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文穎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與大師共進午餐》共收錄十個中短篇小說，除了發(fā)表較早的《啞》《危樓》《倒影》之外，其他七篇近作呈現(xiàn)出一些共同的面貌：結(jié)構(gòu)上比較散漫，并不依靠完整連貫的情節(jié)推進敘事，而是以細膩豐富的器物符號、各種形而上的發(fā)問探討、舒緩松弛的敘事節(jié)奏、詭秘迷幻的空間氛圍來展開敘述，具體而言，作家對人與物、古典與現(xiàn)代，形式與本質(zhì)、真實與虛構(gòu)等多重話題進行重疊與壓縮，聚焦了在科技迅猛更迭的時代里普通人復雜幽微、難以名狀的生命體驗。

小說《古法》中，朱文穎探討古法、AI之于藝術的影響，但并沒有將小說導向科幻維度，而是通過它們衍生的話題為敘事打開了縱深的敘述空間。什么是“古法”？小說中的建筑師老簡通過新中式的設計、新東方的理念來創(chuàng)新它，“設計師的創(chuàng)新性空間處理，承載了中華文化中獨有的虛空感”，康康則通過旗袍華服的剪裁、修改來探究它，最終從繁復華麗回到了簡單樸素。那么，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的人們?yōu)槭裁醋匪髦肮欧ā?？敘述者“我”在等待康康旗袍、老簡新作發(fā)布會的過程中，和女科技人進行了直播對談：“人工智能能夠做好設計嗎？”由此話題輻射出的追問與回應成為小說的點睛之筆：AI可以處理從一到無窮的“術”，但從零到一的創(chuàng)造及背后的“道”即對生命與世界的深刻理解，依然是人類目前所不可替代的部分，與其說作家在追問是“古法”還是“AI”能夠幫助人們找到真實的世界，不如說作家試圖揭示感性直觀、自然樸素的生命體驗才是我們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古法”。類似的擔憂與思考也出現(xiàn)在小說《橋頭羊肉店》中，羊肉店老板直言幾位藝術家是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和感受偶然到來，墻上的日歷顯示時間來到了2081年，作家通過他和妻子的談話一方面勾勒出未來世界的圖景：語言融合、生命延長、太空旅行，但人類的整體狀態(tài)更趨孤獨封閉，“大部分人深居簡出，或者與設定好性別、脾氣的智能機器人為伴。世界已經(jīng)演變成一個孤獨、個人愉悅和封閉疊加的社會”，老板和妻子恰恰是在一場無人問津的葬禮上相遇，在極致的孤獨中因偶然對他人漠不關心的事物抱有共同興趣而結(jié)婚，妻子作為唯美派的插畫師，在一味追求美的形式反思后而放棄了繪畫，老板也隨之放棄了哲學教授的職業(yè)生涯，最終這家神秘偶然誕生的羊肉店引出了故事的核心：當藝術脫離了真實世界與生命體驗，其意義何在？而在科技迅猛迭代、AI介入日常生活的時代，藝術又該分辨、詮釋哪些尚難識別、令人困惑的真實與虛幻？小說《平行世界》以藝術系學生“我”在藍貓酒吧打工的見聞展開敘事，在酒吧常駐的客人有美國人保羅、當?shù)禺嫾姨锩艉托绿K州人秋生，老板直言其中藏有殺人犯。保羅似乎參加過越戰(zhàn)并攜帶著戰(zhàn)爭遺留的精神創(chuàng)傷，他是否殺過人也成為貫穿敘事的懸念，但小說的懸念不止于此，鐘情藝術、整日爭論的田敏和秋生為何落寞？“我”與父母、女友因何疏離？都是未被言明的秘密，而小說的敘事動力正在于此，結(jié)尾在酒吧攝影展的前夜，眾人意外被困露臺，醉意之下互相傾吐“秘密”，然而如田敏所言“有些秘密本身就不是秘密”，所謂的秘密或真實只是一種敘述，甚至是不可靠敘述者的敘述，作家以此引導讀者思考：在紛繁變幻的世界里，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構(gòu)？

