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庸常人物和庸常故事。發(fā)生在上海楊樹浦工廠，鬧猛的城市生活有其邊緣地帶。一小男人穿梭于此。18歲到28歲。我重新經(jīng)歷一次青春生活，對底層細碎的生活和個人精神的一次解析。庸常深處，萌生出點滴微小的詩情畫意：真的很有畫面感。

生活原本為我提供很多場景，即便是我搭建的布景，就像電影片場的攝影棚，也很真實，還原度極高。我愿意呈現(xiàn)自己，愿意貼近并打動盡可能多的“我們”。在我看來，這樣的寫作，要義在于個人與環(huán)境，個人與時代，個人與生活的沖突與和解：在一個文字的世界里達到和諧。我就是覺得，生活原本就是這個樣子，一個人活下來，就是人和生活的和睦相處。

所以，《原本》的寫作無論如何沉溺于構(gòu)建個人經(jīng)驗和情緒，都不可避免地背負著特定社會生活和城市經(jīng)驗的烙印，這些烙印，未必刻意直接體現(xiàn)在作品所虛構(gòu)的世界；我可以做得隨心所欲，虛構(gòu)或非虛構(gòu)互相切換，無縫對接；處處去表達內(nèi)心瞬間的真實情感把握。我有自己特定的視角敘述，環(huán)境描寫、內(nèi)心獨白、個人經(jīng)驗和情緒，尤其是一些“糾結(jié)”——我背后的“時代”和“生活”的背景板。是這樣的意義，在敘事里，實現(xiàn)了自己并去接近讀者，在差異與共鳴之間，一起探索微妙的平衡。

我們經(jīng)常會品味生活，一種有趣味的精神活動，還有男女關系，會有點纏綿的，朦朧恍惚——纏綿于過往是憂郁的。但就是這樣的品味——一個城市和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可以帶來某種感官刺激。那些過往是永遠無法復制的，連帶那些感受，我們可以不屑指認，心如止水，淡然處之，但也可以用一些精到的文字，適時地在感官記憶上對自己予以刺激：這點我想要做到。我感到心緒在波動，幸福感隨之傳遞開來。那些關于過去的種種記認……種種精純之物別無他求，只求被釋放，她根植于城市生活冰冷的水泥地里。

一本可以隨意進入的文本世界，可以被隨意地感官刺激，不時一遇，怦然心動——沉浸于胡思亂想的愉悅里，回到青春少年，像極那時候的孩子追隨城市冬天下的一場雪、夏天暴雨過后弄堂里發(fā)大水、女同學的丁字型皮鞋、窗口飛過的一只麻雀、“一定好”食品店鮮肉月餅的味道……我們很難說自己是生活在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只有文字和語感是一個永恒。敘事就是在等待某個時機，來展示非凡的記憶力和細節(jié)描述能力，就像我在每年夏天心里就想起我的學生時代畢業(yè)或者放假的日子，與一個女教師的形象攪和起來，還有少男少女青澀的臉龐。這一刻，我思想如翻江倒海一般回憶與城市一起走過的歲月。這種思緒游蕩不定，從弄堂、天井、新式里弄、花園洋房……一直抵達到如今不復存在的葡萄園、小菜場、剃頭店、空中的米格戰(zhàn)斗機……刺激帶來奇妙的感受，像在一面鏡子里看見自己。

小說《原本》里有許多真實的時代背景，包括那些反映時代生活的大事件和私人日記。比如，在那時，我會做一些讀書筆記；一些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記錄；人物心理活動的小心思。這些文字現(xiàn)在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手抄本。的確記錄了我的某些體悟和發(fā)見，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主流話語對中國底層普通大眾的影響。

同時，工廠的勞動生活，讓我時時體會到工人和機器主導的大工業(yè)生產(chǎn)集體主義精神，因為勞動的簡單而日積月累形成的單純，淳樸，溫厚。氣質(zhì)如此。一些很平常的但對那時的我們來說很富有情趣的文化生活，是一些精神文明建設，一種思想營養(yǎng)，一種檢測不出來的興奮劑。比如看電影。工會定期發(fā)電影票，在平?jīng)雎飞系臈钇蛛娪霸汉蜄|宮劇場，是我看電影最多的地方。楊浦電影院是1949年后楊浦區(qū)新建的第一家影院。1975年，還增添寬銀幕設施。所以，自1974年北京、上海電影制片廠開始拍攝新故事片后，到十年后的1985年我離開楊樹浦，我?guī)缀踉跅钇蛛娪霸嚎幢榱怂械膰a(chǎn)電影和朝鮮電影、阿爾巴尼亞電影、羅馬尼亞電影、南斯拉夫電影。我甚至覺得，我大概把楊浦電影院的大多數(shù)座位都坐過了。

