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周瘦鵑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職員家庭。1968年，“四人幫”主將之一的張春橋指名污蔑他是一個“無聊的家伙”，隨即遭到狂風暴雨般的批判，不久投井自殺，享年73歲。

1925年，他在為自己主編的《紫羅蘭》半月刊所寫的編輯理念時說：“本刊特約海內(nèi)名小說家數(shù)十人擔任撰述，不論長文短篇，俱為杰作。每期有特載，刊在卷首，短篇小說至少在五篇以上。凡無聊之作，概從屏棄?！边@種對于文學性的嚴肅要求，以及對于“無聊之作”的堅決屏棄，是其文學生涯的一貫主張。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無聊”的作家？他刻意追求的“有聊”主張，包含了哪些內(nèi)容？對他的具體評價又該如何？值此周瘦鵑誕辰130周年之際，本文想就自己的一些思考與想法就教于學界同人。

一

1917年，當周瘦鵑翻譯的三冊《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送呈教育部審定登記時，魯迅時任社會教育司科長，甚為贊許。他說：“當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時，得此一書，俾讀者知所謂哀情、慘情之外，尚有更純潔之作，則固亦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耳?！敝茏魅说幕貞浭牵骸澳菚r大概是民國六年夏天，《域外小說集》早已失敗，不意在此書中看出類似的傾向，當不勝有空谷足音之感吧。”《域外小說集》是周氏兄弟在留學日本時為喚醒民眾、期盼民族新生所做的一次文學努力，后來因經(jīng)濟原因半途而廢；而周瘦鵑在《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的翻譯理念、選譯標準恰巧與《域外小說集》相類似，難怪引起了魯迅先生的高度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先生在這里對當時社會環(huán)境與文壇狀況的判斷是：“昏夜”和“雞群”。周瘦鵑的文學活動開始于1911年。該年6月，他的第一篇小說《落花怨》發(fā)表在《婦女時報》上，此后一發(fā)而不可收，并因其勤奮和多產(chǎn)在文壇聲譽日隆。而此時，正是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和文學最為黑暗、混亂與骯臟的時期。

先看社會狀況。辛亥革命以后，中華民國建立，國人本以為可以進入到一個自由、民主、安定的和平環(huán)境之中，然而，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混戰(zhàn)，社會黑暗日甚一日。作為清末民初最大文學社團——南社的靈魂人物柳亞子，他的處境與感想是：“二次革命失敗，同志逃亡星散……我是一個書呆子，既非軍人，又非政客，更無直接參加革命的資格，只好弄弄筆頭，長歌當哭?！庇谑牵麖臒釟怛v騰的上?；氐嚼霞覅墙枥?，組織了一個“酒社”：“時局是愈弄愈壞，而我的苦痛也愈弄愈深，借酒澆愁，遂在里中發(fā)起一個酒社，趁舊歷中秋的時候，天天狂歌痛飲，喝醉了便在堆滿瓦礫的空場上亂跳亂滾，結果腿部的筋骨受了暗傷，忽然不能動作起來?！边@種痛心于現(xiàn)實而消極頹唐、醉生夢死的知識分子，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而是當時許多文人共同的避世態(tài)度。高吹萬是南社另外一個發(fā)起人高旭的叔父，年齡卻要小些。早年高舉種族主義旗幟，積極投身反清革命，然而，“辛亥光復以后，卻又絕口不談時事，自稱寒隱子”，此時，他以隱士自居，絕口不提政事，企圖在濁世中回避政治而自保。又比如李叔同，曾是南社早期的積極分子，發(fā)表過不少慷慨激昂的詩篇，并為《南社通訊錄》設計封面，兩次參加南社雅集。但是，惡濁的政治與社會環(huán)境使他不愿同流合污，日漸心灰意冷，最后跳脫塵世，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出家。這是一個“昏夜”。許多正直的、優(yōu)秀的文人，在這時或不愿茍且或明哲保身，紛紛退出了文壇，偃旗息鼓。

