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能否經典化，是當前網絡文學研究中最有爭議的話題之一。經典和“經典性”是從屬于精英主義話語體系的概念：“將特定的藝術客體納入公認的經典作品的過程，是構成‘高雅藝術’的重要方面?！保?）在文藝作品研究中，經典與高雅文化總是綁定在一起的，人們通常認為真正優(yōu)秀的文化藝術源自高雅文化，只有偉大的高雅作品才稱得起“經典”。那么以大眾文化為主體的中國網絡文學能否談論經典呢？這是一個相當有爭議的問題。

盡管大眾文化中有不少作品被稱為“經典之作”，但以精英主義文化視角看，其分量恐怕還稱不上真正的經典。如流行音樂中披頭士樂隊、邁克爾·杰克遜等的作品雖然也很“經典”，但跟貝多芬、莫扎特等高雅經典相比，有常識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區(qū)別性差距”（2）再明顯不過。目前在大眾文化中，已經累積了相當一些作品，它們也被以粉絲受眾為核心的群體冠以“經典”之名，如電影作品《教父》《黑客帝國》《肖申克的救贖》等，電視劇作品《老友記》《權力的游戲》等，動漫作品《海賊王》《火影忍者》等。這些大眾文化中的“經典之作”，其自身質量或許同樣較高，但因為屬于“大眾文化”，是文化商品，便導致他們的“經典性”與高雅文化相差殊甚。一方面是因為它們缺乏制度化的認可，只能在非精英的、非機構的人群中產生較大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是因它們的藝術形式和受眾解讀慣例與高雅文化不同（高雅文化是以作者為中心的，而大眾文化則是讀者導向型）。本文為行文方便，將大眾文化中的經典之作簡稱為“流行經典”，以區(qū)別于“高雅經典”。

盡管流行經典在當下有較大的影響力，但其藝術地位實際并不高。本文認為，如今中國網絡文學的主體為大眾文化，如果它可以經典化，那便只有兩條路徑：其一，提升文類等級，將網絡文學中的一些作品轉換為高雅文化，進而談論經典化問題；其二，在大眾文化的文類體系中求“經典”，即網絡文學也會產生一些被粉絲讀者強烈認可并被大眾文化體系廣泛接納的“流行經典”。當然，并非全部流行經典的藝術價值都能禁得住歷史檢驗，但“高品質流行經典”卻大概率可以實現(xiàn)。本文認為，在眾多當下的流行經典中，必然會涌現(xiàn)出超越時代的“高品質流行經典”，這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最優(yōu)路徑。

一、經典化的兩條路徑：高雅經典與流行經典

經典化是指將一些作品納入經典之列的過程，也被稱為經典構成（canon formation）?！拔膶W經典”（literary canon）是指那些被整個社會廣泛認可的、具有非凡藝術價值的權威作品。文學經典“是精選出來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價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為文學批評提供參照系的作用”（3）。哪些作品能夠被選為“經典”，當然總是有些爭議的。畢竟經典化的本質是“價值賦予”，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批評立場、利益、階層偏好、文化偏見的影響。

對于經典構成，目前主要有兩種思路。其一，本質論。這種思路認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憑借的是它的藝術品質和審美質地，應該具有普遍性、原創(chuàng)性和永恒性，與外在因素無關”（4）。在知識分子圈子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持此立場。其二，建構論。這是一種受社會學啟發(fā)的思路，它認為“經典乃是最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建構”“經典是由知識界發(fā)明出來的”（5）。概言之，經典并非作品自身品質的必然結果，而是經過復雜的社會博弈、文化斗爭而逐漸被建構出來的。

如今，對于文學經典如何形成，研究者們會綜合考量本質論和建構論。國外學者John Guillory說：“我傾向于認為價值判斷對于經典構成是必要不充分條件，只有明白了學校的社會功能和機構規(guī)約，我們才能理解（經典）作品是怎樣被上百年幾代人留存、再生產和散播的?！保?）即是說，社會力量決定了經典作品的藝術特征，經典要滿足教育體系、體制機構的特殊需求，因此經典構成是一種帶著特殊社會目的，對作品進行挑選的過程。國內學者童慶炳提出：“文學經典建構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起碼要有如下幾個要素：（1）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3)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權力變動；（4)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5)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6)‘發(fā)現(xiàn)人’ （又可稱為‘贊助人’)?！保?）童慶炳這一被廣泛接受的看法，其實也可看作對本質論和建構論的綜合與細化。由此可見，對于文學經典的形成，僅考察作品的內在藝術品質是不夠的，還需要同時考察作品的各種社會支持因素。

