文學和童年文化的發(fā)展脈絡與時代價值提供了重要參照。

兒童文學作為童年文化的核心載體，其發(fā)展歷程始終與特定時代的童年觀、文化觀緊密相連。孫建江在文集開篇便將研究目光聚焦于任溶溶、魯兵等當代兒童文學的標志性作家，通過對其創(chuàng)作生涯與文學成就的深度梳理，揭示了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與時代文化語境的內在關聯。在《＜任溶溶和我們這個時代——序任溶溶文集＞》中，他對任溶溶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全景式梳理與總結，既縱向呈現作家生平與創(chuàng)作軌跡，又橫向剖析其在童詩、童話、散文等多文體領域的成就。尤為關鍵的是，孫建江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如果我們把任溶溶的創(chuàng)作置于20世紀以降的中國兒童文學整體格局中加以審視，毫無疑問，任溶溶最大的貢獻在于他為中國兒童文學帶來了久違的游戲精神?！边@一論斷將任溶溶的創(chuàng)作置于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中，探討其作品如何呼應不同時代兒童的精神需求，以及如何在翻譯與原創(chuàng)的雙重實踐中構建跨文化的童年對話。事實上，任溶溶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跨越代際，成為不同時代兒童的共同記憶，根本就在于其精準把握了童年的本質特征，同時敏銳捕捉了時代的文化脈搏——這正是兒童文學能夠超越文本界限，成為文化現象的關鍵所在。無論是對任溶溶還是魯兵的研究，孫建江都未止步于簡單的個案評析，而是挖掘其兒童文學作品中蘊含的文化基因，展現了兒童文學作為童年文化載體的豐富性與深刻性。這種從具體文學文本出發(fā)，逐步走向童年文化精神提煉與闡釋的研究范式，為文集后續(xù)的文化視域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本基礎。

如果說文集輯一、輯二對作家作品與文體的研究是對兒童文學文化屬性的微觀勘探，那么輯三對區(qū)域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注，則為觀察童年文化的地域特色與時代特征提供了重要窗口。該輯聚焦浙江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清晰呈現了區(qū)域兒童文學與當代童年文化的互動關系。在《怎樣講好中國童年故事——2021年浙江兒童文學述評》中，孫建江指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兒童文學作家始終以開拓進取的姿態(tài)參與中國兒童文學建設，其創(chuàng)作焦點始終圍繞“怎樣講好中國童年故事”這一核心命題展開。而這一命題，亦是所有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無法回避的根本性問題。圍繞這一核心，他系統(tǒng)梳理了2021年浙江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成果與突破，既為浙江兒童文學的后續(xù)發(fā)展提供了理論指引，也為全國范圍內兒童文學“怎樣講好中國童年故事”的書寫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和實踐經驗。

文集輯四收錄的對話與訪談，則直接切入當代兒童文學與童年文化的核心議題，展現了孫建江對這些議題的深度思考。在與梅子涵、高淵圍繞“傳統(tǒng)寓言的敘事突破與當下價值”的對談中，三人從文體創(chuàng)新、價值傳播、讀者接受等多個維度，反思了傳統(tǒng)寓言文學資源在當代文化語境中的轉化與應用。孫建江認為，傳統(tǒng)寓言的當代轉化不能停留于形式改編，而應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結合當下讀者的認知特點與精神需求，實現敘事方式與價值內核的雙重創(chuàng)新，能夠為所有的讀者（包括兒童）提供新時代的新寓言。尤其是對中國傳統(tǒng)資源的文化反思，彰顯了孫建江作為作家與學者的文化自覺——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中，如何傳承與創(chuàng)新本土童年文化，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童年文化體系，已然成為當代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

可以看出，孫建江的多重身份，使其對兒童文學與童年文化的研究具備了獨特的優(yōu)勢與視角。作為學者，他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與開闊的學術視野，能夠從紛繁復雜的兒童文學現象中提煉核心文化命題；作為作家，他深諳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與精髓，能夠精準把握作品的藝術特質與精神內涵；作為出版人，他熟悉兒童文學的出版生態(tài)與傳播路徑，能夠敏銳感知市場需求與文化趨勢。這種“三位一體”的身份特質，使其研究既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溫度，又具備文化廣度，不僅提升了整部文集的學術價值，更使其對兒童文學和童年文化的探討具備了更強的現實針對性與實踐指導意義。

在當代社會，童年文化已成為一個跨越哲學、文學、教育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的綜合性議題。孫建江的《童年的文化視域》，通過對兒童文學的深度解讀與文化闡釋，為我們理解當代童年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學視角。文集所呈現的研究路徑，既清晰展現了兒童文學與童年文化的內在關聯，更深刻揭示了兒童文學在童年文化生態(tài)中的重要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童年的文化視域》不僅是一部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文集，更是一部關于童年文化的深度思考記錄，同時還提醒我們：兒童文學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內部的藝術分析，更要走向廣闊的文化視野，關注童年的本質需求，回應時代的文化命題。

回望百年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歷程，從“五四時期”的“兒童的發(fā)現”到當下的“童年文化熱”，兒童文學的研究視野不斷拓展，文化內涵不斷豐富。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為活躍、最富成就的兒童文學研究者之一，孫建江的研究始終具備宏闊的理論視野與開闊的學術格局。其專著《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5年版）作為海內外第一部對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進行整體論述的著作，便將中國兒童文學置于20世紀東西方文化碰撞的中國新文學語境與世界兒童文學格局兩個維度進行考察，賦予其縱深的歷史文化深度。其中，“文化的方法和角度”被列為核心研究方法之首，可見其文化研究意識的早期確立。

《童年的文化視域》正是孫建江這一研究思路的延續(xù)與升華，實現了從“兒童文學”到“童年文化”的研究視野、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拓展，為當代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在未來的研究中，如何進一步深化兒童文學的文化研究，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童年文化理論體系，將是我們需要持續(xù)探索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