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叢林深處，一位中國作家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時年49歲。他就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奠基者之一——郁達夫。

抗戰(zhàn)烽火中，郁達夫南下星洲，以筆為戈，他未曾倒在最危險的戰(zhàn)場，卻在日本投降后的黎明時分悄然消失。他的驟然遇難，當(dāng)年便震動文壇，而其身后長達數(shù)十年的“失蹤”謎團，至今仍湮沒于熱帶雨林的遺骸，更讓這段歷史蒙上了一層悲愴的迷霧。

今年是郁達夫誕辰130周年。循著其長孫郁峻峰的追憶，我們重新探尋這位浪漫詩人堪比諜戰(zhàn)的最后歲月，也得以走近“頹廢派文人”之外、那個風(fēng)骨凜然的郁達夫。

位于富春江畔的郁達夫故居。楊麗娟攝

趙胡子失蹤了

1945年8月15日夜，赤道線上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悶熱如常。隱匿于此的郁達夫從廣播中聽見日軍投降的消息，欣喜若狂。蟄伏的歲月就要結(jié)束，他激動難眠，次日一大早，便迫不及待向友人們報告喜訊，準(zhǔn)備迎接新的戰(zhàn)斗。

14天后的8月29日，一個看似平靜的晚上，郁達夫正在家中與幾位朋友閑談。忽有當(dāng)?shù)厍嗄赀甸T，他起身迎出去，低聲交談幾句，轉(zhuǎn)身對屋里人說：“有點事情，出去一趟就回來。”出門時，他穿著睡衣，趿著木屐，身影和往日沒有任何不同。

但他再也沒有回來。

消息傳到蘇門答臘島北部的棉蘭，同樣隱姓埋名多年的胡愈之不由呆住了。他匆匆趕到巴爺公務(wù)——那是郁達夫最后生活的小城鎮(zhèn)，四下打聽，不得不接受殘酷的事實：趙胡子失蹤了。

趙胡子，是小鎮(zhèn)華僑對郁達夫的稱呼。為避日軍耳目，他化名趙廉，蓄起胡子，扮作富商，在這個偏僻小鎮(zhèn)，一藏便是三年。在人口不過萬余的巴爺公務(wù)，人人都認(rèn)得闊綽和善的趙老板，卻少有人知，他便是當(dāng)年堪與魯迅齊名的中國文壇“頂流”郁達夫。

在今日很多讀者的印象中，郁達夫是那個情愿折去三分之二壽命、換一場故都之秋的憂郁才子，是在《沉淪》的異國月色里、將內(nèi)心苦悶與欲望袒露無遺的“頹廢派文人”，也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傷感詩人。但在其長孫郁峻峰看來，真實的郁達夫是一個開朗積極的人，魯迅與他成為莫逆之交，郭沫若與他青年創(chuàng)業(yè)，徐志摩與他惺惺相惜，胡適、周作人、田漢、沈從文等都是他的朋友。

這樣一個多情、浪漫而交游廣泛的大作家，何以流亡至赤道線上的異國他鄉(xiāng)，又無聲無息地消失？

“那一代文人，愛國二字，是刻進他們骨頭里的。”在郁達夫出生的富春江畔，郁峻峰向記者講述了不太為人所知的另一個郁達夫。

1937年冬天，富陽淪陷后，郁達夫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因不愿伺候日軍吃喝，躲進山中，最后饑寒交迫而慘死。國仇家恨，把浪漫的文人推出了書齋。1938年，他奔走于抗日前線，從臺兒莊到黃河岸，寫下了一篇篇擲地有聲的戰(zhàn)地通訊。

1938年歲末，應(yīng)新加坡《星洲日報》之邀，郁達夫遠渡南洋，主編《星洲日報》副刊。彼時，國內(nèi)的上海、南京、武漢等大城市已陷落，到華僑抗日聲勢正熾的新加坡，以筆為槍，鼓舞士氣，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南下星洲的郁達夫，沒有一絲“頹廢”的氣息。據(jù)《郁達夫年譜》統(tǒng)計，短短三年，他在南洋報刊發(fā)表的政論、時評、雜感、文藝隨筆等，總量超過400篇，參與的各類救亡活動，有據(jù)可查的就有100多項。

但戰(zhàn)爭來得遠比意料中快。1941年12月8日凌晨，沉睡中的新加坡被一連串爆炸聲驚醒。日軍在馬來半島強行登陸了，這次登陸，比偷襲珍珠港早了約1個小時，可以說是太平洋戰(zhàn)爭的真正開始。

天色微明時，華僑中學(xué)教員汪金丁，在街頭碰見剛下夜班的郁達夫，他頭上裹著繃帶，毫不在意地說，被流彈擦傷了，不要緊。

不久，星洲華僑文化界戰(zhàn)時工作團成立，郁達夫被選為團長，主持《南洋商報》的胡愈之被選為副團長。郁達夫更忙了，熬夜編完三個副刊，第二天眼里掛著紅血絲，繼續(xù)用沙啞的聲音講演，鼓舞青年士氣。敵人的轟炸加劇了，他在轟炸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瘦弱的軀體爆發(fā)著火一般的生命力”。

