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6年1月，涅克拉索夫主編的《彼得堡文集》經過漫長的審查后終于得以面世。文集中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此登上文壇。在寫成《窮人》后不久的1845年5月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我有許多新的構思，只要第一部小說能搞定，這些構思便將鞏固我的文學名聲?！薄峨p重人》無疑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許多新的構思”之一。

大約在1845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雙重人》的寫作。這部作品的寫作似乎并不順利，計劃中的交稿時間一再推遲，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即“從8月拖到了次年1月”。1846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這部中篇小說，此時距擬刊發(fā)此作的《祖國紀事》雜志1846年第二期的出刊日期僅剩四天。寫完這部作品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頗為自負，他對哥哥說道：“戈利亞德金要比《窮人》高十倍，我們的人說，在《死魂靈》之后羅斯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作品，一部天才的作品，他們說了許多、許多好話！的確，我的戈利亞德金成功得無以復加。”

然而，《雙重人》得到的評價，尤其是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寄予厚望的別林斯基集團處得到的評價，卻遠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料。在《雙重人》寫成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別林斯基處的聚會上朗讀這部作品的片段，得到的反響似乎還不錯，但這部作品在完整刊出之后卻遭到冷遇，別林斯基及其周圍的人普遍對這部作品感到失望。這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感意外，甚至使他開始“反思”自己的作品，他還因此大病一場。他在1846年4月1日給哥哥的信中寫道：

但令人厭惡和痛苦的是，我們自己的人，別林斯基和所有人，都因為戈利亞德金而對我不滿。最初的印象是無意識的欣喜，交談，轟動，議論。第二個印象卻是批評，所有人都在說，也就是說，我們的人和所有的人都認為，戈利亞德金十分枯燥，蒼白，十分冗長，難以卒讀。但最為可笑的是，所有人都因為我寫得冗長而生我的氣，所有人卻又都在通讀這部作品，還一遍又一遍地通讀。

……

至于我自己，我甚至一度感到很氣餒。我有一個很可怕的弱點，就是自尊心和虛榮心太強。我辜負了期望，糟蹋了原本可以成為一部偉大作品的素材，這個想法讓我悲痛欲絕。戈利亞德金令我厭惡。他身上的許多東西就是在匆忙之間寫下的，在疲憊中寫下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與精彩的段落并存的是一些令人厭惡的廢物和垃圾，不堪一讀。這一切讓我一時就像置身地獄，我因痛苦而病倒了。

《雙重人》受到的冷遇，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作品面世后不久便打算對其進行修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之后的被捕和流放打斷了這一計劃。流放歸來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未放棄修改《雙重人》的計劃，但這一工作又多次被擱置，他在1860年出版的兩卷選集因此沒有收入這部作品。1861—1864年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雙重人》列出新的寫作提綱，其中納入一些新的情節(jié)線索和人物關系。他似乎試圖把這部作品擴展為一部長篇小說。但是，或許由于此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許多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寫作《死屋手記》《地下室手記》《罪與罰》等新作，創(chuàng)辦《時代》和《時世》等雜志，還有出國旅行、玩輪盤賭、與蘇斯洛娃的戀情等，對《雙重人》的改寫再度被推遲。直到1866年夏秋，在編輯一部新文集的第三卷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完成了對《雙重人》的修訂。