流行經典與高雅經典的產生方式，表面上看是相似的：既需要有高品質作品為內核，又不能缺少各種外部社會因素支持。不過，回到作品和作品享有的藝術地位，兩者似乎又有巨大的區(qū)別：高雅經典帶有神圣、權威藝術品的光環(huán)，而流行經典則沒有；高雅作品的價值被普遍承認，而流行經典則只被一部分人承認。趙毅衡指出，“批評性經典”（即高雅經典）和“群選經典”（即本文所指的流行經典）“有本質的不同”，前者主要采用歷史化的縱向比較，后者主要采用當下時刻的橫向比較，“大眾當然也比較，他們基本上不與歷史經典比而是比當代同行之間，從中選擇最出色的”（8）。趙毅衡以對武俠、言情類大眾文化作品的觀察為例，提出的觀點相當中肯，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群選經典”中存在的問題：“既然群選經典化不是一個歷史行為,群選經典在歷史上存留的能力,也就陷入了可疑境地。”（9）高雅經典通過歷史縱向比較，獲得了較強的超越歷史的能力，如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曹雪芹等人的作品。我們可以預判：未來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高雅經典都是有影響力的，都能夠獲得后人的某種認可。而大眾文化則很難判斷，因為它是社會公眾“群選”出來的當下的經典，主要采用了橫向連接來獲得其經典或準經典地位。它沒有縱向比較，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因此從高雅經典的標準看，“群選經典”的經典性是成疑的。

本文以網絡文學為研究對象，不妨舉一個與網絡文學頗為相似的歷史案例。在19世紀中后期，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之后，西方國家曾出現(xiàn)一股“廉價小說”熱潮（這與互聯(lián)網降低出版成本和中國網絡文學勃興，有一定相像之處）。當時，美國有內容多為西部傳奇或者偵探故事的“一角錢小說”（dime novels)，英國有“廉價驚險小說”（penny dreadfuls）與“低級恐怖小說”（penny bloods）（10），德國出現(xiàn)所謂的“垃圾小說”（kolportageroman)，又稱“攤販小說”（colporteur novel)。其中，德國“攤販小說”采用類似于網絡小說的VIP收費模式：“有計劃地免費派發(fā)開篇章節(jié)，以吸引讀者產生興趣，并樂意主動認購后續(xù)的分冊”。英國“廉價驚險小說”則有著與今天網絡小說相似的故事人物、情節(jié)安排：“在作品中貫穿戲劇性沖突，采用‘粗繩’式的情節(jié)主線設計，幾股故事線并行發(fā)展，各故事線之間表面獨立，暗中卻絞合在一起”，甚至英國當時還出現(xiàn)了類似于網絡小說寫手群體的職業(yè)人群聚集，他們主要靠為日益龐大的青少年讀者群寫作謀生，被稱為“格魯布街雇傭文人（Grub Street hacks)”（11）。這種作品無論作品形式還是對自身的定位，與今天中國網絡小說的情況比較相似，它們皆為特定時代的流行文學。但是，彼時流行熱潮中的作品，如今大都已無人問津。彼時比較出色的“經典之作”，如《吸血鬼瓦涅》《倫敦野孩子》，雖然沒被歷史湮沒，但如今似乎只有很少讀者去讀它了。

上述案例揭示出流行經典的短暫性、當下性。這也是它們在藝術地位上與高雅經典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性差距”的原因所在。從這個角度看，如果直接把高雅經典構成的邏輯套用在大眾文化作品上，在大眾作品中尋找“大師級作者”“傳世經典”，就明顯走錯方向了（有些網絡文學研究正在做這樣的工作），因為大眾文化作品的當下性意味著它尚未經過時間的沉淀、歷史的檢驗。正如批評家所言，“如果一部作品沒有經過時間長河的淘洗，它的經典性應該是可疑的”，因為“在一定的時間長度中，它（一部作品）是否還會被后世的讀者與批評家反復閱讀、隆重闡釋、重新評價等等，都成了一部作品經典化道路上的關鍵所在”（12）。經典的形成需要歷史化，僅有當下的橫向比較是不夠的。大多沒有經過歷史檢驗的流行經典，與高雅經典完全不可比——這固然是事實，但同樣不能因此就否認所有流行經典的價值。并非所有流行經典都是短暫的、無法穿越歷史的，一些“高品質流行經典”就能通過歷史和時間的考驗。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說：“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本身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保?3）這是一種對經典的開放性定義。如果從恒久性和影響力來看流行經典，流行經典中的一些作品同樣也可以“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本文將這樣的流行經典稱為“高品質流行經典”，也就是在一般的流行經典基礎上再進一步優(yōu)中選優(yōu)，這樣的作品藝術品質也禁得起歷史檢驗，只是其藝術地位或許還難以匹敵高雅經典（也就是，在經典的本質論定義上，它們可能已經過關，但在建構論定義上則暫時還未取得相應的藝術地位）。