12月13日，《星洲日報》刊出了郁達夫領(lǐng)銜署名的《星華文藝工作者為保衛(wèi)馬來亞告僑胞書》，這是迄今所見、他為公開出版物所撰寫的最后一篇文章。文中疾呼，“親愛的僑胞們，戰(zhàn)爭號角已響。勝利曙光在望。讓我們毅然拋棄了膽小、茍安逃避、畏縮的心膽，昂起頭顱，挺直胸膛，英勇地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吧?！?/p>

然而，僑胞們完全沒料到，被英國殖民當(dāng)局吹噓“攻不陷”的新加坡，開戰(zhàn)兩月就瀕臨崩潰。新加坡成了四面被圍的孤島，當(dāng)局忙著自己撤退，早把活躍在抗日前線的華僑拋到了腦后。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主席陳嘉庚忍無可忍，前去詢問，結(jié)果只得到不耐煩的答復(fù)：“緊急時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錯了！”

所謂“舢板”，不過是一種木造手劃的小渡船，在敵機盤旋轟炸之下，指望靠這般脆弱的小船逃出生天，當(dāng)局的漠然與敷衍，可見一斑。

絕不能留下做“順民”，那就只能自己開辟生路。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來的破舊小電船，載著胡愈之、郁達夫、汪金丁、王任叔、張楚琨等28人，悄悄駛離了新加坡。一星期前，郁達夫把兒子郁飛托人帶回了國內(nèi)。登船時，他只身一人，一個皮箱，一只手提包，臉色蒼白地苦笑，“又把萬卷藏書丟了”。上一次，還是杭州陷落時，藏于“風(fēng)雨茅廬”的三萬卷書，亦散失于日寇鐵蹄之下。

小船駛出港口不久，敵軍的轟炸機編隊已然來襲。一架敵機掠過頭頂，萬幸，小船只有四米，沒有成為敵機的目標(biāo)。一葉扁舟，一群文人，爆炸聲隱約傳來，郁達夫漫長而坎坷的流亡之路，就這樣開始了。

在日本名古屋八高求學(xué)時的郁達夫。

“日本大間諜”來了？

馬六甲海峽白浪滔天，小船載著一船男女老少，在微茫的希望中顛簸。他們設(shè)想經(jīng)蘇門答臘，取道爪哇，若能在爪哇找到船只，尚有歸國的可能。然而，荷蘭殖民當(dāng)局的冷漠，很快將這希望擊得粉碎。

那時的印尼還沒有獨立，是荷蘭人的殖民地。由于出發(fā)倉促，小船屢屢罷工，好不容易抵達最靠近新加坡的加里曼小島，草木皆兵的荷蘭守軍，竟誤以為是日軍登陸，朝天鳴槍示警。緊張的交涉后，一行人才被允許上岸，隨即又被扣留，盤查了兩日，方獲準(zhǔn)離開。

2月6日中午，小船抵達另一小島石叻班讓。這里僅有數(shù)千人口，卻因每天涌入的難民而熙熙攘攘。島上素昧平生的華僑商人熱情地騰出房間，安頓同胞，然而高高在上的荷蘭官員卻堅持：欲辦理簽證，必須前往更大的島嶼——望加麗，由那里的分州長定奪。

2月9日，胡愈之、郁達夫等懷著一線希望先行前往，其余人暫留觀望。等待他們的是又一次失望，望加麗的分州長聲稱需向上級請示。漫長的等待后，荷蘭當(dāng)局不僅拒發(fā)簽證，還勒令他們暫留島上，不得自由行動。

一行六人就這樣被困在望加麗，進退不得。馬六甲海峽對岸傳來的炮聲，一日緊似一日，2月15日，新加坡失守，英軍投降。望加麗與新加坡僅一水之隔，不能再留下去了。他們再去尋分州長，卻見那人慌慌張張，正收拾行裝，準(zhǔn)備逃跑，見了他們只說：“現(xiàn)在你們的行動不再受限制了，隨便去哪里都可以?！?/p>

可是，此時島上所有交通工具都已被荷蘭人扣留，能去哪里？絕望之際，一位熱心華僑陳仲培伸出了援手。這位電船公司的經(jīng)理，將六人接到了望加麗對岸的叢林村落——保東。

一同流亡的張楚琨后來回憶，保東就像一個“亂世桃源”?！霸忌值木吧謮邀?，高達十?dāng)?shù)丈的闊葉樹林幾乎把太陽遮蓋了，成群結(jié)隊的猴子飛躍其間。潺潺流著的小河映著倒掛的椰樹影，被偶爾劃過的獨木舟打碎了。有時小鱷魚會爬進小河同洗澡者打起架來，大鱷龜則躺在海邊懶洋洋地曬太陽。”

