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經(jīng)常會產(chǎn)生一種錯覺，面對自己的作品不敢上前認領(lǐng)，不相信它們出自自己之手，就像現(xiàn)在這樣。當我回頭打量《落水狗》和《作家的懺悔信》這兩個小說，感到十分陌生，不止是語言上的陌生，更有心境上的。它們一個溫情，一個冷峻，一個外拓，一個內(nèi)審，看似截然不同，卻是在同一時間段寫下的。事實上，我從未寫過《落水狗》這樣溫情的小說，這只能說明，在當前蕭瑟的人生階段，我很渴望溫暖。這兩個表面上色調(diào)不同的小說，說的其實是一件事——作家如何面對自己的內(nèi)心。

《落水狗》這個小說來自對記憶的喚醒。某天，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一條新聞，一對鄉(xiāng)下老人因為要進城生活，偷偷將自己養(yǎng)的狗遺棄在了老家，被遺棄的狗對此一無所知，每日守著破舊的房子，等著主人歸來。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我家對門老人養(yǎng)的一條老狗。因為是村口第一戶人家，我們家從來養(yǎng)不活狗，任何狗進我家，都會被行竊的小偷盯上，在背地里下藥毒死（只有毒死我家的狗，才方便進村行竊）。由此，對門家的那條老狗肩負起了守衛(wèi)兩個家的任務(wù)，不論刮風(fēng)下雨，它都是這邊門口蹲半天，那邊門口蹲半天。小說中的主人公“我”，其實是我的兒子，我以小說的形式，讓兒子替我回到了夢寐以求的故鄉(xiāng)，而奶奶的形象，則是目前在老家獨居的我的母親。不愿進城生活的母親，很像一條被遺棄的老狗。這是我這些年寫過的最溫情的小說，沒有之一。

第二個小說，也是關(guān)于回鄉(xiāng)的，不同的是，這次回去的不是人，而是將死的一位作家的靈魂。在臨死前，我讓自己的靈魂替自己回到故鄉(xiāng)，向那些曾被我傷害過的土地、傷害過的親人以及傷害過的愛情道歉，以贖清自己的罪過。在這個小說里，我對作家的職業(yè)進行了批判。作家無能，即便從事虛構(gòu)的行當，也不是想批判誰就批判誰，想讓誰過得糟糕誰就過得糟糕，想讓誰死誰就必須去死，即便那是一個罪有應(yīng)得之人，也不能替生活宣判他的死刑。恰恰相反，你要對自己寫下的一切負責(zé)，因為有一天，你所虛構(gòu)的一切會找上門來，那些撒過的謊、辜負的事物，會伴隨你的一生。我寫的是，一個作家如何跟自己創(chuàng)造的世界隔紙相望，如何跟自己的內(nèi)心隔紙相望。也許一個人對自己做（寫）下的事全不在意，沒有任何東西能影響到他，然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或許能寬恕世上所有事，唯獨寬恕不了自己。此種心境，莫言在小說《蛙》中的一段話說得十分準確：

既然寫作能贖罪，那我就不斷地寫下去。既然真誠的寫作才能贖罪，那我在寫作時一定保持真誠。

十幾年前我就說過，寫作時要觸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寫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記憶?，F(xiàn)在，我覺得還應(yīng)該寫人生中最尷尬的事，寫人生中最狼狽的境地。

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個小說算是我的回歸之作。因為過去的三年，我一個小說都沒寫。并非無字可寫，我是被遠比文學(xué)更加重大的東西攫住了。那些東西因為過于沉重和龐大，會讓人陷入不可抗拒的虛無，讓你覺得世界那么地荒誕，那么地?zé)o從掌控，人的生命那么地渺小，那么地轉(zhuǎn)瞬即逝。

