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jīng)過了一個時期的沉寂之后，王卿再次恢復了詩歌寫作。對她而言，“恢復”大約等同于一種重生。這種寫作當然不是與過去的徹底割斷，而是說她將以一種全新的姿態(tài)和熱情擁抱詩歌。假如需要一個準確的詞語形容其當下的詩歌體溫，便是“料峭春風”，也大約等同于其在《冬天的梧桐》一詩開頭所說的，“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我邂逅了一束光”。“冬天的早晨”是一層隱喻，“邂逅一束光”是另一層隱喻。此處的“光”，是“回歸”的乍暖還寒，也是心靈再次振翮的事實。在不同的詩里，她多次寫到光，光焰或大或小，都一往情深，使“光”成為其詩歌的主要意象之一。在該詩近乎宣言的表述中，盡管她認識到這束光“無法帶走”，但也“可以擁有”，甚至自己也能成為一束光。在這光中，她撿起一些“帶翅膀的種子”，選擇乘坐一列慢行火車，看一路動人風景，看同車廂溫暖的人們，看世界這個巨型的貝殼緩緩打開……

“那時，如果說愛/萬物都會變得柔軟/都會落下淚來?！保ā抖斓奈嗤罚?/p>

在詩人對過往生活的描述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極其活躍而又語意不祥的意象群。那些意象仿佛一群驚弓之鳥，映射著詩人的生存情狀與“心靈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紊亂”。在《雪地》中，她描述了一場“鋪天蓋地、沒日沒夜”的大雪—— 這是愛情和信仰雙重失陷的童話—— 大雪之大，以至“誰出現(xiàn)在雪地里，誰就會被埋葬”；而這個世界是一個雨為“主角”的世界（《短章》節(jié)選）；在發(fā)現(xiàn)自己“錯認了方向”，終日奔走在一條難以抵達的“逃亡之路”時“不免悲從中來”（《逃亡之路》）；更在《我們?yōu)槭裁匆赂摇分?，直言其“切膚之痛、錐心之痛、徹骨之痛”。假如我們在閱讀時稍不留神，就會將其認作是一種悲情主義的自我寫照。但其實，她詩中的單數(shù)第一人稱，更準確的指向，正是“我們”這個復數(shù)人稱，是相似處境下人皆共有的集體意識。她曾在多種場合反復表達這樣的寫作意圖。

奇異的是，在生活出現(xiàn)變故之前，詩人的敏感讓其早早就寫出下面對未來生活頗具預言式的句子：

“一邊落葉，一邊發(fā)芽。一邊離開，一邊回來。一邊哭泣，一邊歡笑。一邊破碎，一邊重生。這便是碎片的一生，也是我們的一生。”（《關于破碎》）

這種二元對立以及“碎片”（這是她的又一個主要意象）的概括指認，可以作為解讀王卿眾多詩歌之鑰。她說起一個意象，就同時說出了這個意象的兩面。而她恰恰就站在這兩個互為對立世界的交界：詞語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她親手制造的兩個分裂之“我”在詩中共生相克，又彼此相克共生，她“看到分裂出去的兩個自己/正背道而馳或惡語相向/才有可能合二為一”，也同時“把我的黑和我的白放到一起/把我的好和我的壞放到一起”，它們“都是我的”，都是真實的“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誰也別想拿走/誰也拿不走”（《逃亡之路》）。這種佩索阿式反復異名的方法，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難度，再次強力推進了她的寫作縱深。這是王卿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

王卿反復強調(diào)，她的寫作過程是一個追光的過程。對光的不懈追求，幾乎貫穿了她全部的寫作。她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的陰影，并嘗試著與之共處，促使她在摸索中完成了一次次艱難的修復與蛻變。她沒有被黑暗吞沒，而是在黑暗中發(fā)現(xiàn)了光源。而詩歌也并未死去，而是正在醒來，用清澈的眼神同她一道打量這個全新的世界。正如她在《看見》中所說：“晦暗的日子已過去/如今，打開窗戶/看到的不再是一片漆黑/而是滿天星斗”。因為有光的關照，靈魂才變得通透，當她撿起一把碎片，她更多看到的，不是尖銳的碎片本身，而是碎片之上那些復活的精靈一張張發(fā)光的臉。她的詩有對生活與心理體驗的實寫，也有故事和自撰童話，敘述過程總有幾分險象，但最終，詞語紛紛化險為夷，情緒復歸平靜，光明如期而至，從而相信人間值得。

