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葛紅兵相繼發(fā)表《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為二十世紀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寫一份悼詞》（1），以極端化的言論總結20世紀中國文學，開啟了“文學死亡”的論調。2001年，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來中國演講時，提出了在電信技術時代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將不復存在的觀點。2006年，顧彬接受采訪時，列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各種缺點，經媒體發(fā)酵，形成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2），讓人們對中國文學未來充滿了擔憂。2024年，羅偉章出版《紅磚樓》《講述姚君》等小說，其主旨也是為文學唱挽歌。近期，朱山坡推出《蛋鎮(zhèn)詩社》，書寫詩歌的消亡。作家們將“文學之死”的理論話語換成更加具體的案例，從抽象描述換成了具象表達。尤其是各種AI模型橫空出世，大有機器取代人類創(chuàng)作的趨勢，進一步鞏固了“文學死亡論”的預言?？梢哉f，在新世紀已經過去的這幾十年間，“文學死亡論”始終像一個幽靈，盤旋在每一位文學從業(yè)者頭頂。但事實證明，文學并沒有真的消亡，而是在調整優(yōu)化中穩(wěn)步發(fā)展，甚至在某些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1991年就宣布“小說已死”的馬原，在新世紀并沒有真正告別文壇，而是創(chuàng)作不斷，打破了自己的預言（3）。在此語境中，誰還在寫作，誰還在閱讀，誰還在研究并負責文學的經典化與傳承？若能厘清這幾個問題，可能會對新世紀文學有一個更為理性的判斷。我們據此可以發(fā)現(xiàn)，新世紀文學依然有屬于自己的主潮——文學的“泛化”及“大文學”研究的興起。

一、誰還在寫作：人人都是作家

新世紀以來文學的“泛化”有以下表現(xiàn)：媒介化與新媒介文學的興起，素人寫作的興起，文學題材與體裁的多元化，文學的跨界與融合，文學的市場化與消費化，閱讀與傳播的泛化。這些泛化表現(xiàn)涵蓋創(chuàng)作、傳播、接受、消費、研究等各個環(huán)節(jié)。

2000年，高二學生韓寒休學從事創(chuàng)作，出版了《三重門》，獲得了極大的市場認可，后來還引發(fā)“韓白之爭”（4）。韓寒的出道和1998年開始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不無關系。這一賽事讓更多的年輕人走上文學之路，其中很多作家都引起過現(xiàn)象級關注。安妮寶貝的《告別薇安》《八月未央》等，多描寫愛情、成長、漂泊等主題，擁有大批粉絲。郭敬明的《幻城》《小時代》系列，多次登上圖書暢銷榜，郭敬明還創(chuàng)立了出版公司，打造文學產業(yè)鏈。郝景芳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成為繼劉慈欣之后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

現(xiàn)象寫作讓更多的素人得以進入文學的殿堂。《詩刊》以余秀華的《在打谷場上趕雞》為主標題，推出其詩歌作品，并配發(fā)其創(chuàng)作談《搖搖晃晃的人間》和評論文章。接著，詩歌《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引發(fā)廣泛關注，形成余秀華現(xiàn)象。范雨素利用業(yè)余時間記錄生活，從日記體散文起步，后持續(xù)創(chuàng)作非虛構作品，以細膩筆觸書寫底層群體的生活況味。新世紀早期的打工文學，讓很多打工者離開工廠進入文壇。周崇賢是首位加入中國作協(xié)的打工文學作家。王十月、鄭小瓊獲得魯迅文學獎。胡安焉是底層勞動者成長為作家的典型代表，其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引發(fā)廣泛關注，此后陸續(xù)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遞》等作品。外賣詩人王計兵利用送外賣間隙創(chuàng)作了4000多首詩歌，他的詩作《趕時間的人》在網絡上走紅，引發(fā)了2000多萬網友關注。“沂蒙二姐”呂玉霞則是一位農民詩人，因“香椿樹下誦詩”短視頻意外走紅。

除了這些普通人的寫作，很多明星也充當了文學素人。主持人跨界寫作的現(xiàn)象比較多，大冰、倪萍、姜豐等人也出版過文學作品。影星陳坤推出散文集《突然就走到了西藏》。歌手韓紅推出詩集《我與蒙面詩人》。鄧紫棋出版長篇科幻小說《啟示路》。這些都是典型的跨界寫作。另外，大量網絡作家很多都有固定的職業(yè)，兼職寫作。

