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我入讀大學中文系的次年，手頭分到一冊由本校教師集體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這部教材的敘述下限，已然游弋在“意識流”“現(xiàn)代派”“知青”“尋根”等當時最前沿的議題之中。10年后的1996年，我入職大學中文系，領到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授課教材，其下限已延伸至“新寫實”“新歷史”，乃至《白鹿原》。彼時的文學史寫作，確乎與時俱進，宛如“貼地飛行”，緊緊抵住時代的腳跟。那是一個我們對于當代文學史敘述擁有絕對掌控力的時刻：輕捷、自信、勢如破竹。這種氣魄不僅見于南北公認的一流著述，也彌漫于那些割地而據(jù)、良莠不齊的編撰之中。

新世紀甫露曙色，晨靄未散，“新世紀文學”的名目便驟然天降。2005年，吹哨人張未民借主編之便，開辟新版頁，馳檄天下，遍邀海內(nèi)。須臾之間，數(shù)十篇高頭講章嘯聚于他主編的《新世紀文學研究》（1）。翌年，他以“新世紀文學研究”之名申報國家社科基金獲準立項。其間，雷達對“新世紀文學”這一命名的斬釘截鐵，令人印象深刻（2）。雷達、張未民等人之所以如此果決，蓋因他們堅信并判定一種新型的、異質(zhì)的文學已經(jīng)誕生了——新世紀的曙色是其降世的胎血。在他們眼中，新世紀的輪廓早已水落石出。然而，當新世紀的香炷燃至四分之一，我們曾有的那份輕捷、自信、勢如破竹的文學史操控力，卻未能如愿在這一時段長驅(qū)直入。如果我沒理解錯，張清華教授主持“文學史視野中的新世紀文學”專欄的關鍵動因，正是源于遍尋一部稍顯體面的新世紀文學史著而不得的詫異與焦慮。曾經(jīng)的“貼地飛行”，曾經(jīng)的“緊抵年代腳跟”，在新世紀的大門開啟至可窺堂奧之時，卻突然偃旗息鼓了。

回溯歷史，1904年中國才誕生第一部國人自撰的《中國文學史》。專業(yè)化的文學史敘述與著述，本是現(xiàn)代西方學術體制的產(chǎn)物，隨該體制同步移植于中國本土。百余年來，這套體制在中國雖已發(fā)展得相當成熟，卻也積弊日久，早已到了亟需反省、自檢與鼎革的關鍵時刻。在此我想表明我對新世紀文學史敘述或著述的價值態(tài)度，借用一句當下的流行語：過去的兩千年，燦爛的中國文學在大部分時間里并無文學史（著）相伴；未來，中國文學大可在沒有文學史（著）的情況下，再存續(xù)兩千年。

作為一個顯見的事實，已有不少論述觸及了新世紀以來文學外部環(huán)境的劇變，以及內(nèi)部格局的裂變。無需贅言，這些變化堪稱革命性且史無前例。諸多論述紛紛描摹了由劇變制造的“超級復雜”的文化狀況或文學態(tài)勢（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讓學術應對的難度呈超級倍數(shù)增長）。然而，內(nèi)在于這些論述的種種慨嘆，幾乎都止步于對復雜程度的撫摸與驚嘆。它們幾乎都未曾意識到，或是意識到了卻不忍指出，被劇變與復雜重重包圍的新世紀文學其實已大幅貶值。此刻，它仍徘徊在價值下行的軌道上，苦于無法跌停。

猶記2000年初冬，在從杭州開往溫州的列車上，我初次邂逅作家李杭育。他在問及我年齡后，大聲羨嘆我的“年輕”，語氣之蒼涼，仿佛他已至耄耋之年。實則李杭育僅長我10歲，彼時不過42歲。這位“老者”旋即收斂了羨嘆，對我言道：“可是，現(xiàn)在，年輕有什么用？”他的潛臺詞是：對于一個年輕的文學從業(yè)者而言，如果不能像他那樣生逢80年代，那么本該價值連城的“年輕”，便如同極度通脹后的法幣，瞬間貶值。如今我深切理解為何一代又一代作家都懷念并留戀80年代，視其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黃金時代”。某種程度上，80年代是當代中國最能達成文學共識的時期。迄今為止，各方關于80年代的文學史敘述大致趨同，一系列“重返80年代”及“歷史化”的學術提議與考論，皆率先鎖定這一時段。在那個不凡的年代，文壇群星璀璨：從巴金、艾青到孫犁、汪曾祺，從王蒙、張賢亮到阿城、韓少功，從王安憶、賈平凹到莫言、余華，再到池莉、劉恒……幾代文人頡頏連輝，平分秋色，共同分享并奉獻給文學以無上榮耀。然而自打那次邂逅李杭育至今，光陰已逝二十四五載，文人迭代如故，可何曾有在新世紀成長起來的作家，能與王安憶、莫言、余華、蘇童等前輩比肩？某種意義上說，新世紀以后成長的作家，仿佛永遠是長不大的童子軍。于是那個問題再次回響耳畔，顯得尤為沉重而殘酷：現(xiàn)在，年輕有什么用？