再看文壇狀況。盡管有不少的作家不愿意參與其中，不過，從外表來看，民初的文壇卻貌似風起云涌、熱鬧非凡。阿英在談到自晚清起中國文學空前繁榮的原因時，首指印刷技術和新聞事業(yè)的因素：“當然是由于印刷事業(yè)的發(fā)達，沒有此前那樣刻書的困難；由于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在運用上需要多量產(chǎn)生?！边@種印刷和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到民國初年更為普遍、興旺。作為同時代人的范煙橋，他的感覺是：“印刷事業(yè)、交通事業(yè)日漸發(fā)達，發(fā)行網(wǎng)不斷擴大，出版商易于維持，書肆如雨后春筍，小說作品的出路也隨之開闊了?！彼a充的是“交通事業(yè)”，隨著現(xiàn)代郵政、運輸?shù)目焖偬嵘?，全國性的文化市場得以形成，從而擴大了文學的閱讀面，刺激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而在作家隊伍的形成上，他發(fā)現(xiàn)：“除了晚清時代的前輩作者仍在創(chuàng)作外，更平添了不少后繼者，也可以說是新生力量。而舊時文人，即使過去不搞這一行，但科舉廢止了，他們的文學造詣可以在小說上得到發(fā)揮，特別是稿費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們的寫作欲望?！边@是一個文學商品化發(fā)育的時代。以字計酬、以版收稅，以文為生，是一代風尚，也是許多文人養(yǎng)家糊口的主要來源。在上述幾種因素的促進下，出版社、雜志社、文學刊物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xiàn)，大量作品應運而生。

然而，盡管在商品經(jīng)濟大潮中孕育出來的文學繁盛局面“為實現(xiàn)文學觀念的新變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它給當時的文學同時也帶來了金錢的、消遣的負面影響。黑幕小說、滑稽小說、哀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宮闈小說層出不窮，《九尾龜》《林黛玉日記》《清宮秘史》《民國野史》《清季名流艷史》等胡編亂造之作充斥坊間。這時林林總總的所謂作家隊伍，也就只能是魯迅譏為的“雞群”了。

1915年，作為晚清力倡“小說界革命”主將的梁啟超，面對當時的文壇狀況，痛心疾首地說道：“觀今之所謂小說文學者何如？嗚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之游戲文也，于以煽誘舉國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險诐鉤距作奸犯科，而摹擬某種偵探小說中之一節(jié)目……”這是一個曾經(jīng)試圖以小說新民、覺民的維新志士，在民國初年見到的文壇丑行。而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最早發(fā)起人之一胡適看來，當時的文壇同樣是漆黑一團。1916年10月，他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說：“嘗謂今日文學已腐敗極矣。其下焉者能押韻而已矣。稍進，如南社諸人，夸而無實，濫而不精，浮夸淫瑣，幾無足稱者（南社中間亦有佳作，此所譏評，就其大概言之耳）。更進，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龕之流，視南社為高矣，然其詩皆規(guī)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為至高目的，極其所至，亦不過為文學界添幾件贗鼎耳！”這幾乎是將當時文壇的所有成就一筆勾銷。1917年，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的想法更是全部的否定：“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弊。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p>

這是一方一塌糊涂的泥潭，黑幕層張，垢污深積。而周瘦鵑自1911年立志走上文學道路后，他所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文壇狀貌與社會現(xiàn)實。

那么，在這樣的“昏夜”之中，他為何能夠發(fā)出令人肅然起敬的“微光”呢？而在當時那些蠅營狗茍的所謂文人群體中，他為何又是能夠被人們譽為獨立于“雞群”之外的仙鶴呢？

