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太平年》跳出歷史劇常見的權(quán)謀宮斗、帝王爽文的淺表敘事，將視野投向相對冷門的五代十國史，采用中原王朝頻替的動蕩亂世與吳越保境安民的治國實踐的雙線敘事，構(gòu)建起“亂”與“治”的鮮明對照。全劇以“盼太平”為核心精神線，北方通過馮道、郭威、郭榮、趙匡胤等人的努力，結(jié)束五代十國亂世建立宋朝；吳越通過錢氏幾代君王持續(xù)整頓，以納土歸宋的歷史抉擇，最終促成國家統(tǒng)一、回歸太平。劇中對于趙匡胤的形象塑造，尤為值得一談。

仁厚底色與天下情懷的凸顯

士發(fā)卒伍，勾勒隱忍仁厚的人格底色。趙匡胤出生于軍人家庭，自幼習武修文，勇毅持重。20歲辭別父母，四處游歷，備受冷遇，也目睹了軍閥的殺戮與百姓的艱辛?！短侥辍分?，這一形象身披鎧甲、英氣逼人，一亮相便直面亂世的不公，眼神凌厲，血氣方剛。劇中大部分時間，趙匡胤主要充當侍衛(wèi)軍將領，負責警衛(wèi)、送信等事務。汴梁十日被圍之戰(zhàn)和高平之戰(zhàn)，是其武將勇猛本色的高光展示。劇中，他數(shù)次被父親嚴厲責罰，盡管心有不甘依舊堅韌隱忍，也逐漸認識到單靠刀劍無法實現(xiàn)治國安邦的遠大抱負。他多次下令，破城不劫掠、不殺降卒、不辱百姓。陳橋兵變和杯酒釋兵權(quán)，皆以無流血的方式實現(xiàn)政權(quán)更迭與秩序重建，展現(xiàn)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與胸襟格局?！凹{土歸宋”雖在宋太宗年間完成，但宋初軍事力量強大，統(tǒng)一已是大勢所趨。趙匡胤對后周皇室予以禮遇，對降王和開國功臣避免殺戮，恩威并施的政治之道，終促成錢王做出“歸宋”的決定?！凹{土歸宋”使江南經(jīng)濟文化持續(xù)興盛，推動了宋朝后期經(jīng)濟重心南移，形成了后世“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盛景。

共飲太平熱酒，建構(gòu)三位男主情義與理想愿景。劇中，年輕的錢俶出使北方，并與郭榮、趙匡胤在汴梁交往，結(jié)下情義。這些情節(jié)，雖無史書相關(guān)明證，但當時吳越與中原使節(jié)往來是常態(tài)。劇集通過藝術(shù)創(chuàng)新，將三人的相遇共處提前了數(shù)十年，“共飲太平熱酒”不僅將南北敘事的人物鏈條銜接起來，還具象化了三人共盼太平的精神共鳴，為郭榮成為“五代第一明君”，趙匡胤建立宋朝，錢俶最終做出“納土歸宋”的歷史決策，進行了有力的情感鋪墊，成為推動劇情發(fā)展的核心場景。誓約前，他們一同去面見廢天子石重貴。昔日威嚴天子，已被逼成瘋魔。夕陽余暉下，他們站在被契丹大軍圍困的汴梁城頭，遠望崩塌的文明、死去的同袍。盡管此刻太平還遙不可及，但仍許下誓約。因為他們相信，與其寄望于舊主，不如相信自己。該劇用常見的生活物品，讓“和平”變得可感、可觸、可共情。共飲太平熱酒，是在書寫一種格局更高、境界更深的大義與智慧。他們身上存在著與其他武將貪婪短視截然不同的氣質(zhì)，他們有結(jié)束亂世、重建秩序的宏大氣象，還有止戈為武、為天下蒼生謀太平的東方智慧。劇末，三位摯友站在山巔俯瞰錦繡山河，盡管用一生等待，也未能共飲“太平熱酒”，但最終換來了天下太平、復歸統(tǒng)一。

以人為本，開啟文治時代。劇中，郭威赴曲阜拜祭孔廟。這讓四朝元老馮道有撥云見日之感。出生行伍的郭威深知，依靠刀劍的統(tǒng)治是短暫的，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大漢、大唐，背后有一種超越武力的力量在支撐。他這一拜，尊的是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他為天下太平鋪下了第一塊基石，以仁政來治天下。盡管郭威父子沒有等到太平，繼任者趙匡胤則是沿著他們開辟的道路走下去的。劇中，一位被朝堂長期排斥的老儒生司馬浦閃亮登場?！端问贰酚涊d：“（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閱進士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并賜本科出身。”司馬浦與另外105位同命人一道，因趙匡胤首創(chuàng)的“特奏名”制度而獲得功名，此后史籍中再無他的任職痕跡，更無參政記錄。《太平年》敏銳捕捉到這一人物，賦予其鮮活的藝術(shù)生命和政治寓意，將其塑造成一個具有文人風骨的人格化符號，代表著多次考舉不中的老學子，代表著五代以來的馮道、水丘昭券、慎溫其以及提出削藩建議的名相趙普等文人。當顫巍巍的司馬浦以極其慘烈的方式撞柱那一刻，也把200年亂世的癥結(jié)撞進了趙匡胤心里，催生出那場青史留名的“杯酒釋兵權(quán)”。在那個信奉武力的年代，趙匡胤用酒杯和筆墨代替刀劍與殺戮，為宋朝立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讓宋朝得以從亂世的泥潭里爬出來，開創(chuàng)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文治時代。

