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馬伯庸又出了新作。

他的最新歷史小說《修橋記》首發(fā)于《人民文學》2026年第二期，講述了一位知縣上任伊始就遇上轄區(qū)石橋半夜坍塌，只能在與各方勢力的周旋中重新修橋的故事。

《修橋記》首發(fā)于《人民文學》2026年第二期

“我過去幾年讀了一系列關于明清縣級治理的歷史文獻，其中最有趣的三本，都有關知縣的日常生活?！苯邮芘炫刃侣動浾邔ＴL時，馬伯庸興致勃勃地分享了三部文獻——《夷困文編》《退思堂集》《望鳧行館宦粵日記》。它們描繪出一幅幅明清時代的縣級政治生態(tài)圖，尤其對知縣這么一個承上啟下的職位做了相當精準的展示：沒有什么威風八面的官威，更多的是協(xié)調(diào)，是調(diào)度，是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騰挪的無奈妥協(xié)。

“我習慣學什么就讀什么，讀什么就寫什么。既然讀了那么多知縣的故事，也想自己寫一部小說。學習知識最有效的一種總結，就是把它用自己的話講一遍。”

在外界看來，馬伯庸已是近年最“成功”的80后作家之一，不僅擁有了讀者、市場，也獲得了包括駿馬獎、茅盾文學獎新人獎在內(nèi)的許多文學獎項。但面對文學寫作，馬伯庸依然是一種學生的心態(tài)，依然會忐忑、焦慮，甚至自我懷疑。

“對創(chuàng)作者來說，文學作品沒有累積這一說，每一部作品都是清零后重新開始。它不依托于作者的名氣和過往作品，獨立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瘪R伯庸說，“資歷和成績有時并不是保證，反而是一種詛咒：你之前寫得不錯，那么你下一部是否能保持同樣水準？每次開新書，這個惡魔呢喃都會在耳邊反復響起?！?/p>

他還透露，自己也偷偷寫過幾篇非歷史題材的小說，但還不夠成熟。“等我覺得差不多了，會給大家看，不過未必用這個筆名發(fā)表?！?/p>

除了寫作，3月9日，馬伯庸還被華東師范大學聘為紫江講座教授，他說他希望把自己實踐經(jīng)驗作為素材，提供給專業(yè)學者和年輕人們?！白屒罢哐芯扛珳?，讓后者在文學道路上少走彎路。”

【對話】

“我想寫出一個復雜的人”

澎湃新聞：《修橋記》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怎樣的？你認為一部作品會和“創(chuàng)作時的日常生活”發(fā)生哪些關系？

馬伯庸：這次的創(chuàng)作過程，與其說是文學創(chuàng)作，毋寧說是一次學習過程。感覺自己就像寫一篇碩士論文似的，大量時間都在閱讀文獻和研究專著，邊讀邊開題，把平時學到的一鱗半爪扔進去，寫不下去，就回過頭繼續(xù)去學習，學明白了再噗通跳下水，繼續(xù)和文字纏斗，最后凝成一篇全須全尾的小說。有時候，我不確定自己是為了寫小說而去查資料，還是反過來，為了找一個讀書的理由才去寫小說。

澎湃新聞：《修橋記》的主人公——知縣顏鳴山，他在你的文學世界里算頗有身份，不那么底層，但依然被迫地承擔起某種責任，一度妥協(xié)，最終找到自我。你似乎很著迷于講述這樣的故事：一個人如何在復雜渾濁的環(huán)境中生存下去并守住本心？

馬伯庸：我覺得好的文學作品，應該賦予人物足夠的成長性和復雜性。從縱向來說，每個人隨著年齡和閱歷增長，會不斷在變。以我為例，我現(xiàn)在看二十歲寫的日記和三十歲的文章，就很羞恥，同時也很羨慕，那時候的自己膚淺幼稚，但同時也沖勁十足，無所顧忌，字里行間洋溢著活力，現(xiàn)在技巧成熟了，那種青澀的熱量卻少了；

從橫向來說，一個人的性格也有很多彼此矛盾的層面，我見過白天橫行霸道晚上向隅而泣的混混，也見過熱心善良卻頑固執(zhí)拗的鄰居，沒人可以被幾個詞簡單地定義。

所以我想寫出一個復雜的人在復雜環(huán)境擠壓下的成長，又在成長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主體性。