二

周瘦鵑曾經(jīng)這樣回憶自己進入文壇時的情景：“那時文藝刊物正風起云涌，商務印書館有《小說月報》，中華書局有《中華小說界》，有正書局有《小說時報》，中華圖書館有《禮拜六》、《游戲雜志》，日報如《申報》、《時報》，也很注重小說。我一出校門，就立刻正式下海，干起筆墨生涯來，一篇又一篇的把創(chuàng)作或翻譯的小說、雜文等，分頭投到這些刊物和報紙上去，一時稿子滿天飛，把我‘瘦鵑’這個新筆名傳開去了?！泵┒芨镄虑暗摹缎≌f月報》，還有《禮拜六》《游戲雜志》《中華小說界》等刊物，均為當時鴛鴦蝴蝶派的主要陣地，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如此藏污納垢的染缸中，作為一部“寫作機器”的周瘦鵑，他能出類拔萃、超然物外嗎？

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周瘦鵑曾有幸與毛主席有過難得的交流：“……‘啊，原來是周瘦鵑先生！’我不料主席會和我開口說話，有些兒窘；主席已瞧出來了，便對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帶著笑說：‘你的模樣兒很好啊！今年幾歲了？’我頓時鎮(zhèn)定下來，即忙回說：‘今年六十五歲了，可是精神還好，這幾天也很興奮?！飨趾吞@地說：‘我讀過了你的許多文章，很想跟你談談?！?962年，毛主席又一次在北京市政協(xié)會議上遇到周瘦鵑時，說在“五四”時期曾經(jīng)讀過他的文章，并清楚地記得他“出生于甲午年”。甲午年是中國海軍慘敗于日本的那年。毛主席在“五四”時期閱讀的周瘦鵑作品，主要是當時紅極一時的《亡國奴之日記》和《賣國奴之日記》等愛國作品。

1915年，袁世凱為篡奪帝位，公然承認日本帝國主義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引起全國震驚，條約簽字的五月九日，被稱為國恥日。周瘦鵑滿含熱淚，迅速寫出了中篇小說《亡國奴之日記》。他說道：“吾嘗讀越南、朝鮮、緬甸、印度、波蘭、埃及亡國史矣，則覺吾國現(xiàn)象乃與彼六國亡時情狀一一都肖，吾乃不得不佩吾國人摹仿亡國何若是其工也。于是，吾又悄然以思，悁然以悲，懼然以萌，設身為亡國之奴，草茲《亡國奴之日記》。吾豈好為不祥之言哉！將以警吾醉生夢死之國人，力自振作，俾不應吾不祥之言陷入奴籍耳?！彼O想了種種亡國后的慘象，試圖讓同胞警醒起來、振作起來，以免堂堂中華淪為亡國之奴。在小說開頭，他寫道：“前此有國之時，弗知愛國，欲愛則國已不為吾有。故愿吾國人乘祖國未亡之時，其愛其國。”這種痛徹心扉的文字，當此亡國之時，立即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該年九月，《亡國奴之日記》由中華書局以六十四開單行本出版，很快銷售一空。此后，不斷加印，前后發(fā)行了幾十萬冊。

1919年5月，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傳入國內(nèi)，周瘦鵑義憤填膺，數(shù)日之內(nèi)就寫出以曹汝霖等賣國賊為原型的中篇小說《賣國奴之日記》。小說繪聲繪色地記載了“五四”學生運動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等事件，一泄心頭之恨。鑒于幾位賣國賊乃是當朝權貴，上海幾家書局均不敢招惹是非，不愿出版，于是，周瘦鵑一改以往懦弱怕事的習性，大義凜然，自費印刷發(fā)行，受到了愛國進步人士的廣泛尊敬。

綜觀周瘦鵑的創(chuàng)作歷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愛國主義是他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從最初的《落花怨》到《風雨中的國旗》《南京之圍》《祖國之徽》《亡國奴家里的燕子》等，抵御外敵、反對侵略、捍衛(wèi)國家尊嚴、歌頌民族英雄，是他作品中鮮明而堅定的主題，因此，有研究者認為他是“鴛鴦蝴蝶派作家中最著名的愛國作家”。