我今年四十了，已屆不惑，卻困惑無比。以現(xiàn)在的生命為節(jié)點，我可以把自己劃為三段。一段是十九歲以前，那時候我在山里生活，不知外面世事。之后是十九歲到三十六歲，我開始進入社會，見了一些世面，但依然懵懂。再就是三十六歲到現(xiàn)在。更簡單一些，則可劃分為前疫情時代和后疫情時代。以疫情為界，我們的生命恍如隔世。

三年中，我失去了一位同村發(fā)小和一位大學(xué)校友。人到四十，我們這一代“80后”，逐漸成為了吊喪的主力軍，這種事原本是不足為奇的。過去那些年我曾因多位親人的去世感到過悲傷，但都沒這次這么強烈，因為那些親人都是長輩，基本到了該去的年齡，而他們，跟我年紀相仿，不應(yīng)該這么早告別這個世界。文學(xué)是反映疾苦、表達內(nèi)心困惑的，如果沒有疾苦和困惑，我懷疑這個世界是否還需要文學(xué)的存在，可一旦悲傷的情緒超出了某個限度，連表達也是無力的，就不存在文學(xué)書寫了，剩下的只有沉默與無言。真的無話可說啊。于是，我去翻閱史書，讀各種地方志，在過去的歷史和人物中去尋找答案。然而，還是迷茫，盡管很多事、很多人的名字像刀刻一樣被寫進了史書，但并沒提供出路。他們只是記載而已。這時候，我沒想過去讀文學(xué)著作，因為文學(xué)已經(jīng)不能滿足我，那些文字太過自我，太過于藝術(shù)。過于藝術(shù)的東西，總是帶一些假的。

可文學(xué)始終是我內(nèi)心難以割舍的部分。想到過去對于文學(xué)的思考，對那個終極問題的追尋，文學(xué)究竟為何，我為何而寫？這是所有寫作者都要面對的問題，大而無當，大而無控，即便是載入文學(xué)史的大師，很多都回答不上來，或者說，無法提供準確的答案。這期間，我碰到了一本書，周同賓的《皇天后土——99個農(nóng)民說人生》，是首屆魯獎的獲獎作品。那是一本散文集，可我并不是當散文在讀的，作者似乎也并不是當散文在寫，它近乎一本民間的《史記》。這本書讓我對過去的方法論和各種所謂文學(xué)思潮進行了反省，內(nèi)心震蕩極大，它是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闖進我的生活里來的。一本書遇到它的讀者，也是一個重大的文學(xué)事件。它讓我的很多疑問迎刃而解了。

在經(jīng)歷了差不多十年的業(yè)余寫作訓(xùn)練和不止十年的有意識閱讀之后，我對文學(xué)的理解越來越簡單了，訴求也越來越樸素，再不去想這主義、那方法論。我要為那些在大地上存在過卻又被人無限忽略的生命而寫，這之中當然也包括自己，我正是卑微生命的一部分。試想，若沒有魯迅，誰會知道世界上有一個祥林嫂，誰會記得一個嘮嘮叨叨的鄉(xiāng)村婦女；沒有沈從文，當下的新潮青年誰會記得沅江曾存在的水手和妓女？至于馬爾克斯的外祖父、吉馬朗埃斯·羅薩的父親，他們要不是被偉大作家寫進書里，不但世人不會知道他們，就連他們的后代，也會忘了祖上曾出過那樣一個人。那些平凡的小人物不是因為活過被人記住的，而是因為書寫被人記住的。一樣?xùn)|西如果不被記下來，完全可視為不存在，這也是文字被發(fā)明出來的初衷。那么多從生命中經(jīng)過的人、經(jīng)過的事，從眼前閃過的景象，也應(yīng)該被記下來，記下來就永遠活在我們身邊，此事，除了寫作，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做到。記下生命，對抗虛無，是我寫作的唯一動力。

前輩大師告訴我，走哪條路都是歧路?？伤麄冇终f，往哪走都是往前走。只要邁開腳，慢慢挪步，就有別的可能。于是，我重新出發(fā)了。為他們，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