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官方辦刊的特有模式”[1]，讀者來信在當代文學的制度設計和批評實踐層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吸引了不少文學史研究者的關注。然而，筆者視野所及，除李建立依托一批《今天》編輯部留存的讀者來信等原始文獻，對《今天》的讀者構成、傳播狀況、讀者接受等問題進行了整理和闡釋之外[2]，普遍的研究方法是將讀者來信作為切入點，揭示左右當代文學實踐的“隱形的手”，導向的是對“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學制度與文學生產的研究。如此一來，編者和媒介被置于研究的焦點，作為主體的“讀者”卻無奈隱身了。

個中緣由，主要是讀者來信這一形式特殊的當代文學文獻并沒有得到妥善的留存和發(fā)掘。原真形態(tài)的讀者來信付之闕如，研究者只能依據公布于報刊媒介上的來信或編輯群體的事后追憶這類轉述式的二手資料。如文化史學者達恩頓所說，“要研究讀者，作者手中的讀者來信和出版社的檔案是最理想的材料”[3]。理論上，讀者來信的處理有著制度性的保障，報紙、期刊、出版社這類媒介平臺以及作家都經手過大量此類材料。自《關于在報刊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4]一文發(fā)出后，“人民來信”備受重視，出版機構普遍設有專門科室或安排專人負責處理讀者來信，工作內容大致是收發(fā)來信、登記稿件、匯編意見、轉寄信件等。不過，落實到具體事務中，處理讀者來信則往往被視為邊緣性的工作。[5]媒介平臺對于讀者來信的處理，主要是通過編者按、專欄等形式，用數量反映群眾關注度，用肯定或批評意見的數據對比彰顯群眾意見，征用讀者的身份表達官方的聲音。因此，因“工農兵”之名義被推向臺前的讀者固然備受矚目，但他們的閱讀經驗和閱讀感受，即便能夠進入公眾視野，也不免經過了層層篩選和過濾，呈現出來的已不再是單純的讀者意見，而是媒介平臺的話語運作。從作家這一方面來說，無論是在世時親自整理材料還是去世后家屬留存材料，讀者來信的散佚程度可能都是最高的。重要作家、批評家或重要人物的書信往來被公認為有價值的史料，通常會單獨發(fā)表或編入文集、全集中。普通讀者的來信則不然，即使經典化程度更高的現代作家也少有此類材料的輯錄。兩條關鍵渠道沒有疏通，讀者來信缺失也就不足為奇了。

近來，筆者有幸從梁春水女士和梁秋川先生處見到了一批浩然收到的來信。這批書信原稿始于1971年，終于1991年，橫跨二十年，足有數千封。其中，文學編輯的事務性書信以及友人之間的日常通信占比最高，普通讀者來信雖然比重相對較低，但因為基數龐大，總量也相當可觀，事實上顯示了一個專業(yè)批評圈子之外的接受群體。有意思的是，當擬想中的“工農兵讀者”真正以個體面目亮相時，工人、士兵的身影頗為常見，作為農村題材小說理想讀者的“社員”，其來信反倒較為稀少。此外，大中學生則構成了普通讀者的另一個主力群體。在年代分布上，這批讀者來信在1978—1982年較為集中，恰好與轉折時期的“浩然重評”形成了呼應。自1977年第11期到1978年第2期，《廣東文藝》連刊四篇署名李冰之的批評文章，將浩然塑造為一個在過去的歷史時期犯了錯誤、有待審查的作家。當年，近乎所有的文藝期刊均參與其中。[6]如何評價浩然便由廣東文藝界發(fā)起的文學批評問題上升為轉折時期的一個全國性文學事件。雖然在事件的尾聲，文藝界通過“人民不會拋棄一個犯了錯誤的作家”[7]的表述接納了浩然，但批評形成的“歷史結論”卻如幽靈般游蕩在1980年代的文學場域中，直至當下仍然是一種有影響力的觀點。對于一個曾經在國人的閱讀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印痕的作家，“浩然重評”實際上構成了轉折時期的一個公共文化事件，它在普通民眾中激起的波瀾要遠比專業(yè)批評更為復雜。因此，筆者擬借助這批讀者來信，將目光聚焦于文學轉折之際的普通讀者，探究以下閱讀史的問題：閱讀在何種情境中發(fā)生？讀者采用了怎樣的閱讀方式、如何評價被閱讀的對象？閱讀行為背后表現出何種心理機制？閱讀活動如何從精神性的維度中解放出來，體現出其歷史性和社會性的一面？個人的閱歷、教育水平、閱讀情境等私人性的因素與社會文化的公共環(huán)境對于具體的閱讀活動會產生怎樣的交叉影響？以此呈現普通讀者的“浩然重評”，進而考察他們的閱讀經驗和內心世界。

一 “浩然倒了”：文學轉折時期的社會輿論

197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動用宣傳機器給予浩然極高的評價，儼然有將其塑造為“文學樣板”的意圖，以至于后來產生了“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之說。這一說法的學理性自然有待嚴謹的考證，但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浩然特殊的文學史位置——他已然成了過去時代的文化符號。只不過，這種被激進政治強勢干預的“經典化”并不具有穩(wěn)定性，隨著新時期的到來，對于浩然的重評勢必與當代政治的轉型一并發(fā)生。1976年10月，浩然正在上海進行《井岡山》劇本的修改工作，耳聞“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消息后立即飛回北京，之后便覺察到，“關于我的謠傳，正在各地‘盛行’”[8]。