在唯利是圖、金錢至上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中，周瘦鵑的這種追求與堅持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他高出于一般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作家的地方。曾有學者這樣分析他愛國主義思想的來源：“1900年，周瘦鵑6歲時，父親因病逝世。其時，正當八國聯(lián)軍肆虐中國，入侵天津后又攻陷北京。關心國事的父親在病榻上憤慨填膺，在昏迷時還囈語高呼：‘兄弟三個，英雄好漢，出兵打仗！’這是他父親在生命盡頭迸發(fā)出來的愛國情懷。周瘦鵑一生中將它視為父親的遺囑?！边@是他愛國思想的來源，也是在那山河破碎的時代里祖國對英雄兒女的召喚。

1936年，在國難當頭的緊要關頭，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魯迅、郭沫若、巴金與周瘦鵑一起共21人，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上簽名，共同發(fā)表團結抗日主張：“我們是文學者，因此亦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lián)合。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復雜多方面的，各階層的；其在作家個人或集團，平時對文學之見解，趣味，與作風，新派與舊派不同，左派與右派亦各異，然而無論新舊左右，其為中國人則一，其不愿為亡國奴則一；各人抗日之動機，或有不同，抗日的立場亦許各異，然而同為抗日則一，同為抗日的力量則一?！?/p>

這應該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傳統(tǒng)舊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第一次徹底和解，也是周瘦鵑作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第一次被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新文學工作者認可、接納。這其中的重要原因，顯然因為周瘦鵑是愛國的，是長期以來有影響力的創(chuàng)作愛國主義作品的作家。

另外，值得高度關注的是，在周瘦鵑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中，除愛國作品之外，哀情小說占據(jù)了絕大多數(shù)；這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將他視為鴛鴦蝴蝶派代表性作家，并對之頗多詬病的原因。其實，這種情形，也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對于自己沉溺于哀情小說的翻譯與創(chuàng)作，他本人是直言不諱的：“兩年以還，予嘗撰哀情小說三十有九，譯哀情小說二十有三，而吾為此捐棄眼淚亦六十有二度矣……挽近之世，一情字為人玷辱殆盡，實則肉欲，美其曰情愛，須知情愛之花，決不植于欲田之中。肉欲之外，尚有所謂精誠者在，精誠之愛，能歷萬古而不磨，天長地久之一日……”這是周瘦鵑在1916年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情》開頭時自己作的交代。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他對哀情小說翻譯與創(chuàng)作的執(zhí)著與堅持，并不是無病呻吟，而是有其自身的悲慘經(jīng)歷的。在民立中學讀書時，有一次觀看務本女校的演出，對于清純、美麗的周吟萍產(chǎn)生了強烈的愛慕；而周吟萍也對才華橫溢的周瘦鵑一往情深。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始終得不到女方家庭的許可，最后，只能勞燕分飛、抱憾終身。到了晚年，周瘦鵑在給女兒的信中仍然滿含熱淚：“瑛兒，你總也知道我早年那段刻骨傷心的戀史，以后二十余年間，不知費了多少筆墨，反對封建家庭和專制婚姻。我的那些如泣如訴的抒情作品中，始終貫穿著紫羅蘭一條線，字里行間，往往隱藏著一個人的影子。如果要重提舊事，就是寫一部書，也是寫不完的……”