在對真實與虛構(gòu)關系的敘述/探討中，大多數(shù)小說雖然努力表征特定的事實對象，但真實畢竟是只能貼近，永遠無法抵達的存在，如同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者將它視為特定話語系統(tǒng)中被建構(gòu)起來的敘述，因此朱文穎近年來的小說在敘事模式上回避著傳統(tǒng)意義上對被秩序化、條理化生活圖景的呈現(xiàn)，如評論家所發(fā)現(xiàn)的：“她近些年的散文和小說流淌著思想上的奔騰和美學上的新的嘩變，一種反常規(guī)、對抗常識，甚至追求宏闊容量和極致美學的寫作意圖呼之欲出”（沈杏培語），而反常規(guī)、對抗常識的一維在于碎片化、細節(jié)化的敘事處理方式，并通過藝術的、語言的、哲學的、建筑的、經(jīng)濟學等冷門知識的交叉、融合與延展，豐富小說美學意蘊的同時，也回應著紛繁矛盾的世情面相。

小說《日暮黃昏時分的流亡》中插敘了印度兼職刷盤子小哥談論經(jīng)濟學概念的“康波周期”，并非是學識上的炫耀而是揭示著全球化經(jīng)濟浪潮在個體命運上的微妙效應；《唯精神論者》開篇即是徐世鈞關于“無產(chǎn)階級”“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以及它們與小說關系的批評，表達了藝術從業(yè)者在市場化時代對自身定位的困惑與戲謔，而老太婆因糾正咒語發(fā)音而失去神力的故事，在主人公瓦格納的解讀下變成了對信仰形式與本質(zhì)關系的隱喻……在物象與信息極速膨脹的世界里，朱文穎筆下的人物，試圖通過這些看似碎片化、離題化的藝術性、哲思性活動來打撈、錨定自己，在混沌的世相里他們無從建構(gòu)宏大的意義體系，只能通過對畫作、電影、游戲、建筑、傳說的感受與詮釋，試圖捕捉并把握著那些稍縱即逝的意義瞬間。小說《螢火與白帆》中，追蹤螢火蟲、衷情于“美麗而轉(zhuǎn)瞬即逝的事物”的攝影師章虹罹患癌癥，與自幼失聰、學習帆船的少年唐鵬因緣際會，作者通過“螢火蟲”和“帆船”兩個輕逸的意象，承載并探討著關于命運、疾病的沉重內(nèi)涵。雖然相較于其他文本，《螢火與白帆》的敘事結(jié)構(gòu)相對傳統(tǒng)完整，但也穿插著章虹發(fā)小趙琳成為木偶昆曲演員的無奈，唐鵬父親唐懷宇和搭檔廖新的旗袍設計等細枝蔓節(jié)，因此將敘事從章虹追蹤拍攝螢火蟲，聽障少年唐鵬練習帆船的雙主線，延展到了藝術傳承、代際溝通和城市記憶等多個維度，他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凝視、守護著“美麗而轉(zhuǎn)瞬即逝的事物”，使得小說的美學意蘊更為厚重立體，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這里的每個人物都可以展開故事，更可以在人物關系中展開沖突”（汪政語）。然而朱文穎卻并未將敘事完整地鋪展，反而將多重敘事線索擱置，這種敘事形式上的留白和離題一起，不僅再次呼應著卡爾維諾“輕逸”美學的深層意涵，也使得《螢火與白帆》在相對傳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外殼下，依然葆有了現(xiàn)代小說關于“未完成”與“可能性”的精神內(nèi)核，如同小說結(jié)尾，唐鵬逐浪時聽到了風聲的高呼，令人感知到生命與藝術在不經(jīng)意處悄然的回響。

（徐璐，山東萊州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