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并未表現出明顯異于往年的趨勢，但往深處看，還是能感受到某種微弱卻有著清晰方向的潛流。無論是信息媒介的發(fā)達、文學活動的繁盛，抑或是創(chuàng)意寫作教育的崛起，都使得當下的寫作者（尤其是青年寫作者）更具文學的自覺，他們懂得審時度勢，在個人才能、讀者需求與價值導向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

就長篇小說而言，題材正變得愈發(fā)重要。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文字仿佛體重，題材有如骨骼，什么樣的題材能夠承擔數十萬字的重量而不松垮，一個村莊、一座城市、一個家族還是一段歷史？在特定題材已被一寫再寫的情況下，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式與節(jié)奏？這是縈繞寫作者心頭的重要問題。就中短篇小說而言，“小說性”則是牽引敘事動力的那條線。很長時間內，我們似乎更傾向認為中短篇小說寫作者的能力在于憑借匠心與技藝去點化日常，但從近年的創(chuàng)作情況看，寫作者的天賦、視野、審美與認知無疑更加重要。一篇小說的藝術水準往往在作者下筆的那一刻就已大致確定——他認為什么樣的故事更具小說性，什么樣的腔調更能激發(fā)這種小說性，決定了作品的藝術上限。沿著這條思路，2025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更多是在既有的敘事藝術框架內追求進一步的成熟與完整。

抗戰(zhàn)書寫

2025年是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許多重要作品都涉及對抗戰(zhàn)歷史的書寫，《中國作家》《北京文學》《紅巖》《當代人》《黃河》《鴨綠江》《膠東文學》等刊物更設有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特稿、專輯或專號。

諜戰(zhàn)是近年抗戰(zhàn)書寫中長盛不衰的題材，這與其特殊的懸念感、戲劇性與文本張力有關?！皾摲币馕吨巧缪?，“扮演”則天然通向敘事藝術的本質。某種程度上，諜戰(zhàn)小說亦是類型文學與嚴肅文學融合的典范。石鐘山的《紅色密碼》（解碼：石鐘山長篇新作《紅色密碼》搶先看）采用雙線敘事，分述烏堅在抗戰(zhàn)時期的地下工作經歷和烏果敢、烏文文的成長經歷與邊防生活，具有鮮明的“心理諜戰(zhàn)”風格與理想主義色彩。海飛《殘雪》（《人民文學》2025年第8期）描寫了發(fā)生在南京的一段諜戰(zhàn)故事，情節(jié)跌宕，其中又嵌入了陳池與蘇海棠的情感經歷，“雪”的意象貫穿始終，傳遞出一種無聲的悲壯感。趙暉《清泰旅社》（《人民文學》2025年第5期）取材于杭州的“清泰第二旅館”，該旅館曾是韓國臨時政府人員的居住地，內容則涉及抗戰(zhàn)地下工作中多方勢力的爭斗，小說結尾將戲劇性推向高潮——昔日戰(zhàn)友重逢于抗美援朝戰(zhàn)場，但已分屬不同陣營。

小說的目的不止于再現歷史，更重要的是展現歷史進程中人的精神生活。王堯的《桃花塢》（《人民文學》2025年第7期）延續(xù)了他對抗戰(zhàn)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史的關注，小說從1937年蘇州的桃花塢寫起，以詩性的回望姿態(tài)，通過方家三代人的生活軌跡，將朱自清、梅貽琦、聞一多等著名知識分子羅致筆下，書寫動蕩歲月中的日常生活，文字間透露出溫雅的學者氣度與深厚的文化情懷。羅偉章的《光》（《特區(qū)文學》2025年第6期）取材于抗戰(zhàn)時期金陵大學西遷的真實原型，描寫了南京陷落前夕，某高校畜牧場工作人員王酉亭、任貴春等將用于科研的大批動物一路送至重慶的故事，虛實結合，筆觸細膩。李朝德的《尋找道格拉斯》（《中國作家》2025年第7期）同樣取材于歷史，小說采用雙線敘事，通過惠縣文旅局小職員劉升與道格拉斯后人艾米麗的執(zhí)著尋找，引出一段與“駝峰航線”有關的傳奇故事。李黎的《造像之夜》（紀念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 | 李黎 · 短篇小說：造像之夜）意在挖掘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既寫出了大屠殺幸存者的人生故事，更以歷史的幽思返照當下生活。

還有一些作品試圖將抗戰(zhàn)書寫與更多元素糅合起來。葉梅的《神女》（《今古傳奇》2025年第1、2期）將目光放在了抗戰(zhàn)時期的巴東縣官渡口，通過對覃九河一家傳奇經歷的描寫，刻畫出三峽人民的韌性與斗志，小說涉及三峽地區(qū)獨特的船運文化與民俗風貌。海男的《漫長的秘密》（2025年《紅巖專號·長篇小說》）講述了三代人的故事，在“我”與兒子“翅膀”的叛逆生活中，老祖母“春花”當年追隨所愛之人加入遠征軍承擔醫(yī)護工作的秘密逐漸清晰。在老祖母死后，“我”、翅膀與小杏帶著她的秘密與饋贈，走向了人生的下一程。