平心而論，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水準，總體并不遜色于1949年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赝^往，那些如今看來頗為陳腐的散文，曾憑借千篇一律的立意、語言與結構，或是所謂“知識性、趣味性、哲理性”的機械統(tǒng)一而獨占鰲頭；它們之所以能以“經(jīng)典”之姿矗立為文學史的界標，實乃因為與之迎面相撞的，是全民文盲率高達70%（甚至80%）的50年代。70年代末，《傷痕》《班主任》這類幾無文學營養(yǎng)的小說，竟引發(fā)了地震般的舉國震顫；80年代，那些對著?？思{、卡夫卡、博爾赫斯、塞林格、海勒、加繆等大師照貓畫虎的淺陋仿作，也能輕松產(chǎn)生轟動效應。然而這批作家若置于今日的文學環(huán)境，絕難再獲如此大的成功，至少不會成功得這般輕易。因為當下的讀者素養(yǎng)已今非昔比。在不斷升級的讀者素養(yǎng)的嚴密圍逼下，今日仍能立住腳的作家絕非等閑之輩。他們的文學功力與作品成色，即便相較于較近的八九十年代，也呈現(xiàn)出一種經(jīng)過進化后的晉階面貌。盡管如此，他們?nèi)允俏膶W史意義上的“先天矮人”。這并非由于才華的匱乏，而是因為文學及其閱讀已不再是當今人們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與核心內(nèi)容。在今天的文化品類分布與消費市場中，文學的實際占比已嚴重萎縮。曾經(jīng)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中占據(jù)主體地位、發(fā)揮主導功能的文學，如今已遭大批分流與致命分解。一言以蔽之：文學在今天，已經(jīng)發(fā)生了相對性的整體貶值。

嚴肅文學在今日本質(zhì)上已演變?yōu)橐环N體制性存在。對于作家及其作品而言，如果未能在新世紀降臨前完成經(jīng)典化，其美譽度的獲取便主要依賴于體制的認可，如各類獎項；否則，便只能訴諸“破圈”策略，即通過數(shù)碼化、影像化、傳媒化、文旅化及IP化等手段，借助技術與資本的交疊配置，換取更廣泛的接受度與認可度。但無人能掩飾深植于這種“破圈”沖動中的隱憂：它終將把文學驅(qū)趕至自身的反面。顯然，這并非挽救當代文學衰頹的有效法術，甚至可能加速其異化。

DeepSeek的發(fā)布再度將人工智能寫作這一議題推至輿論漩渦的中心。此前，ChatGPT的問世雖引發(fā)熱議，但受限于技術門檻、經(jīng)濟成本及語種適配等壁壘，這股熱潮很快便歸于沉寂。然而DeepSeek憑借近乎零門檻的免費開放策略，以及深耕中文處理的本土優(yōu)勢，首次在中國實現(xiàn)了人工智能寫作的普及化與大眾化。絕大多數(shù)用戶在親身體驗中發(fā)現(xiàn)，AI確實能助其在經(jīng)驗積累、認知維度及修辭技巧上實現(xiàn)全面躍遷。這種躍遷之劇烈，令部分用戶恍若被打通了任督二脈，頃刻間武力值爆表，儼然成為江湖翹楚。面對此景，人們不禁心生疑慮：文學界是否即將迎來一個“群氓時代”？