工業(yè)革命之后大規(guī)模出現(xiàn)的大眾文化，已經產生了一些被廣泛認可并傳頌幾十上百年的“高品質經典”作品。如19世紀末由柯南·道爾創(chuàng)作的《福爾摩斯探案集》（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金庸創(chuàng)作的系列武俠小說等作品，已歷經幾十上百年的時間，依然被視為經典之作。這些穿越了歷史的、有望媲美高雅經典的，就可稱之為“高品質流行經典”?！案咂焚|流行經典”的存在證明了大眾文化經典化是可能的，也證明了某些流行經典也可以具有長久的藝術價值。本文開篇提到的幾部大眾文化作品大概率也屬于“高品質流行經典”。盡管相比高雅經典，“高品質流行經典”仍難進入后世的教育系統(tǒng)、藝術體制，但它們也有了很大的歷史影響力，便也當?shù)闷稹敖浀洹倍帧?/p>

日本消費文化學者三浦展提出了“大眾文化的存儲化”的觀點：“人們往往認為大眾文化本來是流動的文化，就算一時賣得好，但總有一天會消亡，被下一個文化所取代。但一些大眾文化卻隨時間一起慢慢積淀最終成為一種資源……在這個時代里，就算沒有新的東西產生，舊的東西已經足夠滿足人們的需求了。我把這種現(xiàn)象稱作‘大眾文化的儲存化’?！保?4）今天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一些大眾文化作品成了被反復引用、反復致敬的“文化資源”，這些作品仿佛“存儲”在文化當中了，被當作文化懷舊的對象。比如前文提到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它發(fā)揚光大了偵探文學類型，乃至其虛構的偵探形象都成為歷久彌新的經典；金庸作品呈現(xiàn)的武俠文化作為存儲化的文化資源深深影響著游戲、影視、小說等文化。三浦展提及的這種“存儲化”的大眾文化，無疑就超越了時間，他列舉的迪斯科、披頭士樂隊等案例也符合“高品質流行經典”的特征。

經典化的本質是價值賦予，是一種社會化的評價活動。高雅經典的生成主要靠精英批評家和主流權力話語來共同主導，而流行經典主要體現(xiàn)為社會公眾“群選經典”形成的共識，是社會公眾經過一系列運作自發(fā)產生的。能夠超越歷史的“高品質流行經典”，是在民主評價、“群選經典”的作品中涌現(xiàn)出的具有較高藝術品質的作品。一般意義上的流行經典沒有經過縱向比較，其經典地位是極其短暫的，但“高品質流行經典”卻可以通過歷史和時間的檢驗，獲得一定的媲美高雅經典的藝術潛質。

二、對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的探討與質疑

目前學術界對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探討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第一個問題主要圍繞“文類等級”展開，也是被討論最多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則圍繞最近出現(xiàn)的網絡文學基于自身性質能否經典化的相關討論。

先說文類等級問題，它是網絡文學經典化最繞不開的首要問題。這是因為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中國網絡文學的本質是大眾文化或曰流行文學。在以“精英—大眾”為主導的文類等級結構中，難免會遇到一個直接問題：如果不改變既有的“經典屬于精英文化”的命題，那么網絡文學經典化就難以實現(xiàn)。在這個問題上，當前學術界主要有三類主張。

第一類是主張?zhí)嵘糠志W絡文學作品的文類等級。房偉認為，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核心問題在于“網絡文學作為當下的一種通俗文學的低等文類形式，能否實現(xiàn)向高雅文類發(fā)展”（15）。如今不乏一些藝術品類通過提升文類等級實現(xiàn)了高雅化，像相聲、地方戲、爵士樂、部分好萊塢電影，就經歷了由俗到雅的變化。網絡文學由俗到雅也并非不可能，畢竟早期網絡文學本身有先鋒性的一面，它利用數(shù)字媒介技術進行文學形式創(chuàng)新，這本就屬于高雅藝術范疇；當下的網絡文學中也存在針對高品味小眾人群進行創(chuàng)作的路徑。這些都為網絡文學文類等級提升做了鋪墊，一旦符合高雅文化趣味的網絡文學作品被創(chuàng)作出來，那么其經典化也就順理成章了。只不過這種高雅化路線的網絡文學在中國尚未形成有效的影響力，主宰網絡文學的仍是大眾類型的“網文”。因此，提升網絡文學文類等級只是理論上可行，但實踐上是一種尚未兌現(xiàn)的潛在可能性。