《雙重人》初版于1846年，我們現在讀到的版本大多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6年的定稿。這兩個版本相距20年，但差別并不很大，1866年版中的改動主要是形式上的，而非內容和結構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修改時去除了對《死魂靈》《堂吉訶德》的模仿痕跡，將《死魂靈》式的副標題“戈利亞德金先生的游歷”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господина Голядкина）改為“彼得堡詩篇”（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поэма），也去掉了每章開頭像《堂吉訶德》中有的那種情節(jié)說明，比如第一章原有的情節(jié)說明：“本章敘述九等文官戈利亞德金醒來。他如何穿衣打扮，出門前往他應往之處。戈利亞德金先生如何自證他的親眼所見是正確的，然后得出結論，最好還是大膽地、公開地、但不失高貴地采取行動。戈利亞德金先生最后如何順道去了某個地方?！边@樣的修改既是為了掩飾小說的戲仿對象，同時也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將《雙重人》寫成一部《死魂靈》或《堂吉訶德》式大部頭小說的初衷。此外，除一些印刷錯誤的修改、重復之處的刪節(jié)，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改寫了結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放棄了對《雙重人》的“大改”計劃，這可能因為他實在無暇顧及此事，也已無力再返回其早期創(chuàng)作，但更為可能的原因是，他自己后來也越來越意識到了他這部早期作品在主題思想、人物形象和敘事結構等方面的完整性和完成性。

二

《雙重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作品。涅克拉索夫在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作品《窮人》的手稿后曾對別林斯基驚呼：“新的果戈理誕生了！”涅克拉索夫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新的果戈理”并非偶然，因為他在《窮人》中讀到了果戈理式的“彼得堡故事”、果戈理筆下的小官吏形象以及果戈理的人道主義情懷，除此之外，他也一定感覺到了《窮人》與果戈理的小說《狂人日記》間的“互文性”?！峨p重人》面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果戈理的作品，尤其是果戈理的《鼻子》的借鑒更成為批評家們熱衷的話題之一，有人甚至直截了當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是對果戈理的抄襲。舍維廖夫在刊于《莫斯科公國人》的一篇書評中寫道：“起初這里是對果戈理作品中人們熟知的一切的不斷致敬：時而致敬乞乞科夫，或是鼻子，時而致敬彼得魯什卡，茶炊般的印度公雞，或是謝利凡。但讀完整篇小說，如果您一定想要讀完的話，您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就像是在吃了油膩的晚餐之后做了一個最不愉快的、枯燥的噩夢?！笨邓固苟　ぐ⒖怂_科夫說得更干脆：“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的已不是果戈理的影響，而是對果戈理的模仿……在這部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常常是在嘲弄果戈理，他對果戈理的模仿往往到了這樣的程度，使得這已不再是模仿，而是抄襲?！?/p>

《雙重人》中的確有許多對于果戈理作品的“戲仿”，比如戈利亞德金和仆人彼得魯什卡的對話就見之于果戈理的劇作《婚事》，對司長家舞會的描寫也近似于《死魂靈》第一部第一章中的省長家舞會，小說的副標題“戈利亞德金先生的游歷”也是對《死魂靈》的副標題“乞乞科夫先生的游歷”之借鑒，甚至連一些人物的名字，如彼得魯什卡、卡羅利娜·伊萬諾夫娜等，也都原封不動地取自果戈理的作品。而《雙重人》和《鼻子》之間在故事情節(jié)上的互文關系更是一目了然。

果戈理的《鼻子》（1836）寫道，八等文官科瓦廖夫一覺醒來，發(fā)現自己的鼻子不見了。在大街上，他突然遇見自己的鼻子，這鼻子現在裝扮成五等文官的模樣，官銜比鼻子的主人科瓦廖夫還高三級，只見這鼻子坐上一輛馬車，揚長而去。他跟著馬車追到喀山教堂，擠到在做禱告的鼻子身邊，要求鼻子把鼻子還給自己，鼻子卻居高臨下，不理不睬，之后又突然消失了。當天晚上，萬念俱灰的科瓦廖夫回到家中，卻發(fā)現有一位警察帶來了用破布包著的鼻子，還給了主人，科瓦廖夫大喜過望。在果戈理的這篇小說里，變身為五等文官的鼻子，或許就是八等文官科瓦廖夫的自我想象物，是他一直覬覦、卻始終無法實現的人生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的寫作比《鼻子》晚了十年，但兩篇小說的情節(jié)設置卻幾乎如出一轍。與《鼻子》中的科瓦廖夫一樣，《雙重人》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彼得堡衙門里的小官吏，這個名叫戈利亞德金的人終日幻想升官，能娶上司的女兒為妻，卻一直不敢行動，可這些幻想卻造就出一個與他一模一樣的人，他的這位“雙重人”卻敢做敢為，實現了戈利亞德金的所有幻想，并且排擠了戈利亞德金，把戈利亞德金趕出了生活。面對自己的“雙重人”，戈利亞德金既恐懼又羨慕，他羨慕后者的坦然大膽，順風順水，也恐懼后者的不擇手段，厚顏無恥，最后，這種矛盾心理使戈利亞德金變成了一個瘋子。