近期，學界關于人工智能寫作的討論熾熱如炭，我無意對此做過多的闡釋性鋪陳，更不愿糾纏于“AI是否會取代人類寫作”這類邏輯死結。撰寫此文促使我重新梳理了過往關于技術、媒介與人工智能的舊作，現(xiàn)撮錄兩條。2020年，我曾撰文指出：“還有一個更為嚴峻的大勢已撲面而來。按德國天才學者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說法，自留聲機、電影、打字機等多樣化媒介的出現(xiàn)導致的信息數(shù)據(jù)分流，浪漫主義文學已被終結，而‘離散’必是浪漫主義之后文學的命定。文學的‘物質(zhì)基礎’已被置換，文字書寫的壟斷地位已被瓦解，語言將退回到‘純粹能指’的局促而卑微的地位?！缃?，我們唯一要面對的，我們只可能面對的，是文學正在被縮略，直到被化約?！保?）更早的2017年，我在《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學》一文中，曾道出一句似有不忍的斷語：“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人類在寫作上被取代的大限已在迫近。有可能，我們將見證人類最后的作家和最后的文學的謝幕。”（4）由此反觀前文所述“中國文學大可以在沒有文學史（著）的情況下再存活兩千年”，其實那不過是一種修辭上的權宜，究其本心，我對未來文學的樂觀預期，實則從未蓄能至“兩千年”這般漫長的刻度。

若干年前，當網(wǎng)絡文學這一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的衍生物，在其寄生性研究群體的推動下急切地開啟經(jīng)典化程序時，這些群體曾洋洋得意地宣稱，網(wǎng)絡文學相較于傳統(tǒng)文學具備諸多先進性與卓異之處，其中核心便是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私人訂制。隨著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問世，文學的私人訂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加持，從概念走向指日可待的現(xiàn)實。資本極可能傾力將其打造為未來文學消費的核心形態(tài)，進而覆蓋所有的文學生產(chǎn)。然而網(wǎng)絡文學的研究群體似乎忽視了一個致命的邏輯斷裂：一方面，他們急切推動的經(jīng)典化必須依賴文學史的支撐。在這一點上，他們不自覺地照搬了傳統(tǒng)文學的經(jīng)典化模式，亟需通過文學史敘事進行篩選、去蔽、發(fā)揚與定型。另一方面，極致的私人訂制必然導致文學公共閱讀的坍塌。一旦公共閱讀崩塌，作為公共敘事的文學史便無從建立，所有關于經(jīng)典化的努力終將陷入歸零的死循環(huán)。傳統(tǒng)文學的未來恐怕比網(wǎng)絡文學更為落魄。我們今天加諸網(wǎng)絡文學的所有不屑，很快將原封不動地反彈至傳統(tǒng)文學身上。當下的傳統(tǒng)文學雖尚未完全陷入公共閱讀坍塌的絕境，但已是山河破碎，其公共性的疆域已大幅萎縮，基本只能在體制內(nèi)偏安一隅。新世紀以來文學史敘述熱情的日漸消彌，其深層根源正是文學公共性的碎裂。

回望人類文明進程，在發(fā)明汽車等先進交通工具后，人類征服了超長距離，卸下了對遠方的徒勞冥想，實現(xiàn)了地理認知乃至世界觀的躍遷。隨后，人類發(fā)展出了F1方程式賽車、達喀爾拉力賽等競速運動。盡管如此，人類依然保留了短距離步行的必要，以及奧運會百米短跑、馬拉松長跑等基于肉體的競速形式。然而，除非迫不得已或出于特定目的，現(xiàn)代人絕不會愚蠢到徒步跋涉千里，人類對自身速度與耐力的極限挑戰(zhàn)，已演變?yōu)橐环N帶有強烈現(xiàn)場感與被圍觀性質(zhì)的競賽表演。在不日將至的人工智能時代，即便AI工具，如DeepSeek僅被視為類似代步工具般的輔助性寫作手段，那時的作家也必將如同賽車手，賽車性能、駕控技術與比賽經(jīng)驗才是取勝的法寶。屆時，人類基于個體肉身的腦力寫作將像汽車時代的徒步一樣，僅被局部保留于私密領域，比如寫日記。如果此類寫作欲進入公共領域并獲得承認，則只能像百米賽跑或馬拉松一樣，演變?yōu)橐粓鲑愂?，作為一種且僅作為一種被圍觀的現(xiàn)場表演而存在。沒錯，我想表達的是，文學正在重蹈那些后繼無人的非遺藝術的覆轍，即將依靠體制力量的庇護，在保護名冊中頑強甚至是勉強地存續(xù)。

