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墨》是知名小說家、學者房偉新近發(fā)表的中篇小說，是房偉“高校知識分子系列小說”之一，講述的正是當代高校人文知識分子的那些事兒。小說以網(wǎng)絡歷史寫手周丹為敘事人，以容煥余和谷墨的“雙葬”為線索，梁城歷史學界的各色人等及學術糾葛悉數(shù)登場。其間，既有容煥余門下谷墨、程濟、孟力行、高曉菲、周丹等人的不同人生故事；有梁大著名歷史學權威容煥余與學術對手、梁師大的歷史學權威金輝之間的學術門戶之爭；也有谷墨與程濟這對同門不同的個性、情感和學術人生的對峙。小說人物及線索紛繁，內(nèi)容取鏡寬廣，但又集于“雙葬”之一線，繁而不亂。既十分好看，又有深意存焉。自《血色莫扎特》以來，房偉就追求將可讀性融于嚴肅的思想主題中，《余墨》延續(xù)了這種追求，又有新的拓展。

“余墨”這個取名，表面上是將容煥余、谷墨兩人之名各取一字，實則是有所寄托、有所追問的。墨與知識相通，此處則用于指稱一種知識倫理?！队嗄方议_當下人文學界之一角，既是寫故事，寫人生，寫抉擇，也是借墨而追思斯文?！八刮摹币辉~，表面上是“這一文章”，實則有著體面、教養(yǎng)、文明的內(nèi)涵。現(xiàn)實世界有千千萬萬的側(cè)面，為何獨寫知識分子的那些事兒？這不僅是因為作者本人長期工作、生活于高校，入乎其內(nèi)，故能寫之，更因為知識分子是寄托和維系一個社會“斯文”的群體。小說呈現(xiàn)了當下人文知識界的種種積弊：各個層級的知識分子，多為各種項目、頭銜、考核所困?；蛞坏仉u毛，或蠅營狗茍，學術理想的追求被轉(zhuǎn)換為學術利益的爭奪。小說中，容煥余提著貴重禮物穿梭于酒店拜會評審專家；葬禮之上，景瑞“不失時機”（慌不擇時）地拜托“我”為其論文謀C刊，這些細節(jié)確實令人唏噓。容煥余與景瑞，在學術場域中的地位相去千里，但這份斯文掃地又無可奈何，卻是相通的。容煥余為梁大幾代歷史學人的心血計，那迎來送往、應酬玲瓏中也有委曲求全、五味雜陳之感。至于景瑞，可能是學術底層了。正當葬禮現(xiàn)場，各色人等、熙熙攘攘之際，他竟有心思拜托這等“大事”。此處，《余墨》追問的實是：斯文淪喪，尚有余墨否？

令我感嘆的還有，房偉也竟有這等心思，在敘事人周丹在摯友葬禮的百感交集中，遞來另一份令人窒息的現(xiàn)實人生，遂令小說氣象頓生。我們知道，很多小說家，只能寫自己，不能寫他人。這類小說家獨擅第一人稱敘事，不管寫的是誰，都是寫自己的故事。另有一類小說家，既能寫自己，也能寫他人，能寫百態(tài)人生。我們雖不能完全否認自我書寫類型的小說家的價值，但小說的大道，可能還是存在于那種能寫人生百態(tài)的小說家那里。不過，就是這類小說家，也是有高下之分的。能寫滔滔大潮者不在少數(shù)，但能于滔滔之中獨見渺渺者，無疑更高。能寫葬禮上之穿梭往來，各懷心事者或不在少。但于敘事人之審視、感傷之目光之中，執(zhí)拗地遞來另一種現(xiàn)實的聲音，則說明作者活在復調(diào)，而非單一的聲音中。他自知，所謂現(xiàn)實，就是聲聲不同，聲聲互否，聲聲互應。這一細節(jié)見出，房偉的小說，已進入另一層，隱約有著“紅樓”韻味。

說回《余墨》的追問。我想它也并不只是悲愴的。羅杰·加洛蒂在《論無邊的現(xiàn)實主義》中說：“生活的意義……既作為一種強制的必然來經(jīng)受，又由一種自由而孤獨的選擇的責任來承擔的。”這番話和韋伯“所有的歷史經(jīng)驗都表明，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zhí)著于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有異曲同工之妙。換言之，生活既屬于規(guī)定性范疇，又屬于可能性范疇。斯文委頓是一種現(xiàn)實，但并非一種絕對必然的現(xiàn)實。文學之為文學，正在于召喚對這種現(xiàn)實的超越。用房偉自己的話，便是“心守星光，眼有余墨”?！队嗄?，便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現(xiàn)實和倫理責任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