澎湃新聞：顏鳴山是進士出身，但為了“修橋”這一件具體的事頭疼不已。現(xiàn)實生活中不少讀書人不擅長也不愿意做所謂的“俗務”。你怎么理解知識分子“做事”？

馬伯庸：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就會請出一位叫曾鞏的大神。

他曾在當涂擔任司法參軍，以精通律令、審判公允而著稱；在越州擔任地方官時，遭遇饑荒，以絕妙的金融手段平穩(wěn)度過；在齊州掃黑除惡，端掉了當?shù)刈顕虖埖陌酝跎?；在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滄州等地任職，也無不政績斐然，做庶務的手段高明至極。

而他恰好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算是頂流文人。

所以我不覺得知識分子或文人與俗務之間，天然存在矛盾，無非看用不用心罷了。

澎湃新聞：你筆下的小說人物，除了“搞事業(yè)”，往往也有同樣精彩的“家庭線”“友情線”。這背后有你對一個人怎樣的理解？

馬伯庸：我不太會寫感情戲，但是寫家庭戲還算可以，尤其寫中年男子的日常生活，對家庭的責任，對友情的調(diào)控，對壓力的應對等等，寫起來得心應手——所以作者確實很難超越生活經(jīng)驗去創(chuàng)作。

“我醉心于兩種東西：地圖和檔案”

澎湃新聞：你有一種就一張地圖展開無限想象和推理的能力?？础堕L安的荔枝》時我就想，一個當代寫作者究竟是如何找出一條古代的路并有底氣寫下“再沒有比這條路更快更穩(wěn)的了”?！缎迾蛴洝分薪议_事件核心的關鍵也在于一張地圖，顏鳴山對這張地圖的“領悟”揭開了整個故事高潮的序幕。這張地圖出現(xiàn)于這次小說創(chuàng)作的哪個階段？

馬伯庸：我醉心于兩種東西。一種是地圖，攤開它，整個世界的肌理就會顯露出來；一種是檔案，翻開它，紛亂繁復的事件就可以被一一捋順。所以在我的小說里，總會出現(xiàn)主角去研究地圖或查閱檔案的場景，算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執(zhí)念，也是讓我覺得安心的錨點。

澎湃新聞：《修橋記》看似是一個簡單的修橋故事，但全程都很抓人。小說有關民生，有關良知，底色是深沉的，但行文中也有輕松和幽默，比如其中一對兄妹的起名，大哥叫大牛，妹妹叫琴聲，對牛彈琴，大俗大雅。我可以把它理解為你對小說“好看”的某種追求嗎？在你的理解中，好看的小說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馬伯庸：寫文不免要端起架子，但端得久了，總會疲勞，有時候突然迸發(fā)一點小趣味或小惡作劇，權當休息。對讀者來說，也算是一種調(diào)劑吧。好看的小說，讀者應該能從字里行間和文章節(jié)奏里，看到作者在幕后的心態(tài)變化。

澎湃新聞：你的小說往往從一個很小的切口切入：一座橋、一味醬料、一份荔枝、一筆稅目……這是你的創(chuàng)作觀，也和你的史學觀有關？

馬伯庸：我一直關注微觀史學，會習慣性地從最底層的細節(jié)出發(fā)去思考問題。細節(jié)決定了生活狀態(tài)，而生活狀態(tài)決定了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導致了組織結構，組織結構會衍生出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等變化。如此追根溯源，即可以從一葉中看到秋天，從一朵花里看到天國。

澎湃新聞：《修橋記》和《桃花源沒事兒》這兩部最近的作品似乎都沒有真實歷史事件的框架和真實歷史人物的支撐。這是有意識地在嘗試一種寫作變化嗎？

馬伯庸：《桃花源沒事兒》講的是妖怪故事，自然架空一點比較好。《修橋記》雖說模糊了年代，但可以明確發(fā)生于明中期，其中種種橋段，多有本可據(jù)，可以說是集合了明、清知縣們的典型性日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也算是有真實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支撐，只是沒那么明顯罷了。

澎湃新聞：如果你能穿越，你最想回到古時哪個朝代？最想從事那個朝代的哪個職業(yè)？

馬伯庸：哪也不去，老老實實在現(xiàn)代呆著。只要做過古代生活史研究就會知道，現(xiàn)代人根本無法忍受古人的生活水平，至少我不行。我說一個最最基本的，古代的紙張很寶貴，要正面寫完反面寫，不會專門生產(chǎn)廁紙。所以古人大號擦屁股，都是用廁籌——那是一種削過的竹片——輕輕刮拭……

