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斯年信函

羅隆基（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五），字努生，號魯參，江西安福人。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創(chuàng)始人之一。一九一三年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二年七月赴美留學，一九二八年獲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后任教于光華大學。不久創(chuàng)辦《新月》雜志，隨后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一九四〇年春被聘為西南聯大（北大）教授，但為時不長，一九四二年四月就被解聘。有關羅隆基的研究，成果不少，劉志強教授編輯了《羅隆基文集》（四卷，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書中收錄他編的《羅隆基年譜》，對于被西南聯大解聘一事，年譜中并無涉及。筆者在整理傅斯年與鄭天挺書信時，發(fā)現一函，詳細討論了此事，或可略補不足，也為深化西南聯大時期傅斯年與鄭天挺的交游，增加一個插曲。

傅斯年函

為全面了解事件原委，先從傅斯年致鄭天挺的函談起，全文如下：

毅生吾兄左右：

羅努生聞已由北大（聯大）解除聘約，未知然否？如已解除，弟不啻釋重負也。此君之來，端升說是我的主張，此未可囫圇說。我乃有條件之主張，端升將條件去之，而仍說是我的主張，此端升之脾氣也。此事經過如下：

在某一次開參政會時，努卿為“憲法”大努力，而受某鉅公之責。當時弟與枚蓀皆覺努為過，其雖不遜，其人確有材，似應給他一個最后的機會，免得他跟著一群浪人作浪去。（此在今日思之，固為妄想；在當時，確同情他，心惜其才也。）彼時吾輩固同情之，而惜之，而欲其不隨下流也。故弟與梅蓀、端升商量此事，弟之主張如下：

由端升（法學院長，此事本由他經管）勸羅，以后務正業(yè)，埋頭讀幾年書，不要兼事、多事。如可能，則北大可以聘之為教授。但此須先與孟鄰先生詳商，并須清華不反對。端升如何對孟鄰先生說，我不知道，但北大請他了，云是我的主張。努生在暑假尚未如校前，即兼了某系顧問（雪萍告我的），我去問端升，何以不遵當時之條件，端升說，他（錢）請他（羅）本是無條件的，請人是要禮貌的，不能有條件。我說，我們本來說是有條件的，如無條件，那就只是你錢端升的事，而不是我傅孟真的事了，此與端升一吵也。即請端升告羅，不能兼差，端升不肯，二吵也。其時鈞行先生為我們獻請此事，錢、羅均在座。我即對努生云，“北大請你，是希望你能專心，能埋頭讀幾年書，能不兼鬧事，今聞兼顧問，大不便”。努生力解釋無此事，只繆請他一次，他已堅辭?？梢詴媱澋母遄?，而不受酬云云。返后，弟對端升說，此事還請兄隨時注意，端升云不能。

次年，端升以努生為介，在某處弄到錢，續(xù)辦《今日評論》。陶孟老大怒，稱云，與端升大吵兩次。孟老勸我，也勸端升，我說，我既不為《今日》作文，無此資格。但后來實微勸之，則端升咆哮如雷也。

以后在龍泉鎮(zhèn)錢公館閑談，因弟仍念道請努生之條件一事，端升大怒，弟亦大怒，論：（一）兄根本看不起北大及其同人，故做法學院長而不努力。（二）羅努生事，實是改了原議（條件），傅孟真為此蒙不白之冤。端升末云，向北大辭職。我說，這與我不相干?？傊?，以前為羅事數次小吵，此次大吵，以后遂不能談此調矣。羅二年中，聞并未用功，且前年之事太丑矣，其解聘宜也。此函乞轉陳孟鄰先生及枚蓀、金甫兩兄一閱，勿公開傳觀也。專此即頌

大安

弟斯年

八月廿一日

傅斯年此函中雖談羅隆基解聘事，實際上是說明他和錢端升對于聘請羅隆基的態(tài)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先對西南聯大（北大）如何聘請羅隆基稍加考辨。

二、西南聯大聘任羅隆基

羅隆基原為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一九三八年八月，因為日本人占領天津，《益世報》停辦，羅隆基遂南下，但一直并無固定工作。他熱衷于社會活動，一九三八年六月，國民政府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成立，作為國社黨領導人，羅隆基被選為參政員，開始參政。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他參與起草憲法修正案，陶孟和、周炳琳、錢端升和傅斯年都參加此會了，因而相互熟悉起來。九月份，羅隆基主稿，編成了《五五憲草修正草案》，十一月，再由羅隆基主持，進一步完善《五五憲草修正草案》。這就是傅斯年函中所言“在某一次開參政會時，努卿為‘憲法’大努力”之意。一九四〇年三月，憲政期成會第三次會議，綜合各方意見，進一步修改《五五憲草修正草案》，最終成《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簡稱《期成憲草》），此修正案特別提出“國民大會議政會作為國民大會的常設機構，在國民大會休會期間行使民眾對政府的控制權”。四月份，進一步討論修正案，爭論甚烈，會后將各方意見上報國民政府，被蔣介石批評為“違背孫中山民眾有權、政府有能，萬能政府的設想”（劉志強：《羅隆基年譜》，172頁），這就是函中“而受某鉅公之責”所指。