地方經驗

近年小說對地方經驗的書寫已顯現出成熟且多元的美學范式。寫作者不再滿足于僅僅通過文本制造差異性空間，也不再執(zhí)著于對“地方性即普遍性”的反復強調，而是更多將地方視作一個柔性且透明的容器，無論是個體記憶、社會思考，還是文化鄉(xiāng)愁、生態(tài)意識，都可以在這個容器中得到真切的呈現，并持續(xù)衍生出新的意義空間。

賈平凹的《消息》（《十月》2025年第2期）令人想起他此前的長篇筆記體小說《秦嶺記》。古人的筆記體作品不執(zhí)著于虛構或非虛構，不拘泥于故事或人物的完整性，亦不受敘事藝術的因果律限制，其所以能蔚成淵府，端賴乎一種成熟的“意義結構”，《消息》也是如此，而搭建起這種意義結構的，就是地方經驗與文化傳統(tǒng)。借用薩義德對“晚期風格”的論述，若說《消息》讓人看到的是適時與達觀，劉亮程的《長命》（《收獲》2025年第3期）就更多表現出一種抗拒的姿態(tài)——對現代社會“意義結構”的抗拒。這種姿態(tài)可見之于小說對地方經驗中某些神秘因素的細致描摹，亦可見之于其巧妙的結構設計。

邊地書寫在2025年小說中仍具分量。馬原的《九路馬堡的誘惑》（《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2期）是一部小說化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其內容圍繞“馬原”在西南邊地的行走、觀看展開，通過對傣族文化的思考，揭示出文字、歷史與神性之間的深刻關聯(lián)。畢淑敏的《昆侖約定》（《當代》2025年第3期）令人想起其早期作品《昆侖殤》，二者皆與作者早年在西藏阿里戍邊的人生經歷有關，這部小說將女衛(wèi)生兵郭換金的成長與邊地環(huán)境、軍旅生活、醫(yī)療題材糅合起來，青藏高原的闊大氣象背后是昂揚不息的理想主義精神。董立勃的《帕米爾的陽光》（2025年《紅巖專號·長篇小說》）則以新疆帕米爾地區(qū)的塔縣為背景，雙線并行，一方面寫老一輩邊防戰(zhàn)士劉明田的英雄事跡，另一方面寫劉明田之子劉星昭學成歸國赴疆拜謁父親陵墓，卻為塔縣人的熱情所打動，留下?lián)螔炻毟笨h長參與當地建設的故事。

蘇童的《好天氣》（《收獲·長篇小說2025春卷》）也許不能主要放在“地方經驗”范圍內討論，但正如他以前諸多作品所展現的，這部小說造就了一種“詩意的地方性”?！跋趟痢辈粌H是江南城鄉(xiāng)接合部的一片小小區(qū)域，亦是糅合記憶、想象、思考、情緒、感官的復雜空間。湯成難的《江水蒼蒼》（《人民文學》2025年第1期）則以揚州的“瓜洲渡”為故事原點，用質雅蘊藉的文字書寫古今情事?！肮现薅伞痹揪褪且粋€典型的詩學地理空間，而這篇小說的詩性則產生于由時間與空間所拉伸出的無窮張力。阿貝爾的《關鳩》（《紅巖》2025年第2期）同樣將詩性注入地方書寫，主人公活在疏離感中，小說中的“白羊地區(qū)”與“林波寺”始終氤氳著遙遠泛黃的色調。

職業(yè)、記憶與傳承

自移動端閱讀代替PC端成為主流后，網絡文學中的“職業(yè)向”寫作就日趨繁盛。耐人尋味的是，在近年的嚴肅文學作品中，對特定職業(yè)、技藝及其傳承的書寫也漸成風氣。寫作者似乎越來越意識到，職業(yè)不僅關乎社會身份，更在某種程度上塑造著他們的生活方式，而技藝則能夠成為對抗虛無的重要工具。

路內小說常常憑借職業(yè)身份來為人物制造某種“人在江湖”的狀態(tài)，此前《霧行者》中的“外倉管理員”就是典型例子，他的新作《山水》（《收獲·長篇小說2025夏卷》）同樣以職業(yè)特點引出人物的生活狀態(tài)。小說主人公路承宗是一位司機，而“駕駛”或“穿行”構成了他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駕駛需要依靠經驗與直覺（車感），這種職業(yè)身份幫助他建立起某種關于生活、關于世界的樸素卻清晰的認知。王富中的《排險者》（《紅巖》2025年第5期）則通過虛構“排險者”這一特殊職業(yè)來尋求“小說性”，按照故事描述，所謂“排險”更像是一種通過劇本設計與真人表演進行心理干預的工作，故事的巧妙之處在于“排險”的雙向性，被干預者是通過對干預者的解救走出了精神困境。