第二類主張干脆推翻“精英—大眾”“高雅文化—大眾文化”的文類等級。邵燕君是較早關注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的學者，她的立場是推翻傳統(tǒng)的文類等級。她認為：“網絡革命不但打破了精英文學—大眾文學之間的等級秩序，而且根本取消了這個二元結構。在‘網絡性’的主導下，未來的網絡文學將不再分‘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只有‘主流文學’和‘非主流文學’、‘大眾文學’和‘小眾文學’?！保?6）她還說，網絡小說作為類型文學也可以同樣具有高雅文學的“文學性”“獨創(chuàng)性”“思想嚴肅性”，因此具有“擔綱‘主流文學’的職能”，在此基礎上，有必要探討網絡文學的“經典性”（17）。網絡類型文學是否具有“典范性、超越性、傳承性、獨創(chuàng)性”，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文類等級的客觀存在是無法否認的事實。高雅作品與大眾通俗作品遵循不同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在文學上前者常由嚴肅的現(xiàn)實主義主導，后者主要以制造幻想為目的的虛構性作品為主），兩類作品讀者解讀慣例也完全不同（前者主要追求美學品味，后者主要以實用主義為解讀策略）?？梢?，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之間，實際上存在顯而易見的“區(qū)別性差距”，一道“文類”上的界線橫亙其間。因此通過推翻文類等級來實現(xiàn)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方案，雖然帶有可敬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其實現(xiàn)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只能說，以大眾文學的經典性去替代精英文學的經典性，愿景固然很好，但只要社會的文化等級還存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第三類主張認為，無須顧及文類問題，大眾（流行）文化經典也是經典。這類看法忽視了流行經典和高雅經典的“區(qū)別性差距”。比如，石娟認為網絡文學通俗經典可以通過“量變實現(xiàn)質變”而出現(xiàn)：“經歷若干年的媒介轉移、閱讀及研究熱潮的推動，網絡小說的未來必然會如報刊連載小說一樣，從量變實現(xiàn)質變，出現(xiàn)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18）這里說的報刊連載小說顯然屬于流行經典，并非那些可以被納入精英主義意義上的文學史經典。還有學者劉帥池指出，網絡文學的經典必然要借助現(xiàn)代傳媒與IP（版權）運營來塑造：“像《魔戒》、像《冰與火之歌》一樣全方位地去塑造一個經典的概念和一種經典的邏輯，這才是網絡文學經典化之夢必然的方向”“如果說在當今時代，嚴肅文學的經典是從紙張到書柜再到圖書館的話，那網絡文學的經典就更近似于從屏幕到熒屏再到每個讀者的記憶之中”（19）。這一說法雖然也區(qū)分了本文所說的兩種經典，但作者實際上直率地指出網絡文學應該被塑造成一種類似《魔戒》《冰與火之歌》那樣的“經典”（仿佛可以無須在意文類問題，因為時代不同了)。第三類主張的問題在于，沒有注意到流行經典與高雅經典的差異，兩類經典不但“含金量”不同，其經典化的邏輯也不同：大眾經典主要由社會公眾評價決定，而高雅經典主要由精英批評家和主流權力話語來共同主導形成。

文類等級問題如此受關注，并非偶然。因為以精英—大眾為基本結構的文化等級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派生了文類的等級問題（也因此產生了經典化的不同路徑）。盡管后現(xiàn)代主義對文化等級及其衍生出的文類等級進行了諸多攻擊和解構，但它依然因為獲得藝術體制的認可和支持而被當作現(xiàn)實的文化原則。文化精英要堅持自身的文化品味，必然要為高雅經典建構“符號邊界”，讓它成為少部分人的專屬，讓它保持“排他性”——只要作品被大眾喜愛了，那么文化精英就不太可能去接納它，因為那樣就不能體現(xiàn)出精英藝術品味的獨特性了（20）。網絡文學常被視為新媒體上的“大眾通俗文學”，因此在堅守精英主義立場的文藝界和學術界從來就不乏質疑網絡文學藝術價值的人。例如，邵燕君曾批判過“傳統(tǒng)文學界經常有人使用的（網絡文學）‘垃圾說’”（21），她認為這是傳統(tǒng)文學界的一種偏見。文化社會學將這個現(xiàn)象稱為“品位（品味）隔離”：“高地位群體不愿意消費與低地位群體相關聯(lián)的文化產品，以免受到象征性污染。”（22）