所以，誰還愿意為一門即將衰朽的手藝撰寫歷史呢？

二

退一步講，如果我們出于某種學術或職業(yè)的使命感，執(zhí)意要完成對新世紀前25年文學的史述，哪怕僅交出一部“猶豫不決的文學史”，那么究竟是何種深層癥結致使這項工作滯礙難行？這些障礙又是否可被克服？如果亟待提取的文學史只不過是想在總體性和碎片化之間構筑一個“中間道路的模型”（5），似乎并不難，因為中庸向來是我們的學術強項。然而，為何我們上下求索，卻始終無法抵達？

南帆認為，文學史作為一種宏大的學術語言，必須實現(xiàn)時序結構與問題結構的適配，而“時序意義的演變?nèi)绾味逊e為空間式的問題結構，空間式結構又如何返回時序形式，體現(xiàn)出時間性的軌跡？這個問題涉及時間與空間的內(nèi)在轉換”（6）。此論頗為通透。南帆在《文學史與新媒介文藝》中的核心關切，正是在拷問既有的文學史話語能否、以及如何容納新媒介文藝。換言之，他近年來凝神觀察的新武俠、科幻、網(wǎng)絡小說、隨筆、脫口秀乃至抒情性影像等多元文類，即便在狹義的文學性范疇內(nèi)，也已嚴重撐破了既有文學史敘述的問題結構，其巨大的載量更讓固守狹隘帶寬的時序結構顯得捉襟見肘、愧怍難安。因此，張清華教授所提出的種種兩難：是黑格爾還是?？?？是德里達還是勃蘭兌斯？是本質(zhì)論還是歷史化？歸根結底，實則是如何修復并重構一個有效的問題結構。在南帆看來，在一個相對圓融且運行有效的新問題結構被熔鑄成型之前，新世紀文學史的敘述注定舉步維艱。

順帶一提，在關于新世紀文學史敘述方法論的諸多獻策中，我對當下盛行的地方性提議持保留態(tài)度。這并非反對地方性或地方路徑本身，而是基于目前相關批評所呈現(xiàn)的理論偏頗與綜合水準，其現(xiàn)狀堪憂。當下的地方性批評聲浪，正試圖將原本具有深度屬性的時間議題置換為平面化的空間問題。他們熱衷于拓疆與封疆，近年更演變?yōu)橐环N紙上割據(jù)的荒唐游戲。其所討論的地方性大多缺乏歷史的縱深感，更為關鍵的是，作為一種地理批評，其論述中拓撲思維的方法論含量幾乎為零。

從某種意義上說，問題結構等同于敘述框架?，F(xiàn)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史，其敘述框架基本沿襲了現(xiàn)代性啟蒙主義范式：從五四文學的歷史敘述發(fā)端，到后來具政治蘊藉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式敘述，無不如此。這一敘述框架的鑄定，源于對“莊嚴燦爛之歐洲”的追慕、對“虞哥”“左喇”“狄鏗士”“王爾德”的“尤愛”（7），源于徹底反傳統(tǒng)的革命性追求，也源于“文學革命”初期在與鴛鴦蝴蝶派、黑幕小說、武俠小說等通俗（類型）小說的斗爭中所劃定的界限。因此，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既定框架內(nèi)，不僅小說被抬升為“文學之最上乘”（梁啟超）、“文學之大主腦”（劉半農(nóng)），一舉顛覆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文體等級秩序，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的重心；而且一切基于古代漢語的文學體式都遭到屏蔽，包括武俠、言情、科學（科幻）在內(nèi)的通俗小說也被作為棄物剔除，被打上文學性末流的烙印。

我現(xiàn)在還能清晰記得2000年5月，在中國小說學會的年會上，一位謙卑的科幻小說作家到場，卻遭到了包括我在內(nèi)的全體與會者的集體漠視。10年后的2010年7月，在復旦大學召開的“新世紀十年文學：現(xiàn)狀與未來”國際研討會上，受邀者既有莫言、王安憶、余華、蘇童等名家，也有徐則臣、蔡駿等后起之秀，還包括兩位科幻作家韓松與飛氘。宋明煒這樣回憶道：“他們兩位的表情似乎有點局外人的默然和嚴肅。……韓松和飛氘對科幻作家受邀參加此次會議的意義，有一種特別認真的使命感。當時從北京出發(fā)到上海，他們好像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心態(tài)?！保?）在復旦會議前的四五年間，劉慈欣已相繼出版《三體》前兩部，其引發(fā)的民間轟動完全蓋過了同期余華《兄弟》所引發(fā)的體制性反響。然而，韓松與飛氘當時的表情與心態(tài)，生動地表征了彼時科幻文學及其作家在新世紀文學歷史處境中的微妙地位：與其說是悲壯，不如說是悲涼。