我現(xiàn)在走過平?jīng)雎?，?jīng)過楊浦電影院，盡管已經(jīng)沒有當年楊浦電影院的外觀，但我在那里駐足，耳畔辯出四五十年前電影里的對白。成為經(jīng)典的是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的《閃閃的紅星》。與此同時李雙江的《紅星照我去戰(zhàn)斗》紅到現(xiàn)在。我卻會瞬時回到工廠班組學習的工場，學習結(jié)束大家都要合唱一曲，意猶未盡的意思。某日，有個五十幾歲的被喚作“小毛師傅”的老工人提議合唱《紅星照我去戰(zhàn)斗》；十幾個工人師傅集體化身“小冬子”，齊聲吟唱“小小竹排”，大家都愿意做一個“黨的孩子”。

工廠的人生。單調(diào)，因為單調(diào)，就去發(fā)掘情趣。有時候有點“硬上”的意思。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很多小青年開始成為閱讀者，或者寫作者。在一段枯燥單一的青春時光里，尋找藝術伴侶。就像現(xiàn)在某個春天的日子，會舉辦一場馬路上的馬拉松賽或“半馬”。穿上一件短褲背心背上一個號碼就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弄得很多人都很興奮?，F(xiàn)在回憶起來也好像會興奮起來。像復蘇了的一顆被文學藝術滋養(yǎng)過的心。到底有多少天之驕子？未必。即便似乎出人頭地，但也不一定比常人更理解世界，更能思考世界，也不一定更能講述世界。我寫作《原本》，就先把自己一下子打入那個年代底層里的底層，去認真端詳那時候的“我”。我看見閱讀與寫作的無限功能，藝術的高度品質(zhì)化的修煉，賦予庸常人生的深刻、寬廣與鎮(zhèn)定自若。當然離不開少男少女的情竇初開。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群眾藝術舞蹈節(jié)目，可以記牢一輩子。1978年恢復的“上海之春”，那個東宮舞蹈隊演出的舞蹈《春天的喜訊》，便像春天的芭蕾，開啟歌唱和舞蹈的歲月。

小說《原本》里有一些真實人物，是真名真姓。我實在不愿去改動她們的名字。她們的名字就是一種能量，不能隨便取名。因為我與她們有過彼此相望的經(jīng)歷。

1981年春天。某日。我的師傅在布機車間通風機房找到我，在鼓風機的轟鳴聲中，他對著我的耳朵大聲叫——工會里有個“里委會”的人來尋你。我甚是奇怪，“里委會”是上海里弄居民委員會的簡稱。一般叫居委會。“里委會”是很老派的叫法。我實在想不出我們家所在的居委會為什么要派人到我廠里來找我。到我家里去就是了。我到了廠工會辦公室，看見工會主席的辦公桌前坐著一個小女子，看見我便站起身，開口叫我名字。像煞很熟的樣子。她自我介紹——我叫倪慧玲，上海市總工會的。我是專門來看你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們?yōu)檎业轿遥瑥膹S部到班組，七傳八傳，就把倪慧玲的名字聽成“里委會”。工會里的人哪里曉得倪慧玲，一般她們就跟“里委會”打交道。

倪慧玲當時已經(jīng)是很有名的青年女作家，是從楊樹浦另一家大型棉紡織廠——上棉三十一廠走出來的。她是真正的擋車工出身。

倪慧玲說話爽直，還喉嚨響，全是紡織女工的腔調(diào)。她說，我看過你的小說，寫得老靈的。你以后來參加我們編輯部的活動。每禮拜四晚上，在西藏南路市工人文化宮四樓，《工人創(chuàng)作》編輯部，作家編輯隨意聊聊天。你可以認得一些人。你就算我?guī)淼淖髡?。我們都是紡織廠出來的。一只路子的。哈哈哈哈。你講好吧。

她的幾句話，把找我的主要目的全講出來了。邊上幾個廠工會的領導，好像聽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便有點不屑。這點事情還要勞駕總工會出具介紹信派人專門來跑一趟。倪慧玲馬上軋出苗頭，便轉(zhuǎn)過臉對著領導笑，一邊說，總工會領導很重視這項工作?！队跓o聲處》是我們市總工會出的作品，轟動全國；現(xiàn)在我們小說創(chuàng)作也要搞上去。全總希望上海工人階級出作品，出人才。廠里一定要支持的哦。支持的，支持的。廠工會一聽到全總、市總，立馬一路跟著連聲稱是。倪慧玲隨即從包里取出幾本文學雜志，總工會的《上海工運》之類讀物，送給我；隨手跟人要了張紙，給我抄了幾個電話號碼。這些做得井然有序；她開啟了我與作家文人打交道的故事。