保東只有兩三戶華僑，周圍盡是印尼人。為了隱蔽，他們開始苦學(xué)印尼話。胡愈之有世界語基礎(chǔ)，郁達夫是語言天才，兩人學(xué)起來很快。然而亂世之中，“桃源”終非世外。3月9日，爪哇淪陷的消息傳來，幾人不得不作長期隱蔽的打算，遂決定改名換姓，分頭隱蔽。

郁達夫化名趙德清，王紀(jì)元化名汪國材，轉(zhuǎn)移至更為荒僻的海邊小村彭鶴嶺。在那里，汪國材煮飯，趙德清洗碗，兩人吃著番薯葉，喝著腐葉水，湊出20元本錢，開了一間小小雜貨鋪，操著剛剛學(xué)會的印尼話，像擺地攤一般，售賣最便宜的食鹽、椰油和蝦醬。

胡愈之與夫人沈茲九等四人，則躲進一處沿海的森林采伐工場，種菜捕魚，與伐木苦力共同生活。

這般隱居生活，表面平靜，實則危機四伏。新加坡淪陷后，被日軍更名為“昭南島”。法西斯以“檢證”為名，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成千上萬的無辜人民被捆綁成串，活埋、掃射、投入大海?？谷諆S領(lǐng)當(dāng)然更不會被放過，1942年4月，“昭南島”日本憲兵派漢奸到石叻班讓，“邀請”知名僑領(lǐng)返回，第一批四人回去后，便遭囚禁、毒打……

彭鶴嶺的郁達夫、王紀(jì)元，以及伐木工場的胡愈之等人，隨時可能暴露。石叻班讓和周圍小島已經(jīng)不再安全，還得繼續(xù)走。

因胡愈之一行有女眷，王紀(jì)元又在途中病倒，最終，郁達夫孤身一人，沿夏克河溯流而上，在北干巴魯上岸，而后朝著無人相識的蘇門答臘內(nèi)陸腹地行進，落腳在了名為巴爺公務(wù)的小鎮(zhèn)。

巴爺公務(wù)，一個在蘇門答臘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名字的小城鎮(zhèn)。幾年前，郁峻峰前去尋訪祖父足跡時，入目所見，依然是一個荒僻原始的地方，“除了幾條主要街道，周圍都是熱帶雨林。”

在胡愈之筆下，這里人口萬余，其中華僑僅千余人，多操印尼語或閩南語，完全不懂國語。流亡南洋的張紫薇則寫道，至于說到什么文學(xué)家、哲學(xué)家，此地之人“可說百分之九十九是莫名其妙”，“達夫先生到了這個環(huán)境，倒是有種天然的掩護?！?/p>

然而，誰也沒料到，一路流亡的郁達夫才落腳，一個爆炸性新聞已經(jīng)在小鎮(zhèn)傳遍：有一個日本大間諜來了，他冒充作中國人，日本軍官見了他，竟像見了上司一樣敬禮！

傳聞的主角，正是化名為趙廉的郁達夫。他對這一切渾然不覺，只是困惑當(dāng)?shù)厝A僑為何對他如此冷淡，即便他主動拜訪僑領(lǐng)同鄉(xiāng)，眾人也皆敬而遠之。他起初只道是此地華僑缺乏同情心，不肯幫扶一個外省孤客。直到一個多月后，胡愈之一行抵達巴爺公務(wù)，這個可笑又可悲的誤會才得以消除。

原來，從北干巴魯去往巴爺公務(wù)的路上，郁達夫乘了一輛巴士。車上除他之外，從司機到乘客全是印尼人。他身上帶著逃難的錢，擔(dān)心遭劫，故意扮作苦力模樣，穿一身藍布棉衣，假裝不懂印尼語。

途中，一輛日本軍車迎面駛來，軍官打著手勢，命令巴士停下。印尼司機和乘客都不懂日語，以為日本人要占用這輛車，嚇得要命，紛紛跳車逃走。郁達夫留學(xué)日本多年，他聽出日本人只是在問路，于是用日語作答。那軍官初到蘇島，驟然聽到一口流利且高雅的日本話，驀然起敬，便行禮致謝。

一場突如其來的風(fēng)波化解了，同車的印尼人卻大驚失色：這個苦力裝束的華僑，竟能說日本話，而且日本軍官還向他行禮，此人一定是日本間諜！車到巴爺公務(wù)，司機將郁達夫送到旅館時，立即把消息偷偷告訴了旅館主人……