正如一位來自黑龍江國營紅衛(wèi)農場的讀者所談到的：

很多人談起您，說您可能倒臺了。我也認為您可能要一直“隱”下去了，將來您的作品大概是不會再重新出現了，特別是看了李冰之同志寫的評“西沙兒女”及另一篇文章，認為您一定是一蹶不振了。[9]

鄭忠文1979年11月25日信

在主流批評聲音的引導下，不少讀者認同和追隨報刊媒介上的觀點，轉變了對于作家的看法。如沈陽的高二學生朱睿，原本是浩然的忠實讀者，初讀《西沙兒女》“立刻就被那散文詩一般優(yōu)美的字句吸引住了，一口氣把它讀完，然后又想方設法地從同學們那里借來了《奇志篇》……一直認為這是一部好小說”。直到“看了那位同志的評論文章，才知道這是一部，一部，嗯——怎么說呢？就是一部不好的小說吧”。[10]不同于朱睿支支吾吾地顧忌收信人感受，一位匿名讀者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當我得知你的‘罪行’，我曾詛咒你，同時為你遺憾，我不知你的心理，但從我的印象上來說我覺得你太沒有屈平的精神了（這種看法是我不久前才‘獲得’的）。做（作）為一個作家，沒有這等起碼的政治遠見，我都替你不光彩，因為我曾是你的‘鼓吹’者?？峙履阋仓垃F在你的威信掃地，因為，人民是痛恨‘四人幫’的?！盵11]歷史轉折之際，讀者對過去的時代有著切身體驗，對于他們所認為的虧節(jié)辱身的文化名人，內心涌動著激憤的情緒，匿名讀者的信中也體現出了這種歷史轉折時期特有的情感方式。由此，讀者相互“感染”，“‘浩然倒了’的流言”[12]在社會上盛傳，成為文學轉折時期社會輿論與集體心理的表征。

盡管此時對于如何處理浩然并沒有明確的官方意見，但在輿論壓力和約定俗成的批評規(guī)則下，社會上出現了民間性、自發(fā)性的抵制行為。有的國營單位做出了禁止傳播、借閱浩然作品的規(guī)定。貴陽車輛廠的圖書館管理員黃成龍便因違背“禁書令”向外借閱浩然作品，被扣上一頂“立場不穩(wěn)”的帽子，觸了不小的霉頭。[13]不知是為了早日出清以避免損失，還是為了表達站隊式的政治態(tài)度，一些地方的新華書店將浩然作品悄然下架或是當作舊書打折出售。湖北武漢，一位讀者反映批評剛開始的時候《艷陽天》尚在書店的書架上。“再以后，竟然書架上也同書刊一樣銷聲匿跡。”[14]黑龍江大慶，新華書店削價出售《金光大道》，售價從每冊一元多錢減到0.30元，大慶師范學校英語?？瓢嗟膹埩⒚駳獠贿^，特意準備用原價購書以表達自己的態(tài)度，遺憾的是“去晚了一步，沒有買到，據說它被幾位馬車老板當作抽煙紙買去了”[15]。

趙賀亭，一位有著十五年軍齡的、頗有素養(yǎng)和見識的解放軍軍官，在1979年2月像往常一樣走進寧波的舊書店時，同樣看到很多《艷陽天》新書被當作舊書處理，售價僅三角多一本。雖然早已擁有此書，出于對作家的同情和支持，他仍又買了兩套饋贈友人。他對書店的做法不以為然：

我感到這樣處理太可惜了，我很疼愛它……文化大革命以來，《艷陽天》出版數量很大，幾乎每個省都翻印過，而且不止一次地翻印，但仍經?？吹讲簧僮x者購買。就是在被作為舊書處理前不久，我還在寧波書店看到一位女解放軍原價買了三卷……雖然作為舊書出售，但買的人仍然很多，二十幾套，不幾天就售完。當然，同時作為舊書處理的其他新書為數也不少（這是應該處理的，因為讀者不歡迎）如《春潮急》《鐵旋風》《草原新牧民》《千重浪》……等，我沒發(fā)現有誰去買它。[16]