自上世紀90年代延至新世紀，中國文學常被認為進入了相對粗鄙、瑣碎、微觀、“向下超越”，以及極端個人化的寫作流程，宏大敘事已然解體。但在我看來，劉慈欣《三體》的問世，重新激活了看似死滅的宏大敘事。那些以地球、人類為名的抵抗或解放敘事，其中的集體主義、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以及在絕望、痛苦和孤寂中愈挫愈亮的人性基質(zhì)，還有那浩浩蕩蕩、永不萎敗的烏托邦沖動，再次激發(fā)了我們內(nèi)心深處情感與信仰的活性。它使我們在審視當下的茍且、卑瑣與灰暗后，重新?lián)碛辛送渡砗甏蟮睦碛膳c意愿。這是人類地球往事以將來時態(tài)在天幕上的輝煌投射，是即將流徙宇宙的嶄新史詩。宋明煒之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科幻？答案是肯定的?？苹瞄L期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一種不可見的文類存在，但今天距2010年那個歷史性時刻不過10余年，科幻文學已無法、也不須再隱身；相反，它已成為新世紀文學的硬核。事實上，正是劉慈欣及眾多科幻作家，以科幻文學的人民性刷新了文學史對文學性的定義，并在當下重筑了文學史賴以續(xù)命的公共閱讀基礎。

那么，我們的問題結構、我們沿用至今的啟蒙主義文學史敘述框架，是否應當又如何為科幻文學啟動兼容的閘門？作為一種必然的連鎖反應，武俠、言情、網(wǎng)絡小說及其他眾多的文學亞類，都將提交兼容申請。此時，我們需要重新鑒定這個胃口極大的兼容框架，還是原來那個框架嗎？如果不是，又有誰具備足夠的操控力，能自如駕馭這個巨型框架？

上世紀90年代，冷戰(zhàn)結束后的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無遠弗屆。但這一基于單極范型而傲慢推行的全球格式化運動，同時引發(fā)了二戰(zhàn)以來最廣泛和最強勁的民族主義逆流，尤其是在文化領域。中國文化在與世界或世界文學的對撞中，“中國文學”“漢語寫作”等批評概念次第浮現(xiàn)。在中國，以莫言為代表的“向民間文學后撤”、立志成為蒲松齡式“講故事的人”的本土化寫作取徑，一舉確立了新的文學性認知。中國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由此展開了對單極范型現(xiàn)代性及其文學史敘述框架的重新研判。顯然，在現(xiàn)代性敘述框架里，中國作家與中國文學已被矮化已久，并將持續(xù)被矮化。這些研判以格非對中國小說的“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的區(qū)分而目標清晰。格非所謂的“小傳統(tǒng)”，體現(xiàn)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作家迫于現(xiàn)代性壓力而作出的文學應對，它“伴隨著對自身的強烈質(zhì)疑、批判或者拋棄的沖動而展開”；“大傳統(tǒng)”則指起點渺遠、文類復雜、敘事資源博大豐富的中國古典小說的巨脈。在格非看來，“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的文學固然可以被看成是向外學習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更為隱秘的回溯性過程，也就是說，對中國傳統(tǒng)的再確認的過程”（9）。表面上，格非通過一次區(qū)分而重新申明了兩個傳統(tǒng)各自的歷史合法性；實際上，他暗暗確立了“大傳統(tǒng)”的優(yōu)先地位。張清華也曾表示，必須對現(xiàn)代性這一考察新文學的根本價值體系作出反思。他說：“對所有的作家來說，幾乎都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的結構原型與敘事方式，作為‘無意識結構’或‘種族記憶’而挽救了他們的作品，類似武俠與舊傳奇的寫法挽救了《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紅旗譜》《紅巖》；類似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老模式挽救了《青春之歌》《三家巷》；是‘筆記小說’的筆法支持了孫犁那樣的作家；是民間文化挽救了趙樹理、周立波甚至柳青等等。而相反，現(xiàn)代性話語（包括它的時間觀、歷史總體化想象、斷裂性敘事、進步或成長假設等等）對于文學性的建立來說，則是破壞性多于建設性?！保?0）我也曾就此引論：“如果說百年前的‘五四’前輩通過‘反傳統(tǒng)’來為中國文學劃定了向西方學習的現(xiàn)代起點，那么，今天的中國文學需要通過‘反現(xiàn)代’來標示向傳統(tǒng)回溯的新的文學史紀元?！保?1）那么，對于今天的文學史敘述者來說，那個反現(xiàn)代的敘述框架準備就緒了嗎？

