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嚴文井同志是中國文化界的大人物，1938年5月奔赴延安，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曾被毛澤東主席召到窯洞內(nèi)征求意見。他一生中五次得到毛主席接見。他的后半生，客廳里一直安放著毛澤東主席的半身白瓷像，擺在電視機上，他看電視的時候，同時就能看到毛主席。但是，兩人五次會面，第一次交談最多，他向毛提出一個問題：“聽說主席喜歡中國古典詩歌，你喜歡李白還是杜甫呢？”毛主席回答說，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毛澤東主席從此記住了他。嚴文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從東北調(diào)北京中央宣傳部，丁玲任文藝處長，嚴任副處長。那時的處長是很高的職務(wù)，列入高級干部行列，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協(xié)助丁玲籌建中國作家協(xié)會。倘若稱他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以我在野之身，沒資格說這樣的話。我只能描述為，他至少是為中國作協(xié)接生的護士長。中國作協(xié)成立，他的職務(wù)是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記。他以這一身份陪同亞非作家去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主席在迎候客人時，周揚站在毛主席身邊，逐一介紹客人的姓名職銜。介紹到嚴文井時，毛主席稱認識，說“嚴文井是小京派”。周揚忙接一句，“他算什么京派啊”。嚴文井回憶此事時感慨地說：“周揚是保護我的?！敝軗P拿不準“京派”標簽，對于嚴文井而言會意味著什么。事實上，毛澤東主席沒說錯，嚴文井是沈從文的弟子，嚴第一次在報刊發(fā)表文章，是1935年夏天發(fā)表在《大公報》副刊的《我吃了一串葡萄》，那是沈從文轉(zhuǎn)給編輯蕭乾的。他與沈從文、蕭乾維持了終生的友誼。沈從文、蕭乾都是“京派”，嚴文井理所應(yīng)當是“小京派”。嚴文井、蕭乾都年過八旬以后，我與嚴文井去看望蕭乾，蕭乾更是直接說嚴文井是“京派”作家，連“小”字都略掉了。蕭乾僅比嚴大五歲，屬于同齡人。順便說件佚事，蕭乾赴歐洲之前，希望嚴文井接替他，編輯《大公報》副刊，嚴文井則因決定要去延安，拒絕了蕭乾。

嚴文井兼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蕭乾成為他的下屬。這時蕭乾的名字是寫進另冊的。蕭乾、文潔若新婚當晚，嚴文井親自登門，送去一盆花表示祝賀。

嚴文井雖兼人文社社長，平時辦公還在作協(xié)，出版社日常工作由副社長許覺民、韋君宜負責。許覺民告訴我，那時遇有大事，要鄭重其事地向社里要一部車，“去請示文井同志”。上世紀90年代初，我邀嚴文井、張中行、吳祖光、范用、許覺民、牛漢、舒蕪、姜德明等在北京朝陽文化館聚會。嚴文井是最晚到的。我向大家報告說，嚴文井馬上就到，老先生們竟自覺地按順序站成一列迎候。嚴文井進門，與大家一一握手，那場面極具儀式感。坦白地說，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嚴文井是一位大人物，我甚至為平時與他過于隨便而有些慚愧。當然，事情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是，嚴文井在這些老先生心中，有著崇高威望。老先生們沒有人直呼他的名字，也不叫“嚴老”或“老嚴”，都是稱呼“文井同志”。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所有人稱呼吳祖光先生，又都直呼“祖光”，仿佛滿嘴牙都掉光了的祖光先生，依然還是當年的神童劇作家。這樣的場面，這樣的氣氛，而今憶及，恍如隔世。

嚴文井長期擔任文學界的領(lǐng)導工作，他那一代人該經(jīng)歷的風風雨雨，他不僅都經(jīng)歷過，而且常常是身處旋渦的中心。他從沒有用權(quán)力整過人，沒有用權(quán)力謀取過自身利益，就他所能承擔責任的范圍內(nèi)而言，我們對他無可指責?，F(xiàn)在很多檔案資料都已公開，有興趣的朋友和研究家們無妨查閱，可證我言不虛也。作為“官”的嚴文井，他始終小心翼翼地遵守著共產(chǎn)黨官員的紀律和良知。