趙賀亭1979年9月24日信

這段書信涉及特定時期的書籍印刷、流通以及閱讀風尚的諸多信息，可謂閱讀史的珍貴材料。除此之外，趙賀亭還在來信中揭示了普通讀者對于流言的不同態(tài)度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爭論。他談到，“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得不到您的任何消息，人們在私下有各種議論。大體分兩種，一種認為您跟‘四人幫’很緊，是‘四人幫’線上的人”。持此觀點者依據四條證據：一是浩然在1974年的西沙之行，二是浩然作品“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最早解放出來的”，三是《西沙兒女》吹捧江青，四是浩然“在短期內（僅二十天左右的時間）寫出了‘西沙兒女’的初稿，這是忠實地執(zhí)行了‘三突出’的創(chuàng)作原則，沒有生活基礎，完全是為了趕任務”。這四條集中于“文革”時期浩然的政治表現和文學活動，與公共話語的批評保持一致，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批評引起共情背后的民意基礎?！傲硪环N認為您沒有緊跟‘四人幫’，至少跟‘四人幫’有過斗爭。”趙賀亭自然持后一種觀點，在信中對以上四條逐一反駁，并且從批評浩然的文章中分析細節(jié)，轉換為自己的論據。如有篇文章“承認您對‘四人幫’某次布置的創(chuàng)作任務，曾以巧妙的‘稱病’方式加以推脫”，在他看來，這便是抵制陰謀文藝的最好辦法，“鑒于當時您所處的身份，做到這點已經很不容易了”。[17]

類似的爭論也發(fā)生在大學的場域中。南開大學中文系的七七級大學生周薦在來信中談到：“同學之間經常談論您的問題，有同學一定要挖所謂思想根源，認為你寫《西沙兒女》等糟糕的作品是在向‘四人幫’‘搖尾乞憐’（請原諒我把這句話照錄下來），并且為他們的觀點找出理論根據，是什么‘動機和效果統(tǒng)一論’?！睂τ谶@種觀點，周薦征引巴爾扎克寫作《人間喜劇》和丁玲延安時期創(chuàng)作的例子，說明作者的主觀意圖和作品效果之間并不能畫上等號，以此把上綱上線的政治問題，下降為文學內部的問題。不過，“無論怎樣辯論，我終究成了少數派，擁護我的觀點的人少的可憐”。周薦為此感到十分痛苦，個中原因并不是自己的少數派位置，而是“覺得‘四人幫’的‘棍術’‘棒術’無形中毒害了我們的人民，使得許多讀者不自覺地用‘棍’‘棒’來鞭撻我們的作家，這是何等令人痛苦的事情啊”。[18]

周薦1979年8月3日信

分析周薦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他其實并不反對李冰之的觀點，而是反對李冰之的形式——文學批評的“文革”模式。對浩然的重評伴隨著對大歷史的重新評價、作家身份的重新認定、新的文學范式的建立而發(fā)生。歷史敘述框架的重建以及對舊有思想資源的清理，賦予了轉折年代的浩然重評以合理性和正當性。這也是李冰之的文章之所以在這一歷史節(jié)點出現并能夠在全國形成風潮的深層原因。然而，李冰之及同時期的批評文章，在切入點、行文策略甚至語言上都帶有大批判文章的疾風驟雨的痕跡。比如，以索隱式的讀法分析《西沙兒女》中的阿寶形象、《百花川》中的楊國珍形象以及大隊內部活動。文章中充斥著“陰謀文藝”“幫性十足”“黑貨”“毒草”“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等帶有時代色彩的批判術語。政治性的批評話語和批評方式殘留了激進文藝實踐的形式要素，表現出了以“文革”的思維方式反對“文革”的特點。這恰恰是一些讀者極為敏感和反感之處，反而激發(fā)了他們對被置于新時期文學對立面的浩然的同情。如一位讀者所說，“雖然我并不贊成《西沙兒女》，我也在‘文革’中被‘四人幫’害得家破人亡，但是我更討厭那種用‘四人幫’的腔調來對待‘四人幫’的人”[19]。這種同情，不僅僅是個人閱讀偏好的問題，同時包含著重建文學批評倫理的訴求。他們“基于對乘人之危打棍子的人的憤慨”[20]，認為李冰之的文章“不是站在同志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合理合情地予以指出，而是牽強附會，心懷不規(guī)（軌）的……”[21]因此，周薦等讀者固然在浩然是否犯了錯誤這一點上與主流話語保持一致，卻在對浩然的處理方式上與李冰之產生了分歧，傾向于以寬容的態(tài)度在新時期文學中接納“走了彎路”的作家。這種態(tài)度本身反映了讀者對于走出“文革”的歷史反思和更具有包容、更加健康的新時期文學的期待，折射出轉折時期的文學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實則具有建設性的內涵，共同匯合到了思想解放這一認識裝置之中。

二 介入寫作的讀者批評

事實上，如果不是基于這樣的邏輯和民意，浩然難以真正被當時的文壇所接納，新時期文學也不會以一種開放性的面貌展開。在重評正在進行時，不少人即使對浩然心存同情，也因為“不了解內情，不敢亂說”[22]和“不敢寫”[23]的謹慎心理，選擇默默關注?？磥?，當代文學規(guī)訓的不只有作家，還有讀者，后者同樣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這或許可以解釋讀者來信在時間分布上的有趣現象：1978年的讀者來信甚少，讀者的表達沖動直到1979年文壇上釋放出浩然被接納的信號才真正被激發(fā)。也就是說，就一個批評性事件而言，讀者寫信的契機不是“批評”，而是“復出”。《胖娃娃》（《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青春的腳步》（《北京文藝》1979年第6期）、《男婚女嫁》（《長城》1979年第2、3期）等新作的出現，讓這些一直在公開報刊中搜尋浩然信息的讀者[24]，為新時期文學的包容性所觸動，由默默不語到開口說話，并從中感受到了文藝政策的調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如此的寬仁。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每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黨都不會丟掉他們。同時，黨也是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人改正錯誤的。從您的遭遇，我仿佛看到了我國文化事業(yè)繁榮興旺的前途。對于我們這樣的有志于為文化事業(yè)做一點事情的青年來說，也是一種鼓舞?！盵25]

