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迷路”這件事，我深有體會。

大學時曾經(jīng)約了偷偷喜歡的女孩子去小酒館看樂團表演，兩人沿著市街，一邊走一邊聊天。原本一切都美好無恙，漸漸就發(fā)現(xiàn)怎么十五分鐘的路程好像走了好久？“我記得就在前面欸?！蔽疫€這么說。但我們其實已經(jīng)走了快一個小時，顯然已經(jīng)錯失了那個路口，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女孩說等一等，她的后腳跟被鞋子磨破了皮。我那時心想，唉，終究還是被我搞砸了啊。女孩低頭察看自己的腳，伸手輕輕抓著我的手臂，保持單腳站立的平衡。我們站在一支路燈下，兩個身影靠得很近。女孩抬起頭說，已經(jīng)看不成表演了，怎么辦？我們?nèi)ニ帄y店買了創(chuàng)可貼，坐在門口休息，百無聊賴地看著城市的人們匆匆走過。我為了一再迷路而有些懊惱，心底其實又暗自慶幸因為迷了路，才多出了這一段彼此相依的短暫時光。

那是1999年的臺北，我是美術系的大三學生。在這座從不真正屬于我的城市待了幾年，卻始終無法牢記那些縱橫街巷的名字，總是把時間耗費在迷失的路上。好像每條街都長得一樣。街口是家便利店，怎么街尾也是？過了些日子，這家店變成了另一家店。樹懶一般的記憶力好像一直趕不上一座城市的變化。

回想起來，那是導航地圖都還沒有出現(xiàn)的年代啊，時髦的人還在用諾基亞手機。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寫小說。有時逃了課，躲在圖書館里胡亂寫些從未期待發(fā)表的文字。班上同學沒有人知道我在寫作，或許在他們眼中，我也只是一個面目模糊、說話有著奇怪口音的馬來西亞僑生罷了。

我出生于馬來西亞南方的一個小城鎮(zhèn)。小城鎮(zhèn)早年開石礦，有人詩意地把它稱為“鑿石之城”，但它確實只是個沒什么特色的小鎮(zhèn)。它承載著我十八歲以前的成長記憶。那些老街、照相館、老舊的旅館，后來一再變成我小說里的場景。我還記得，當年小鎮(zhèn)上最高的建筑只有十一樓。那棟樓沒有其他名字，大家都叫它“十一樓”。它仿佛變成矗立在鎮(zhèn)上的燈塔，只要遠遠看見它就知道回家的方向。我常常騎著腳踏車在鎮(zhèn)里溜達。而在離開這座小鎮(zhèn)之前，我其實無從想象“城市”這個字眼所代表的意義，以及不曾預知往后將不斷地迷路。

如同我當時無從想象“小說”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高中畢業(yè)之后，背離了小鎮(zhèn)，一個人來到臺北，一切于我如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所寫的那樣：說不出名字的東西只能用手去指。學校附近有書店、唱片行，那時恰好迎來翻譯文學熱潮，遍地都是獨立樂團，年輕的小說家袁哲生、駱以軍、邱妙津都在彼時剛剛出版第一二本書。我似乎從不同小說家的文字，看見了小說的不同的形狀——如何以文字去描繪內(nèi)心和記憶的形狀呢？如今的小說不再是一張指向目的地的地圖，甚至小說其實就是迷路本身，充滿了字義之外的歧路和波折。

迎接新世紀的煙火就這樣綻放又熄滅了，我回到馬來西亞，在報社找了一份工作，只身到吉隆坡上班。因為不會廣東話，一開始連在大排檔點餐都充滿挫折感，始終覺得因此和這座城市有了一種看不見的隔閡。那時我開著一輛破車，每天兩點一線，從租賃的公寓單位到公司上班。彼時的國油雙子塔還是世界第二高的摩天大樓，下班塞車，遠遠可以看見一雙巨塔在夜里發(fā)出令人迷惑的白光。想去那里看看，然而我卻好像中了魔咒那樣總是開車開不過去。即使跟著路牌，往往只是錯失了一個轉(zhuǎn)彎，就要繞無數(shù)個圈子，再也回不了頭。那幾乎變成了一個隱喻——這座城市永遠有你無法進入的地方，它像是卡夫卡的城堡那樣，拒絕了外來者的探索。我以此寫了巨塔系列的幾篇短篇小說。小說的人物都是異鄉(xiāng)人，總是遙望著遠方的巨塔，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卻又一再地迷失在路途中。

我常常聽一些在吉隆坡土生土長的朋友，悉數(shù)這座城市的細節(jié)和故事，如數(shù)家珍。我卻憂傷地覺得，我始終無法把那些聽來的、迷人的故事變成小說。什么時候開始，我已經(jīng)習慣了刻意保有一種若即若離的方式，去看待眼前的事物？雖然我覺得寫小說，是需要和眼前現(xiàn)實保持一點距離的。我寫家鄉(xiāng)小鎮(zhèn)的故事，似乎也永遠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景物。說起來，離開家鄉(xiāng)這么多年，小鎮(zhèn)其實已經(jīng)在我缺席的歲月里逐漸發(fā)展起來。以前的“十一樓”早已被掩蓋在其他的高樓之下。我失去了童年的燈塔，現(xiàn)在每年農(nóng)歷新年開車回老家，竟然還要用導航，這真是一件讓人哀傷的事。

小說《阿丁畫夢》的小學課室，也是一個消失的場景。我的小學有近百年的歷史，老舊的校舍充滿了各種鬼故事，好幾年前卻因為白蟻鉆營那些木頭柱梁，校舍當成危樓都拆掉了。那里一開始鏟平變成了停車場，后來又在原地上建了其他的商業(yè)大樓。小學變成了我永遠回不去的地方，也沒有人留下照片。這也充滿了隱喻——因為它永遠地消失了，從此我只能用文字把那些逝去的景物再召喚回來。雖然看起來，它在小說里也不甚牢靠，搖搖欲墜的。

我有時覺得，不管身在臺北、吉隆坡，還是我的鑿石小鎮(zhèn)，我卻好像老是把自己搞成一個哪里都回不去的、永遠的異鄉(xiāng)人。我似乎已經(jīng)太習慣迷路了。比如說，我寫小說，也幾乎是不寫大綱的。那當然不是一件應該被鼓勵的事。太多的時候不小心隨著小說人物走進故事的迷宮，作廢了許多文字；然而有時候一歧路一花園，或者像是以前和暗戀女生的約會，因為迷路而多出來的贈禮，又是寫小說令人著迷的地方。

去年八月參與了廈門鼓浪嶼的駐地計劃，在這座陌生的島上待了半個月。鼓浪嶼說大不大，面積八平方公里。我天天在島上踩著斜坡亂走，心底打著“上坡到民宿、下坡到海邊”的概念，結果還是不知多走了多少冤枉路，卻也多體會了原本不會看見的風景。后來萬瑩帶我去看看她原本的老家，她的叔公還住在島上。老人打開了門，兩人開口即是我熟悉的閩南語。老人知道我和他同姓，十分熱情，說應該多回來看看，萬瑩說人家住在馬來西亞啦，叔公說都一樣、都一樣。

也許真的都一樣。我總是會想起這些，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那種你知道你走不進去但你卻可以真切去感受眼前一切的時刻，其實正好是寫小說的，最好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