職業(yè)題材的小說也天然具有融合類型文學與嚴肅文學的敘事潛能。呂錚的《雙刃劍》（《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3期）是一部在人物塑造、節(jié)奏把控、細節(jié)刻畫等方面都十分成熟的刑偵題材小說，涉及辦案流程、行業(yè)術語以及設伏、追蹤等情節(jié)，皆能兼顧專業(yè)性與可讀性。馬家輝的《天恩和他的半個師父》（《收獲·長篇小說2025夏卷》）取材舊日香港的武行生活，通過對天恩、王日鑫、聶耀堂、鄧奕等武行人物的塑造，以及對猴拳、詠春技藝傳承的描繪，寫出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職業(yè)的復雜性——它不僅是謀生手段，更內含著某種處世哲學與倫理內核。

李鐵的《匠戶志》（《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5期）寫的是新中國工業(yè)化轉型過程中匠人們的心力傾注與技藝傳承，小說通過玻璃吹花匠人駱秋生的職業(yè)經歷，傳遞出對“精神”的深刻理解。王方晨的《快雪時晴》（《中國作家》2025年第6期）寫的是濟南故事，也是書法故事，題目來自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內容則圍繞一位“小廠書法家”老竹的人生故事展開，他在書法技藝中寄托自己的思考與情緒，最終則將作品盡數焚毀。這篇小說引入了“空書”概念，據《晉書》載，殷浩被廢為庶人后，“終日恒書空作字”，旁人窺伺，見他所寫的是“咄咄怪事”?！翱諘钡淖藨B(tài)暗示著無法以言語或形跡承載的復雜人生況味。黃海兮的《微水》（《紅巖》2025年第5期）則取材于長江流域的漁民生活，“我”在對父親與老曹的觀察中逐漸揭開隱秘的往事，而隨往事沉埋的還有漁民的湖上智慧——有關湖底地形、水文、風浪的那套口授身傳的知識。

時代、成長與命運

小說家往往對某個已然逝去的時代飽含深情，這可能關乎他們的成長經歷、個人情感或某種內在的鄉(xiāng)愁。懷舊不是無謂的感傷或面對現實的無能，而是一種自我整理或清醒的回望姿態(tài)。只有穿透過去的迷霧，我們才更能夠深刻了解自己的軌跡與命運。

陳彥的《人間廣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10月）圍繞特定時代文化單位的“福利分房”展開故事，不僅寫盡了小人物的欲望與掙扎，也寫出了一種“微觀生活史”的意味，有豐富的文化意蘊與扎實的生活質地。鄧一光的《海水快樂地說》（《十月》2025年第1期）以平淡克制的筆調展現出時代變動下人的不變，老淡在蠔田的堅守不只是生活方式，也是對虛無的抵抗。胡性能的《猛犸象》（《百花洲》2025年第6期）則更像是在書寫一種“時代人格”，作者在創(chuàng)作談中說這是一篇“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致敬”的小說，主人公許東生的倔強、孤獨、不合時宜，都關乎作者對“八十年代”的理解與懷念。朱日亮的《幸運的碩鼠》（《紅巖》2025年第2期）寫的是一個懵懂少年在匱乏時代的生活經歷，他在無意中發(fā)掘出一條可以盜取食物的地道，但也由此打開了通向人生殘酷真相的門。

不同代際的小說家都試圖建構起屬于他們的成長史與自我認同。楊遙的《太陽離弦》（《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6期）是一部真誠之作，這部小說的現實主義品質及其對70后一代人成長經驗的書寫，受到評論界的普遍贊譽，此外，其觀察生活的細致入微，以及在敘事技藝上的精心打磨，都值得留意。周嘉寧的《永結無情游》（《收獲》2025年第6期）呈現出一種沉郁的氣質，這種氣質在此前《浪的景觀》里已有所顯露。這部小說寫出了“友誼的失敗”與繁華落盡的感傷，似乎人在四十歲后會走到一個散場時刻，但相較年輕時，已有能力不斷告別并反省自己。王蘇辛的《重新醒來的一天》（《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4期）則是一部風格獨特的成長小說，互聯(lián)網時代的生活天然具有某種距離感，人仿佛棲居在一個個小格子里。主人公岳予同在距離感中成長，最終也在距離感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物是時代的產兒，亦是時代的棄子。劉汀的《富貴如云》（《北京文學》2025年第1期）刻畫了一個復雜的當代北京人形象，主人公“富貴哥”身上保存著舊式北京市井人物那種略顯虛矯卻又不無真誠的豪氣，這股豪氣每每令他的人生陷于尷尬困窘，但若隨著作者的筆觸步步深入，又會發(fā)現其內在世界具有某種迷人的“邏輯自洽”。魏思孝的《好漢們》（《雨花》2025年第1期）雖對地域背景著墨不多，但博山、高密、膠濟鐵路等信息仍提示我們故事應是發(fā)生在山東淄博。典型的華北男性乍看面容相似，“好漢們”與“富貴哥”好像沒有本質不同，他們都表面強悍而內心無力，都試圖假借某種“想象”以抵御庸常生活卻又自知虛妄，都處在生活的夾縫中左右支絀，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精神遺民”，但細究也會發(fā)現其間區(qū)別：羅運生與晁保正的痛苦恰恰在于無法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