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平：您的作品在海內外均產生了廣泛影響，讀者反響熱烈。您曾多次提及，祖國的強大為您的作品走向海外提供了堅實的支持。能否請您具體談談，國家的崛起與中國文學“走出去”之間的關系？

麥家：我記得民國的一個著名的外交家陸征祥曾經說過：弱國無外交。一個國家，當它貧弱的時候，國際舞臺上其實是沒有聲音的，國際也不需要它。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不管是文學、藝術，還是其他的種種方面，人家不關注你，你再優(yōu)秀的東西也不可能走出國門。比如魯迅，這么偉大的作家，由于國破貧弱，當時也沒翻譯出去幾個語種，而且翻譯的也只是少數幾篇。魯迅小說的法譯本直到2003年才真正以規(guī)范化選本形式出版。英譯本比此還晚，2009年由著名的漢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翻譯，并入選“企鵝經典”（Penguin Classics）文庫出版。這距離魯迅創(chuàng)作的年代已過去近一個世紀。2011年，藍詩玲曾在中國作協編的《翻譯家對話》一書指出：在劍橋最好的學術書店，被英譯的中國文學古今（跨度2000年）所有書籍不過占據了一層書架，長度不足一米。由此可見，國家實力與文化輸出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文學是民間外交的一個非常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之前，西方也好，包括東南亞也罷，都不關心我們的文學，也不關心我們的藝術、體育等。人家不感興趣，甚至對你整個國家都沒興趣，談何其他？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我們國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屹立，人家看見了你，就想了解你。了解的方式當然是多種多樣的，而文學也許一馬當先，因為簡便直接，一本書、一個人就可以操作、成全。不像藝術、體育，興師動眾的。

所以，我覺得國家的崛起和中國文學的“走出去”是息息相關的。我覺得中國文學至今為止“走出去”的規(guī)模、影響，和我們中國文學本身已有的規(guī)模也好，質量也好，還是不匹配的，我們還有待進一步“走出去”。畢竟，我們改革開放才幾十年，被世人矚目的時間委實尚短。但我相信以后，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繼續(xù)崛起，我們的文學會更加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朱學平：比如說《解密》是首批獲得“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資助的作品之一。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這一資助機制的具體形式，以及它在推動作品進入海外市場方面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

麥家：這個情況坦率說，我還真是不了解。雖然《解密》是獲得這個項目資助，但情況特殊，它是事后登臺的，它不是先有資助然后出去的，而是它從2012年開始被英國企鵝和美國的FSG兩大出版社看中之后，然后在西方出版界名聲大噪，有很多出版社購買了它的版權。到2014年后，陸陸續(xù)續(xù)出版，轉眼之間就出版了二十幾個版本。這樣，國內也注意到了它在海外的風光和紅火，然后得到了一些資助，這些贊助主要是配合我在海外做宣傳用的，不是出版本身。作為商業(yè)出版，宣傳當然也很重要。

朱學平：《解密》《暗算》《風聲》等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并在多個國家傳播。其傳播版圖，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文化交流版圖相契合。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是否可以理解為文學傳播與國家文化戰(zhàn)略之間存在某種互動關系？具體到您的作品傳播本身呢？

麥家：這個情況我了解是這樣的，我們國家確實為配合“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在翻譯工程上有一些配套項目，如“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但我的作品好像在這方面，坦率說沒有太多介入，所以我不太了解。我在東南亞諸國的翻譯情況并不突出，一是它們本身商業(yè)出版很不發(fā)達，二是我沒有更多地介入“互譯”工程中。下一步，爭取一下吧，因為在對方翻譯工程“沙漠”的情況下，我們主動出擊，也許是唯一的路。

朱學平：您曾表示，中國文學“走出去”已經度過了最為艱難的階段。能否請您進一步闡釋這一觀點？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標志性變化值得學界關注？

麥家：確實，我們已經過了最艱難的階段。最艱難的是破冰之旅，那個特殊年代結束之初，我們國家經濟處于一種崩潰邊緣，我們的國際地位也幾乎因冷戰(zhàn)格局而受國際排斥到底，被人忽視、歧視。直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我們改革開放初期階段，應該說不管是經濟還是我們文學，都是“走出去”最艱難的階段，直到后來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經濟才踏上蓬勃發(fā)展之路。經濟的大門敞開了，文學的大門跟著也慢慢打開了，這個確實是與國家經濟實力緊緊相連的。