治世胸襟的未盡之意

陳橋兵變，實際上是五代十國“兵歸將有、藩鎮(zhèn)專權(quán)”軍事格局的必然產(chǎn)物。趙匡胤憑借膽識和軍事才能，一步步晉升至殿前都點檢，不僅手握重兵，還暗中拉攏將領，積累軍事威望，石守信、高懷德等后來輔佐他發(fā)動兵變的核心人物，都已是他的親信。兵變的直接導火索，是幼主柴宗訓即位不久，邊境傳來急報，稱契丹與北漢聯(lián)合入侵。朝廷任命趙匡胤為統(tǒng)帥，率后周精銳北上御敵。這場“外敵入侵”，無論真假，都給了趙匡胤帶軍外出發(fā)動兵變的絕佳機會。大軍出發(fā)前，京城中“點檢作天子”的流言就已流傳開，為兵變進行輿論鋪墊。在陳橋驛，將士們將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并高呼“萬歲”。趙匡胤見“時機成熟”，順水推舟，同時約法三章，不得傷宗室、戕害大臣、掠殺百姓。守城的親信，見他率軍返回，紛紛出城迎接，朝中大臣也無人敢站出來反對。年僅七歲的柴宗訓，只能被迫禪位。劇中雖提及外敵來犯、流言四起，卻未充分展現(xiàn)趙匡胤的主導作用，即他是如何在四天內(nèi)完成軍事政變：邊境告警、煽動輿論、率軍出征，到黃袍加身、回京掌權(quán)、安撫百官，如何步步為營、算無遺策，最終兵不血刃奪取天下。

歷史上，解除權(quán)臣、節(jié)度使兵權(quán)，絕非一頓酒就能搞定的，而是通過近十年的努力。961年，趙匡胤通過宴飲解除大將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quán)，改革禁軍，將地方稅收收歸中央；969年，他把王彥超等老將召集到一起宴飲，后免除了他們的官職，消弭藩鎮(zhèn)割據(jù)的威脅。劇中“杯酒釋兵權(quán)”一幕，僅10多分鐘，盡管演員演技了得，似醉非醉間，一道凌厲眸光如寒刃出鞘，一句“若麾下將士亦逼爾等披黃袍，奈何”，是談心更是威懾，將一場君權(quán)恫嚇下的威逼戰(zhàn)、心理戰(zhàn)，演得淋漓盡致，但整體過于簡化，如果能將趙匡胤通過一步步的精心算計、威逼利誘，將跋扈的軍頭請出政治舞臺的奪權(quán)大戲呈現(xiàn)出來，就更加完美了。趙匡胤的仁厚，不是天生的悲憫，而是權(quán)衡后的選擇；他的權(quán)謀，不是短暫的伎倆，而是支撐其終結(jié)五代亂世、開創(chuàng)宋朝的力量。

劇中還設計了郭榮臨終前將黃袍贈予趙匡胤的情節(jié)。此說雖不見于史書記載，但作為藝術(shù)想象，為劇集增添了動人的情感張力，也讓觀眾更能共情亂世中的無奈與情義。當然，這一浪漫化處理也并非全無商榷余地。如何在藝術(shù)感染力與歷史邏輯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或許仍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亂世中能接皇位的郭榮，絕非等閑之輩。他死前“用最后的政治智慧編織了一張托孤的大網(wǎng)”，首先，冊立柴宗訓為太子、梁王，立符皇后為皇太后，臨朝聽政，封國丈符彥卿為魏王，手握重兵鎮(zhèn)守河北大名府，組建后宮與外戚屏障；其次，精選三位心腹宰相組成輔政班子，相互牽制，掌控軍政大權(quán)；再次，拆分禁軍兵權(quán)，罷免最具威脅的郭威女婿殿前都點檢張永德，調(diào)郭威外甥李重進為淮南節(jié)度使，鎮(zhèn)守揚州，遠離京城，提拔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同時由與趙匡胤不和的韓通掌控禁軍主力，相互制衡。郭榮對趙匡胤有知遇、提攜之恩，經(jīng)過高平之戰(zhàn)，郭榮認為他為人忠心，且根基淺、易于控制，可托付輔佐重任，同時，也由三位宰相、韓通、李重進等對趙匡胤進行牽制。郭榮這套組合拳充滿政治設計，不過仍然低估了趙匡胤。所幸，趙匡胤“善待柴氏子孫”，對后周舊臣“留用與打壓并行”，迅速改組朝廷、鞏固兵權(quán)。

郭榮、趙匡胤均為一代雄主，都希望延續(xù)自己的王朝。黃袍是皇權(quán)象征，郭榮不可能“贈”；如果贈出，就等于親手把后周王朝的正統(tǒng)繼承權(quán)交給趙匡胤。當然，如果為了增強戲劇性，郭榮要贈，趙匡胤也斷不敢接受。趙匡胤近乎滿分地在自己任上完成了郭榮十年致太平的夢想，可以說這也是當時的最優(yōu)解，他倆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肝膽相照的君主。電視劇如果能盡量還原他們各自的私心，不僅不會損害兩人形象，更能凸顯兩位終結(jié)亂世的雄才大略，反映出歷史的粗糲感與真實性，讓人物形象更具弧光，更加立體豐滿。

劇中的趙匡胤不僅有“終結(jié)戰(zhàn)亂、一統(tǒng)山河”的政治理想，更有“仁厚”的底色和“民為邦本”的思想，這個形象的塑造總體是成功的，只是若能進一步展現(xiàn)其權(quán)謀維度，充分展示出這位五代十國里最懂隱忍、最會布局、最有政治手腕的權(quán)謀者的一面，就更為難得了。

（作者系深圳市文聯(lián)副主席、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