其實，早在新世紀初，洪子誠的那部獲得南北公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就已暴露出結構性裂縫了。這部自延安文學開始敘述的文學史，顯然無法將90年代文學圓融地納入左翼文學的敘述框架，“90年代”在這部文學史里明顯是有焊痕的拼接。另一部肇因于“重寫文學史”之命的當代文學史教程，焊痕和破綻則更多。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通史》試圖以語言本體來承載和貫通現(xiàn)代以來不同時段和不同政治、文化區(qū)域的文學史敘述，體現(xiàn)了再次試圖以單一框架實現(xiàn)某種文學史敘述大一統(tǒng)的學術野心，但以成書的情況來看，不同歷史階段之間與不同空間區(qū)域之間的板塊銜接仍非自然過渡。

我想特別提及王曉明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論》。這部著作表面看似論文匯編，實則體例別具匠心。誠然，在當時既有敘述框架漸趨失效、新范式尚未成型的背景下，這或許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然而今日回望，這種權宜未必不是一種高明的策略。事實上，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在體例上深受其啟發(fā)，甚至可視為對其路徑的某種深化與拓展。如果我們確需編撰一部源于內(nèi)在學術沖動而非體制化知識生產(chǎn)本能的文學史，便亟需調(diào)動并開發(fā)新的學術智慧，習得一種兼具拓撲思維與量子觀察的方法論。我們不應機械地在黑格爾與?？轮g、在總體性與碎片化之間，尋求折衷、平衡或妥協(xié)；相反，我們需要構建一種既整飭又零散、既內(nèi)蘊又外拓、既動態(tài)又靜謐，且能隨時變頻的問題結構。這對文學史家的思維算力提出了極高要求（我認為當下鮮有學者能獨立達標）。在我看來，王曉明與王德威式的史論體例，正是這一方法論的先行探索，盡管其形態(tài)尚屬初級，但其指向的路徑值得重估并積極重建。否則，如果我們?nèi)詧?zhí)著于打造缺乏變頻功能的電路集成式龐雜模型，即便不談其他，單是時序結構的帶寬便無法適配如此復雜的文學現(xiàn)實。而這難以達成的適配，正是新世紀文學史敘述遲遲難以啟動的關鍵原因。我們不妨再退一步，做一個大膽的設想：或許用不了多久，我們將見證一部乃至上百部由強大人工智能算力生成的新世紀文學史問世。我總是記得，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在繁復、冗長、玄奧的闡述與論證行將結束時，終以一句“人是無用的激情”煞尾?；蛟S這樣的橫移和比擬未必恰切，但仍不妨在此提交并接受商榷、嗤鄙或否決——如今，一切文學史敘述的沖動，都是無用的激情。

三

程光煒在關于當代文學學科歷史化的相關論述中認為，文學史當有自己的結論，不應被批評結論左右（12）。表面上看，程光煒是在強調(diào)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各安其位、各行其道的獨立性，其實并不盡然。比如，很明顯地，程光煒從來不討論文學史該不該，以及如何與文學理論作必要的站位劃界。他的歷史化對文學理論的“投喂”毫不設限，卻對文學批評的“輸液”謹慎有加。以程光煒為代表的歷史化討論，在鄭重地宣布文學史的高度完備的自足性時，不動聲色地放低了與文學批評對望的視線。

我也一度認同這樣的說法：文學批評所從事的是經(jīng)典初始化工作。那么，誰是給經(jīng)典頒發(fā)認證批文的終極機構呢？當然是文學史。這樣看來，文學史確乎高人一頭?！拔膶W史視野中的新世紀文學”這一欄目名稱，也埋著這樣的等級邏輯：如果沒有文學史的冠名，關于新世紀文學的一切討論都因其非歷史的原因而流于低端、淺薄和廉價。過去30多年里，學院化的文學批評出現(xiàn)了這樣的態(tài)勢并早已固化：雖然歷史化的文學研究已公開聲明要警惕、攔截并盡可能地清理批評結論，學院化的文學批評卻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爆發(fā)，自動地、心甘情愿地被文學史綁架，字里行間時時處處架設文學史視野。其實，對于文學批評來說，在辨析它與文學史的關系時需要明白的一個事理是：此文學史非彼文學史。在1904年之前，自李、杜至蘇、辛，是一段沒有文學史的文學史。真正給經(jīng)典頒發(fā)認證批文的是后者。杰出的文學批評是向后者敞開的，并在后者的確認下同樣可以成為經(jīng)典。尤其是當學科化的文學史有可能廢立，我們又將迎來沒有文學史的文學史，文學批評也將會迎來解放的歷史時刻。文學批評將會是也只會是批評家與作家、與讀者的直接對話，再不會由于文學史的介入而備受山重水復的視線干擾，文學批評也將會有更大更高的及物性。