王卿喜歡談論那個著名的西西弗斯神話。但不是同構(gòu)演繹，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種寓言方式。在《西西弗斯的山頂》中，西西弗斯不再是神話的主角，它要讓位于的也不是那個不斷被推上又滾落下山的巨石，而是一顆輕巧的小石子兒。這是一種對神話崇高主題的寓言祛魅：“我”自愿領受這一切，所以能在“年少的西西弗斯毫不費力地把我踢到山上”時，一路“聽到了/輕快的口哨和鳥兒的歡歌”。小人物看似絕對的悲劇命運，被她巧妙地處理成一出輕喜劇，這細微的轉(zhuǎn)化里面有深深的接納和慈悲的力量。

“迷失”與“出口”頻繁出現(xiàn)，構(gòu)成了本組詩的精神雙構(gòu)，顯示出詩人對現(xiàn)實認知與努力破局的精神執(zhí)念。與“迷失”具有同義詞意義的詞語還有若干，例如之前她反復談及的鑰匙、籠子。美國心理學家丹·吉爾伯特指出，人之所以感到不幸福，皆因“打開的方式不對”。而王卿則發(fā)現(xiàn)了“出口”與“缺口”之間的相互轉(zhuǎn)化：“萬物的缺口，正是它的出口/因為迷失，我們才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一條路，一條/通往心靈的路”（《歸途》）。在她這里，找“出口”就是找“那束光”，那把“求生之門的鑰匙”（《游戲高手》）。按照維克多·弗蘭克爾的說法，只有找到了痛苦的意義，痛苦就不再痛苦。一個人只有放棄外在的執(zhí)念，不斷內(nèi)求，才有出路。因此，“我”決心“不再讓舊日的繩索把今天的自己捆綁住”（《跑馬場》）—— 這種“不得不果斷處之”的掙縛，充滿了抗爭性，也為其找到了精神的出口。“出口”也是入口，一個迷失之人通過對缺失的體認，向內(nèi)看，因此重又覓得了通往心靈的回歸之路。當內(nèi)在的障礙物被挪移走，出入的通道被打開，世界因此豁然開朗，噤聲一變而為爆破音?！八^的傷害，已化作塵?！保粭l“載滿了人間幾世風的”“單人小木船”經(jīng)歷了風暴，駛向彼岸。她自命是唱著一支短歌，平靜地行走在“沒有完成的道路”上的阿凡提，并且堅信“雨已無法再落到我身上”?！痘鸸狻繁磉_的正是詩人這種存在主義哲學觀：珍視生命、直面生存并勇敢地揭示生活的真相，完美地回答了“我們?yōu)槭裁匆赂摇边@一質(zhì)問。

然而在詩人眼里，對比抗爭，寬恕或許更有力度，更是一種自我救贖的軟實力—— 這是王卿詩歌的另一重色調(diào)。生活從來不只有艱磨，同時亦有賜予。她喜歡挪用詩人赫爾曼·黑塞《悉達多》中的表述：“我不再將這個世界/與我所期待的、塑造的/圓滿世界比照，/而是接受這個世界，/愛它，屬于它”。這里的前提，是接受，如同她在《西西弗斯的山頂》中的悲喜轉(zhuǎn)換；而接受是全方位的領受、接納與擔承。這種意識自覺，在《輕輕的流逝感》《禮物》《短章（節(jié)選）》，尤其是《親愛的闖入者》等詩中，都有充分的體現(xiàn)。

在《我發(fā)現(xiàn)我是一個善于發(fā)現(xiàn)的人》中，她以不落窠臼的修辭完成度，舉重若輕，將凌晨兩點“放冰糖的玻璃罐子的碎裂”驚詫進行了一番耐人尋味的美學演繹。同樣寫碎片，在聽到“冰糖和碎片相互撞擊的聲音”時，竟然生起一種“很悅耳”的感覺。這種超然，源于“我”對“破碎之后殘存的美”的發(fā)現(xiàn)，

“我發(fā)現(xiàn)/有些東西不用發(fā)出聲響/也不用多么奪目，只是擺在那里/就已說明一切”。

這種處變不驚，體現(xiàn)的是詩人的一種新的、深沉的世界觀。自我超越帶來了詩的超越，這在從前是難以想象的。

總體而言，王卿的近作帶有高度的自白性質(zhì)。在她這里，詩與生活，語言修辭與精神修辭，都有很高的契合度。她的寫作如此坦誠，使我們通過閱讀這些深具平復帖性質(zhì)的詩歌，讀出她的精神沖突、熱情追求，讀出她重塑新生活與寫作程序的執(zhí)念，也使我們這些深處生活糾纏中人，對于這種寫作抱有切實的同情、共鳴與理解。

（作者系詩人、評論家、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