二

我的年紀決定我根本沒有經(jīng)歷過“文井同志”時代，在我們相識之前，我僅是膚淺地認為他是兒童文學作家，代表作是《下次開船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從北京舊城的安定門內(nèi)，搬家到幾近荒郊野地的“燕京八景”的“金臺夕照”附近。盡管居住條件得到改善，周邊的配套商業(yè)設(shè)施不多，更無景致可言，倒是有條氣味不大好的河溝，我們也算是住上河景房。我家在河之北，河之南是文化部為照顧老同志而蓋的宿舍樓，王朝聞、張安治、周汝昌、朱屺瞻、宋步云、梁樹年等等，都住到了這里。我在沒事做時便過河去東家走西家串，老先生們樂得有我這樣一個年輕人使喚，什么梁家要給張家送本書，李家給趙家送封信，陳家老太太想吃六必居咸菜，全是我的差使；我成了大伙兒封的“金臺路行走”，還不時為老先生們舉辦聚會活動。

我聽說嚴文井也住在文化部宿舍，就對牛漢說，想要去拜見嚴，求一冊簽名本。牛漢是詩人，又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編輯，主編《新文學史料》雜志。牛漢住在比我們更往東、更偏僻的《農(nóng)民日報》宿舍樓，他為人本很豪爽，卻有兩件事情不敢應(yīng)我，一是見嚴文井，一是見綠原。牛漢聽說我要見嚴文井，嚇得馬上搖頭，“他不見人，他不見人”。好在我的愿望不過是要本書，便不再難為牛漢。

某日，我騎自行車到紅廟郵局取稿費。說句不怕見笑的話，自從我發(fā)現(xiàn)發(fā)表文章能掙錢，幾乎每日都要寫，而且給全國各地的報刊寫。北京報紙還只付千字三五十元時，如廣州《家庭》那種暢銷雜志，二三千字的文章，能給到我千元以上，后來還為我開設(shè)專欄，成了我的一份固定收入。

我揣著一疊匯款單到郵局，排隊取款的人不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位老者，頭發(fā)掉光了，背心短褲涼鞋，腿腳不大好，走路是小步小步向前蹭著走。柜臺工作人員與他確認錢數(shù)時，我聽到大約是取了三十幾塊錢。他取完款就輪到我，工作人員扔出幾張匯款單，說這幾張要到較遠的慈云寺郵局取。我問為什么，工作人員也不搭理我。我取到錢后轉(zhuǎn)身，看到前面那位老者因為行動遲緩，還沒走遠，這時正回過頭來看著我。他一字一頓地對我說：“五百元以上的大額匯款，要到慈云寺郵局去取。這件事情，我有過幾次經(jīng)驗。”

我望著老者，他全身都衰老了，連語言能力似乎都退化了，唯獨一雙眼睛，雙眼皮，大眼睛，長睫毛，俊美，眼神中帶出敏銳與穿透力。我忽然生出一些不忍之心，問：“您也是取稿費嗎？”

“是的?！?/p>

我說：“我認識不少家稿費給得多的報紙雜志，您有文章，我?guī)湍榻B給他們?！?/p>

老者不答，問我：“你叫什么？”我報上名號，老者說：“我聽到過這個名字?！?/p>

“您怎么稱呼？”

老者還不答，用顫動的手從短褲兜里掏出工作證遞給我。我打開看，頓時耳根發(fā)熱，原來眼前正是嚴文井，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要給祖師爺級的前輩介紹報刊發(fā)表文章。我忙掩飾尷尬：“早聽說您住在這邊，一直想去看您，我認識牛漢，但牛漢說您不見人?！?/p>

嚴文井神色漠然地說：“你可以來看我。但是，我不會請你吃飯，你也不要請我吃飯。”

我被他的態(tài)度弄暈，摸不準他是要我去，還是不要我去。好在我慣于“倚小賣小”，憑著年輕，不怕丟面子，請他留下地址電話，沒過幾天就登門拜訪，由此結(jié)下一份果然如童話般的奇緣，我們竟成為莫逆之交的忘年之交。書面上表述，或是在社會上宣稱，我是嚴文井晚年的弟子，其實沒這么簡單。前不久，他的女兒嚴欣久大姐整理嚴文井日記，把關(guān)于我的，一條條用微信發(fā)給我。我沒看過他的日記，在他身后近二十年，我每看一條都有要落淚的情緒波動，更讓我回憶起一幕幕場景，這些日記將要出版了，他的日記，也是我的人生的一份紀念。