最初被誤認(rèn)為間諜、備嘗疏離之苦的郁達夫，在誤會澄清后，成了巴爺公務(wù)一帶的名人。然而，郁達夫命運中最大的悲劇，此時才剛剛開始。

1938年，郁達夫（右）與郭沫若（中）、斯諾（左）的合影。

當(dāng)翻譯掩護陳嘉庚

郁達夫來到巴爺公務(wù)時，小鎮(zhèn)還沒有日本兵常駐。離此最近的日本憲兵，駐扎在三十余公里外的武吉丁宜。

偏偏就是那么不巧，一日，郁達夫去拜訪巴爺公務(wù)的僑長蔡承達，托他尋找合適的房子。剛踏進門，正撞見從武吉丁宜過來的一個日本憲兵。他要與僑長交涉事務(wù)，但因語言不通，雙方怎么也說不明白。蔡承達知道郁達夫精通日語，情急之下，便請他幫忙翻譯。這么一來，精通日語的趙廉，就被駐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部發(fā)現(xiàn)了。

那時，憲兵對商人趙廉的履歷并未深究——一個幼年隨父母在東京長大的華僑，因此學(xué)會了日本話，聽起來合情合理?？墒菦]過多久，麻煩來了。日本憲兵急需翻譯，隊長親自上門，強令趙廉去憲兵部任職。趙廉試圖以生意忙拒絕，無濟于事，最終只能以暫時幫忙、不領(lǐng)報酬為條件，勉強應(yīng)承下來。

1942年8月，中共黨員王任叔來到巴爺公務(wù)時，郁達夫已被強征為翻譯。為隱匿行蹤，王任叔在郁達夫家扮作傭人，當(dāng)了一個月的看門人。他后來說，如果用“如坐針氈”四個字形容郁達夫在憲兵部的生活，怕是最適當(dāng)不過了。

那時，郁達夫每周六、周日住在巴爺公務(wù)，周一清晨坐火車前往武吉丁宜，晚上要住在憲兵部。一個周日晚上，已過午夜，郁達夫忽然拍門叫醒王任叔，說有事相商。聊了半晌，他忽然對王任叔說：“現(xiàn)在最苦的事，我要制止自己說夢話。我是愛說夢話的。誰知道夢話里漏出什么來。每晚睡在憲兵部，有一個日本憲兵同房，他會聽去我夢話的。我擔(dān)心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了?？墒沁€好，那憲兵跟我挺要好，我關(guān)照他，如果我睡后有咿唔的聲音，請他立刻叫醒我。我說，我常要做噩夢的?！?/p>

張楚琨也記得，郁達夫曾悄悄問他：“如果我不暴露講日本話，你看情況會怎么樣？”顯然，矛盾和苦惱日夜啃噬著他的內(nèi)心。而當(dāng)年的情形下，張楚琨只能輕聲回一句：“可能麻煩少一點。”

內(nèi)心的掙扎與矛盾，郁達夫只敢在無人處向同志吐露一二。更多的時候，他利用翻譯的特殊身份，默默地做了許多事情。關(guān)于這些事，張楚琨有一段生動的記述：

他摸清憲兵部從隊長到憲兵的每個人的性格、嗜好和習(xí)慣，他和這班好喝酒的劊子手建立了一種特殊的“共處”關(guān)系……名氣越來越大，手面越來越闊，應(yīng)付的辦法越來越多。不少華僑因做買賣押到憲兵部去，他說了幾句，就放了?！毡九既黄偏@了印尼共（產(chǎn)黨）一個機關(guān)，別的證據(jù)沒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單，牽連太廣了，郁達夫把名單指給日本憲兵看：“這窮鬼，放高利貸，五盾十盾的放！”憲兵把名單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機關(guān)的印尼老人幾個耳光，揚長而去。

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中，胡愈之講述了另一件事：郁達夫剛進憲兵部不久，從棉蘭來了四五個漢奸，聲稱奉棉蘭日本憲兵隊之命，緝拿陳嘉庚及其同黨。他們到武吉丁宜，請求當(dāng)?shù)貞棻鴧f(xié)助。這些漢奸不通日語，郁達夫為他們翻譯時，故意添上些激怒日本人的話。最后，憲兵把他們痛罵了一頓。

送走這些漢奸時，郁達夫厲聲訓(xùn)斥：“你們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嗎？中國人為什么要捉中國人？快滾回去，以后不許再來！”漢奸們只當(dāng)他是日本憲兵，被罵得摸不著頭腦，只得垂頭喪氣而去。

許多年后，夏衍在《憶達夫》一文中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時，陳嘉庚曾親口對他說：“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捕的僑領(lǐng)?！蓖?月，一位印尼共產(chǎn)黨員也告訴夏衍：“這位趙老板真了不起，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就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p>

2005年，郁峻峰第一次沿著祖父的流亡路線，尋訪至巴爺公務(wù)。那時仍有在世的老華僑，說起趙廉時，禁不住老淚縱橫?！耙晃焕先A僑告訴我，在趙廉擔(dān)任憲兵翻譯期間，巴爺公務(wù)整個小鎮(zhèn)，沒有一個華人和印尼人被害。”郁峻峰向記者回憶道。