201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創(chuàng)意寫作書系”的發(fā)布會上，閻連科提到“每個人都可成為作家”（5）。這既是對新世紀文學發(fā)展現(xiàn)狀的總結，也是一個預言，成為素人寫作的行動綱領。近年來，新文藝群體、新大眾文藝的提法其實都是這一論斷的注腳。如此多的素人寫作獲得成功，根本原因是作品發(fā)表途徑變得多元，傳播渠道變得流暢。普通人的作品可以借助免費且便捷的平臺發(fā)表出來?！耙拭啥恪眳斡裣嫉某晒Γ团c這種傳播環(huán)境有關系，“原來我寫到紙上，不僅沒有那么多人看到，也不會有那么快的回饋，只有自己欣賞。我把它做成短視頻發(fā)到網絡上以后，很快就有了評論，有了互動，我接著就能學到很多東西”（6）。如果沒有當下如此活躍的短視頻平臺，這樣的農民詩人很難被大眾知曉。

但文學“泛化”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文學的消亡，其背后依然遵循文學的基本邏輯，傳統(tǒng)文學寫作依然是絕對主流。低齡作家、素人寫作、跨界寫作等群體占整個作家群體的比重很小。有一點比較有意思，素人寫作的體裁多以紀實文學和詩歌為主，因為這類文體準入門檻較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學的專業(yè)性。即使是素人寫作，也有一定的文學訓練。比如，上述很多寫作者都參加過邵燕君等人發(fā)起的北京皮村工友之家新工人文學小組。該小組每周六晚開課，由高校老師、作家等志愿者授課，與工友們共同賞析文學經典、分享創(chuàng)作經驗。胡安焉、范雨素、王計兵等人都曾參加過類似訓練。退休教師王瑛憑借《清潔女工筆記》走進文壇，也與其長期堅持文學寫作有關。

趙勇在《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九卷（2001.1—2009.6）》導言中，提煉出新世紀文學的四個關鍵詞：文學媒介化、青春文學、底層寫作、作家簽約制，并指出新世紀文學的基本走向是媒介化、市場化、商品化和產業(yè)化（7）。但文學并沒有完全按照理論家們預測的路徑前行，也沒有真正形成鼎立之勢，文學主潮仍是純文學。網絡文學、素人寫作、通俗文藝并沒有取代傳統(tǒng)文學的地位。老一輩作家依然沒有淡出人們的視線，繼續(xù)保持著較高的創(chuàng)作量。在作家、作品、出版平臺、受眾和成果轉化等方面，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依舊是中心。

文學的“泛化”并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寫作陣營的擴大。泛化的創(chuàng)作群體并沒有真正改變文學的本質，依然屬于文學這個大家庭，作家群體、文學期刊、文學出版都沒有明顯的斷裂。有學者用“長90年代”來描述新世紀文學，其依據正是看到這種延續(xù)性。誠如吳俊所言，“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將作為一種文學概念而非時間概念一直延續(xù)進新的世紀（8）。文學有自己的運行規(guī)律，并不會因為時間的斷裂而出現(xiàn)根本性轉變。新世紀文學主體依然是百年中國新文學的延續(xù)。

二、誰還在閱讀：人人都是讀者

面對文學的“泛化”，尤其是在各種新興媒體消費產品的沖擊下，讀者似乎突然消失了。很多人普遍感嘆這是一個作者比讀者多的時代。因此，尋找讀者成為文學的重要一環(huán)。但從新世紀開始，文學與消費聯(lián)系在一起。文學的消費性是指其作為精神產品進入市場流通，受到讀者需求、市場導向等因素的影響。如此一來，人人都可能是讀者?！白x者消亡論”不攻自破。

