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光能夠倒流，蘇軾還會不會寫譏諷詩？如果沒有大宋變法，蘇軾和王安石是否能一起把酒臨風？如果宋神宗趙頊（xū）不當皇帝，他會不會成為蘇軾的知己？

歷史沒有如果，蘇軾不會變得圓潤，王安石也不會停止變法，趙頊放不下權(quán)杖。御史臺官員，根本停不下來對蘇軾的彈劾。

御史臺為何被稱為“烏臺”

漢代御史臺是當時的最高監(jiān)察機關(guān)，院內(nèi)遍植柏樹，常有烏鴉棲息其上。它們早出晚歸，在臺院上空盤旋鳴叫，蔚為奇觀。因此，時人形象地將御史臺稱為“烏臺”或“柏臺”。

北宋時期的御史臺，觸角更長更細，它織就了一張細密的監(jiān)察之網(wǎng)。

據(jù)《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職官四》載，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它既是朝堂之上廷辯國是、裁決大政的利劍，也是彈劾百官、肅清吏治的戒尺。尤為令人側(cè)目的是御史們手中那柄無形的利器：“風聞言事”——“許以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朝廷允許他們風聞言事。對于他們所說的話，既不過問這些言論從哪里來的，也不要求所說的事情一定真實。如果是其他人報告不實，就會被判誣告或者上書欺詐不實的罪名；即使諫官和御史報告的事情不屬實，也不會被治罪。

這是帝王懸于百官頭頂?shù)倪_摩克利斯之劍。御史臺，緊盯百官過失，主掌彈劾；諫院，直面君相，直言得失。二者職能本有分野，一在糾錯于已然，一在防患于未然。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中，御史與諫官的人選漸趨重疊，關(guān)注的事務也日益交融。“臺諫合一”匯聚成一股更為強大的監(jiān)督洪流。

被百般挑剔的“履新上表”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蘇軾履新后上奏的《湖州謝上表》，其中有“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yōu)賢……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字樣。命運的伏筆，偏偏就藏在這看似不經(jīng)意的筆墨之間，就這樣，蘇軾開始走背運了。

《宋會要輯稿》載，在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二日，臣僚上言：“勘會熙寧編敕，諸臣僚不得因上表稱謝，妄有誣毀，及文飾己過，委御史臺糾奏?！边@里提到的《熙寧編敕》，匯集宋神宗即位以來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所頒詔敕、赦書、德音的書籍，由王安石提舉刪定，共二十六卷，熙寧七年（1074年）正月鏤版頒行?？梢姡谖鯇幠觊g就已經(jīng)頒布政令，百官不得借著呈送謝恩表的機會，胡亂誣蔑詆毀他人，更不可粉飾自身過失，如有上述舉止特命御史臺監(jiān)察舉奏。

監(jiān)察御史里行（代理）何正臣審查了蘇軾的上表。他從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了蘇軾措辭的不當和“罪惡”，于是在元豐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札子》，“臣伏見祠部員外郞直史館知湖州蘇軾謝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識（疑為“適”之誤）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夼?，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嘆驚！”他彈劾蘇軾說，縱觀歷史，從來沒有像蘇軾這樣的人：作惡多端卻不知悔改，仗著惡行一貫如此而心安理得，誹謗、譏笑、謾罵朝廷政事，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就連街頭巷尾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一旦出現(xiàn)水災、旱災，或者發(fā)生盜賊叛亂等變故，蘇軾必定帶頭宣揚，把責任都推給新法，而且臉上還帶著掩飾不住的興奮神情，唯恐事情鬧得不夠大。如今，他更是變本加厲，竟然敢公然上奏章，在新法的奏疏中放肆地進行詆毀和譏諷，其行為已經(jīng)到了肆無忌憚、毫無顧忌的地步。

彼時的神宗皇帝，對此并未理會。

《錢塘集》引發(fā)禍端

蘇軾名冠中外，高麗人中也有蘇軾的“粉絲”。高麗使者過余杭，曾在市場購買蘇軾的文集帶回去，他們買走的可能是蘇軾《錢塘集》的初版。蘇軾的這部幾經(jīng)書商抑或本人修訂的詩集隨著京杭大運河，轉(zhuǎn)經(jīng)汴河的商船也抵達了京師。

在御史臺衙門的蠟燭下，幾雙眼睛正在檢索《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的詩文。這部不斷修訂并多次再版的詩集，匯聚的不僅是蘇軾描摹江南山水間的詩詞，還刊刻了他在酒席酬唱中的快意譏評，如今，已經(jīng)匯集到御史臺案前。