郁達夫等人在巴爺公務(wù)開辦的酒廠遺址。

小酒廠的趙老板

初到巴爺公務(wù)，郁達夫本只想做點小生意，將自己徹底隱入這座熱帶小鎮(zhèn)。不料，“日本大間諜”的誤會與被迫卷入的翻譯事務(wù)接踵而至，生意毫無進展，反要在日本人面前強撐闊綽富商的模樣。這般勉強維持了兩三個月，囊中日漸羞澀。陸續(xù)抵達此地的幾位流亡者一合計，坐吃山空絕非長久之計，必須尋個正經(jīng)營生。

恰在此時，幾位愛國華僑輾轉(zhuǎn)送來四百荷蘭盾的資助。眾人發(fā)現(xiàn)小鎮(zhèn)酒類緊缺，便由郁達夫出面，申請執(zhí)照，創(chuàng)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名義上的老板自然是趙廉，胡愈之幫忙記賬，而昔日的法律系學(xué)生張楚琨，則硬著頭皮挑起了經(jīng)理兼釀造師的擔(dān)子。

對這群書生而言，用四百荷蘭盾辦酒廠，比合著一部巨著還要艱難。幸得愛國僑胞許乃昌支持，廠址先有了著落——在胡愈之居住的“椰廬”對面，恰有一片閑置的難民園，空地數(shù)畝，還有一口井，正好可以派上用場。

技術(shù)人才找不到，大家只能自力更生。他們蓋起茅草工棚，定制發(fā)酵木桶、玻璃瓶和土法蒸餾鍋。張楚琨經(jīng)人指點，現(xiàn)學(xué)了釀造米酒的土方法，再死磕從日本翻譯來的《工業(yè)大全》釀造篇章，一次次摸索著做試驗。郁達夫每次見了他，總笑著打趣：“啊，你又在鉆《工業(yè)大全》了。”

不久，兩款新酒釀成上市。曾留學(xué)日本的沈茲九為之取名，一曰“雙清”，一曰“初戀”。這頗投日本人口味的名字，成了一層極佳的偽裝，無人會想到，其生產(chǎn)者竟是一群心懷家國的抗日文人，其中不乏中共黨員。

張楚琨負責(zé)送貨到市鎮(zhèn)分發(fā)，還常去武吉丁宜推銷。郁達夫則利用其身份，在日本人間廣為宣傳，委托當(dāng)?shù)厣碳掖?。慢慢地，從零開始的“趙豫記酒廠”，竟在艱難時世中站穩(wěn)了腳跟，每月都有數(shù)百荷蘭盾的盈余。

小小酒廠的意義，遠不止于維持生計。它成了絕妙的掩護：郁達夫時常送酒給憲兵，這更坐實了他富有僑商的身份。在酒廠的蔭庇之下，更多的抗日文人與青年慢慢聚攏：沈茲九、邵宗漢做些裝酒的輕活；吳柳斯、汪金丁、林醒黃當(dāng)了釀酒師傅；楊騷、高云覽則在酒廠暫作“寓公”，以待時機轉(zhuǎn)移。

與此同時，在胡愈之的主持下，一個秘密組織“同仁社”悄然誕生。沈茲九、汪金丁、邵宗漢、王任叔、吳柳斯、張企程、高云覽、張楚琨等人，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廬”秘密聚會，交流情報、研判敵情、分析戰(zhàn)局。

郁達夫并未加入“同仁社”?！安皇遣恍湃嗡钦疹櫵奶幘?。”許多年后，張楚琨回憶流亡中的郁達夫，特別解釋，“參加這樣的地下組織必然使他不便，成為負擔(dān)?！钡拇_，他身陷敵營，與地下組織的任何直接關(guān)聯(lián)，都可能給雙方招來殺身之禍。

張楚琨說，郁達夫?qū)Υ诵闹敲?，一次眾人正在開會，他偶然闖入，環(huán)視了一下便會意一笑：“我等會兒來?！贝蠹也患s而同說：“別走，在聊天哩。”

彼此的默契與體諒，盡在不言中，但郁達夫心中的苦悶亦可想而知。“贅秦原不為身謀，攬轡猶思定十州”，他無時無刻不想從憲兵部脫身，奈何日本人不肯放手——一個精通多國語言、又能隨時“借錢”“借酒”的趙老板，實在可遇不可求。郁達夫不得不開始“自毀”：每天早起用冷水澆身，以求染?。黄疵闊?、喝酒，想引起咳疾……試了各種方法，終于換來一紙肺病證明。

據(jù)王任叔所述，郁達夫還向憲兵部吐露“苦衷”：因為沒時間打理自己的生意，虧空了兩萬多荷蘭盾，再不聞不問的話就要破產(chǎn)了。日本人最怕肺病傳染，似乎相信了這些“貧病交加”的理由，最終松了口，允許他辭職。

終于脫身的郁達夫，一度過上了難得的平靜生活。1943年9月，47歲的他娶了22歲的華僑姑娘何麗有。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在外人看來，似乎不大般配：雙方年齡懸殊，新娘不曾受過教育，連中國話也不懂，相貌絕對算不上美。郁達夫當(dāng)眾總叫她“婆陀”（印尼語“傻瓜”），連“何麗有”這名字也是他戲謔所取，意為“何麗之有”。