首先，紙質閱讀者依然大量存在，傳統(tǒng)紙質出版依然興盛。從數量上看，新世紀以來出版的文藝類圖書數量逐年遞增，達到歷史最高峰。不少圖書依然有廣大的受眾群體。姜戎的《狼圖騰》印數累計已超過千萬冊，《塵埃落定》《白鹿原》《藏地密碼》《明朝那些事兒》《繁花》《人民的名義》等作品也都是超百萬的銷量。近幾年的一些純文學作品也有比較大的印數，比如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嚴歌苓的《芳華》等。杜陽林的《立秋》短短幾年加印了近10次；《龍鳳歌》出版次日即加印，不到一個月便第三次印刷。圖書市場的常銷書也多是當代文學經典。僅以2025年4月為例，文學藝術熱銷書以52個品種進入全品類圖書熱銷榜TOP100，獨占半壁江山。這些作品包括《活著》《我與地壇》《病隙碎筆》《生死疲勞》《我的阿勒泰》《一個人的村莊》《俗世奇人》《額爾古納河右岸》《一句頂一萬句》《人間信》等（9）。這些數據證明了傳統(tǒng)文學讀者的廣泛存在。

期刊出版方面，幾乎所有期刊都擴容增版，很多刊物還單獨出版長篇專號。最具代表性的是《收獲》長篇專號的問世，其首期出版于2001年，此后一直延續(xù)下來?！痘ǔ恰贰督稀贰剁娚健贰懂敶贰缎≌f月報》等期刊都有長篇專號。閱讀紙質報紙的受眾也大量存在。“雖說當下是網絡時代，人們更習慣于從網上獲取信息，但仍有一批熱心的讀者在閱讀紙媒。于他們而言，紙質報刊提供了更加優(yōu)質、專業(yè)、客觀的報道和內容?！保?0）2001年，文學藝術類期刊有529種，平均每種期印數2.99萬冊，品種較上年下降0.6%，平均期印數下降3.6%（11）。這與上世紀相比，變化幅度并不大。到了2025年，期刊的基本盤依然穩(wěn)固。《江南》《長城》《芙蓉》《朔方》《飛天》《黃河》《清明》《延河》《莽原》《大家》《紅巖》等期刊，依然堅守陣地，并延續(xù)著數十年的辦刊傳統(tǒng)。新世紀以來，有不少新的文學期刊創(chuàng)刊，如《長篇小說選刊》《萬松浦》《南風》《百家評論》《北京文藝觀察》《海峽文藝評論》《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文藝風》等。雖然也有《湖南文學》《百花洲》《廣西文學》《安徽文學》《天涯》等期刊經歷過改版，但是最終都回歸到傳統(tǒng)上來。另外，不少雜志社通過直播帶貨的方式銷售期刊?！妒斋@》《人民文學》《詩刊》等都有嘗試，而且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其次，文學界通過各種舉措挖掘、尋找讀者。出版社、期刊社、報社、圖書銷售平臺、社交軟件等，都有相關的讀者參與模式。比如，《當代》多年堅持讀者評刊，《人民文學》推出“人民閱卷”，《鐘山》設立“情有讀鐘”的讀者評刊頻道?！吨衅≌f選刊》《北京文學》《十月》等都推出了相應的讀者評刊欄目。很多具有主流色彩的榜單及獎項評選，也加入了讀者投票的環(huán)節(jié)，如《收獲》的年度排行榜、《長篇小說選刊》年度長篇小說榜單、揚子江文學排行榜等。春風文藝出版社對新推出的“紅月亮”叢書實行末位淘汰制，把點評權交給讀者，以市場反饋和讀者評價作為淘汰標準，打破了傳統(tǒng)出版行業(yè)由編輯主導的選題決策模式。當當圖書銷售平臺連續(xù)多年舉辦“當當影響力作家”評選活動，吸引數量龐大的讀者參與。老牌詩歌期刊《星星》整合線上線下資源，將詩歌作品以更加多樣、便捷的方式呈現(xiàn)給大眾，增加了詩歌的曝光度和接觸面，讓詩歌能觸達更多的潛在讀者。

再者，很多讀者通過媒介轉化進行閱讀，趨向影視化、舞臺化、聽覺化。周憲等學者指出了這種文學接受形式的轉變（12）。陳曉明也提出“視聽文明時代”（13）來臨。影視化方面，大量純文學作品被搬上熒幕，諸如《塵埃落定》《白鹿原》《妻妾成群》《高興》《裝臺》《盜官記》《人民的名義》；還有大量通俗文學、網絡小說也通過影視化廣為傳播，如《小時代》《盜墓筆記》《瑯琊榜》《甄嬛傳》《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劉震云、王朔、劉恒、海巖、潘軍等作家，幾乎也是職業(yè)影視人。還有一些作品先有影視劇，反響較大后又出版了圖書，比如韓毓海的《我親愛的祖國》、郭寶昌的《大宅門》、王小槍的《黃雀》等。除此之外，“聽書”也成為讀者接觸文學的重要形式。