對于煩透蘇軾的新黨人而言，他們急需搞垮蘇軾，他們害怕蘇軾被皇帝重用，因為他太有才華。他們害怕蘇軾寫詩反對新法，因為他太有影響力。他們迫切坐實蘇軾的罪名，所以，《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就已經(jīng)不再是一部普通的詩集了，而是御史臺官員們亟須開挖的“金礦”，還是蘇軾編織的一條足以勒緊自己脖頸的絕佳繩索。山雨欲來，刀鋒高懸，只待一紙詔書落下，便可緝拿蘇軾。

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御史臺于崇政殿再上《監(jiān)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代理監(jiān)察御史舒亶彈劾蘇軾在《湖州謝上表》及詩文中存在嚴重政治罪行，指控他“譏謗朝政，大逆不道”。舒亶說，自從陛下推行新政、完善法令以來，持有異議的人確實不少。但他們最嚴重的，也不過是用花言巧語歪曲事實，編造讒言，作為動搖、阻撓、破壞新政的手段。次一等的，也不過是私下非議、背后詆毀，或者暗中觀察、坐等新政失敗，以求僥幸罷了。至于像蘇軾這樣包藏禍心，怨恨君上，公然誹謗辱罵，完全喪失人臣應有節(jié)操的，實在是前所未有。

舒亶逐句解讀蘇軾詩句，羅列證據(jù)，并將其與新法強行對應。“陛下發(fā)放青苗貸款幫助貧苦農(nóng)民發(fā)展本業(yè)，他卻說什么‘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諷刺農(nóng)民為領(lǐng)錢滯留城市，荒廢農(nóng)事。陛下申明法令來考核地方官吏，他卻說什么‘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諷刺重法輕儒，貶低陛下。陛下興修水利工程，他卻說什么‘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治水政策不切實際。陛下嚴格執(zhí)行鹽業(yè)專賣禁令，他卻說什么‘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指責鹽禁導致百姓吃不上鹽。其他只要是蘇軾接觸到的事物、遇到的事情，隨口說出的話，沒有一句不是以譏諷誹謗為主。輕則刻印成書，重則刻在石碑上，傳播于朝廷內(nèi)外，他還自以為很有本事。其中最惡劣的，他甚至引用東漢末年梁冀、竇憲等外戚專權(quán)的典故來影射當朝大臣，夾雜一些像‘燕子蝙蝠爭論晨昏’之類的小說家言，暗示朝廷是非顛倒，旁敲側(cè)擊地牽連大臣，并借此來指桑罵槐地攻擊陛下，這簡直可以說是大不恭了！”

舒亶指出蘇軾身為高官，深受皇恩，卻行此悖逆，忘恩負義。舒亶說，經(jīng)過考察，發(fā)現(xiàn)蘇軾心懷怨恨朝廷之心，制造誹謗君上的言論，情理上危害深重，事實已經(jīng)暴露無遺。即使處死一萬次也不足以向圣明的時代謝罪，豈止是“不收不宥”就能了事的？他希望神宗皇帝能夠秉承古代圣王維護君臣大義的精神，亂世用重典，將蘇軾法辦，按“大不恭”的罪名論處，以此來警戒天下人臣。他附上蘇軾譏謗詩文的印本四冊當作證據(jù)材料，請求朝廷對此進行徹底調(diào)查。

這次，皇帝接招了，批示送交中書省審議。

同一天，有個國子博士李宜之，也趁機蹭蘇軾的流量搶熱度，給皇帝上了一狀，檢舉揭發(fā)蘇軾為宿州靈璧鎮(zhèn)張碩家撰寫的《靈璧張氏園亭記》中的一段文字包含“四宗罪”：“亂法”“不忠”“廢臣道”“譏諷”。“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李宜之解讀為“不必仕”是在教導天下人不要有進取之心，這會擾亂朝廷選拔人才的法度?！氨夭皇藙t忘其君”，李宜之認為，蘇軾這句話是在教導天下人不要有尊敬君主的道義，損害了最大的忠節(jié)。“譬之飲食，適于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jié)”。李宜之認為蘇軾這段話表明，天下人都知道無論做官與否都不能忘記君主，唯獨蘇軾自己有“不做官就會忘記君主”的想法，這完全廢棄了作為臣子的根本之道。“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茍安之弊”，李宜之認為這段話明顯是在進行譏諷。顯然，在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方面，李宜之是個行家里手。

在宋朝初期，國子博士為五品官，到元豐改制，改為八品。雖然品階不高，但因掌管教育、參與議政，在文化領(lǐng)域有話語權(quán)。也許是有人找他推波助瀾，也許是他嫉妒蘇軾才華暗下毒手，如果不是蘇軾這個案件，今天很難記住北宋還有一個李宜之。

蘇軾的四條“可廢之罪”