傅斯年通過這幾次會議，對于羅隆基的學識較為欣賞，覺得他“確有材”，擔心“他跟著一群浪人作浪去”，珍惜他，同情他，于是跟一同參會的北大（西南聯大）同事法學家周炳琳、錢端升（法學院院長、政治學系主任）商量，提議聘請羅隆基為西南聯大（北大）政治系教授，當時為一九四〇年四月；而羅隆基正式就任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乃是一九四〇年九月秋季學期以后。由北大聘請羅隆基，傅斯年是有條件的，誠如函中所言：

第一，請錢端升轉告羅隆基，要專心學術，少摻和社會上的事情?！耙院髣照龢I(yè)，埋頭讀幾年書，不要兼事、多事。如可能，則北大可以聘之為教授。”少搞社會活動，也不要到處兼職。盡管由錢端升聘請，但傅斯年見到羅隆基，還親口跟他表達此意。盡管羅隆基矢口否認，但要求羅隆基不參與政治活動，專心于學術研究，幾乎不可能。盡管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未獲通過，對于羅隆基等主張憲政的民主人士是個打擊，但并未阻擋羅隆基參政議政的決心。他借助《今日評論》等期刊，時常發(fā)表主張憲政、抨擊時政的政論文章，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還在昆明以西南聯大教授的名義，接受《新華日報》記者的采訪，暢談國內外時事形勢。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在重慶，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人秘密成立民盟。所有這些活動，完全違背了傅斯年所提出的“條件”。

第二，請錢端升先跟北大校長蔣夢麟商量，因為是在昆明西南聯大，不僅要得到蔣夢麟同意，同時清華的同人們也不能反對，才有可能實現聘請。函中言“但此須先與孟鄰先生詳商，并須清華不反對”，這是第二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對羅隆基本人的要求，算是內因；第二個是學校層面的問題，則是外因。外因雖也有點問題，但無實質影響，內因則并未如傅斯年之意。因為在暑假期間，羅隆基還沒有正式入職前，傅斯年就聽說羅隆基為某系兼職顧問，引得傅斯年不快，并向錢端升興師問罪。最終獲悉原來錢端升根本就沒有跟羅隆基提這所謂的“條件”，錢端升堅持：“他（錢）請他（羅）本是無條件的，請人是要禮貌的，不能有條件?！北M管傅斯年跟錢端升都希望聘請羅隆基為教授，但兩人的出發(fā)點與原則完全不同。傅斯年想勸羅隆基專心學術，以不摻和社會活動為前提，方能聘請羅隆基為教授；而錢端升本著“禮貌”的原則，未提任何條件，因為聘請羅隆基具體是由錢端升去辦的。因此，羅隆基對于傅斯年的要求并不重視。而在傅斯年等人看來，羅隆基參與政治活動，就是違背了聘任的前提，其解聘就在意料之中。

錢端升跟羅隆基都是法學與政治學方面的專家，兩個人都留學英美，主張憲政，他們二人都是《今日評論》的核心作者，錢端升負責《今日評論》之編輯，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停刊，“《今日評論》出版二年余……乘印刷無法準期之會，停止發(fā)行，計出一百一十四期”。可見，錢端升跟羅隆基的關系，原非傅斯年可比，自然錢端升不會按照傅斯年所設定的條件，去要求羅隆基，這導致傅斯年對錢端升極為不滿。羅隆基還為《今日評論》的出版，幫助錢端升尋找經費，引得陶孟和也大發(fā)雷霆。而因為羅隆基聘任之事，傅斯年跟錢端升多次爭吵，互不服氣，甚至于在錢端升府第，兩人還互不相讓，吵得不可開交！傅斯年指責錢端升有二罪：“（一）兄根本看不起北大及其同人，故做法學院長而不努力；（二）羅努生事，實是改了原議（條件），傅孟真為此蒙不白之冤。”認為錢端升無所作為，而聘請羅隆基，假“傅斯年之名”，卻行“錢端升之實”，使得傅斯年“蒙不白之冤”。傅斯年之所以這樣說，乃因聯大諸教授都對聘請羅隆基為教授表示不滿。一九四二年商議解聘之時，鄭天挺論之曰：“前年聘努生為教授本出端升、孟真之意，蓋望以此移其政治活動之心，減少中央之麻煩也。既發(fā)表，全校大嘩，以為其學、其品均不勝此，因之端升、孟真并致互責?！保ā多嵦焱ξ髂下摯笕沼洝?，中華書局二○一七年版，526頁）這也就是傅斯年所謂的“蒙不白之冤”所指，也點出了他們之所以“互責”的原因。