雖然從藝術性來看，《男婚女嫁》算得是浩然這一階段的代表作，但是由于當代文學期刊體制的差序格局，地方性期刊輻射范圍有限，反而被提及的頻率不高。比如就有海南讀者反映，“在我們這樣一個縣里（海南區(qū)也許一樣），這本《長城》刊物，上至書店，下至藏書的圖書館，找遍都說沒有”[26]。因此，兒童文學短篇《胖娃娃》就成了來信中被提及次數最多的作品。這篇小說寫作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密云縣五里坨”，是一部象征意義大于文學意義的作品。作品刊出前，編輯王扶去信告知刊發(fā)事宜，茲將此信抄錄如下：

浩然同志：

《胖娃娃》四月號用，主要嫌太長，我壓了一些，您看是否合適。

其余兩篇一并送上，請查收。

我們這里的同志都很關心您，期望能鼓起您的勁頭，再多寫一些。

內蒙（古）的一個同志（馮苓植）一直托我引他去拜訪您，不知可否，請順告。她和楊嘯很熟，也認識老馬。

再見！

王扶 3.12

小說語調清麗，帶有牧歌情調和閑適之感。大致情節(jié)是“我”“為了暫時離開總是有人吵吵嚷嚷不停聲的大城市”，在長城下邊的一處軍營中借了一間小房子，“想安安靜靜地編寫故事”。不料卻受到政委家活潑調皮的小女孩的打擾。為了躲避喧囂，“我”到鄉(xiāng)野漫步，在自然中疏導了自己的情緒。后來，當得知“我”是一位為孩子們寫作英雄故事的作家時，小女孩從搗亂者變成了維護者。她在“我”房前站崗，擋住別的小孩子玩鬧，并寬慰“我”說：“你回屋里去寫故事書吧；寫好多好多講英雄故事的書。我在這兒給你看著，他們誰也不敢吵你?！睂φ兆骷冶藭r的處境，會心的讀者自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

不過，故事本身過于簡單，難孚對作家歸來的期待。讀者欣喜于作家“復出”的同時，也從小說的字里行間，看出了“‘不愉快’的‘心緒’”[27]，并提出批評性的意見。讀者鄭玉貴認為《胖娃娃》“就內容、題材，還是不太廣，思想性和藝術性（藝術感染力）不如《艷陽天》的感染力強”。為此，他試圖以傷痕文學為標桿，為作家下一步的寫作出謀劃策：“別人能寫出‘班主任’‘傷痕’，憑您過去長期深入工農群眾之中，對人民群眾感情的了解之深，為什么不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呢？您的思想要真正快點‘解放’出來……”[28]

鄭玉貴1979年信

正因讀者對作家寫作的主動介入，讀者來信不再是單向度地表達對作家的仰望，而是變成了作家感知外部世界的特殊渠道。在這個渠道里，讀者的閱讀訴求、社會方方面面的信息涌入作家的視野，拓展了作家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成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素材，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或干預作家對現實的判斷。不少讀者樂于在信中講述農村改革的親歷見聞，從另一個層面開拓了作家對于生活的認識。讀者王勤是廣東屯昌縣（今屬海南）的基層干部，他在來信中講：“近來我們縣里還是有工作隊下到生產隊，這是由于前段時間搞責任制所出現了偏差，一些地方分田到戶，單干風盛行，很象《艷陽天》《金光大道》上所說的一些?！浀昧昵拔覐暮？谑邢锣l(xiāng)到這個縣時的農村狀況，又是另有一番景色……至今如同翻了個頂……”[29]兩年后，青年讀者韓健的來信同樣有著豐滿的歷史細節(jié)：“從同學口中得知他們所在生產隊因搞什么包產到戶、發(fā)家致富，不少的人外出做工，有些勞力少的家庭竟寫信到部隊上去讓他們的兒子回家種田。據在部隊的同學回來說，這種現象占深山、水鄉(xiāng)地區(qū)農村兵種的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五之多。生產隊里有的糧食減產到五萬—三萬多斤。農村人的心全讓他們給攪亂了，這竟然是為了什么呀？”[30]這些與主流敘述存在著偏差的親歷者體驗，讓我們得以觸摸混融在改革開放歷史現場中的異質性氣息。1980年代，經歷“重評”的浩然從上一個時代的中心作家變成了新生活的“追趕者”[31]，與“前三十年”的特殊聯(lián)系讓他與新生活的融合有著比同代人和新銳作家更高的難度，也讓他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創(chuàng)作新變和思想狀態(tài)具有了癥候性的意義。這一時期，浩然對農村改革思考的主線索，是生產責任制改革完成之后“下一步怎么辦”的問題。集體化時代的社會理想是浩然認識改革和閱讀新時期文學的前理解，并被他轉化為觀察改革年代農村現實的參照系。在以《蒼生》為代表的一系列表現農村現實生活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因作家無法重建對農村的總體性認識而產生的困惑與矛盾。浩然選擇以集體化的優(yōu)越之處為參照觀察改革，暴露現實生活中隱藏的問題，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講，《蒼生》可以說是一部改革時代的“問題小說”。這種異質性的寫作為我們重返改革現場提供了一個支點和跳板，同時構成了“八十年代浩然”的文化姿態(tài)和文學史意義。[32]在看待農村現實的視角上，浩然和他的一些讀者體現出了某種一致性。亦或者說，讀者提供的微觀體驗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作家文化姿態(tài)的確立。