《雙重人》和《鼻子》的確很相像，都有一個主人公一分為二的離奇故事，都有一個主人公與其第二自我的糾纏和斗爭，但是，若將《雙重人》視為《鼻子》的簡單翻版，這無疑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實力的嚴重低估，也難以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獨特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其實，在《窮人》大獲成功后頗為自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在他的第二部作品中如此明目張膽地“模仿”或“致敬”果戈理，一定有他的考量，甚至有他有意為之的底氣。

首先，《雙重人》和《鼻子》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小說，如果說《鼻子》是一部社會小說，那么《雙重人》則主要是一部心理小說?！侗亲印冯m然情節(jié)荒誕，但仍被視為一部“自然派”的代表作，亦即別林斯基等人所倡導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侗亲印穼懙嚼戆l(fā)匠等下層人顫顫驚驚的生活，官場里的爾虞我詐和以大欺小，亦即“小人物”的悲慘生活?！峨p重人》寫的同樣是小人物，但作者更關注的卻顯然是主人公的內心生活和精神世界，與包括《鼻子》在內的“彼得堡故事”，尤其是《外套》相比，甚至較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處女作《窮人》，《雙重人》的現實指向性和社會批判性無疑是相對減弱的。《雙重人》之所以讓別林斯基等人感到失望，我們認為，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作品的“冗長”，而在于這部作品似乎并非如別林斯基等人預料的那般是一部典型的“自然派”作品。當然，就像《鼻子》被文學史家們稱為“荒誕現實主義”作品一樣，《雙重人》或許也可以被稱為“心理現實主義”作品?！侗亲印泛汀锻馓住?，《窮人》和《雙重人》，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都有差異，更何況不同作家不同時期的作品了。如果說《鼻子》是一個情節(jié)小說，那么《雙重人》就是所謂“意識小說”（роман сознания）。在《雙重人》中，《狂人日記》的“瘋狂”主題和《鼻子》的“雙重人”主題得到了一并繼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夸張荒誕的自然派手法之外添加了對情感張力的呈現和對病態(tài)心理的揭示。對于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均有深入研究的俄國批評家康斯坦丁·莫楚爾斯基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探究瘋人的心理狀態(tài)，追溯疾病的根源并描繪其發(fā)展過程。他將其老師（指果戈理——引者按）的奇幻怪誕風格轉化為了心理小說。”通過《雙重人》等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并發(fā)揚了萊蒙托夫在《當代英雄》中奠定的“心理現實主義”傳統，為19世紀中葉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多元化和豐富性作出了新的貢獻。

其次，《鼻子》像一出荒誕劇，而《雙重人》則是一出悲劇。在《鼻子》中，科瓦廖夫丟失的鼻子最終完璧歸趙，而在《雙重人》中，在半夜私闖上司住宅、攪亂舞會的戈利亞德金最終卻被送入了瘋人院。值得注意的是，《雙重人》1848年版本的結尾只寫到醫(yī)生來接走戈利亞德金，并未明確點明他的歸宿，而在1866年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改寫了結尾，讓醫(yī)生道出了一句惡狠狠的“判決”：

