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詩學完成了一次重要轉型，時段大致在南宋后期和整個元代。這一轉型，體現在諸多方面，最直觀的表現，是詩話之變和詩法興起，概括一下，可以說：從階層看，是詩學由精英走向大眾；從內容看，是由隨筆隨興隨感式闡發(fā)到詩學理論體系形成；從作用看，是從雅士品鑒到詩法教習；從著述形式看，是詩格詩法（詩歌自學讀本）的興起和詩話的理論化。這一轉型，引領其后詩學的走向：詩學理論探討與詩法歸納由此分途。

從現象層面上說，這一轉型，早已有人關注。早在1932年，鄭振鐸在其《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就說：“元代批評家們承宋金之后，規(guī)模日大，門徑漸嚴。有計劃、組織的著作較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薄霸懊鞒醯奈膶W批評，是沒有什么特殊的見解的。但有系統的著作，卻產生了不少。像陳繹曾的《文說》及《文筌》，王構的《修辭鑒衡》，楊載的《詩法家數》，范梈的《木天禁語》《詩學禁臠》等作，雖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偉作，雖不曾有什么創(chuàng)見的批評的主張，卻已不復是宋人的隨筆掇拾成書的‘詩話’了。也許他們都是為‘淺學’者說法的，都是為了書賈的利潤而編成的……但究竟是有組織的著作；是復興了唐人的《詩格》《詩式》《詩例》一類的作風的?！彼l(fā)現了這一現象，但沒有深究背后的原因，也不認為有多大意義。我在二十多年前讀鄭振鐸這段話，也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直到近兩年整理研究《近思錄》，感受到《近思錄》建構的理學體系對當時學術界的廣泛影響，發(fā)現當時學者們普遍具有了理論體系意識，才發(fā)現這標志著詩學史上一次重要轉型，并且具有重要的詩學史意義。

一、宋元詩學轉型的社會文化基礎

當然，這一轉型并不僅僅是受《近思錄》影響這么簡單。從更廣泛的視野看，它也是社會文化發(fā)展的必然，是伴隨著宋元社會轉型而發(fā)生的，王瑞來所著《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所涉及的不少問題，都可看作宋元詩學轉型的大背景。

在考察《近思錄》的影響之前，先要了解這一轉型發(fā)生的基礎。

從社會政治文化諸方面看，宋代的文人政治，推動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升?？婆e規(guī)模的擴大，促使教育普及，平民文化興起。印刷業(yè)的發(fā)展，書籍的流通，通俗讀本的流行，使得讀書求學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到元代，科舉停廢，而教育則進一步普及，官學與書院遍天下，更帶來讀書風氣之盛，連帶的作詩、學詩者人數也大增。曾廉《元書》贊元文風之盛：

至于山巔海澨，騷人墨客，莫不開舍結社，講學論文，矜風雅矣。跡其棲遲衡門，倚湖山而挹風月，舒懷醉歌，雍雍乎有文酒之樂，而無孜孜利祿之心……天下既以風雅相尚，故人皆忘其貧賤而好高蹈，非盡干譽，亦足以立名也。

在文風大扇、詩風興盛背景下，詩人隊伍擴大，作詩者階層下沉，草根詩人出現，軍士、商人、匠人，都有人作詩且有名。留下名字的，比如郝經、王惲說到的撖彥舉、員炎等。

學術界一度認為，元代科舉停廢，讀書無用，因而元代是一個不讀書的時代。情況并非如此。在元人看來，讀書是人的自身需要，其讀書、為學、作詩，都無功利驅使。目的純正，也輕松快樂。如黃庚詩所說：“樂道何須圖富貴，讀書元不為功名?！保ā兑棺罚﹦墩f得更明確：“今幸科目廢，時文無用，是殆天賜讀書歲月矣。尋求圣賢旨趣，洗濯厥心，先立其大，豈不油油然有顏曾自得之樂？”科舉停廢，時文無用，原本習舉子業(yè)的也轉而學詩，戴表元說是“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陳晦父詩序》）。

從詩學與學詩的角度看，這就帶來兩大變化。第一，詩學不再僅僅是清流雅士的事，逐漸大眾化。第二，以往的作詩傳授途徑不能滿足人們的學詩需求，自學作詩成為重要方式，自學讀本成為廣泛需求。這些變化，促使以往的精英詩學，流而為大眾詩學。

二、《近思錄》的影響

與自學作詩盛行一樣，從朱熹時代起，自學理學的也人數眾多，理學自學讀本有廣泛的社會需求。于是，朱熹與另一理學大家呂祖謙共同編訂了理學讀本《近思錄》。這部書在南宋后期極其流行，影響也很大。

詩學轉型與《近思錄》有什么關系？似乎離得很遠。但深入研究就會發(fā)現，這一影響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近思錄》的影響，不僅塑形詩學讀本，而且決定了詩學的基本走向。

