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晚上，我收到了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韓品玉教授的短信，他問我要2023年10月在濟南和詩評家袁忠岳先生相聚時合影的照片。我沒有多想，回復他明天到備存的U盤里找。待第二天早上打開手機微信，看到他轉(zhuǎn)發(fā)的消息，卻是袁忠岳先生去世的訃告。先生于2026年4月3日上午11時49分在日照逝世，享年90歲。

驚悉噩耗，我萬分悲痛。

記起去年8月，我回到老家莒縣，得知先生在日照的兒子家度暑，便打電話聯(lián)系先生約好時間，和眾文友一起歡聚于海濱。席間，大家談文學、談詩歌、談生活、談健康，其樂融融。先生雖已近90歲，但精神矍鑠，談笑風生，還向大家分享了如何戰(zhàn)勝疾病的經(jīng)驗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哪里想到，先生突然就離開了我們。

我與先生的相識，源于詩歌。

在那個文學潮涌的20世紀80年代，閉塞的山溝角落同樣也受到文學的呼喚。當年才20多歲的我，雖然對文學創(chuàng)作還處于懵懂狀態(tài)，但被那繆斯之夢深深吸引著，在老家莒縣大石頭鄉(xiāng)中學創(chuàng)辦了山泉文學社。那個時候還較貧困，連紙張都是缺乏的，還是黨委辦公室給我們提供了紙張。我邊發(fā)展社員邊約稿編稿，找學校兩位寫字好的老師幫忙，用鐵筆、鋼板、蠟紙設計刻版，用油墨輥子印出來，再用訂書機訂成刊物。這個過程持續(xù)了約半年時間。由于蠟紙的質(zhì)量和刻字技術不過關，每張蠟版輥印五六十份就不行了，因此，每期只能印五六十冊。我們通過郵局寄給所知道的報刊，盼著他們能擇優(yōu)發(fā)表；同時，還慕名寄給本省的幾位作家和文學專家。其中，袁忠岳先生就是我們敬仰的一位。

袁先生當時在詩歌界已頗具影響力。他和呂進、阿紅、葉櫓、朱先樹、楊光治、朱子慶等青年詩評家形成了“上園詩派”，倡導尊重詩歌的藝術規(guī)律，主張傳統(tǒng)經(jīng)驗的現(xiàn)代化以及西方經(jīng)驗的本土化，打通古今，融貫中西，為推動詩歌發(fā)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他以詩評家的前瞻性眼光，敏銳地把握20世紀80年代所涌現(xiàn)出的詩歌現(xiàn)象，往往能準確地抓住痛點與癥結給予評判，是當時“朦朧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在爭鳴中堅持自己的詩學觀點，表現(xiàn)出了作為一代杰出詩評家的風度與氣度。

由于生活環(huán)境與讀書視野的狹窄，那時的我對當代詩歌的發(fā)展一知半解。我只是在《黃河詩報》等報刊上讀到袁先生的名字，按文后介紹的單位冒昧寄去社刊《山泉》。不久，他回信了，對我們給予熱情的指導，并欣然應允做文學社的顧問。

他在1989年11月12日的信中說：“從總體看，《山泉》水平在不斷提高，風格流向是很多樣的，也有很現(xiàn)代派的詩，如《真的無題》（藍野），也有很現(xiàn)實的詩，像你寫的幾首。不過，總體覺得在切近與深刻地接觸時代與現(xiàn)實上顯得不足。我們存于其中的現(xiàn)實生活影子太淡，難以有震動人心的效果。不是一定要直接去寫生活，可以寫山水日月，但一定要是現(xiàn)實生活體驗的沉積。詩之價值，取決于體驗的深淺、沉積的厚薄，直接寫生活的，也不一定就切近現(xiàn)實，更不一定深刻，這里也有一個體驗與思考的問題。在藝術表現(xiàn)上則應求新求異，有與眾不同的追求。”袁先生誠懇的話直指問題所在，給人啟迪。對于初出茅廬的我們，他的指點迷津與引領方向，是多么重要?。?/p>

山泉文學社以我、藍野和山妹為主要參與者。到1991年時，我們已團結了一批山東青年詩人，于是我們編選出版了詩歌合集《土地的花冠》。為了提高詩集的分量，我寫信向詩歌前輩臧克家先生求寫了書名，同時讓剛師范畢業(yè)、在鄉(xiāng)村小學任教的山妹，乘坐長途客車前往濟南山師大拜請袁先生作序。