“您住著公家的房子，配有木柴、燭火和用人，而您根本不配享有這些！”克列斯季揚·伊萬諾維奇聲色俱厲地宣布了判決。

我們的主人公大叫一聲，雙手抱住了腦袋?！獑韬?！他對此早有預感！

這樣的結尾無疑強化了這部小說的悲劇色彩。我們認為《雙重人》是悲劇，主要還是就其內在的悲劇驅動力而言的，即戈利亞德金與周圍環(huán)境的沖突以及戈利亞德金與其“雙重人”的沖突。戈利亞德金試圖進行抗爭，可他的抗爭均以失敗告終，而且他似乎從一開始就覺得自己的失敗難以避免，就像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所言：“他對此早有預感！”自始至終，戈利亞德金都處在一種極度緊張的氛圍中，這種氛圍既是現實的社會壓迫之象征，也是他自己的內心壓抑之反射。

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雙重人》中深化了“雙重人格主題”（тема двойничества）主題。對于人格的分裂進行形象化的文學表現，這其實既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首創(chuàng)，也不是果戈理的專利。在各民族的神話中都有關于孿生子和同體人的傳說，基督教故事中也常出現人的魔鬼性問題，即人身上的善惡對立，也就是說，“雙重人”原本就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個“永恒母題”。在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創(chuàng)作的時候，德國作家霍夫曼的浪漫主義小說在俄國十分流行，他的作品中就曾出現過“雙重人”的形象，比如在《魔鬼的長生湯》中，主人公梅達杜斯修士在飲用了“魔鬼的長生湯”后，內心的邪惡被外化為一個與自己相貌完全相同、代表其負面性格的人物維克托林，兩人的糾纏和搏斗構成小說的情節(jié)主線。相似的情節(jié)還出現在他的《沙人》《選擇新娘》等作品中?；舴蚵淖髌繁蛔g成俄語后結集出版，所用的書名就是《雙重人》（Двойники），只不過這里的俄語單詞用的是復數形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部小說題目用的是單數形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也有多位俄國作家訴諸過“雙重人格”主題，比如安東尼·波戈列利斯基的一部小說集就題為《雙重人，又名我在小俄羅斯的夜晚》（Двойник, или Мои вечера в Малороссии，1828）。在亞歷山大·維爾特曼的長篇小說《心靈和思想》（Сердце и думка，1838）中也曾出現一個雙重人形象，只不過這位雙重人是個女性。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雙重人格”從人物設置和故事情節(jié)轉變成了意識沖突和內心沖突，從簡單的二元對立轉化成了復雜的矛盾人格。

將《雙重人》與《鼻子》做比較，不是在比較兩位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高低，而是旨在彰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果戈理傳統的繼承和發(fā)揚，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晚年所坦言的那樣：“我們全都來自果戈理的《外套》?！毙∪宋锏男蜗?，人物荒誕的心理感受，作者面對現實和小人物時的人道主義情懷，所有這些始自果戈理的文學寫法經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光大，從而成為俄國文學中源遠流長的傳統。

三

《雙重人》的俄文標題用的是單數“двойник”，其所指可能是相對于主人公而言的“他者”，可這位第二主人公直到小說的第五章才出場，此時小說的敘事已展開將近一半。兩位主人公的街頭相遇是這樣的：