考慮到文類等級問題的實際存在，大眾文化形成的經典將不被視為“真正的經典”，那么網絡文學經典化幾乎只剩下兩種途徑：其一，像房偉所言的那樣，網絡文學應提升文類等級，由俗到雅；其二，在石娟、劉帥池等學者主張的大眾文化經典化路徑上更進一步，也就是尋找那些朝向具有持久性藝術價值的、可以超越時代的“高品質流行經典”。本文認為，網絡文學的大眾文化經典化路徑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其中必然會涌現(xiàn)出在各種藝術特征上不遜色于高雅經典的“真正的流行經典”（即“高品質流行經典”，下節(jié)詳論）。

在文類等級問題之外，學術界還從網絡文學自身性質問題對經典化進行了探討。這個問題引起爭議的由頭是，黎楊全提出網絡文學因自身性質不同于傳統(tǒng)文學，故“網絡文學經典化是偽命題”。黎楊全引用恩斯林（Astrid Ensslin）的理論“經典的本質是固定的、獨立的、封閉的、模范的和規(guī)定性的”，進而提出“經典的這些屬性與網絡文學形成了根本性的沖突”，因為“網絡文學很難說只是一個文本，它是一種（虛擬）社區(qū)性的文學，不僅包括文本，也包括在社區(qū)中的互動、討論等，而后者甚至成為讀者體驗中更重要的部分”（23）。新媒體形態(tài)的網絡文學是開放的社區(qū)性文學，因此不能像傳統(tǒng)紙媒文學那樣經典化——這個觀點是很獨到的看法，也引起不小的爭議。

趙靜蓉對此提出商榷。她認為，首先“經典作為某種標準、規(guī)范和權威，并不是靜態(tài)的和固化的，更不是封閉的和永恒不變的”；其次即使網絡文學具有動態(tài)性的特征，也可以形成“網絡文學新經典”（24）。她提出，網絡文學應采用新的經典建構標準：“經典建構的標準要突破靜態(tài)的作品中心論，充分考量由讀者閱讀、市場反饋、文化創(chuàng)意生產及產業(yè)改造等多方面構成的消費語境?！保?5）兩位學者在何謂經典的問題（即“經典必須是靜態(tài)的嗎”）上有分歧，但是對“網絡文學經典”不可能是傳統(tǒng)紙媒文學中的那種經典，則保持了一致。也即雙方都認為，傳統(tǒng)文學經典化的思路不適用于網絡文學。趙靜蓉提出的“網絡文學新經典”很有啟發(fā)性：一是網絡文學文學活動與紙媒文學不盡相同，網絡文學的評價與價值賦予力量也不再是知識分子一家獨大，而是有更復雜的因素；二是網絡文學與高雅文學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本文認為這是因為兩者隸屬于不同的文類體系），它不太可能通過高雅文化經典化的路徑來實現(xiàn)，必然要切換到一條新路徑去。

兩位學者爭論的核心分歧在于對經典的定義不同。黎楊全似乎認為，經典是紙媒時代特有的產物，而趙靜蓉則從藝術價值呈現(xiàn)去理解“經典”。本文認為，所謂經典本質是指作品具有被普遍承認的藝術價值，因此經典化的背后實質是一種篩選和排名行為。網絡文學和其他藝術品一樣，終歸是一種以作品為中心的意義交流活動，那么它毫無疑問就可以被評價、被排名，最終也會篩選出若干“杰作”“經典”。普通讀者應該也是這么看的，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對網絡文學進行藝術價值比較、排名，試問哪個“網文”資深讀者內心沒有幾本屬于自己的“經典之作”呢？所以，網絡文學經典化可被理解為作品藝術價值共識形成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網絡文學“流行經典”出現(xiàn)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互聯(lián)網媒介技術鼓勵人們對網絡文學作品進行“價值賦予”，各種各樣的作品數(shù)據榜單，如“不可不讀”“年度十大”“網友評分”，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網絡文學的主體是大眾文化，解讀和評價它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需要特別高的專業(yè)技能，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會引導人們去發(fā)現(xiàn)網絡文學中的藝術價值。因此，網絡文學的經典化處于一個實實在在進行著的過程中，當然不是“偽命題”。

三、網絡文學“高品質流行經典”的建構路徑

有些網絡文學研究者試圖從海量作品中發(fā)掘出“大師級”或“經典性作家”來驗證網絡文學的經典性。這種專業(yè)研究者直接下場“尋經求典”的做法是有問題的。既然網絡文學在文類上以大眾文化為主，那就應該考慮它作為大眾文化經典化的路徑。流行經典與高雅經典的形成邏輯，很不相同。