三 閱讀經驗的時代語境

除卻以上層面，這批讀者來信的可貴之處還在于涵蓋了許多普通讀者的閱讀記憶，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讀者在何種情境中以何種方式進行閱讀，閱讀感受如何，受到怎樣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筆者此前曾對此做過初步探討，試圖勾勒出文化激進派確立的閱讀規(guī)范與個體讀者創(chuàng)造性閱讀實踐之間的張力，以1970年代文學的彈性空間去想象一種多樣和柔性的文學狀態(tài)。同時也注意到，青少年作為“闡釋的共同體”呈現出了某種共通的閱讀路徑和情感模式。[33]當時囿于材料，依憑的主要是1970年代的主流批評和浩然去世后讀者的回憶性文章，在處理的問題和征引的材料之間，不免有時空的錯位。借助于這批讀者來信，這個問題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討論。

這里，我們不妨首先看一段杭州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大學生仉濃水的來信：

在中國文壇最荒涼的時候，我進入了中學學習。那時正是一個人求知欲開始爆發(fā)的時刻，對書本的渴望是多么強烈啊?？墒俏覀兊氖掷?，除了一本教科書，還是一本教科書。在一個意外的時刻，我看到了您的《艷陽天》。浩然同志，您可曾想象得到當時我們是何等的狂喜啊。我們搶著要看，幾乎打架了，最后才想出辦法，像讀報一樣，大家圍在一起，一個同學讀，大家靜靜地聽。我們熱烈地爭論，用幼稚的思維力，去判斷書中的人物。我們忘不了我們的好哥哥蕭長春，忘不了我們的好朋友小石頭，也忘不了姐姐焦淑紅，還有那個禿頭馬之悅，我們對他恨之入骨。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才熟悉了您的名字：浩然。

進入高中了，我又讀到了在教科書里的您的短篇《一擔水》，課堂上，老師向我們介紹了您的簡歷，我們對您佩服得不得了。因為老師說，您只讀過幾年書，而我們卻是個高中生了，有幾個人連句子也寫不順呢。

高中剛畢業(yè)，我作為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到杭州大學中文系學習來了。這使得我有機會拜讀了您的所能找到的全部作品，從《新媳婦》到《蜜月》到《金光大道》，我特別喜歡您的幾個短篇集子。您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了許許多多可敬可愛的“新人”。這些人都是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啊。當前發(fā)表在那些刊物上的作品，能有幾篇達到您的二十年前的水平呢？

仉濃水1979年6月1日信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讀者來信所建構的閱讀情境——讀者接觸浩然作品的時刻發(fā)生在渴求閱讀而又恰逢文學讀物匱乏的歷史節(jié)點上，閱讀行為帶來了觸動心靈的審美體驗，形成了他們在回顧閱讀經驗時的記憶濾鏡。而且，讀者講述閱讀經驗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將個體行為放置于大時代的背景中，并將同時代作品作為評價浩然的參照系?？梢?，他們所勾勒的閱讀情境的突出特點不是私密性，而是公共性的。在對自己閱讀體驗的重述中，他們已然自覺意識到了時代情境帶來的影響。對他們來講，與此相關的閱讀記憶已經內置于個人的生命體驗中，與其說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可以被獨立評判的作家，不如說面對的是大時代中個人的青春記憶。由此，讀者與作家的情感聯(lián)系，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類似于知青群體“青春無悔”的認知邏輯。

就以讀者劉才文的閱讀經歷來說吧。這位湖南省衡陽市第一機械廠的工人，是一位醉心于文學寫作的業(yè)余作者?！耙痪牌擤柲暾俏乃嚂嫒钡臅r代，也是我業(yè)余文藝創(chuàng)作興趣最大的時候，是您的《艷陽天》使我逐開眼界。”他盡可能全面地閱讀浩然作品，尤其對《艷陽天》和《春歌集》格外喜愛。1971年，他在家鄉(xiāng)鄉(xiāng)村中學教書，“書源極貧，可創(chuàng)作愿望又強”，于是一有時間就讀《艷陽天》，一年中讀了不下十遍。他清醒地意識到：“這大概也是由于當時的環(huán)境造成。因為，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要想找到一位蒙師，可謂對著天空要月亮。怎么辦呢？只有從書里去認老師吧。當然，在這段時間里也讀了些古書。在我的家鄉(xiāng)，除‘四部古典’小說外，還有《三俠劍》《季云傳》《三俠五義》等書，這些書我都讀過，但很多東西一晃就過。一是和我生活的年代相差太久；再就是，借人家的書不能時間太長。更重要的是，書主怕惹禍，這樣一來，《艷陽天》就成了我的課本。”1972年入伍后，他先是在工程兵某師警衛(wèi)連當文書，后來調到師政治部做圖書、廣播放映工作，可以接觸到的讀物多了，閱讀視野得到了極大拓展。結果還是只能將《艷陽天》作為“當時唯一的業(yè)余讀物”?！盁o因，有些書實在是寫了不是叫人看的……我覺得有些書讀起來就象受罪，還不如跟著肖長春重新回到我們河北平原走一走呢?！盵34]