2025年，胡學文的新作《龍鳳歌》舉行了一場被媒體稱為讓“讀者居中而坐的新書分享會”（14），直接將話筒交給讀者。這正是多年來文學努力尋找讀者的一個寫照。因此，文學依然有著廣大受眾，而且不只是閱讀，還可以點評、發(fā)表意見，成為文學經典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如豆瓣書評，微博、微信、知乎、小紅書等應用平臺的用戶留言，讓“微批評”流行。

三、誰還在研究：人人都是評論家

文學的“泛化”使文學的邊界不斷擴展，既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對象，也對傳統(tǒng)文學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戰(zhàn)，主要是從文學研究轉向了文化研究。新世紀舉辦的第一次重要的文藝學研究研討會就是“文藝學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15），這足以見得文化研究在新世紀文學研究中的分量和地位。在此背景下，李怡等學者提出“大文學”研究（16）的框架，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文學。他們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受外部影響較大，兼具藝術性與社會性，不能只從藝術角度評判。文學研究應融入社會歷史發(fā)展，與歷史、政治、經濟形成互動關系。

“大文學”研究除了研究對象的擴大外，參與者的泛化也是重要表征。文學批評陣營因此不斷擴大?！跋M時代的來臨改變了文藝活動的范圍、性質和方式……就批評對象而言,需要進一步拓展，從‘文本’走向‘生活’；至于批評平臺，則有著一個從文學期刊走向大眾傳媒的內在要求。”（17）在此背景下，傳統(tǒng)文學批評、媒體批評、網絡批評并存。網絡批評主要構成群體是普通讀者。這種批評模式對整個批評體系的建構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例如，“微批評”已成為移動網絡平臺上最熱的批評模式之一，“已經無可置疑地擁有了對大眾輿論導向的巨大影響力，進而又在文學批評的意義上，顯現(xiàn)出一種重新演繹文學詩性本質的可能和空間”（18）。趙毅衡由此提出了群選經典模式。普通讀者充當批評家的欲望也因此變得強烈，催生出人人都是評論家的批評現(xiàn)象。

但僅據此就斷言媒介變遷帶來了批評的根本性新變，證據尚顯不足。所謂的新變實則是新瓶裝舊酒。比如，當前被視為批評新變的主要表現(xiàn)仍是“微批評”的興盛，每位受眾都可以自由表達感觸，這些即時性的文字能否被稱為批評尚存爭議。即便如此，這與曾經的讀者來信又有何本質區(qū)別？此外，批評對象雖有所擴展，似乎無所不包，但面對不同對象，批評范式卻依然單一。再舉一個例子，很多文學批評期刊都在努力探索傳統(tǒng)期刊媒介化的路徑，于是建立網站、運營微信公眾號、接入數據庫、嘗試聽文章模式、制作批評短視頻，但其內容本質上仍是紙質期刊的數字化翻版。

媒介新變最顯著的特征是多媒介的流行與藝術品的多模態(tài)表意，但文學批評尚未充分顯現(xiàn)多媒介特性。就當前情況來看，傳統(tǒng)批評模式仍占主流并居核心位置。傳統(tǒng)批評期刊甚至還創(chuàng)辦新刊，不少內容通過新的媒介形式傳播，但是內容幾乎都和紙刊保持一致。問題的關鍵在于，批評主體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批評家，讀者批評尚未真正取代專業(yè)批評。此外，從批評機制和經典化路徑審視，傳統(tǒng)模式仍占主導。例如，魯迅文學獎、唐弢青年文學獎、啄木鳥杯推優(yōu)、馮牧文學獎，以及各類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的獲獎者，幾乎都是專業(yè)人員。再者，在群選經典的時代，讀者根據自己的喜好選出屬于這個時代的經典，難免帶有從眾心理。經典產生模式的確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但真正的經典化過程仍需要學理化、史學化和專業(yè)化。