郁達夫為什么要取一個“傻瓜”做老婆？胡愈之看得明白，“這就是他的苦心。因為如果是娶一位有智識的姑娘，怕泄露他的秘密?！庇艟鍎t向記者解釋，當(dāng)時日本人常打聽郁達夫的家事，他總是說，老婆已死了，有兒女在國內(nèi)，但身為富商一直單身，在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下實在說不過去?！八罱K娶了一個沒有文化甚至不懂漢語的人結(jié)婚，其實也有保護女方性命的考慮。”

事實上，直到郁達夫失蹤，何麗有都以為，她的丈夫只是個普通的酒廠老板。她一直活到了1991年，晚年曾對女兒坦言：“我與你父親生活的那幾年雖短，但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她對婚姻的不滿似乎只有兩件事，一是家中客人太多，說的東西她也不懂；二是這個“都岡八雜”（印尼語“書呆子”）的藏書太多，無處收納。

或許，郁達夫的這場婚姻最初只是為了掩飾身份，但在日復(fù)一日的相處中，做菜拿手、善于理家的何麗有，實在給了他流亡生活中一絲最真實的慰藉。友人汪金丁記得，郁達夫曾感慨：“她連我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們彼此的感情是很好的。”

趙廉就是郁達夫

趙老板與何麗有看似安穩(wěn)的日子，一直持續(xù)到了1945年8月29日——郁達夫失蹤的那天。

雖然沒有任何直接證據(jù)，但得知消息的胡愈之，立即憑直覺判斷，“達夫一定是被敵憲兵殺害了”。他太清楚了，早在1944年初，郁達夫的真實身份已經(jīng)暴露。

一切的禍根，是一個名叫洪根培的告密者。此人在蘇島憲兵總部當(dāng)翻譯，曾在“昭南島”的興亞煉成所受訓(xùn)，對新加坡文化界十分熟悉。1943年一到武吉丁宜，他便認(rèn)出趙廉即大名鼎鼎的郁達夫?；蛟S起初尚存顧忌，洪根培非但沒有告發(fā)，反而刻意與趙老板交好。不久，他看中一位黃姓僑商的女兒，在酒宴上央求趙老板做媒。郁達夫未及深思便應(yīng)允，事后才愕然得知，這位黃小姐竟是自己酒廠一位林姓職工的未婚妻。他懊悔不已，趕忙去找洪根培說清原委。

哪知這一拒絕，竟觸怒了小人。洪根培旋即在外揚言：“他趙廉別以為我不知道他們是誰！”風(fēng)聲驟緊，胡愈之勸郁達夫速離此地。郁達夫卻異常冷靜地拒絕了，他想到的首先是友人的安危：“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憲兵每天到我家里來喝酒閑談，雖然沒有說穿，顯然我已被監(jiān)視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動聲色，等事情爆發(fā)了再作打算。但你們應(yīng)當(dāng)先離開。不然，事情怕牽連的太大?！?/p>

他的話切中要害，此時若貿(mào)然逃離，無異于自我招供。眾人商量后，決定化整為零：胡愈之、沈茲九悄然去了東北方向的棉蘭；張楚琨、高云覽等轉(zhuǎn)移到東南方向的巨港；邵宗漢、王任叔等人則更早離開。散落在蘇門答臘島各個方向的文化人，靠著制肥皂等微末營生，在惴惴不安中，終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訊。

而留在巴爺公務(wù)的郁達夫，則察覺到了周遭日益詭譎的變化。有一次，憲兵到家里吃吃喝喝后，他發(fā)覺，一張旁人請客的帖子，明明放在桌上，卻莫名其妙不見了；一些平日與他多有往來的華僑被憲兵捕去了，后來陸續(xù)被釋放，卻再也不去郁達夫家里，巴爺公務(wù)的生意人私下傳說，不要和郁達夫他們接近。

汪金丁是留在巴爺公務(wù)的少數(shù)熟人之一，和郁達夫商量后，他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探性疏散。結(jié)果，打頭陣的酒廠青年小楊，剛到車站即遭逮捕。小楊被釋放后，帶回了憲兵給趙先生的口信，“他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他是中國著名的文學(xué)家，我們過兩天將去看望他。”

這“過兩天”的會面，并沒有發(fā)生預(yù)想中的逮捕。事后，郁達夫似乎松了一口氣，逢人便談起自己與憲兵那堪比諜戰(zhàn)的對話。胡愈之是這樣記述的：

有一天一個常到達夫家中去的憲兵，又去他家中，一見了達夫，突然改變了平時的稱呼，不再稱“趙先生”而稱之為“郁先生”。

那憲兵說：“郁先生，你害得我們好苦。為了你的案子，我們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東京都去調(diào)查了?！?/span>