這里最標志性的事件，就是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包括劉慈欣的雨果獎，還有曹文軒的國際安徒生獎，等等。幾乎國際上的大大小小的獎，中國都開始有人獲得了。世界各大媒體也開始關注中國作家，比方說像《紐約時報》，曾經2個月內就對我有4次報道，《華爾街日報》3個月內對我有5次報道。包括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泰晤士文學增刊》，美國的《新共和》《紐約客》，等等，這些主流媒體都對中國包括我在內的作家做了非常積極正面的報道。我的《解密》還獲得了《經濟學人》“2014年度世界十佳小說”，同時被英國《每日電訊報》評為“有史以來最杰出的20部間諜小說”。

巴爾扎克說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當他對你有興趣、有熱情想了解的時候，文學往往是一個最便捷的通道，也是最民間的一個通道。因為是民間的，它就有一種正道在里面，有一種信任在里面。因為他們不可能通過新聞來了解你。一種正常的日常的手段，就是通過文學藝術來了解對方，既是美的，又是善的，又是遠的。

朱學平：在譯介方面，您的早期作品如《解密》《暗算》《風聲》主要由米歐敏翻譯，而到了《人生海海》則由Dylan Levi King擔任譯者。請問這一變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其學術與翻譯背景？

麥家：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確實，我前面的三部作品都是由米歐敏翻譯的，其中《解密》《暗算》是米歐敏和克里斯多夫兩人合譯的?！度松：！窊Q了一個翻譯，一個叫King的譯者來翻譯。我在King翻譯我小說之前，根本不知道這個人，也不認識他，沒見過面。直到今年四月（2025年4月），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在北京開了一個三十國漢學家大會，我在和三十國漢學家對話的時候，在會上我才遇到了King。

當時，這個人是我的代理推薦的。他覺得，米歐敏他們雖然翻譯得不錯，但換一個人也許是一種新的機會，讓更多的翻譯家來嘗試著翻譯，然后有比較，可供選擇，在選擇中選出最理想的人選。這樣就有了King。事實上，King的翻譯水平確實上乘，今年3月（2025年3月），我在英國的時候遇到了宙斯出版社社長。我們談起翻譯，社長認為King的翻譯使他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本翻譯小說。就是說，King的翻譯已經出神入化，讓一個讀者忘掉是翻譯過來的書，這是一種高度的評價、贊賞。

朱學平：學界一般認為，米歐敏的翻譯風格偏向“隱身化”，即在譯介過程中盡量減少與作者的溝通，力求讓譯文自然融入目標語文化。您如何評價這種翻譯策略？同時，您多次強調對譯者的尊重，能否談談您對翻譯在中國文學“走出去”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麥家：我曾經說過，翻譯是一個作品的再生父母。中文和西方一些大語種，確實還是有非常大的差別，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東西有別。這種分別不是說你靠猜測，或者那個短暫的學習可以掌握的。你必須要經過專業(yè)的長達多年學習和提高才能掌握，才能領略中文之美。所以中國文學今天還沒有那么集體地在西方亮相，我覺得還是跟漢學家以及翻譯的人數少有很大的關系。

至于米歐敏的翻譯風格，我也有這種體會：隱身。米歐敏不是一個專業(yè)的翻譯者，她其實是一個學者，研究的是中國先秦文化，翻譯一定意義上對她來說是她的副業(yè)，她就是因為喜歡我的小說，才當上翻譯家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她本身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她不但在翻譯風格上偏向“隱身”，平常我在和她相處的過程當中，我也明顯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內斂低調、不事張揚的人。這就是她的底色，喜歡隱身的?？梢哉f，做人作文在她身上是統一的。

我覺得這里面沒有什么好壞之別，這就是她的風格，作為風格你可以欣賞，也可以不欣賞，但是得尊重。我個人其實是不希望她過于隱身，比方我曾希望她為《風聲》寫個翻譯后記之類的，她深思熟慮之后還是沒有應我之約。她就是這樣，喜歡“隱身”。

朱學平：請問海外版權代理方是否有所變化？隨著近年來中國版權代理體系的不斷成熟，比如您早期的海外版權代理由譚光磊先生負責。在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版權代理機制的變化對作家及其作品的國際傳播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

麥家：對，我原來的海外版權代理是臺灣的譚光磊先生，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英語非常好，應該說對我的推廣也非常成功。但后來有兩個原因，導致我和他暫時分開了。第一個是疫情，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原因。他原來公司在上海，娶的媳婦也是上海人。因為疫情，他太太包括整個公司就離開了上海，搬到了臺灣。第二個原因，近些年來，我們見面交流的機會逐漸減少，聯系自然也慢慢地變少了，就疏遠了。然后這個時候，我在國內的出版社“新經典”，招了一位曾經是馬爾克斯的出版代理人勞拉，做了他們的國際代理。幾年前，我們有緣相識了，最后就委托她做了我的海外版權代理人。