三

牛漢曾經(jīng)為《新文學史料》雜志約稿，要我編寫《嚴文井年譜》，也有出版社要我為嚴文井寫傳記，這卻是我做不了的工作。理由之一是，寫嚴文井，相當于是寫半部現(xiàn)代文學史加半部當代文學史，我的能力達不到。理由之二是，他在晚年，確實常常對我吐露心聲，說了許多他一輩子都未曾對人說過的話。他知悉種種著名事件的內(nèi)情與著名人物的隱情，掌握的多是第一手資料，而他堅決不肯對外公開，他因此對得起他所交往的朋友、熟人，以及其他大人物，乃至他的對立者。他既不說，我亦不說，我要對得起嚴文井。

我所能談的，不過是我所了解的一些嚴文井的晚年的生活狀態(tài)。中國畫中學習畫樹，要從畫老樹枯枝開始。嚴文井的晚年，就活成了一棵枝葉凋盡的老樹，極簡潔，極清晰，極沉靜。吃飯，經(jīng)常是一包方便面，要不是一瓶啤酒，一包麥當勞買的薯條，放到顏色都發(fā)黑了，還在當酒菜。我每隔一段時間，接他出去下館子，改善改善伙食，但他懶得動，約他十次，他至少推掉七次。只有一回，他主動對我說，想吃烤鴨。我?guī)チ藮|大橋吳祖光先生樓下的烤鴨店，順便把祖光先生喊來，讓兩位老先生再多見一次面。那天飯后，嚴文井主動要爬上四樓去看望新鳳霞阿姨，把鳳霞阿姨高興壞了，說她從大字不識的文盲，動筆寫作，葉圣陶與嚴文井是最早鼓勵她的人。

還有一回吃飯很有意義。嚴文井與我去探望蕭乾文潔若夫婦，這算是出了趟遠門。我們從蕭乾家告辭出來，嚴文井在車里問我?guī)уX沒有？ 我說帶了啊。他又讓我拿出錢包，數(shù)數(shù)有多少錢。我數(shù)出兩千多人民幣。我的司機說，他口袋里還有三百多。嚴文井點點頭說“夠了”。他提議，我們?nèi)フ覘顟椧?，說楊憲益是喝洋酒的，我們把他接到酒吧去喝一杯威士忌。這是嚴文井罕有的主動要看誰，當然要聽他的。到了楊憲益家，楊驚喜，哪里讓走，我們就在楊家喝到晚九點，臨別時，嚴還要求我起個頭，我們?nèi)齻€合唱了京劇《空城計》里的“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再說他的睡眠，與我一樣的作息，夜里不睡，上午不起。他整夜讀書，無書不讀。他不像范用、姜德明似的坐擁書城，家中藏書不算多，他是在街邊書攤上買書，讀著沒意思的，轉(zhuǎn)手就交我處理掉。他在書攤上發(fā)現(xiàn)王小波，連著讀了好幾本，對我慨嘆說，“王小波那么年輕，就明白這么多事”。

我白天事情多，每每忙到午夜才回家，有時是不直接回家，先到嚴文井家繞個彎，給他送點夜宵，陪他說會兒話。他喜歡我的深夜到訪，這時他的話最多，大腦轉(zhuǎn)速極快，邏輯清楚，與白天的他判若兩人?？此d致勃勃地說起陳年舊事，或是神采飛揚地表述他的新的覺悟，我需要如于謙的相聲捧哏，及時搭上幾句，以助談興。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他的興趣集中在宇宙，最關(guān)心對宇宙的新的認知。我的天文學的知識，竟是他親授的。他還為我解讀過《金剛經(jīng)》，自創(chuàng)了數(shù)學公式般的語言，對《金剛經(jīng)》做出概括。他給我推薦楊絳譯《斐多》，要求我讀后與他討論精神與肉體的關(guān)系。我們一老一小豐富多彩的夜讀生活，徹底打破了我這個不無僵化的京城“遺少”的狹隘，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大一筆財富。

他不是沒有煩惱。他早年的煩惱，寫進了他的小說《一個人的煩惱》，茅盾到延安時,大概是周揚,把嚴的小說交給茅盾,茅盾帶到重慶后,輾轉(zhuǎn)送香港出版,茅盾為之作序。他中年的煩惱，他沒怎么寫過。他晚年的煩惱真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他在日常生活中飽受折磨。他的身體上滿布皮癬，神經(jīng)性皮炎，因生活的折磨而不斷惡化。我要帶他去醫(yī)院，他說他找過許多醫(yī)生，根本治不好，不管它了。后來我聽人說片仔癀藥膏有效，買來讓他用，起初效果明顯，他也有些高興，時間久了，有了抗藥性，片仔癀也不管用了。嚴欣久對我說，父親去世時，體無完膚。我在離開北京，搬家到東京前，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嚴文井。我謀劃著幫他做了一些生活上的安排，他本來同意我的做法，后來卻反悔了。他說，他如單獨去住，等于是把屬于自己的問題，推給了社會，推給了國家。我理解不了他的高尚，氣得我好幾天不理他。他把煩惱完全留給自己，卻仍然愿為社會貢獻熱忱。