她的名字我本來就很熟悉。她的小說《姊妹們》《上鋪與下鋪》，我全讀過；那都是發(fā)表在《上海文學》的，說的都是紡織廠女工的故事。那天中午，工會在廠部小食堂給倪慧玲安排了客飯。我陪著蹭了頓中飯。小鍋菜。富有營養(yǎng)。倪慧玲告訴我，她曉得紡織廠的那些領導，她們不大懂小說是怎么回事的。所以來前特地到總工會開介紹信。宣教部長張偉強還在上面簽字了。一般市宮的介紹信，《工人創(chuàng)作》編輯部的介紹信，他們肯定不理睬的。我這次來主要是來看看你。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保持聯(lián)系了。你以后有啥事情需要總工會出面的，盡管來尋我。能幫得上的，會得幫忙的。不要客氣。業(yè)余作者可憐巴巴的。我曉得的。要上班，還要寫作。又沒有人給你請公假。

一個神圣的殿堂開啟了一道門縫。里面有些人從寫字桌上綠色的玻璃燈罩前抬起臉，看向我。上海工人作家類似于這個城市文化的一個符號，也是一個年代的文學印記。這個城市有從工人到作家的年代，同樣，在作家到工人的路上，也出現(xiàn)過一個轉(zhuǎn)折。那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某年高溫季節(jié)。許多作家、劇作家被趕到工廠去“戰(zhàn)高溫”。高溫結(jié)束之后，他們繼續(xù)留在工廠，干著工人的粗活?！皯?zhàn)高溫”成為這個城市工人和作家的又一個連接點。這些連接點，是作為時代泡沫連同某種可疑性共生于這個城市。

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四樓的《工人創(chuàng)作》編輯部辦公室是狹長的，進入到這個地方的人，彼此都有一種認同，很快會熟識。在那里，我認得了趙長天，沈善增，仇學寶，蔣麗萍等一眾編輯和業(yè)余作者。后來這個名單越來越長，像一支隊伍會壯大起來。但走了幾十年，這支隊伍里的人又會少下去，一些人不知什么時候就走沒了。

1982年2月。上海市總工會和《上海文學》編輯部聯(lián)合舉辦業(yè)余小說作者學習班。我是總工會選派的學員，另外有一撥是上海文學編輯部選送的學員。在這個學習班開頭幾天，便有真正的上海青年作家跟我們談創(chuàng)作。我的日記這樣記錄——

1982年2月5日

上午聽《上海文學》文藝理論組的同志談文學創(chuàng)作。

下午，由本市青年作家王安憶、孫颙、陳可雄、趙長天、蔣璞、程乃珊等談創(chuàng)作體會。

學習班大部分時間集中住在軍工路上海柴油機廠的職工宿舍里。早春二月。執(zhí)筆的手有點冷。陰冷。也有春日。熱情很高。跟學習班同吃同住的《上海文學》編輯是彭新琪，于炳坤，郭青等；與我同齡的傅星，也是這個班的學員。在軍工路上柴廠的日子，寫作一時沒有頭緒；傅星說，又像回到農(nóng)場里的集體宿舍。但上海文學的編輯跟我們在一起，大家開始把自己已經(jīng)發(fā)表過的作品拿來請編輯老師看，便于老師了解自己。我請彭新琪老師看了我的作品，她看后單獨跟我談。話不多。很中聽。學習班結(jié)束不久，有一天，倪慧玲說要去上海文學編輯部送稿子，讓我跟她一同前往。彭新琪對你印象老好的，你跟我去看看伊。于是，那個春天，倪慧玲把我領進巨鹿路675號上海作協(xié)。在老洋樓的三層朝南的大間辦公室里——我后來知道，那是302室，《上海文學》小說組。在那里，我看見周介人，楊小敏。那天，我就想，我已經(jīng)來過了，可以了。我應該滿足了。其他的都放在未來吧。倪慧玲去趙自那里談自己的稿子。我不應該在這里耽誤人家更多的時間——這些神一般存在的人物。我便要離開。彭新琪送我到樓梯口。她站定下來，微笑著，我向她道別——謝謝你彭老師。她目送我下樓。我順著螺旋樓梯走到二樓要往一樓下去，抬頭看見她還站著邊沿的欄桿旁，朝我揮手。直到今天我想起彭新琪那微笑的臉，禁不住熱淚盈眶。她系著藍色的圍巾，短發(fā)有點卷曲。她說一口非常動聽的普通話，嗓音纖細，像歌唱。