我愿意在這里重提李健吾的印象主義批評。印象主義批評重視審美初始體驗的攝錄，使批評與感性彼此注塑，互相歸屬。印象主義批評以建立自我（而非試圖對其進行綁架的文學史）為批評標準，視批評為批評家自我人格的延伸（13），是批評家個人生命史和閱讀史在批評過程中的審美蕩漾。真正的文學批評所需要的、真正的文學批評家所應具備的別才與見地，經(jīng)此蕩漾方能顯其崢嶸。文學批評本身在蕩漾中成為審美對象，其公共性、影響力與接受度，在沒有文學史的文學史中會與其他文類齊平。印象主義批評斷不汲汲于追求其批評結論是否能為學科化文學史征用；相反，它強調(diào)批評結論只能在批評語境中產(chǎn)生，也只能在批評語境中存活。文學批評由此得以真正面對沒有文學史的文學史，像大地與天空，彼此敞開，也彼此承諾。假如未來的文學仍存有起碼的公共閱讀的基底，那么這樣的文學批評會提供真正的建設性和引領性意見，從而使文學批評的價值得以最大化地提升和釋放。

隨著學科化文學史的廢除，學院化文學批評也將委地。一種在氣質(zhì)和形式上與體制化、學院化批評迥異的批評——姑且名之“在野的批評”——將會燎原。文學批評將會以真正民主、民治的方式存在，構成對精英（偽精英）式學院化文學批評的反諷。仰仗體制架構而茍延殘喘的學院批評——那種只會對小說故事進行蹩腳縮寫的、煞有介事討論偽問題的、看似浩蕩為文實則逞才汲寵的、強撐理論道貎卻腎氣兩虛的、言同百舌卻膽若鼷鼠的、以炫富般的旁征博引來掩蓋美感赤字的、只能以制式文體和漚腐語言來調(diào)配其卑劣表述的、見風是雨般夸飾的、機會主義式追香逐臭的、以及視批評如稼穡的小農(nóng)式KPI收成算計的文學批評，那種因為體制盲視或縱容而得以在架構內(nèi)僥幸存續(xù)的文學批評，都應該在批評的民治時代被淘汰。

在學科化的文學史作為學術綱常遭解紐之后，文學批評也將迎來自己的解放：不只是一種學術松綁，同時也是話語、形式、語言，以及語義空間、表達空間、傳播路徑的無限解放。它將不再為智識階層專屬，而是智能時代的平民日常。此時，我也在問自己：你是否已經(jīng)做好了心智、體魄和技能的全面準備，等著這一刻，縱身躍入迎面而來的批評的海洋？

2025年8月2日于菩提苑

注釋：

（1）張未民主編：《新世紀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2）見雷達：《論“新世紀文學”——我為什么主張“新世紀文學”的提法》，《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3）王侃：《被縮略和被化約的文學》，《文藝爭鳴》2020年第8期。

（4）王侃：《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學》，《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5）張清華：《為什么要提及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幾個關鍵詞的說明》，《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1期。

（6）南帆：《文學史與新媒介文藝》，《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1期。

（7）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號。

（8）宋明煒：《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科幻》，《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第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

（9）格非：《中國小說的兩個傳統(tǒng)》，《小說評論》2008年第6期。

（10）張清華：《現(xiàn)代性邏輯與文學性危機》，《文藝爭鳴》2009年第2期。

（11）王侃：《翻譯和閱讀的政治——漫議“西方”、“現(xiàn)代”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體系的調(diào)整》，《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

（12）程光煒：《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文藝研究》2008年第4期。

（13）李健吾認為：“批評的成就是自我的發(fā)見和價值的決定……他的野心在擴大他的人格……”見李健吾：《咀華集 咀華二集》，第11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