在海外，出版社原則上是不和作家直接打交道的，必須由代理人代為交涉相關業(yè)務。所以，你的作品要出海，走向世界，國際代理是必不可少的。代理人的專業(yè)水平，將直接影響你的海外出版，包括營銷。尤其在歐美，代理人幾乎是法定的。

朱學平：作為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及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您長期致力于推動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與國際交流。在這過程中，您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也遇到過一定的困難。能否請您結合這些經歷，談談中國文學推廣在國際出版體系中所面臨的難度與挑戰(zhàn)，以及其中積累的經驗與體會？

麥家：我當過一屆的浙江作協主席，現在已經辭任。我覺得我并不擅長做這樣的事情，所以讓更合適的人去當了。在當浙江作協主席期間，我憑自己和“企鵝”出版社的關系，幫助浙江文學“走出去”。這件事情很復雜，做得很累，但最后是成功的。我們總共推了五位作家出去，他們的中短篇小說集。原來想象一兩年可以完成的，結果花了近五年時間，確實推動得很難，且效果并不好。這也是當前中國作家走向海外的現狀，困難大得很，挑戰(zhàn)多于機遇。我能夠做得這么好，影響這么大，一定意義上說，是運氣好。

朱學平：您在多個場合曾強調，當代中國作家不應將諾貝爾文學獎視為唯一目標，也無須刻意迎合西方的審美趣味。這一觀點反映出隨著中國的強大，文學評價的標準已不必過度依賴外部認可。那么在您看來，中國文學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最為關鍵和決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麥家：我覺得不管是諾貝爾文學獎，還是中國的茅盾文學獎，作為一個寫作者都不必過于看重它們，沒有哪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盯著某一個獎去寫的，或者是出版了以后盯著某個獎刻意去獲得的。這個其實不是寫作者自己的事兒，評獎是評論家的事，作家只負責寫作，不要去想獲不獲獎。嚴格地說，你想也沒有用，甚至只有反作用。如果你過多地關注這些，我覺得就是動作變形，不但會影響你寫作，甚至還會影響你的人品。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這一點我堅信不疑。

所以，中國文學“走出去”，我覺得最關鍵的、最決定的因素還是你把作品寫好，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你得把中國這個特點寫出來，人家感興趣的是你的作品。你作為一個中國作家筆下反映的中國，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故事，不要過分地去迎合你想象中的他們的審美、意志，甚至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確實有一部分作家，刻意去寫一些過度批判性，甚至不失污蔑國人的作品去迎合西方，在我看來令人不齒。文學應超越政治的規(guī)約，不要委身于政治，更不必去取悅西方的偏見。真正的文學力量在于真實、深刻地呈現人性，而不是淪為某種話語的注腳。中國作家要有足夠的自信，寫出原汁原味的中國經驗，同時具備世界性的精神共鳴。唯有如此，作品才能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障礙，被廣泛接受和尊重。

朱學平：您曾提到，中國文學“走出去”，作品寫什么內容并非最關鍵，關鍵在于“怎么寫”，即寫作方式必須具有世界性。那么，您能具體談談這里的世界性寫作方式指的是什么嗎？它通常包含哪些核心要素？

麥家：對文學，始終存在一個“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大概三十年前，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們非常強調“怎么寫”，一定意義上來說也反映了當時中國作家在寫作技藝上還是比較單一、傳統。所以，我們需要引進或者學習西方更多的寫法，要強調“怎么寫”。我覺得文學“怎么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文學是一門藝術，小說也是藝術。既然是藝術，就需要技巧技藝。我記得博爾赫斯曾出過一個短篇小說集，把書名定為《手工藝品》。這就是對“怎么寫”的一種非常強調，強調小說是一個手工藝品。當然小說不僅僅是個手工藝品，他之所以這么說，只是對小說藝術的一種高度看重，一種極端的看重。但話又說回來，中國作家在今天，在我們走向世界文壇的時候，還是在走向自己寫作高峰的途中，我個人覺得更重要的是“寫什么”。因為我們現在“怎么寫”的問題不是第一的，反而“寫什么”變成了第一。

此一時彼一時，中國通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大家都知道這個時代是如此的喧囂，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現象，有真的有假的，有各種亂象，亂象叢生，對我們作家來說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選擇。你選擇寫什么，什么人和事更具有時代性，什么人和事更具有國民性，我覺得這個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什么人和事更能揭示當代中國人精神的困境與突圍，這才是當下中國文學最應該回答的問題。在經歷幾十年的歷練和與世界交融后，我們已不缺技藝成熟的寫作者，但缺少從紛紜亂象中識別本真的慧眼，求真的能力和膽識，有發(fā)明能力的發(fā)現者和創(chuàng)造者。