1980年代。在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漂亮的小樓里，底樓的大廳經(jīng)常會召開一些會議。作家喜歡戴一種鴨舌帽，就是我們小時候老是覺得是“特務”戴的帽子，在鴨舌上有個撳扭，將前面的帽沿和鴨舌撳在一起；年紀大一點的，戴一種法國帽，歪斜著，頗見浪漫，是要有一定資歷的，像寫《紅日》的吳強、華師大的中文系教授錢谷融；年紀輕一點的，穿皮夾克，很見精神，精瘦，留一點胡子，讓人會聯(lián)想到蘇聯(lián)作家；劇作家杜宣，他抽煙斗，很認真地往煙斗里填煙絲，用大拇指摁實，然后劃火柴點上，看見他的嘴巴銜著煙斗，大口吸，大口吐；空氣中有好聞的氣息。茹志鵑喜歡將香煙和火柴一并放在自己的面前，抽煙的姿勢是正襟危坐，跟寫作一樣認真。有的男人留著長發(fā)，是真正藝術家的長發(fā)，經(jīng)過梳理，很干凈，有別于工廠里的青年工人，滿頭的污垢，讓人頭皮癢；也有別于馬路小青年的長發(fā)；青年作家的長發(fā)一點沒有流里流氣。他們都說普通話，他們說普通話，不是帶上海口音的夾生普通話，也不是青年學生的“學生腔”，他們是藝術化的普通話，抑揚頓挫。我疑心他們在當作家前，都先學過普通話。

倪慧玲叫起我的名字很自然。那時候，許多人叫喚我的名字。我覺出，她們不像工廠里的人那般叫我。工廠里的人是“喊”。

我們一起到過長興島，為參加征文的一個小說改稿。倪慧玲出面幫我請了兩周的公假。那是1984年夏天。同行的還有另一位編輯沈善增。在長興島前衛(wèi)農(nóng)場的場部招待所。寂靜中，海風與日頭。四人一間宿舍。掛著蚊帳的單人床。還有簡易桌凳。一盞25支光電燈泡，夜里在微風中不時搖曳，晃得紙上文字飄然輕盈；還引來蚊子。我們?nèi)忌衔孟?，目光離開文稿，彼此微笑相視，討論文學，談小說語言，結(jié)構(gòu)。我們也會組上一個撲克牌局；打80分，兩人搭檔四人對局。我總是與倪慧玲組合。但我牌技拙劣，屢屢出錯，招致大比分落敗。每每招來倪慧玲不滿的呵責；有幾次，她甚至會摔牌，在我對面的位子站起身子，轉(zhuǎn)身，拂袖而去，裙角掠過，帶來一陣風。次日早上，我懾于她的怒氣，躡手躡腳地出門，卻見她出得寢室，笑吟吟地喚我一聲“小瑩”，全沒昨晚的不快。她的臉有點黑，像經(jīng)過日曬，或是長興島的海風吹得；我們在宿舍門口空地上拉起繩子晾曬衣物。那些夏日褪了色的衣物像一些舊有的感情。晾曬的衣物也有男女之別，彼此便保持一定的距離。繩子因為晾曬衣物的重量下垂呈一個弧，倪慧玲站在我對面的不遠處，從那下垂的弧線上探出一張圓臉；她笑臉常開，像上海人說的“黑里俏”。只要不是在打牌的時候，或者只要我沒有打錯牌；她總是令我安心。

在這個改稿班里，我的小說《姑娘們，走在楊樹浦路上》參加征文。1985年7月18日，《文學報》第225期全文轉(zhuǎn)載；同時獲獎?！缎氯A文摘》1985年第10期全文轉(zhuǎn)載。倪慧玲在《上海工人報》著文：《這條路連著遠方的彩霞——讀小說“姑娘們，走在楊樹浦路上”》。她對小說予以肯定；其實我知道，她對紡織廠女工生活的文學敘事，有著自己的思考。她說她還沒有完全想好。在沒有想好之前，她不大會輕易去觸碰。但看到我在寫，有一種親切感。我總是覺得，我們對楊樹浦的感覺，是相通的，但如何表達，倪慧玲有她的看法。她曾對我說，你是男人的視角。你看女人，好看或者難看，喜歡或者不喜歡，這都沒錯，但我跟你有不一樣的地方，我是真的跟她們一起走過來的。所以我寫出來一定不會跟你一樣。

王安憶有文章寫到倪慧玲。她說，身邊的朋友、同事、同行，是一個一個的人，也是一個時代。通過他們，我們看到那個“文藝復興”的年代，人們對于創(chuàng)作、對于生活抱持的那份熱情與真摯。大家還沉浸在傷痕、農(nóng)村文學時，紗廠女工倪慧玲已經(jīng)開始了對工業(yè)世界的思考，她是孤獨的，卻“始終懷有正常的溫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