袁先生當時工作繁忙，但當看到風塵仆仆的山妹時，還是連夜趕寫出了《我的祝?！?。序言開頭寫道：“一個炎熱的下午，素不相識的山妹叩開了我的房門，說是山泉文學社派她來的，他們要出版詩歌合集，校樣已經(jīng)出來了，差一個序，想讓我給寫一個，不知行不行。面對風塵仆仆、汗珠凝額的她，面對山里人樸實坦然的臉，面對只有詩的忠實信徒才有的虔誠的眼神，我不忍用任何借口搪塞她，把她拒之門外。我應允了?！彼谛蜓灾袑ξ以u價道：“（王世龍）對文學事業(yè)的執(zhí)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沒有因為殘疾而對生活失去信心，相反，卻以加倍的努力去創(chuàng)造一個屬于他的以詩為內(nèi)容的新而美的生活。他把學習與教學的剩余時間全部獻給了詩，不是寫詩，就是編詩、刻詩，其實他的學習與教學何嘗不是為了詩呢？無法想象，離開了詩，他如何生活。他的努力沒有白費，通過詩與文學社他認識了許多朋友，許多朋友也因此認識了他……現(xiàn)在，他沒有急急地忙于出自己的詩集……而是首先考慮為文學社的成員集體出一本詩集，為此忙乎了半年，付出了大量心血，才始有眉目，這也是很難得的。”

他對詩集作品的評價很中肯，也指出了問題所在：“既然是一個合集，集中的詩作難免參差不齊，對此不能苛求。一個山區(qū)農(nóng)村學校的文學社能向社會展示這樣一個詩歌面貌，已足令人刮目相看了。詩集中散發(fā)出來的泥土氣息，給人一種祥和安慰之感，勾起了人們對自己故鄉(xiāng)童年純真生活的回憶。人離故土，心能離故土嗎？在表現(xiàn)方式上已能不同程度地擺脫原有思維模式的束縛，去追求更為現(xiàn)代的表現(xiàn)手法……”

如今再讀先生發(fā)自肺腑的文字，心情怎能平靜？

1989年冬天，先生到沂南縣為臨沂地區(qū)文聯(lián)舉辦的文學講習班授課。當他得知莒縣和沂南縣相鄰，便委托沂南縣委宣傳部領導打電話到莒縣宣傳部，宣傳部又將電話打到我任教的學校，邀請我及文學社的骨干去聽課。可是不巧，我那天已定下參加縣教育局教研室舉辦的公開課展評，不能請假。于是，我讓文學社副主編藍野代表我們前往。就這樣，我錯失了與先生見面的機會——每每回憶起來總是感到愧疚與遺憾。

藍野回來后，帶給我先生的詩歌評論新著《繆斯之戀》。聽藍野說，先生主要是想和我們見見面，才費心思托人打電話聯(lián)系我們。藍野作為臨時參加的特邀學員，沒有提前安排好住宿，先生便熱情挽留他住在自己的房間。我聽了十分感動。當我打開先生贈送的著作，見到扉頁上寫著“詩歌與生命同在”的贈語及簽名時，更是心潮澎湃。

從此，我總想著有機會就去拜見先生。但事與愿違，與先生的見面卻是在二十年之后了。20世紀90年代，我乘著市場經(jīng)濟改革和人才流動的東風，走出莒縣的大石頭山溝，來到北京做編輯。我為了心中的理想殫精竭慮，疲于奔忙，新的環(huán)境與工作讓我漸漸疏于和先生聯(lián)系。直到2009年1月，詩人林莽在北京朝陽區(qū)文化館舉辦詩歌創(chuàng)作四十年詩畫展，袁先生和山東大學的吳開晉教授等人從濟南來到北京參加活動，我們才終于相見了。

此時他已70多歲，身體健朗，談笑風生，猶如壯年。在參加活動的間隙，我們交流了不少話題。我得知他退休后，仍然在給學生上課，不時參加一些學術活動，總是關注著詩壇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思想令我受益匪淺。正如他的學生、著名詩評家張清華為他的論著《詩學心程》作的序言中所說：“他的詩學人格和理論著述將被時間證明是站得住腳的?！笔堑模壬前咽澜缥乃囁汲焙椭腥A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打通，從而創(chuàng)造出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詩學。

當我向先生介紹了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和美好打算，并對自己沒能專心創(chuàng)作而感到失意、愧對先生的期望時，他卻理解我，還安慰和鼓勵我。他說到我心里最深處去的話是，你原來在家鄉(xiāng)基層學校辦文學社取得了實際經(jīng)驗，現(xiàn)在面向全國，舞臺大了，視野更開闊了，通過校園文學活動實現(xiàn)中小學文學教育與大學的鏈接，比你個人寫詩的意義更大。一個人的精力有限，現(xiàn)在先做好你的事業(yè)，以后經(jīng)歷多了，體驗也就深了，還會有時間寫出好作品的。由此，我更堅定了目標，信心也增強了。在人生搖擺的時候，聽到智者的一句話，如醍醐灌頂，讓人不再彷徨。

袁先生正是因為熱愛詩歌，才戰(zhàn)勝困難，淬煉出人生的燦爛的。他同樣出身于一個普通的家庭。幸運的是，他十幾歲時，家鄉(xiāng)賢達人士在他外公家的房屋中籌辦了一個“小小圖書館”。他在那里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對文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報考大學時，他在志愿欄里填寫了中文系，夢想成為一名詩人、作家。雖然后來遭受了歲月的磨難，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文學理想，最終選擇了從事詩歌評論與研究這一事業(yè)。他以優(yōu)秀的人品與文品，在當代詩壇留下了燦爛的身影。

先生的生命與詩歌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