“大家的反饋會讓我更愿意去觀察世界”

澎湃新聞：《修橋記》雖然是一個以明朝為背景的故事，但很多地方都和今天的職場非常呼應，包括一個人怎么和上級相處、怎么和同事相處。你的小說總能“擊中”很多職場人，也有讀者好奇，你都自由職業(yè)十年多了，你對職場的細致觀察和感受從何而來？

馬伯庸：古代職場的基本元素是人，現(xiàn)代職場的基本元素也是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就那么幾種。對愛情的執(zhí)著，對親情的眷戀，對利益的算計，對友情的妥協(xié)等等……人類從古至今，性格其實沒怎么變過。所以我們只要把歷史中讀到的故事，與自己的人生閱歷相印證，就可以推導出很多規(guī)律，獲得明悟。古人說讀史明智，就是這個道理。

澎湃新聞：你說過“好奇心”是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品質。我想你“每年一部長篇”的創(chuàng)作熱情也和你的好奇心緊密相關。但人到中年，對外界葆有好奇和熱情其實并不容易。你認為自己能一直擁有好奇心的關鍵是什么？

馬伯庸：關鍵是有正反饋。我的好奇心，可以轉化為學習的動力，學習的動力，可以化為創(chuàng)作的源泉。而創(chuàng)作可以把我的思考以喜聞樂見的方式，跟更多人分享。大家的反饋，會讓我更愿意去觀察這個世界。

澎湃新聞：你在《歷史中的大與小》寫到你帶兒子讀書、背文。在這個過程中，重讀那些經(jīng)典文章和故事，你也受益良多。現(xiàn)在讀書很方便，但很多人覺得“讀進去”越來越難。可以分享下你現(xiàn)在的閱讀頻率、習慣和方法嗎？

馬伯庸：現(xiàn)在我的讀書習慣是隨緣。不再執(zhí)著于載體，實體、電子都可以，有聲也沒問題；也不再執(zhí)著于收藏，買了就看，看完就送，不會刻意留存；閱讀時間不固定，逮著機會就看，看多看少都不妨。松弛感很重要，你不把讀書當做一樁必須完成的任務，就能多讀幾本。

澎湃新聞：你剛剛受聘為華東師大紫江講座教授。我感覺你一直很喜歡學術研究，也喜歡和同學們交流，對不？成為講座教授后計劃做些什么？

馬伯庸：我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堅持不做單純的簽售，而是采用講座的形式，就一個話題講一兩個小時，讓參加者不止追星，還能有所得。講得多了，很多想法慢慢從碎片變成了觀點，觀點連成了體系。這些思考不敢稱學術，我只是希望把自己實踐經(jīng)驗作為素材，提供給專業(yè)學者和年輕人們。讓前者研究更精準，讓后者在文學道路上少走彎路。

澎湃新聞：除了讀者、市場，你也得到了很多文學界的專業(yè)認可，獲得了許多重要的文學獎項。你屬于很多人心目中的“成功作家”。我八卦一下，你還會因為寫作感到焦慮嗎？

馬伯庸：會。對創(chuàng)作者來說，文學作品沒有累積這一說，每一部作品都是清零后重新開始。它不依托于作者的名氣和過往作品，獨立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資歷和成績有時并不是保證，反而是一種詛咒：你之前寫得不錯，那么你下一部是否能保持同樣水準？每次開新書，這個惡魔呢喃都會在耳邊反復響起。

澎湃新聞：有讀者覺得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是你的“舒適區(qū)”了。那你有想過歷史小說之外的小說創(chuàng)作嗎？

馬伯庸：想過，其實我偷偷寫過幾篇，但還不夠成熟。等我覺得差不多了，會給大家看，不過未必用這個筆名發(fā)表。

澎湃新聞：我們期待一下。最后想問問，此次長篇小說首發(fā)《人民文學》。早在2010年，你的《風雨<洛神賦>》就獲得了人民文學獎散文獎。文學雜志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馬伯庸：2010年《人民文學》給了我一次登堂入室的機會。在這之前，我就是一個在網(wǎng)上肆意玩鬧的孩子，突然被拽進一個嚴肅的文學殿堂，還得了一個獎，這讓我看到了更開闊的一個世界，而且開始對自己有要求了——或者說得時髦點，文學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