《斷腸日記》《留聲機片》《十年守寡》《此恨綿綿無絕期》《行再相見》《名旦王蕊英》《畫里真真》……這些凄婉、哀傷的小說，在周瘦鵑的創(chuàng)作中反復地出現(xiàn)，以至于人們提起他時，總會用言情小說專家、哀情巨子、哀情巨擘等名稱來加以稱呼；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學史研究中對他貶損、輕視與否定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們認為如此的指責是不符合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文學實際的。同為民國通俗文學家的范煙橋，在解釋“五四”前后哀情小說產(chǎn)生的緣故時這樣說：“辛亥革命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tǒng)婚姻制度，漸起動搖，‘門當戶對’又有了新的概念，新的才子佳人，就有新的要求，有的已有了爭取婚姻自主的勇氣，但是‘形隔勢禁’，還不能如愿以償，兩性的戀愛問題，沒有解決，青年男女，為此苦悶異常。從這些社會現(xiàn)實和思想要求出發(fā)，小說作者就側重描寫哀情，引起共鳴?！边@就準確地說明了民國初年哀情小說泛濫的原因。而在這股浩蕩的文學潮流中，周瘦鵑是受害者、是親歷者，因而他的哀情小說也就最為具體、真切與感人。

曾有學者這樣描述周瘦鵑的個人修養(yǎng)與道德情操：“周瘦鵑畢竟出身于一個貧苦家庭，多年的窮困生活和母親的封建說教又使他潔身自好。他不嫖，不賭，不抽，沒有像魯迅所譴責的‘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當然是佳人’一類鴛鴦蝴蝶派作家所特有的猥瑣行徑。周瘦鵑在這些方面的生活作風之嚴謹，于鴛鴦蝴蝶派作家中堪稱首屈一指。”這種嚴肅的生活作風與高尚的人格要求，不僅僅是在他同時代的通俗作家中幾乎是絕無僅有，就是在新文學作者隊伍中也是難能可貴的。

因此，他的所有哀情小說中絕沒有肉欲的描寫，更沒有狎妓的內(nèi)容，也沒有粗俗、污穢的文字。他描寫哀情、慘情、痛情、苦情，因為有著自身的切膚之痛，所以并沒有矯揉造作的肉麻之感；與當時有的作家以眼淚博同情的做作文字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這是一道文學上的“微光”。它比當時所有的哀情小說都要真實、自然與動人。

三

相對來說，周瘦鵑翻譯、創(chuàng)作中的愛國主題和哀情小說中的純潔自然，較為顯露，容易為人們所感知與肯定；而他的文學審美觀則常被人們誤解，并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就格外需要我們深入地分析，并給予科學的評價。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迅速瓦解，隨之而起的是工商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至“五四”時期，原本為普通濱海小城的上海已一躍而為遠東第一大工商都會。社會經(jīng)濟基礎的根本性轉變，決定了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必然會萌生出新的特質。消遣的、娛樂的、趣味的文學觀念，伴隨著城市的發(fā)育并迅速壯大，這是任何工業(yè)發(fā)達國家都經(jīng)歷過的規(guī)律。在中國近代文學觀念的變遷中，王國維率先感覺到一種新的文學審美觀念的誕生：“文學者，游戲的事業(yè)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余，于是發(fā)而為游戲。婉孌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而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兒之游戲為滿足，于是對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嘆之，以發(fā)泄所儲蓄之勢力?！蓖鯂S是在汲取西方近代文藝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他的文學游戲說的主張的。而魯迅認為文學起源于勞動時的消遣，本質上也與游戲說相同。他生動地說道：“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chuàng)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fā)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chuàng)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于出版?！?/p>

不論是游戲說，還是勞動時的消遣，他們都注意到了文學的審美、娛樂、休閑功能。在運行節(jié)奏異?？焖俚默F(xiàn)代工商都市，它是緊張勞動之后的人們對于文學功能新的召喚與期盼。它不是無聊，而是人們精神生活的正常需要。因此，當周瘦鵑大力倡導文學的審美價值、一生致力于美的創(chuàng)造時，他的時代性、先鋒性理應得到充分的贊賞與肯定。