《近思錄》是南宋朱熹和呂祖謙編訂的理學入門書和概論性著作。關于書的編撰緣起與初衷，朱熹在《書近思錄后》有說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呂祖謙從東陽來到建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感覺有必要向初學者提供一個入學門徑，于是“掇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為此編”。選取“四子”之精要，以類相從，使“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后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是一部理學的自學讀本。但《近思錄》的貢獻，遠遠超出作為理學普及（自學）讀物和概論性著作本身。其重要意義，首先是編者遵循“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思路，建構了一個理學的完整邏輯體系，各卷之間，邏輯關系分明，彌補了北宋理學家以語錄傳道散焉難舉的缺陷?！督间洝反_立的這一體系，具有開拓和典范意義。后來編纂《朱子語類》等，沿用或借鑒了這一體系。而明永樂間所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性理群書句解》提要），影響了此后幾百年的學術史。其次，《近思錄》的流行，其體系意識也隨之在學者中形成，不僅理學讀物采用它的體系，其他專業(yè)的著述，也試圖借鑒其思路建構自己的體系。這其中，詩學與文章學受影響相當明顯。哲學史家陳來說：“《近思錄》代表了南宋理學所確認的理學體系及其基本結構。從此，理學不再是一堆不成體系的資料，而是有確定體系、層次的，包含從道體到工夫的完整體?！保ā督间浲ń庑颉罚┻@與鄭振鐸對元代詩文理論著作的論說，何其近似！

和《近思錄》一樣，宋末、元代的詩法著作也都是自學讀本?！督间洝肪幊珊?，未及定稿便已流傳，在宋末很有影響，被稱為“我宋之一經”（南宋葉采語）。影響所及，元代詩學著作有多效法其邏輯架構，形成自己的體系。

南宋末魏慶之編《詩人玉屑》，可以看作詩學著作體系化的標志。如果把《詩人玉屑》與《近思錄》對比，會驚奇地發(fā)現，兩部書的基本架構，高度近似。《近思錄》十四卷，按朱熹所說，依次是：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yǎng)，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圣賢氣象。按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總綱領，卷一《道體》是“關于大體”，即基本理論，所謂“義理精微”。卷二至卷十一是“切于日用”，其中卷二是總綱，卷三至卷十一，按《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展開，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與十三異端之學，是警戒與辟異端，卷十四圣賢氣象，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顏曾，直到周張二程之人格氣象，所述歷代圣賢，是道的體現者和學者效法的楷模?！对娙擞裥肌返那笆恚谷蝗＿@一思路。卷一《詩辨》是基本理論，即“關于大體”，卷二至卷十講詩法，是“切于日用”，其中卷二《詩評》《詩體》是總綱，卷三以下具體講“法”，從句法到點化，以及托物、規(guī)諫、含蓄、變態(tài)等。卷十一《詩病》，如《近思錄》之卷十二卷十三之疵病與異端，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則如《近思錄》卷十四《圣賢氣象》，標舉學者楷模。署名范梈的《木天禁語》也是如此，書分《內篇》《六關》《篇法》（《七言律詩篇法》《五言長古篇法》《七言長古篇法》《五言短古篇法》《七言短古篇法》《樂府篇法》《絕句篇法》）《句法》《字法》《氣象》《家數》《音節(jié)》，可明顯看出也是循《近思錄》的思路。《內篇》如《近思錄》卷一“關于大體”，《六關》如《近思錄》卷二統攝以下《篇法》《句法》《字法》，是“切于日用”，《氣象》如《近思錄》之《圣賢氣象》，不同的是，其《氣象》只是論“氣象”，具體標舉楷模之“氣象”則見于《家數》《音節(jié)》。另外，元以后以“氣象”論述，顯然也是受了《近思錄》的影響。元以后，詩之氣象，成為詩學中一個重要命題。

《近思錄》的階梯意識，也為元代詩法著作所接受。朱熹說，《近思錄》是要為讀者提供學習圣人之學的門徑和階梯：“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保ā吨熳诱Z類》卷一百五）由《近思錄》到北宋四子，由北宋四子到儒家“六經”，循階而進，以達高明?！督间洝妨硪痪幷邊巫嬷t則強調《近思錄》自身的階梯性，說《近思錄》是由下學而至于上達，階梯分明，其“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詩法匯編《詩人玉屑》就體現了階梯意識，黃升序《詩人玉屑》說這部書“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痹脑姺ㄖ鳎捕囿w現這一精神。

三、詩學史意義

最后簡單說一說這一轉型的詩學史意義。

詩學著作體系化，和詩學體系的建構，其詩學史意義，由上文的說明，已經充分展示。這里要說的，是在元以后，詩學的兩大走向。這還要從《近思錄》說起，即“關于大體”和“切于日用”。明清詩話，今天我們認為具有詩學理論價值的，是“關于大體”者，而進一步歸納整理詩法、新編詩法著作，則是“切于日用”者。當然也有一些著作既有“關于大體”的部分也有“切于日用”的部分，但從總體上看，是進一步明確了“體”“用”意識。也就是說，元代詩學轉型，改變了詩學著作發(fā)展的走向。詩話偏于“關于大體”，其主要內容，或闡發(fā)個人詩學主張，或探討詩學理論，或系統梳理詩歌發(fā)展脈絡。從這一視角看，南宋末的《滄浪詩話》，就是一部“關于大體”的詩學著作。有學者認為，“葉燮的《原詩》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少有的系統性理論專著之一”（張大為《文明理性與文明詩學》，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頁）。應該說，《原詩》的系統性相對突出，但有系統的詩學著作并非少有。詩法類著作則重“切于日用”，在元代詩法著作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做更為系統的歸納，或編成更切實用的學詩讀本。元代以后，近乎說部“以資閑談”的詩話，已非主流。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