流行經典一般是社會自發(fā)形成的。由于流行經典形成所依賴的各種社會因素之間存在極其復雜且偶然的邏輯鏈，對于流行經典，研究者只能耐心等其自然涌現(xiàn)，很難提前預判，任何預判最終會被證明大概率是錯的，畢竟大眾文化行業(yè)內“黑天鵝”頻出已是常識（26）。這不難理解——再厲害的電影專家都很難準確地斷言票房冠軍是哪部電影，也很難準確預言哪些電影將會“流芳百世”。在大眾文化領域，只有經過充足時間的沉淀后，對作品的價值評判才會比較準確。急于在僅有短暫歷史的網絡文學中尋覓“經典作品”，顯然會是過于自負的。在判斷何為流行經典方面，專家也只能追隨社會公眾的腳步，在時間的流逝中讓真正的經典杰作自然涌現(xiàn)，幾乎沒人能預判哪些作品將取得最終的認可?！案咂焚|流行經典”的形成也是這個邏輯：首先自發(fā)性的社會公眾評價是首要決定力量，公眾篩選出優(yōu)質作品后，隨之而來的是專業(yè)評價和各種藝術權威的價值賦予。在大眾文化中，哪部具體作品可被經典化雖然難以預測，但可以總結既往“高品質流行經典”的共性。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很難判斷具體哪些作品會是“網絡文學經典”，但這些作品具備哪些藝術特征卻是可以確定的。這是基于網絡文學的主體是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中的“高品質經典”已經有很多案例可供我們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已經過了歷史關的“高品質流行經典”的藝術特征。以前文提到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和金庸武俠系列文學作品為例，流行經典具有如下顯著特征：第一，強烈的可讀性，主要包括精彩流暢的故事情節(jié)、獨特的人物形象、強烈的情感沖擊力；第二，巨大的影響力和良好的口碑，大量的影視、游戲、流行讀物源出于它們，能夠喚起多種媒介形式、多種文化力量共建“經典”；第三，具有文學類型上的原創(chuàng)性，對偵探小說、武俠小說等類型文學有重大貢獻（要么是類型文學的開山之作，要么是類型文學難以超越的巔峰之作）；第四，他們是時代的產物，但包含著能超越時代的文化特質，對后世讀者依然具有啟發(fā)性；第五，提升了大眾文化的文化地位，好的作品更是讓讀者不再為被人說品味低而感到困擾，反而為它的讀者帶來一定的自豪感。按照這些特征，我們再結合網絡文學實踐具體一一對比，就會明白為何我們主張網絡文學中必然會涌現(xiàn)出“高品質流行經典”。下面展開說來。

其一，有強烈的可讀性是中國網絡文學的基本要求?！氨仨毜糜腥ぁ币呀洺蔀榫W絡文學“出線”的準繩。網絡文學強化了通俗文學的敘事藝術，大量采用懸念，密集制造情節(jié)上的激烈沖突，強烈的戲劇沖突均衡地分布在情節(jié)結構之中。網絡文學強化了跟隨人物的敘事視角，增加了閱讀的“代入感”，給讀者提供了類似于“白日夢”的滿足體驗。這些都是網絡文學可讀性的保證，好的網絡文學作品基本上都具備這個特征。

其二，網絡文學流行經典借助多種媒介形式共建自身的文化影響力。流行經典一般都有大量的影視、游戲、流行讀物基于它們而產生。擁有影響力的優(yōu)質網絡文學，不但其作品本身啟發(fā)了其他很多作品，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影視改編、游戲動漫改編等大眾文化衍生品開發(fā)。流行經典因為讀者眾多，它的跨媒介敘事幾乎是一定會出現(xiàn)的，這反過來又強化了流行經典的影響力，增強了其經典地位。王小英指出，網絡文學的多樣化傳播有助于其經典地位的形成：“從文學經典的形成機制來看，在當下社會多樣化傳播環(huán)境中，網絡小說將有可能躋身經典的行列。”（27）在這方面，唐家三少的《斗羅大陸》系列是一個極好的案例。這部作品通過實體書、動漫、游戲、周邊產品等跨媒介敘事實踐，大大增強了影響力，一定程度上讓它成了老少皆知的大眾作品。