突然，透過風的呼嘯和雨雪的喧響，他的耳邊再次傳來一連串相當切近的腳步聲。他猛一激靈，睜開了眼。在他正前方，二十步開外，又有一個黑黢黢的人影迅速朝他逼近。那人走得急急匆匆忙忙，距離迅速縮短，很快連他的長相都看得清了——?。「昀麃喌陆鹣壬挥傻皿@懼失聲，兩腿瞬間癱軟。那正是十分鐘前，他眼睜睜看著從自己身旁經過的那個人！眼下卻又神出鬼沒地出現在了他的面前！但令戈利亞德金先生驚愕的還遠不止這一點。他驚愕至極地待在原地，大叫了一聲，欲言又止，接著拔腿便追，還沖著那人的背影喊了句什么，大概是叫他立刻站住。陌生人還真就站住了，他距離戈利亞德金先生十來步遠，近旁的路燈照亮了他的整個身子；他站住，朝戈利亞德金先生轉過身來，焦急不安地等待對方開口說話。“抱歉，我大概是搞錯了?！蔽覀兊闹魅斯澛暤?。陌生人沉默而懊惱地轉過身去，繼續(xù)匆匆趕路，仿佛急于追回被人耽擱的兩秒鐘。至于戈利亞德金先生，他的每一條筋脈都開始顫抖，他的膝蓋打彎，兩腿發(fā)軟，他呻吟著癱坐在人行道的護樁上。不過，他之所以如此驚駭的確事出有因：那個陌生人讓他感覺有些眼熟。不僅如此，他感覺自己之前經常見到他，見到這個人，之前，甚至就在不久前。到底在哪兒見過呢？該不會就在昨天吧？不過，問題的關鍵同樣并不在于戈利亞德金先生經常見到他，再說這人幾乎也并無任何特別之處，乍一看去絕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怎么說呢，那人吧，跟所有人一樣，也很體面，不用說，跟所有的體面人一樣，甚至說不定還會有這樣那樣的優(yōu)點，甚至是相當大的優(yōu)點?？偠灾彩莻€獨立自主的人。戈利亞德金先生對此人并不抱有任何仇恨或者敵意，連一丁點最輕微的惡感也沒有，甚至恰恰相反；但與此同時——而這才是最關鍵的——與此同時，即便給他全世界任何的珍寶，他也不愿意見到這個人，尤其是以眼下這種方式。不僅如此，戈利亞德金先生對此人相當了解，他甚至知道他姓甚名誰；但與此同時，無論給他什么，哪怕給他全世界任何的珍寶，他也不愿意叫出他的名字，甚至不愿意承認他就叫那個名字，有那個父稱，姓那個姓氏。

兩位主人公長得一模一樣，名字完全相同，都叫雅科夫·彼得羅維奇·戈利亞德金，也都在同一個單位做同樣的工作。為區(qū)別他倆，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別稱他倆為“大戈利亞德金”（Голядкин-старший）和“小戈利亞德金”（Голядкин-младший），或“真戈利亞德金”（ностоящий Голядкин）和“新戈利亞德金”（новый Голядкин）。這對同貌人戴著同一副面具，相同的面具下卻藏著不同的性格邏輯和行為習慣。在單位里，在與人交往時，大戈利亞德金唯唯諾諾，憤世嫉俗，由自卑而自尊，小戈利亞德金則察言觀色，應付自如，因無恥而自得。小戈利亞德金出現之后，幾乎做到了大戈利亞德金想做卻不敢做、無力做，也難以做到的一切，其中包括贏得上司和克拉拉的好感。大戈利亞德金因此羨慕小戈利亞德金，嫉妒小戈利亞德金，也仇恨小戈利亞德金，兩人甚至到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倆似乎構成一對相互對立的性格。