這進一步提醒我們，閱讀是有歷史性的，審美感受也是有相對性的。如研究者所論，“在一定社會、一定時期的讀者，他們都分享有大致類同的文化傳統(tǒng)、生活態(tài)度與價值觀，他們所閱讀文本的文化構成、敘述方式，以及他們理解、闡釋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仿的”[35]。就閱讀浩然這位與當代歷史無法分割的作家個案而言，盡管個體經驗千差萬別，匯總到一起呈現出的卻是時代情境加諸閱讀行為之上的整體性文化范式。不僅是讀者的閱讀選擇和閱讀感受，就連讀者的閱讀策略，亦即對作品的讀法同樣受此因素的影響。

如果我們延續(xù)將文化激進派對作品的閱讀規(guī)范概括為“教材型讀法”的論斷，那么這批讀者來信顯示，主流意識形態(tài)規(guī)訓閱讀行為的努力并非徒勞之舉。姜奎熹的事例說明一些具有文學熱情的農村基層干部，真的試圖將文學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自覺追隨主流閱讀規(guī)范。這位土生土長的農村青年追求政治進步，1972年中學畢業(yè)后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農村中做過民兵工作、青年工作、生產隊長、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參加過州委組織的農村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長期的基層工作經驗讓他意識到，“一部反映農村生活的好作品，對鼓舞人們的斗志，幫助人們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指導農村的三大革命斗爭，有著多大的作用”。因此，他反復閱讀《艷陽天》，把蕭長春視為“立在我身邊的一面活的鏡子”，并將電影插曲的歌詞“貧下中農的主心骨，敢斗風浪的好帶頭”作為自己的工作信條和守則。在同一些干部、社員做思想工作的時候，他常常援引《艷陽天》中的人和事作為例子。恢復高考后，他在1977年末考入延邊大學政治系。不過，他并不安于自己的專業(yè)，反而“決心做一個勞動人民的歌手”。在他看來，“幾年的斗爭經歷”為他從事創(chuàng)作“在生活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政治課又能夠讓他“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準確的觀察社會，更深的開掘生活”。[36]只有獻身于寫作這一宏偉事業(yè)，生命才有意義。

相對于姜奎熹所可能代表的農村基層干部的閱讀方法，大多數工農兵讀者追隨主流規(guī)范的努力，表現在自覺地接受“社會主義新人”的詢喚，在精神和道德層面上進行自我提升。讀者鄭玉貴談到：“這本書在我少年時代的心中，就播下了愛憎分明的種子，它告訴了我什么叫平凡而偉大，怎樣做才是一個真正的‘人’?！耶敃r曾幼稚地認為真有蕭長春、馬四爺、韓百仲這些人。我想找到他們，在他們的幫助下成長，長大了做他們那樣的人?！彼Q浩然的小說“打開了我的心靈，使自己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至今仍起著教育、鞭策自己的作用”。[37]更有讀者從英雄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流露出類似于勵志型讀法的描述：“我的人生道路是極其坎坷不平的；我有過灰心的日子，有過迷亂的時刻，但正是您作品中的肖長春、高大泉等英雄人物教育了我，堅定了我在生命的長途上跋涉下去的信心?！盵38]學界的普遍看法是：蕭長春、高大泉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傳聲筒，人物形象單薄，反倒不如“彎彎繞”“馬大炮”等中間人物刻畫得活潑、生動。上述讀者來信的意見反倒提醒我們，注目于中間人物身上所攜帶的文學的“美”固然沒有問題，但不應該因此遮蔽了正面人物形象中所寄寓的人性的“善”。浩然寫作核心的問題意識在于“小說存史”。這里的“史”不僅指向農業(yè)合作化的歷史進程，更是指向了對民族心史的記錄：個體單干的農民如何組織起來，催生出了新的國民精神的養(yǎng)成?！皩⑹龆裕趪液腿嗣裰g，尤其是下層人民，這一‘國家’還不能僅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層面，它必須轉化為一種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形態(tài)，只有這樣，這一‘國家’才能轉變?yōu)椤鄶等说男拍睢??！薄爸匦戮喗Y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或者說，重新創(chuàng)造了一個政治／經濟的共同體，同時，更重要的，這也是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它的核心正是相互扶助?！盵39]在《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中，浩然在古老的土地上建構了一種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自我之外有他人，村莊之外有國家。通過階級這個超越性的概念，農村中的“帶頭人”得以想象出一群與自己一樣的人的生活，進而帶領自然村莊進入這種想象的共同體中。因為這種社會理想、道德品格、政治意識、家國情懷的確立，數千年的傳統(tǒng)農民便被改造為社會主義的主體。對于這種新的品性的歌頌，也就構成了《艷陽天》與《金光大道》的敘述品格。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講，浩然說：“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愛這部《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我永遠偏愛蕭長春、高大泉這樣一心為公，心里裝著他人的人，他們符合我的理想?！盵40]