達夫神色異常鎮(zhèn)定，就回答道：“你們?yōu)槭裁床粏栁遥銈冊鐔柫宋?，我早就告訴你們了，費這么多的時間去調(diào)查干嗎？哈哈哈……現(xiàn)在請你干一杯罷?！?/span>

后來憲兵又說，他為了調(diào)查這件案子，用去不少錢，達夫就送了他一千盾軍票。

此事過后，郁達夫的身份仍沒有被公開。他照舊住在巴爺公務(wù)，就像一個平常的僑商。日本憲兵為何沒有當(dāng)場逮捕或殺害他？胡愈之不覺得奇怪，“因為郁達夫是一個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聲很大……如果把他殺掉徒然顯示日本的殘暴，對于日本并無好處……倒不如嚴(yán)密監(jiān)視……”若干年后，一位日本憲兵隊長在受訪時，無意透露了另一個原因，“和他（郁達夫）接觸還能了解華僑的動向?！?/p>

或許連郁達夫自己也未料到，他熬過了戰(zhàn)爭期間最危險的時刻，卻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年8月29日夜晚，突然從人間蒸發(fā)。

起初，無人想到是失蹤。何麗有臨近分娩，朋友們前來幫忙，直至次日（8月30日）仍不見他歸來，眾人才驚覺不妙。就在女兒郁美蘭呱呱墜地的哭聲中，最后的線索被拼湊起來：附近咖啡店的伙計證實，當(dāng)晚郁達夫與一陌生青年用印尼語交談后一同離開。不遠處荒涼小路上的印尼農(nóng)民則看到，當(dāng)天晚上大約九點，一輛小汽車停在路上，里面有兩個日本人。汽車停了許久，又有兩個人過來，上了汽車，就走了。

小汽車這一細節(jié)，讓胡愈之更加確信，郁達夫的失蹤是日本憲兵所為。因為在當(dāng)時的巴爺公務(wù)，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車，且無人有能力把小鎮(zhèn)名人趙老板藏匿起來。

他與流亡同仁立即向當(dāng)?shù)氐挠姽賵蟾?，并撰寫了詳細報告，輾轉(zhuǎn)遞交東南亞聯(lián)軍總部、英軍政府華民事務(wù)顧問、新加坡政治部等，但這些努力沒有任何結(jié)果。原因說來令人愕然，二戰(zhàn)結(jié)束后初期，巴爺公務(wù)一帶并未被聯(lián)軍即時接管，當(dāng)?shù)刂伟踩杂稍毡緫棻S持。

直到1946年8月8日，棉蘭的聯(lián)軍總部情報處才傳來一個遲到的消息：據(jù)稱，根據(jù)審訊日本戰(zhàn)犯的口供，郁達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遇害的還有幾名歐洲人，遺骸埋在距武吉丁宜七公里的丹戎革岱。

至此，郁達夫的失蹤似乎有了一個“官方定論”。1946年9月，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中，報告了這一消息。此后幾十年，國內(nèi)學(xué)者研究郁達夫時，均采用了這種說法。事實上，直到今天，富陽郁達夫故居的紀(jì)念文字內(nèi)，仍有這樣一句話，“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比欢@并非最后的真相。

郁峻峰(左一)與日本學(xué)者鈴木正夫在印尼巴爺公務(wù)的熱帶雨林中悼念郁達夫。

誰殺害了郁達夫？

一位深刻理解日本、其作品亦深受日本人喜愛的作家，最終竟橫死在日本人手中。這個結(jié)論，讓身為日本學(xué)者的鈴木正夫在情感上難以接受。畢竟，他從學(xué)生時代就酷愛郁達夫的作品。

郁達夫究竟是如何失蹤的？又是誰殺害了他？196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鈴木正夫結(jié)識了當(dāng)年的武吉丁宜“陸軍司政官”，從此開始了近二十年的調(diào)查。他多次前往印尼實地探訪，尋訪了上百位接觸過“趙廉”的當(dāng)事人與知情者，其中不乏原日本憲兵。

郁達夫的失蹤，在這些紛雜零碎的口述中，流傳著種種不同說法。鈴木正夫總結(jié)了四種：一、被印尼人綁架殺害；二、被團結(jié)的華僑秘密送回中國；三、害怕日本憲兵而自己躲了起來；四、被日本憲兵殺害。

躲起來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郁峻峰告訴記者，日本投降后，郁達夫在巴爺公務(wù)相當(dāng)活躍，甚至籌備起了公開的慶祝儀式。而被“秘密送回中國”，更像是人們不忍接受其遇害事實的一種美好祈愿。

剩下的“被印尼人殺害”和“被日本憲兵殺害”兩種說法，鈴木正夫一度傾向于前者。他分析認(rèn)為，戰(zhàn)后，印尼獨立運動風(fēng)起云涌，曾為日軍服務(wù)的華僑和印尼人很多被殺。趙廉在華僑中威望很高，還給憲兵隊做過翻譯，很有可能成為仇恨目標(biāo)。況且，當(dāng)晚將他叫出家門的，正是一名印尼青年。更重要的是，他查看過棉蘭軍事法庭對蘇門答臘戰(zhàn)犯的審判記錄，其中沒有一點涉及趙廉，胡愈之報告中的“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也無跡可尋。