然而，大、小戈利亞德金這種截然對立其實也同樣是一副面具，兩個戈利亞德金其實是同一個性格的兩面。小戈利亞德金畢竟是大戈利亞德金的幻想之產物，如果說大戈利亞德金是“本我”，那么小戈利亞德金就是“他我”，作為主體“我”的兩個部分，兩個戈利亞德金之間其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就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大戈利亞德金是現實中的戈利亞德金，小戈利亞德金是幻想中的戈利亞德金；大戈利亞德金是幻想的主體，小戈利亞德金是幻想的客體；大戈利亞德金是當下的戈利亞德金，小戈利亞德金是將來的戈利亞德金，如此等等。就對個性尊嚴的病態(tài)捍衛(wèi)而言，就對個人價值的不擇手段的實現而言，兩個戈利亞德金其實又是沒有本質差別的。“戈利亞德金”這一姓氏源自俄語中的“голяда”和“голядка”等詞，有“窮光蛋”的意思，由此我們不難感覺到《雙重人》在人物塑造上對《窮人》的繼承，但在閱讀《雙重人》時，我們似乎已很難感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窮人》中對其筆下的男女主人公所給予的溫情，他對小戈利亞德金的嘲諷立場顯而易見，就是對于大戈利亞德金，他其實也多次稱之為“惡棍”。在小說中，作者還借頂撞主人的彼得魯什卡之口，同時向兩個戈利亞德金發(fā)出了譴責：“好人家從來都是正經過日子，絕不會胡來，更不會一個變倆……”“好人家從不會一個變倆，也從不欺瞞上帝和老實人……”1860年代著手修改《雙重人》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筆記中寫道：“小戈利亞德金是卑劣的化身?！倍@種“卑劣”也就是大戈利亞德金的“卑劣”，因為“雙重人”畢竟是大戈利亞德金內心隱秘意圖的投射，是他的無意識的外化，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樣式”創(chuàng)造出來的“第二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雙重人》中的“雙重人”或許并不止大、小戈利亞德金兩人。戈利亞德金的仆人彼得魯什卡對待主人時而恭敬，時而輕慢；戈利亞德金的頂頭上司安德烈·菲利波維奇也對戈利亞德金展示出了或親切、或驕橫的兩副面孔；分別出現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的醫(yī)生克列斯季揚·伊萬諾維奇，其變化如此之大，竟使得戈利亞德金覺得：“這不是克列斯季揚·伊萬諾維奇！這是誰？還是說就是他？就是他！這就是克列斯季揚·伊萬諾維奇，但并非從前那個，而是另外一個克列斯季揚·伊萬諾維奇！這是可怖的克列斯季揚·伊萬諾維奇！”

關于自己筆下的“雙重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是我最主要的地下室人典型。”這句話最好不過地點明了《雙重人》的主人公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小說中的人物之間的關系。從“雙重人”到“地下室人”，再到《罪與罰》中的拉斯科爾尼科夫（這個名字在俄語中有“分裂者”的含義）、《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萬等等，矛盾的個性和分裂的性格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成為獨具特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而“雙重人”也因此獲得一種概括意義，成為世界文學史中一種獨特的人物類型之別稱。

四

在寫出成名作《窮人》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給哥哥的信中這樣談及他的創(chuàng)作抱負：“人是一個謎。應當去解開這個謎，即便一輩子都在破解這個謎，你也不要說這是在浪費時間；我就在破解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解開人這個謎”，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創(chuàng)作座右銘，而小說《雙重人》就是他破解人之謎的第一次嘗試。

在《雙重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遺余力地探索人隱秘、復雜的精神世界，人性的矛盾、人格的分裂被他以一種最為形象、直觀的方式展示了出來。這篇小說情節(jié)簡單，但敘事卻富有張力，讀者的神經被繃緊到了極點，戈利亞德金在人性受辱時的內心痛苦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殘忍地展示和呈現出來，顯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風格，即不遺余力、毫不手軟地揭示人類的心理，尤其是陰暗的心理，惡毒的心理，憤世嫉俗的心理，幸災樂禍的心理，與自己和他人過不去的心理，諸如此類的意識、潛意識和下意識，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動聲色地一一擺上了臺面。