另一方面，不少讀者的閱讀策略則與主流規(guī)范有明顯的偏差，他們選擇以審美批評的方式閱讀浩然，又因讀者的身份、教育程度、文學趣味等因素，提供了與專業(yè)批評不一樣的閱讀方法和評價標準。尤其是對有著農村生活經驗的讀者來說，他們更容易對浩然講述的故事和創(chuàng)造的人物產生共情，而且往往以更為嚴苛的眼光看待作品細節(jié)是否真實。如謝湘亭的來信顯示，他最早閱讀浩然是在初一，當時感興趣的是作家創(chuàng)造的兒童形象，等到中學畢業(yè)在北京近郊插隊近三年后，他越發(fā)覺得浩然筆下的人物“是那樣成千上萬地生活在我國的北方農村”：“我周圍的那些農村的男女老少，有時說的話竟與您作品中的人物對話整段整段地相似！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相貌有的竟與您作品中的人物不差左右。這么說吧，您作品中的人物，絕大部分我都在現實生活中相識啦?！梢哉f您的作品最能吸引讀者的手段就是對人物心理的細膩、真實的描寫。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動叫人看起來又傳神又痛快，好像人物就在你的眼前或者你看的正是人物寫給你的一份思想匯報?！盵41]

謝湘亭1979年11月11日信

上文提到的讀者趙賀亭是唐山人，他根據小說的語言和地名，推測出作家是河北薊縣人，閱讀直覺所依憑的正是具體的生活經驗。他把《艷陽天》比作現代農村的《紅樓夢》，認為“要把這么龐雜的人物寫得那樣活靈活現，在同題材的作品中實在罕見”。他的評價不可謂不高，不過并非坐井說天闊，而是以豐富的閱讀量和對文學細節(jié)的分析作為支撐的：

我喜歡農村小說。過去，也出現過不少描寫農村生活的能手，如趙樹理、李準、周立波等同志?！F在，我感到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實在太少，有些作品質量也不很高，倒不如新手的作品受歡迎。如梁斌同志的《翻身紀實》、王希堅同志的《雨過天晴》、陳學昭同志的《春榮》等，一直在書店里積壓著。尤其是梁斌同志的《翻身紀實》。這里且不談它的思想內容如何，里邊有些情節(jié)就很不真實，缺乏實際生活常識。如堂堂一個男子漢，竟斗不過一只大公雞，先是被公雞啄了左眼，后來又啄了右眼，再后來又被啄的頭破血流，最后竟動員了全家大小，來捉拿這只公雞，結果還是沒有捉到。這樣的虛構就未免太不令人置信了，也太有點幼稚可笑。以您的《艷陽天》為例，里邊也寫到了捉雞的事，但卻很真實可信，書中很多有趣的情節(jié)令人信服，符合邏輯，經得住推敲。[42]

在此，普通讀者筆下的“真實”就現出了同專業(yè)批評文章中的“真實”細微的差別：前者落在生活實感的層面上，而后者作為當代文學批評的關鍵詞則顯示出了自動化的危機，沒有能力進入那種經由共同的生活經驗所編譯的文學細節(jié)。從讀解作品的層面上講，這正是普通讀者優(yōu)越于專業(yè)批評家之處。

結語：從文學史到文化史

如果從精英史學的視角來看，絕大多數讀者來信是單向、私人性的，沒有在公共空間中產生影響，而且大多瑣碎、雜亂，所能存儲或負載的有效信息實在有限。無論是以批評話語還是以文學史料的尺度來衡量，它們都不具備與理論設想相匹配的價值，亦即在這個特殊的材料形式領域中存在著“功能預設與現實存在的根本錯位”[43]。不過，從閱讀史的視角來看，長時段的、大量的讀者來信見證著作家與讀者的關系，能夠反映文學風尚和社會生活的變遷，傳遞讀者的人生經歷、閱讀經驗、思想情感，在個人話語之中蘊藏了普通讀者的文學百態(tài)?？鋸埖卣f，普通讀者來信或者說原真形態(tài)的讀者來信，與我們通常理解中的“讀者來信”可謂是分享著同樣名字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事物。文學史上的“讀者來信”反映的是文學生產的問題，而普通讀者來信作為一種集體性、匿名性的和歷史現場的聲音，反映的則是文學生活的問題，是一個更為底層的架構。

誠如王本朝所論，“雖然在理論上，文學的讀者——人民群眾被置于一個有決定權的位置上，但在文學的實際接受過程中，它卻處于被給予和被利用的狀態(tài)，成為一種想象性的文學力量”[44]?；蛟S只有經由這些原真形態(tài)的讀者來信，我們才有可能將這一“虛構的文學符號”從歷史的沉積層中打撈出來，并由此進入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內心，窺探普通讀者對于文學事件的看法。