周瘦鵑生于上海，長期在緊張忙碌的上海生活，這種身處大都市快速節(jié)奏中的環(huán)境，自然能夠孕育出他對于文學審美性的要求。1914年，《禮拜六》周刊在上海創(chuàng)辦，他與王鈍根分任編輯。該刊在“出版贅言”中說：“或問：‘子為小說周刊，何以不名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而必名禮拜六也？’余曰：‘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人皆從事于職業(yè)，惟禮拜六與禮拜日，乃得休暇而讀小說也?！粍t何以不名禮拜日而必名禮拜六也？’余曰：‘禮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禮拜六下午發(fā)行之，使人先睹為快也。’”這是現(xiàn)代都市對于當時文學娛樂、休閑與審美的要求。勞瘁一周，精疲力盡，而一編在手，萬慮皆消，不亦快哉？

1921年，他在《游戲世界》的“發(fā)刊詞”中曰：“列位：須知道孔圣所說‘游于藝’，就是三育中發(fā)揮智育的意思。詩人所說的‘善戲謔兮’，就是古來所說‘莊言難入，諧言易聽’的意思?？梢娺@兩個字，真是最正經(jīng)的?！f到這里，我還有那西來的學說，做個極精確、極明白的證據(jù)。西人許多哲學大家，也曾把游戲的原理、游戲的價值研究過多少次數(shù)……”這種主張幾乎與王國維的文學游戲說如出一轍。1923年，上海世界書局創(chuàng)辦《快活》旬刊，他在“祝詞”中寫道：“現(xiàn)在的世界，不快活極了。上天下地充滿著不快活的空氣，簡直沒一個快活的人?！覀兙偷酶兄x《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雜志來，給大家快活快活。忘卻那許多不快活的事。”強調文學的“快活”功能，忘記塵世間的煩惱，這種文學的治愈作用，是貼近著當時廣大市民的閱讀期待的。1924年，王鈍根主編的《社會之花》雜志創(chuàng)辦，周瘦鵑真摯地祝愿道：“香國中萬紫千紅，熱鬧極了。每年春夏秋冬，總有許多嫣姹紅紫的好花，爭艷斗妍地開出來，點綴這灰暗枯寂的世界，頓覺得世界美麗了。人生才平添了許多樂趣！……如今文藝界中，卻有一枝十全十美的好花開出來了。……就叫做《社會之花》?！?/p>

1941年，周瘦鵑在一篇文章中剖析了自己文藝觀念形成的原因：“我是一個愛美成癖的人，宇宙間一切天然的美，或人為的美，簡直是無所不愛。所以我愛霞，愛虹，愛云，愛月。我也愛花鳥，愛蟲魚，愛山水。我也愛詩詞，愛書畫，愛金石。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美的結晶品，而是有目共賞的?！钦f人必有派的話，那么我是一個唯美派，是美的信徒?！闭撈鋪碓矗饕撬畹拇蠖际芯o張節(jié)奏的放松需要，還有他對“灰暗枯寂的世界”的反感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

作為一個“美的信徒”，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在所主編的文學刊物方面，常常將美的追求推向到了極致。

“五四”運動后不久，老牌刊物《禮拜六》重新復活，王鈍根邀請周瘦鵑一起主編。于是，他“將體例略為變動，每期卷首，選刊名人詩詞一首，由慕琴就詩意詞意作畫”，圖文并茂，新穎別致。在116期的“愛情號”專題中，“文字圖畫，都非?？捎^，插圖都用雙心作輪廓，處處飽孕愛的色彩，封面上畫一個愛神，由袁寒云題字”，真是匠心獨運，別出心裁。1921年，他獨自創(chuàng)辦文學雜志《半月》，更是力求“美”的呈現(xiàn)?！拔疑阶钕矚g一個‘美’，所以對于《半月》也重在美觀，當時畫師謝之光先生畫得一手好仕女，愿意擔任封面畫。又想到石印和木刻都美中不足，因此決意制三色銅版，雖是成本加重許多也不顧了。書的內(nèi)部，也為美觀起見，在篇題的四面加上花邊，補白也如此。朋友們見了，都以為好看……”不惜成本，也要讓雜志美觀的做法，在唯利是圖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中，確是難能可貴。而且，在“美的構造”時，他往往開動腦筋，使之饒有意蘊：“《紫羅蘭小畫報》，每期四頁，用重磅道林紙彩色精印，銅鋅圖每期至少在十面以外，方的、圓的、長的、狹的、橢圓的、長方的、不等邊的種種都全，并加以極新奇的圖案，排列成極特別的格式，以期引起讀者的美感。銅圖之外，插入各種名貴短雋而有趣味的文字……”這種精益求精的嚴格要求，使他編輯的刊物在當時贏得了讀者的廣泛歡迎與高度評價。