與此同時，對于戈利亞德金這所謂的“破抹布人（человек-ветошка），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要捍衛(wèi)他們作為人的存在價值，即最卑微的人也擁有人的尊嚴，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自發(fā)表之時起，《雙重人》就一直得到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闡釋。一種是“社會學闡釋”，即戈利亞德金的遭遇被解讀為一個“小人物”在不公平社會、不合理現實中的注定命運，戈利亞德金的“雙重人格”首先是社會矛盾之結果，社會沖突之體現。戈利亞德金的人格分裂不是內在的分裂，而是外部分裂的內化，《雙重人》的意義就在于將兩個重要的主題，即“雙重人格主題”和“取代主題”（тема заместимости）合二為一了。杜勃羅留波夫就認為，《雙重人》主人公最后的瘋癲就應該被視作對侮辱人格、抹殺個性的現實之抗議。另一種是“心理學闡釋”，即戈利亞德金的所思所想是一個病態(tài)心理學案例，是一份精神病理學標本。在《雙重人》發(fā)表之時，俄國作家阿波羅·格里高利耶夫就撰文指出，這部作品“是一部病理學、治療學的作品，但絕非一部文學作品”。在弗洛伊德介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學之后，這樣的闡釋就越來越多，直到如今。其實，如果能把“社會學闡釋”和“心理學闡釋”綜合地用于《雙重人》，或許就能更好地理解這部作品所富有的深刻內涵，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作品中把“自然派”的社會批判和后來的現代主義文學所擅長的心理分析融為一體，在對小說主人公的心理分析中注入社會性元素，在進行社會批判的同時也對社會中的人進行心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以此來揭示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每一個人所具有的獨特個性，揭示被統一的社會性所遮蔽的每個社會個體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1877年11月，在《作家日記》中的一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雙重人》在形式上不太完美，卻認為其中的“思想”十分重要：“這個中篇我寫得不太成功，但是其中的思想卻相當鮮亮，我在文學中還從未給出比這更為嚴肅的思想……如果我如今再訴諸這一思想，重新表述它，我或許會賦予它一個完全不同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句話是在他去世前四年道出的，他此時已經寫出他的幾部小說代表作，已開始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值得注意的是，他卻在此時意識到了、或曰重提了《雙重人》的“思想”價值。

1924年，恩格爾哈特提出了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思想小說”（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著名觀點。在恩格爾哈特之后，人們繼續(x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進行類型學研究，逐漸獲得一些共識，即：“主人公即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人物都是“行走著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他本人思想的傳聲筒，也是他的思想武器；小說的內容會影響到其形式，影響到小說的結構、節(jié)奏和調性等形式因素，并最終使思想小說成為一種小說類型，甚或一種文學體裁。這幾個“思想小說”的構成元素，我們在《雙重人》中都可以發(fā)現，至少可以發(fā)現這個元素的端倪。或許正因為這一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闡釋學和接受史中，《雙重人》的地位在近些年似有所上升，人們普遍意識到了《雙重人》與《地下室手記》，乃至《卡拉馬佐夫兄弟》之間的思想聯系。我們甚至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時期的思想小說都是他早年的這部《雙重人》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xù)。

剛剛寫成《雙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迫不及待地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戈利亞德金的亮相很棒，這將是我的代表作?！蓖铀纪滓蛩够倪@一自我感覺、或曰自我預言看來是正確的，盡管這部小說發(fā)表后在當時的激進陣營和保守陣營均未贏得熱烈反響，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認為此作在藝術上不盡完美并屢次嘗試修改，但是，《雙重人》塑造出了別具一格的主人公形象，試圖對人之謎進行猜度，并創(chuàng)造性地將人的意識和思想作為小說的主要描寫對象，就這一意義而言，《雙重人》不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之前的早期創(chuàng)作中鶴立雞群，它同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其整個創(chuàng)作埋下的一個文學伏筆，是其創(chuàng)作后期那些偉大的思想小說的一個先聲。

【劉文飛，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講席教授、人文社科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詩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俄聯邦友誼勛章獲得者，入選中俄人文交流十大杰出人物，俄羅斯托爾斯泰和平獎和大書獎評委。主要研究方向為俄國文學和文化，出版《詩歌漂流瓶》《伊阿諾斯，或雙頭鷹》《俄國文學的有機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個瞬間》《讀與被讀》等專著和文集20余部，譯著《俄國文化史》《俄國文學史》《俄國思想史》等50余部，曾獲“利哈喬夫院士獎”“閱讀俄羅斯翻譯大獎”“十月文學獎”“山花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豆瓣年度譯者”等國際國內文學獎，有多篇散文入選年度最佳散文?！?/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