其三，就文學類型上的原創(chuàng)性而言，網絡文學領域的原創(chuàng)性主要體現(xiàn)為類型的創(chuàng)新。網絡文學以“類型文學”為主，新類型總是不期而遇地出現(xiàn)（如網游小說、盜墓小說），類型混和的創(chuàng)新（如都市+異能、玄幻+種田等）、反類型的類型小說（吐槽類、玩梗類小說）更是常見。開創(chuàng)一種新類型或在類型提供的敘事框架內做到頂尖水準，是網絡文學追求原創(chuàng)性的主要體現(xiàn)，也是大眾進行流行經典“群選”參照的主要標準。實際上，注重原創(chuàng)性，是流行經典和高雅經典是通用的。理論家談及高雅經典特別強調原創(chuàng)性：“一切強有力的文學原創(chuàng)性都具有經典性。”（28）流行經典也離不開原創(chuàng)性，一部作品被群選為經典，那它同樣得具備原創(chuàng)性，只是流行經典的原創(chuàng)性更多地體現(xiàn)為類型文學視域下的原創(chuàng)。如邵燕君所說，“所謂類型經典的‘大師’就是‘規(guī)定動作’跳到滿分之后還能跳出自己風格作家。”（29）類型文學可通過類型上的原創(chuàng)性來彰顯經典價值。

其四，網絡文學流行經典既是時代的產物，同時又包含著超越時代的認知啟示。網絡文學當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它海量的作品中無疑包含了時代精神，為時代下的眾人提供了身份認同、情感慰藉或者是認知上的啟示等情感支持功能（30）。然而，這些作品中也包含著超越時代的認知啟示。有些產生于十幾年前的網絡文學作品，如今仍有眾多讀者去重讀，說明它可以讓十幾年后的讀者得到啟示。這與高雅經典具有相通性，流行經典也包含了重讀的價值。高雅經典的支持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認為：“一項測試經典的古老方法屢試不爽：不能讓人重讀的作品算不上經典?！保?1）卡爾維諾提出：“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保?2）網絡文學中的某些經典之作也具有這個特性，一些古早的網絡文學作品，仍能不斷獲得新生代的粉絲讀者。有些作品同樣被粉絲讀者重讀多遍。以本文作者為例，《鬼吹燈》這部開創(chuàng)了網絡文學“盜墓—探險”類型的作品，吸引我讀了不下三遍。

其五，真正好的流行經典可以有力地提升大眾文化作品的藝術地位。在當下的后現(xiàn)代社會語境下，“‘拼湊’（pastiche）作為創(chuàng)作方法，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藝術實踐”（33）。大眾文化作品之間更是形成了一個互文性的網絡，作品與作品之間充斥著引用、模仿與對話。如斯道雷（John Storey）所言，典型的后現(xiàn)代文化“是一種引用的文化，意即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產品是從以前的文化產品中生成的”（34）。在這種文藝生產語境中，流行經典具有很強的能產性，它會衍生、復制出諸多與自己有關的文化信息，成為其他大眾文化作品的“資源”。流行經典通過影響其他作品來顯示自己的存在，成為文化生產力的源頭。由此，自帶文化生產力的流行經典，不再是粗鄙的低品位對象，而是一種讓它的受眾體驗到自豪感的作品。流行經典以高品質作品和對社會文化的強大生產力，獲得了藝術地位的提升。網絡文學中已經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即因為成為某部作品的讀者而感到自豪。在進行社會評價時，這些自豪的讀者便會自動站出來為作品“代言”，從而影響更多人。

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得出：網絡文學已經完全具備了流行經典，乃至“高品質流行經典”的諸多藝術特征。盡管由于歷史距離沒有被充分拉開，我們還無法確定哪些“網文”作品屬于“高品質流行經典”，但藝術特征上的基礎條件都具備了，那么經典杰作就必將從中涌現(xiàn)出來。

不過，我們也不應忽視另一種潛在可能性，即網絡文學可通過提升文類等級，由俗入雅，獲得高雅經典的身份。畢竟廣義的網絡文學包含著多種文類，目前網絡文學主潮是大眾文化，但不排除那些類似高雅文學的文類也可以獲得機會，如利用媒介技術進行形式創(chuàng)新的實驗型作品和針對高品味讀者的小眾化網絡文學均有這個潛力。更有可能的是，未來“文化雜食者”（35）增多，高雅文化越來越能夠向下兼容，一些原本是大眾化的網絡文學作品也有可能被納入高雅經典的范圍。因此，網絡文學除了成為流行經典之外，也未必不能爭一下高雅經典的高標。盡管有諸多可能，但還是要回到現(xiàn)實：透過當下網絡文學主潮是大眾文化，其影響力也在于社會大眾的事實，流行經典尤其是“高品質流行經典”才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最優(yōu)路徑。