1932年，著名大報《申報》副刊《自由談》改由黎烈文主編，同時，老板史量才新辦另一副刊《春秋》，讓周瘦鵑主持，似乎有同臺競爭的意思。于是，他“抱著雄心壯志，發(fā)憤圖強，先美化了版面，在版底特辟一欄，輪流刊登各種專題性的文章，分成‘游于藝’、‘小常識’、‘游蹤所至’、‘婦女的樂園’、‘笑的總動員’、‘人物小志’、‘新漫畫’、‘小小說’、‘兒童的樂園’等十個門類，每星期又在版末來一個‘小春秋周刊’，每期選用一些數(shù)十字至一二百字的小品，形成一個雛形的副刊，煞是有趣?！边@樣的安排，真的是動足了腦筋。除此以外，他還“隨時集合了同一類型的文章、出不定期的專頁，例如《記所見》、《菊與蟹》、《炎夏風光》、《蘇杭特刊》、《夜》、《學校生活》、《農(nóng)村專號》等等，引得讀者眼花撩（繚）亂，興趣倍增，至于逢年逢節(jié)的特刊，那更要大張旗鼓，不在話下了”。真的是把渾身解數(shù)都使用出來了。這里有比拼的意味，當然更主要的是為了自己心中對于美的追求。一年多后，黎烈文脫離《申報》，副刊《自由談》改由別人編輯，而周瘦鵑則是在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申報》縮小篇幅，才離開了《春秋》副刊。

20世紀50年代，曾有文學刊物主編有感于當時沉悶的編輯風格而向他請教時，周瘦鵑捧出一疊《禮拜六》，從中抽出一本給我看：“你看，我們從前的做法。我一看封面是滿滿一幅丁悚風格的漫畫。畫一個運動員抬腳踢出一只足球，球一半已被踢到封面的外邊去了。他說：讀者看了，就想知道這個球將踢到哪里去？他又抽出下一期讓我看：球踢到這期封面上來了！我一看球已經(jīng)把一位路過的老人撞了個手腳朝天，他見我笑了，也笑著說：答案就在這里?！?/p>

這是一位有趣的文學作家。他主張文藝的趣味性、娛樂性、游戲性，本質上，是強調文藝的審美功能。1928年，魯迅在《〈奔流〉編校后記》中說：“說到‘趣味’，那是現(xiàn)在確已算一種罪名了，但無論人類底也罷，階級底也罷，我還希望總有一日馳禁，講文藝不必定要‘沒趣味’?！薄叭の丁笔俏乃嚨囊环N功能，與張春橋之流所謂的“無聊”完全相反。它提供的是快速、緊張的工商都會市民急需的精神食糧，以及許多心靈壓抑、痛苦者的治愈藥方。

毋庸置疑，在周瘦鵑活躍的20世紀上半葉，啟蒙與救亡是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的社會中最為重要的文學主題，文學的審美需求被擠壓在被排斥、被忽視的地位。然而，他終身大力倡導的文學審美觀，在社會經(jīng)濟基礎急劇變換的20世紀上半葉，自然有著重要的文學史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鶴鳴?！痹谖覀兛磥?，這不僅指周瘦鵑翻譯、創(chuàng)作的愛國主義作品，而且還包括他具有真情實感的哀情小說，以及符合現(xiàn)代文學審美觀念的藝術追求，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與合理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