然而，當我們沿著這條路徑走下去的時候，會恍然發(fā)現這或許已經不再是一個文學史的問題而是具有了文化史的內涵?！拔幕吩噲D像理解思想家的精神世界一樣去理解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它根源于社會史，因此不會忽視人們的生活、情感、飲食和死亡，它會去理解人們的日?；顒樱⑶以噲D理解他們生活的那個世界?！盵45]在這個為新的研究視野所照亮的文學世界中，普通讀者和文學精英比肩而坐，文學不再是作家、專業(yè)批評家的專屬，而是回歸到日常生活中，成為普通人表達自我的媒介，由此，傾聽他們的意見和感受也便具有了可能性。至少對于有著群眾文化體制[46]支撐，引發(fā)過公眾參與熱情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文學而言，將視野聚焦于普通讀者無疑能夠為當代文學的文學史研究注入社會史和心態(tài)史的細節(jié)，豐富其歷史內涵。

注釋：

[1]斯炎偉：《“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藝報刊中的“讀者來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2]參見李建立《轉折時期的文學生活——〈今天〉（1978—1980）“讀者來信”研究》（《文藝研究》2014年第8期）與《轉折時期的文學青年——以〈今天〉（1978—1980）的一位讀者及其編印刊物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7期）。

[3]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頁。

[4]《關于在報紙刊物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人民日報》1950年4月19日。

[5]本文的中心人物浩然就曾在《河北日報》擔任記者期間，因為兩次失實的報道被調到讀者來信科。在他看來這屬于“戴罪發(fā)配”，因為“讀者來信科被人認為是整個編輯部最末流的科室，安排到這個科工作的人都是一些被照顧的病號或有孩子和家務拖累的婦女，以及那些剛從中學分配來不能擔負正式工作的小青年”。參見浩然口述、鄭實采寫《浩然口述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頁。

[6]1978年內，筆者所見刊出重評浩然文章的報紙、期刊計有：《解放軍報》《廣州文藝》《南京師院學報》《湘江文藝》《廣州日報》《北京文藝》《湖北文藝》《寧夏文藝》《上海文藝》《文匯報》《天津日報》《解放軍文藝》《長江文藝》《南方日報》《山東文藝》《天津文藝》《遼寧文藝》《廣西文藝》《邊疆文藝》。

[7]李德君：《危險的道路 嚴重的教訓——評〈西沙兒女〉作者的變化》，《北京文藝》1978年第10期。

[8]浩然1976年11月4日致馬貴民信，《浩然書信集》，未刊，后同。

[9]鄭忠文1979年11月25日信。

[10]朱睿1979年6月6日信。

[11]“一個文學愛好者”1979年3月9日信。

[12]“一個讀者”1979年11月13日信。

[13]黃成龍1980年3月27日信。

[14]匿名讀者1979年11月13日信。

[15]張立民1979年11月2日信。

[16][17]趙賀亭1979年2月12日信。

[18]周薦1979年8月3日信。

[19]張志軍1979年5月16日信。

[20]楊屏1979年5月16日信。

[21]朱海東1979年1月7日信。

[22]仉濃水1979年6月1日信。

[23]張冀廣1979年1月24日信。他在信中寫道：“原諒我的軟弱：前一段時間我多次想寫信給你，但不敢寫……”并在“不敢”二字下面標記了著重號。

[24]讀者孫立華在1979年2月9日信中寫道：“已近一年的時間了，我似乎已養(yǎng)成了習慣，每當我拿到月刊《人民文學》或《北京文藝》，總是要先瀏覽那些目錄，我多么希望能夠早日看到您的作品??！但很多次都使我失望的放下了。”

[25]江社平1979年11月4日信。

[26]王勤1979年10月31日信。

[27]乃仁1979年11月9日信。

[28]鄭玉貴1979年信，具體日期不詳。

[29]王勤1979年10月31日信。

[30]韓健1981年3月21日信。

[31]康凱、陸瑩：《追趕者的足跡——評浩然近年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

[32]參見拙文《〈蒼生〉與“八十年代浩然”》，《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33]參見拙文《浩然的“讀法”——兼及20世紀70年代閱讀史研究》，《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5期。

[34]劉才文1979年5月31日信。讀者尚建軍1979年4月24日信中同樣表現出了閱讀時的參照意識：“在‘四害’橫行時期，幫派文學作品象沙漠一樣枯燥無味，而你的作品卻象甘霖泉水一樣，生活氣息濃厚，清新活潑，沒有條條框框……”

[35]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wèi)生”書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頁。

[36]姜奎熹1979年11月13日信。

[37]鄭玉貴1979年信，具體日期不詳。

[38]朱海東1979年1月7日信。

[39]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6—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頁。

[40]浩然口述、鄭實采寫：《浩然口述自傳》，第238頁。

[41]謝湘亭1979年11月11日信。

[42]趙賀亭1979年2月12日信。

[43]斯炎偉：《“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藝報刊中的“讀者來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44]王本朝：《人民需要與中國當代文學對讀者的想象》，《西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45]楊磊：《達恩頓談十八世紀研究與書籍的未來》，《上海書評》2020年1月5日。

[46]石岸書：《作為“新群眾運動”的“新時期文學”——重探“新時期文學”的興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