對新世紀文學進行歷史化的概括是困難的，畢竟它仍處于未完成狀態(tài)。面對當下正在發(fā)生的變化做一種歷史化的判斷比較困難，但如果將其置于文學史框架下審視，便會發(fā)現(xiàn)那些不變的要素才是常態(tài)與主流。無論如何，文學的“泛化”和“大文學”研究的盛行并非指向文學的衰亡，而是預示著新生。尤其是在新媒介時代，不少文學現(xiàn)象經過媒體的發(fā)酵，都有可能演化為公眾事件，但這絕非文學全貌。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新文學，仍在賡續(xù)傳統(tǒng)中有序演進。

結 語

文學的“泛化”背景下，“大文學”研究的興起為新世紀文學研究提供了有效思路。因為，文學邊界的不斷消解，致使何為文學的概念日益模糊，引發(fā)了對文學性的深切擔憂。近年來重提文學性的討論，似是對“大文學”研究的一種糾偏。其背景正是“文化研究熱、文學社會學熱及歷史研究熱”的現(xiàn)狀。但兩者并非水火不容，一方面，“重提文學性”并非排斥其他”（19）；另一方面，“大文學”研究亦未忽視文學性，正如“回到大文學本身，最終體現(xiàn)‘本身’的還是‘作品’”（20），而文學性則是其終極追求。這不僅能讓普通讀者保有對文學的詩性想象，更能抵御民粹主義傾向，守護文學的審美、詩意、精神、理想與生命。唯有堅守這一命題，方能從根本上回應文學的挑戰(zhàn)。無論文學依托何種介質、經由何種方式傳播，也無論創(chuàng)作者身份如何，文學性都應作為核心評判標準。“大文學”研究路徑在肯定文學下沉的同時，又堅守了對文學性的追求，尋覓并守護日常里的詩意。

注釋：

（1）原文分別刊發(fā)在《芙蓉》1999年第6期、《芙蓉》2000年第1期。見趙勇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八卷（1996.1-2000.12）》，第501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

（2）李建軍：《為顧彬先生辯誣》，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33MiD6Z_q9QiIZyD22bmvw。

（3）范寧：《馬原：關于疾病、生命以及小說已死》，《長江文藝》2014年第8期。

（4）見廖向東：《從“韓白之爭”看文學期刊的現(xiàn)狀與走向》，《出版發(fā)行研究》2006年第12期。

（5）閻連科：《閻連科談創(chuàng)意寫作書系：每個人都可成為作家》，引自http://zgnfys.com/a/nfwx-9432.shtml。

（6）趙逸晨：《“沂蒙二姐”呂玉霞：我想用詩歌給靈魂加一層包裹》，《文藝報》2025年4月7日。

（7）趙勇：《導言》，趙勇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九卷（2001.1-2009.6）》，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

（8）見吳俊：《批評的困難——〈文學的變局〉自序》，《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

（9）見文東：《4月圖書零售數據出爐，這家出版社15種書上榜成黑馬》，《中國出版?zhèn)髅缴虉蟆?025年5月17日。

（10）劉鵬波：《沒人看報紙了？誰說的》，《文藝報》2025年5月16日。

（11）趙勇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九卷（2001.1-2009.6）》，第42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

（12）周憲：《符號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視覺轉向”》，《文藝研究》2001年第3期。

（13）陳曉明：《視聽文明時代的到來——新的美學與感知世界的新方式》，《文藝研究》2015年第6期。

（14）《一場讀者居中而坐的新書分享會：胡學文長篇小說〈龍鳳歌〉在世界文學客廳首發(fā)》，引自https://news.qq.com/rain/a/20250330A06TQU00?refer=cp_1009&scene=qqsearch。

（15）趙勇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八卷（1996.1-2000.12）》，第541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

（16）李怡近年推出系列成果：《大文學視野下的近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主持人語》，《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5期；《“大文學”可以做哪些事?——主持人語》，《當代文壇》2017年第4期；《從“民國文學機制”到“大文學”觀——在山東師范大學的演講》，《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從“純文學”到“大文學”：重述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從一個角度看“五四”的文學取向》，《文藝爭鳴》2019年第5期；《共識與歧路：文史分合之于百年中國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11期。李怡還創(chuàng)辦了《大文學研究》。

（17）李紅春：《從“文本”走向“生活”——消費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建設芻議》，《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18）張文東：《新媒體與新批評：網絡文學批評的“詩性”理解》，《當代文壇》2015年第6期。

（19）張清華：《為何要重提“文學性研究”》，《當代文壇》2023年第1期。

（20）李怡：《回到“大文學”本身》，《名作欣賞》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