李定年輕時曾跟從王安石學習?？贾羞M士后，擔任定遠縣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1069年），孫覺推薦他，被召到京城。他去拜見諫官李常，李常問他百姓對青苗法怎么看？李定說，百姓覺得方便，很喜歡。李常說，現(xiàn)在滿朝官員都在爭論這事，叮囑李定別這么說。

李定立刻去報告給王安石，還說：“我只知道據(jù)實說話，沒想到京城里竟不允許?！蓖醢彩浅８吲d，說擬推薦他面見皇帝，何不向皇上說說這些情況。當神宗皇帝詢問青苗法的事，李定的回答和之前一樣，于是皇帝對那些說新法不好的話都不聽了。

元豐初年（1078年），李定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又升為知制誥、御史中丞。元豐二年七月二日，與舒亶同一天，他彈劾蘇軾說，陛下振興國事、推行新政，新提拔任用的人才，都不是蘇軾所能認同的。蘇軾自己估計終究不會被朝廷賞識重用，于是心懷怨恨，肆意進行惡毒的詆毀；這些都體現(xiàn)在他的文字中，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在詩文中，誹謗君上、辱罵同僚，這是法律所不能寬恕的。

接著李定羅列了蘇軾的四條“可廢之罪”：

罪狀一：惡行暴露，不可姑息。蘇軾先前就散布詆毀新政的言論，陛下寬容，不予追究，希望他能改過自新。然而蘇軾卻死不改悔，他的罪惡已經(jīng)昭然若揭。

罪狀二：屢教不改，日益猖狂。古時候的圣王，先進行教育，如果不聽從，然后才加以懲罰，這是因為我們對他的等待已經(jīng)仁至義盡，然后懲罰侮辱才會隨之而來。陛下對蘇軾的等待和寬容可以說已經(jīng)到頂了，但他那些傲慢悖逆的言論，卻一天天在朝廷內(nèi)外傳播開來。

罪狀三：巧言惑眾，行為頑固，罪該處死。蘇軾所寫的文章詞句，雖然不合正理，但也足以蠱惑世俗之人，這就是所謂的“言語虛偽卻頭頭是道”。他當官態(tài)度輕慢，不守法度、頑固不化，不服皇帝的教化，這就是所謂的“行為虛偽卻固執(zhí)不改”。言語虛偽卻頭頭是道，行為虛偽卻固執(zhí)不改，按照先王的法令，是應該殺頭的。

罪狀四：明知故犯，誹謗新政?！渡袝氛f：“刑故無小”，處罰故意犯罪，再小也不輕饒。明知故犯，與無知而犯錯是不同的。蘇軾熟讀史書傳記，難道不知道侍奉君主要守禮法，誹謗君上要受懲罰嗎？他肆意發(fā)泄心中的憤恨，公開進行詆毀污蔑。而且早在應考制科的對策文章中，就已經(jīng)流露出厭惡褒獎新法的意思。陛下修明政治，革新法度，他怨恨不被重用，于是就將新政全盤否定、肆意詆毀。

李定步步為營，環(huán)環(huán)相扣。他說蘇軾的言行，已經(jīng)到了嚴重傷害教化、擾亂風俗的地步了。陛下勵精圖治，本應天下大治，但至今未達理想狀態(tài)，原因就在于蘇軾這類人的“虛名浮論”蠱惑人心、阻礙新政。李定從執(zhí)法者的身份和角度說，他的職責就是糾察奸邪，對蘇軾之罪不能姑息。他懇請陛下動用重典，即極刑，達到打擊奸邪氣焰、激勵忠良之心、明辨是非、革新風俗的良好社會效果。

神宗皇帝在奏章后批示，將此奏章連同其他三份狀子（包括舒亶、李宜之等人的彈劾）以及蘇軾詩文集冊子一并送交御史臺徹底查辦并上報結(jié)果。這，直接啟動了“烏臺詩案”的司法程序。

神宗皇帝下詔，命令知諫院張璪和御史中丞李定共同負責調(diào)查審理蘇軾一案，并將結(jié)果上報。李定隨后提出請求，希望選派官員參與審理。同時要求罷免蘇軾的湖州知州職務，并派遣辦事人員去湖州抓捕、押送蘇軾。

皇帝在批復中命令：改由御史臺選派一名朝廷官員，憑借驛站快馬去執(zhí)行抓捕、押送任務。皇帝還嚴令負責此事的官員，必須上交一份保證書，保證在抓捕押送過程中不會發(fā)生任何疏漏、差錯。那份罷免蘇軾湖州知州職務的朝廷公文，就由這名派去執(zhí)行抓捕的官員負責帶去湖州當場宣布。

蘇軾即將迎來他人生的至暗時刻，他將被押送到御史臺接受審訊。這成為蘇軾人生的“分水嶺”，那個曾經(jīng)躊躇滿志的“仕人”，變成了一個隨遇而安的“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