就在他幾乎要以此定論時，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反轉(zhuǎn)出現(xiàn)了。

通過原蘇門答臘憲兵的《遺屬救援會會員名簿》和《遺屬救援會支援者名簿》，鈴木正夫偶然發(fā)現(xiàn)，一位代號為Y的原憲兵的妹妹，竟居住在自家附近。Y在日本投降后便從武吉丁宜倉皇逃走，而后失蹤。多年來，妹妹一直在努力弄清兄長逃亡的真相，鈴木正夫因此與她有了幾次談話。

第一次通話時，Y的妹妹提及一個中國人被殺之事，當(dāng)時鈴木正夫并沒想到可能和郁達夫有關(guān)。第二次通話，她回憶被害者似乎姓趙或陳，是給憲兵隊“當(dāng)過翻譯的有名的中國人”，這一描述讓鈴木正夫的神經(jīng)驟然緊繃。

到了第三次面談，真相的核心終于浮出水面：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時，Y的上司D覺得，趙君知道太多憲兵隊的事情，于是下令讓手下把他殺掉。具體執(zhí)行的是四個人，負責(zé)開車的是Y，后來失蹤的另一個人負責(zé)絞殺。

Y的妹妹告訴鈴木正夫，此事是Y的上司D透露的。其實，鈴木正夫此前早已采訪過D，但對方顯然刻意隱瞞了許多事情。當(dāng)他再次嘗試聯(lián)系D時，果不其然被一句“沒有證據(jù)”直接拒絕。

D并不知道，鈴木正夫已經(jīng)取得了一份鐵證。D向Y的妹妹說明情況時，曾在一張紙上寫下被害者與參與者的名字。他大概沒有想到，Y的妹妹一直保留著這張紙，并且給了鈴木正夫一份復(fù)印件。

1985年9月8日，鈴木正夫終于再次見到了D。一開始，對方還是一問三不知，企圖搪塞過去。直到鈴木正夫拿出那張復(fù)印件，告訴他，如果這樣你還說不知道的話，我就請相熟的新聞記者一起過來聽聽。D終于坦白，確實是他命令幾個部下殺了趙廉，且在下令的當(dāng)天或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經(jīng)執(zhí)行絞殺的報告。

九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陽舉辦的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鈴木正夫根據(jù)近二十年的調(diào)查所得，報告了《郁達夫被害真相》：郁達夫并非在1945年9月17日被槍殺，而是在8月29日夜里，遭日本憲兵絞殺。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rèn)郁達夫為革命烈士。而他殉難的完整真相，直至此刻才得以昭然。

可悲可嘆的是，涉事憲兵中，除了使用假名返回日本的D，其他人均在被審判前逃走或失蹤。郁達夫之死，沒有公開的證人，沒有現(xiàn)場的目擊者，未在軍事法庭留下一絲記錄，就連他的遺骸，也湮滅在熱帶雨林深處，無跡可尋。

2005年，郁峻峰在鈴木正夫的陪伴下，來到巴爺公務(wù)的熱帶雨林。在毫無線索的密林中，他試圖憑借血脈的感應(yīng)，去尋覓祖父遇害的具體位置，回應(yīng)他的，卻只有熱帶巨型螞蟻帶來的遍體寒意。

當(dāng)年為換取憲兵D的坦白，鈴木正夫曾承諾不公開其真實姓名。他遵守了約定，在所有文章、著作中，一律用字母代稱。如今，憲兵D已不在人世，郁達夫的骸骨葬在何處，恐怕要成為永久的謎團了。

不過，郁峻峰告訴記者，去年12月，郁達夫殉難八十周年之際，在他最后消失的蘇門答臘島，郁達夫紀(jì)念館已正式落成。今后，那些“重走達夫路”的追尋者，也算有了一處緬懷追思的所在。

“我不是一個戰(zhàn)士，只是一個作家?！痹缒昝鎸γ绹骷沂纺厝R時，郁達夫曾這樣說。為了這句話，當(dāng)年的他被左聯(lián)除名，又在新加坡引起了一場風(fēng)波。

或許，他的確不以戰(zhàn)士身份自居。但張楚琨記得一件事，在新加坡淪陷前夕的防空洞里，炮聲隆隆中，郁達夫曾問他：“我僅僅是一個作家嗎？”張楚琨回答：“你還是一個戰(zhàn)士，達夫先生！”

郁達夫在巴爺公務(wù)最后的居所。

參考資料：鈴木正夫著、劉高力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李杭春、郁峻峰著，《郁達夫年譜》；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王任叔《記郁達夫》；張紫薇《郁達夫流亡外記》等。

（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由郁峻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