聶震寧同志接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他去出席了見面會。他率先大聲喊著說，“聶社長，我支持你的工作”。外地讀者寄來首日封要他簽名，他會認真地用顫抖的手歪歪扭扭一筆一劃地寫上名字。某年兒童節(jié)，女作家龐旸要辦什么活動，要我?guī)齺碚垏牢木}詞。嚴文井用粗大的水筆，用足全身力氣，寫下一句令我和龐旸目瞪口呆的話，“全世界的孩子們都來了。你讓路吧，憂愁！”這哪里是題詞，是他用殘余的生命在吶喊。這一句，就是一篇驚世的好文章。

他晚年基本不動筆，不寫文章。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好到了幾乎又回到《我吃了一串葡萄》的時代。文學上，作為作家，他畫完了一個圓。他最后的文字，亦即他的絕唱，寫于他逝前三四年，題目是，《我仍在路上》。

現(xiàn)在我仍然活著，也就是說，仍在路上，仍在摸索。至于還能這樣再走多少天，我心中實在沒有數(shù)。

我僅存一個愿望，我要在到達我的終點前多懂得一點真相，多聽見一些真誠的聲音，我不怕給自己難堪。

我本來就很貧乏，干過許多錯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還看見了歸來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來。他們具有仁慈而寬恕的心，他們有眼淚，但不為自己哭。

我仍在路上，不會感到孤單。

我不會失落，因為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那個時候，牛漢和我都以為，一大批老先生們重新拿起筆，致力于散文隨筆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老生代散文”現(xiàn)象。現(xiàn)在，我想說，嚴文井這篇短文，堪稱高居“老生代散文”之冠，他讓每個字都沉甸甸，承擔的意義超越了字的本身，其實也超越了文中的“我”。在他身后的二十年，我不時會讀一讀這篇短文，作為他的弟子，我想努力讓我的心也柔和起來；作為他的弟子，我渴望著我們的世界，真正的人，越來越多起來?！段胰栽诼飞稀?，是嚴文井留給后人的遺言，說是詩，也不錯。他病逝時，嚴欣久電話里與我商量如何操辦后事，我提出，把短文題目改一個字，變成“你仍在路上”，作為告別式上的橫幅，嚴欣久問我，要不要把“你”換成“您”。我堅持我的意見，說嚴文井一輩子說話不用“您”字。這句話說服了欣久大姐。

“您“與“你”兩字的不可置換，是要彰顯嚴文井的平等意識。我與嚴文井的無數(shù)次交談中，他多次要求我喊他文井，這怎是剛?cè)胧浪字械哪贻p的我所能叫出口的。我移居東京前夕，夜晚，我到他家辭行。他把我叫進里間的臥室，指著書桌上擺放的照片說，“原來這里放的是蕭乾的照片，放了一年了，有點兒看膩了，今天下午，我把他換成了你”。我心里沖動得想擁抱他，想對他喊，“文井，我也舍不得你”。然而，傳統(tǒng)的束縛，北京人的規(guī)矩，不允許我這樣做。他逝世后，我寫了文章，《一個人的煩惱與一個不煩惱的靈魂：東京旅中悼嚴文井先生》，我引了他悼念茅盾的話，“我這棵小草不禁折下了腰，久久直不起身子來。我感到背脊上一股寒冷”。我在文章里為他擬寫了墓志銘：

作為一個文學家，很多不應(yīng)該得到的，不應(yīng)該遇到的，包括那些沒必要得到不應(yīng)該遇到的，他得到過也遇到過。作為一個文學家，不應(yīng)該失去的，他始終沒有失去。

在他逝后這二十年間，科技又有了無比迅猛的發(fā)展，科學又有了無數(shù)的新的發(fā)現(xiàn)，在宇宙的平行理論發(fā)表時，我就想到，嚴文井應(yīng)是已經(jīng)到達了他更感興趣的宇宙。我期待著，科技再有飛躍，最低限度，可以與嚴文井恢復電波聯(lián)絡(luò)。假若真有此時，我的第一封用電波發(fā)給他的信，要寫的是：“文井，你能告訴我，宇宙里也有煩惱嗎？”

（本文2025年中秋日寫于南通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出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紀念嚴文井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