朱學平：從您的觀察與實踐經驗來看，您如何判斷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前景？在全球文學交流的格局中，您認為中國文學應當確立怎樣的目標與定位？

麥家：我看好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前景，因為我看好中國的前景。我覺得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越來越大，世界對中國認識的需求也將越來越大，中國文學也必將吸引世界更多目光。至于我們應當確定什么樣的目標和定位，這個是不需要考慮的。我覺得，一個作家不要因為外界而改變自己。作為一個作家，你還是要寫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或者說最動感情的生活。這一點比去尋找目標更重要。或者說，你應該尋找的目標是自己，把自己最切身的感受寫出來。這個即使寫出來后，不能走向世界，但至少你走出了自己的步伐。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是表達自己，不是迎合別人。

我想，如果每一位中國作家都能夠把自己的步伐走出來，這當中肯定有一部分作家會被世界關注，代表中國走到世界的舞臺上去，而且他們中一定有人是優(yōu)秀的。這一點我深信不疑。我們不要妄自獨尊，也不要妄自菲薄。依我看，中國一些頭部作品，每年都有那么幾部，足以和世界一流作品抗衡。但如果你是概念寫作，寫作之前定好目標，要為西方寫作，這個就是刻舟求劍，最后是得不到劍的。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找到自己，自己的心跳聲，走出自己的步伐。一個作家，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寫作的目的、目標，不應該定義為世界，而是要表達自己，把自己對人對世最切身的感受表達出來。這才是最要緊的，也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朱學平：在關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的問題上，您曾經提到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未來的眼淚在哪里，它不知道，只有偉大的作家知道?！边@一觀點引發(fā)了廣泛的思考。能否請您進一步闡釋，您認為“偉大的作家”是如何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洞察并表達這種“未來的眼淚”？換言之，文學創(chuàng)作的獨特性與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之間的根本差異，您如何理解？

麥家：關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這個事情，我真的不想過多思考，也不想過多去談論。因為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是我個人的事情，人工智能即使超過了我，那又如何？難道我就不寫了？我寫作并不是想跟誰比賽，我寫作是我自己內心需要，是我心里有話要說，有話想對世人說。這個才是我寫作的前提，而不是說我一定要比別人寫得好。AI寫作，現在確實成了我們文學圈和整個社會上都在談論的一個話題，到底我們能不能寫得過它，或者說當我們寫不過它的時候怎么辦？我的回答很簡單，即使它比我寫得好，我照樣要寫作。因為，寫作是我活著的一種方式，也是我活下去的一種需要。更何況我另有看法，那就是我覺得人工智能的寫作能力可能會超過大部分作家，但最好的，寫得最好的應該還是人。否則，為什么叫人工智能呢？

朱學平：您平時很少使用手機，也不習慣在公眾場合演講，但近年來，您多次出現在重要直播和大型活動上。盡管您依然會有些局促，那您是如何戰(zhàn)勝自我，完成這些公共表達的？在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您認為數字化手段發(fā)揮了哪些作用？

麥家：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真是不善言辭，更不喜歡社交。所以，我和現實其實一直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這也是我比較舒服的一種關系，就是不喜歡跟生人交往，不愛過多的社交生活。為什么，到現在為止我都不用微信，因為我想把更多的時間留給自己，把安靜留給自己。我沒有八面玲瓏的本事，老老實實守著家，過簡單的生活吧，我經常如此告誡自己，勉勵自己。

但在這個時代，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互聯網時代，日新月異的時代，不管人與人的交流方式，還是一本書的宣傳營銷方式，都已經發(fā)生革命性的變化、斷崖式的變化。在這種變化面前，你如果依然固執(zhí)己見，一味待在自己舒適圈里，這個閉門造車，那個足不出戶，無疑是對自己的一種不負責的行為。不用說，每個作家都想讓自己的書抵達更多的讀者手上，如果你想讓更多讀者看到你的書，也許營銷是離不開的。這時你只有硬著頭皮去做一些事，那不是可恥的事，只是你不適應、不舒服的事。人活世上哪有那么多舒適？我就這么鼓勵自己走到人群中，鏡頭前。我確實不擅長交際，但并不意味著我一定不能去做。我現在的態(tài)度是愿意去學，努力去做，做得不好，慢慢學，慢慢適應。誰也不要跟時代作對，跟時代作對，不會有勝者的。與其挑戰(zhàn)時代，我覺得，不如挑戰(zhàn)自己。

[ 作者單位：贛南師范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