三、羅隆基之解聘

傅斯年信中提：“羅二年中，聞并未用功，且前年之事太丑矣，其解聘宜也?！绷_隆基被聘為西南聯大教授是一九四〇年春，此函寫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事實上，早在一九四二年初，北大校長蔣夢麟就在考慮解聘之事，并跟北大秘書長兼西南聯大總務長鄭天挺商談。《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有詳細記載。其文甚長，錄之如次：

八時起。師約談羅努生解聘事。此次師在渝與諸人談，皆謂委員長不滿于羅努生，且疑上月學生之事由其主動。學生事起，重慶疑出（潘）光旦、（張）奚若、（羅）努生三人，而光旦、奚若皆有為之辯解者，獨努生無之，其嫌愈重，然其人實無此力也。師在渝雖為之剖白，終無濟。布雷、立夫告師，委員長之不滿于其人，不專為學生事，且其向盧漢言中央種種，盧悉以陳委座，委座以其挑撥中央與地方感情，深惡之。往嘗向立夫責問聯大請其為教授，教育部不干涉之故。繼以此次學生之事，恐更無以輕其責，因力勸師解其聘，師以生活為言，布雷意參政員月薪五百元亦差是矣。師舉以相告，并商之，余意可送滿聘約薪俸，婉函以告之，蓋不解聘，恐亦難安于職也……去年余自川歸，與樹人、廉澄談，忽及努生續(xù)聘事，兩君大詈，主聯署致函校長請解其聘，余以使校長為難，婉勸之，今以此解去固未盡美，然于校內可減一糾紛也。在努生，或以此反成其名。（《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526頁）

鄭天挺，攝于西南聯大時期

鄭天挺日記中所言原因復雜得多，遠非傅斯年函中所提及之簡單，最為關鍵的因素是蔣介石對他不滿，可以說積怨甚深，由來已久。首先，聯大聘請羅隆基為教授時，蔣責問教育部長陳立夫為何不過問，原因何在？其次，一九四二年元月學生游行，國民政府懷疑背后鼓動者系潘光旦、張奚若和羅隆基，有人為潘、張辯解，卻無人替羅隆基說話，即便后來蔣夢麟替他說話，也無濟于事，故再加一罪。第三，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滇南作戰(zhàn)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司令盧漢“言中央種種”，盧漢將他的話全盤告知蔣介石，“委座以其挑撥中央與地方感情，深惡之”。有此三大罪狀，再加上他所參加的一系列社會活動，更令蔣介石不快，所以蔣介石直接向蔣夢麟施壓，令其解聘。蔣夢麟還是顧及情面，言及他的生活可能困難，陳布雷說羅隆基作為參政員，月薪五百，足夠生活。鄭天挺以為不要明言解聘，“可送滿聘約薪俸，婉函以告之，蓋不解聘，恐亦難安于職也”。處理辦法，相當厚道。事實上，聯大校內多名教授對羅隆基不滿，甚至于一年前趙乃摶等聽說續(xù)聘羅隆基，“兩君大詈，主聯署致函校長請解其聘”，今將其解聘，也減了校內一個糾紛；“在努生，或以此反成其名”?？梢?，解聘羅隆基一事，在當時也算一個不小的事件。

事實上，一九四二年春季開學很長時間，羅隆基都沒有到校，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鄭天挺日記載曰：“羅努生赴渝未返，上課已逾三分之一，于校章不應更允其請假，且離昆又有政治關系，歸期更莫定。長此懸而不決，亦無以對他校、對學生。往時師在渝已允解其聘，若更延稽，亦無以對中央。故師命由校備函送四、五、六、七，四個月薪津作為解聘。”（544頁）次日，“與匯臣、矛塵商致羅努生函稿，余刪至極簡，俾免枝節(jié)，但太簡，失之質直矣”。又過了兩天，“復與端升、孟鄰師久談，端升不以函辭努生為然，謂如此反授之以柄，不若遲之不至，自然解聘，毫無痕跡也。其言甚當，然師明后日即將入渝，設當局詢及，何以自解耶？”（545頁）解聘羅隆基之事，定下來后，如何通知羅隆基，讓鄭天挺等人反復琢磨，顧及情面，從中體現他們的君子之風。

一九四二年四月份，西南聯大就定下了解聘羅隆基之事，并贈送他四到七月共四個月的薪俸，實際上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教從一九四〇年九月份算起，也就三個學期，第四個學期被解聘，而傅斯年的信則寫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底，當時他在重慶，對于在昆明西南聯大發(fā)生的事情，并不能很快知曉，當他獲悉消息之后，特地寫信給鄭天挺，詳細解說聘請之原委，可見，他的內心對于此事還是相當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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