結  語

流行經典與高雅經典的區(qū)別在于，流行經典一般為大眾文化作品，且沒有通過歷史的檢驗，因此其藝術地位要弱于高雅經典，但是流行經典中的高品質流行經典與高雅經典一樣，因其內在的藝術質地過硬也能夠經受起歷史的檢驗。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網絡文學出現(xiàn)高雅經典的可能性，但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最佳路徑應當是朝向流行經典，尤其是高品質流行經典。網絡文學已經顯現(xiàn)出“高品質流行經典”必備的一些藝術特征：強烈的可讀性、多種媒介形式共建的文化影響力、文學類型上的原創(chuàng)性、源于時代又超越時代的認知啟示、能有力提升自身作為大眾文化的藝術地位的象征性力量。

注釋：

（1）〔英〕維多利亞·D.亞歷山大：《藝術社會學》，第265頁，章浩、沈楊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2）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考察品味的社會建構時提出了“分類斗爭”，分類的權力是為了實現(xiàn)“區(qū)別性差距”。這種區(qū)別性差距可以體現(xiàn)在精英品味和大眾品味的區(qū)隔上，精英文化品味的形成是通過拒絕大眾品味形成的（即你喜歡的，我就不喜歡）。見〔法〕皮埃爾·布爾迪厄：《區(qū)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下），第758-759頁，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3）〔荷蘭〕D.佛克馬、〔荷蘭〕E.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第50頁，俞國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4）熊修雨：《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討論經典——對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的反思》，《現(xiàn)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3年第1期。

（5）〔美〕伊萊休·卡茨等：《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3-4頁，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6）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3,p.Ⅶ.

（7）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8）（9）趙毅衡：《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雙軸位移》，《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

（10）關于英國“廉價驚險小說”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盛況，見Sarah Durn,How Gruesome Penny Dreadfuls Got Victorian Children Reading,引自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penny-dreadfuls-victorian-children-literacy，2021/10/22。

（11）〔英〕約翰·斯普林霍爾：《青年、流行文化與道德恐慌：從下等戲院到匪幫說唱，1830-1996》，第38、63、61頁，王華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

（12）趙勇：《誰在建構當代文學經典？當代文學能否建構成經典？》，《文學與文化》2010年第2期。

（13）（32）〔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第3、1頁，黃燦然、李桂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14）〔日〕三浦展：《第四消費時代》，第83頁，馬奈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15）房偉：《網絡文學能否產生經典？》《群言》2021年第4期。

（16）邵燕君：《網絡文學經典解讀》，第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7）邵燕君：《網絡文學經典解讀》，第16、1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8）石娟：《草稿化與媒介轉移：網絡小說性質及經典化路徑之探討》《小說評論》2016年第2期。

（19）劉帥池：《網絡文學：經典之夢與文學之殤——市場化時代的文藝前途》，《東吳學術》2017年第3期。

（20）社會學家們傾向認為，“（文化等級的）區(qū)隔以歷史為基礎，并被有權力的團體制度化。這些團體希望宣稱其藝術形式優(yōu)于他人，進而強化他們的社會地位”。見〔英〕維多利亞·D.亞歷山大：《藝術社會學》，第254頁，章浩、沈楊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21）邵燕君：《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tǒng)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

（22）〔加拿大〕施恩·鮑曼：《高雅好萊塢：從娛樂到藝術》，第54、52頁，車致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

（23）黎楊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

（24）（25）趙靜蓉：《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何以可能——兼與黎楊全教授商榷》，《文藝爭鳴》2022年第11期。

（26）〔美〕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第87頁，萬丹、劉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7）王小英：《網絡小說的多樣化傳播研究——兼論網絡小說經典化的可能性》，《福建論壇》2012年第5期。

（28）（31）〔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第21、25頁，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29）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30）孟隋：《網絡小說的“情感現(xiàn)實主義”及其“情感支持”功能》，《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33）〔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450頁，陳清僑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

（34）〔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238頁，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5）“文化雜食者”由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A.彼得森提出，這個概念是指高雅文化人群“愿意去欣賞所有類別的藝術”，強調了高雅人群可以接納社會邊緣群體所創(chuàng)造的低端藝術類型。與這個詞匯對應的是“挑食者”，即從不參加任何中檔或低俗活動的人。見〔美〕理查德·A.彼得森、〔美〕羅杰·M.柯恩：《變化的高雅品味：從“挑食者”到“雜食者”》，周怡主編：《文化社會學：經典與前沿》，第144-145頁，程千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