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的寫真術

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新中國未來記》，速記作為演說的配角悄然登上歷史舞臺。小說第一回設置的場景是維新五十周年慶典，在上海召開大博覽會，“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博覽會場中央是京師大學校文學科史學部舉辦的講座，邀請全國教育會會長孔覺民演說“中國近六十年史”：

自從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壇開講，便有史學會干事員派定速記生從旁執(zhí)筆，將這《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從頭至尾錄出，一字不遺。一面速記，一面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報社登刊。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楔子

演說、速記、電報、報刊，在這部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小說中聯(lián)袂登場。演說化為速記，速記轉成電報，電報登在雜志上充當小說的內容。這種套疊與轉換，構成了晚清中國的媒介奇觀。

19世紀末、20世紀初，速記和其他典型的現(xiàn)代媒介技術，如攝影、電報、電話、留聲機、機械鐘表等相繼傳入中國，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時間意識和空間感覺。圍繞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史研究，通常著眼于新的視覺經(jīng)驗，如展覽會、博物館、百貨公司的臨街櫥窗，相對忽略“耳的現(xiàn)代性”。不同于本雅明所刻畫的在拱廊街上沉溺于種種視覺奇觀的游手好閑者，速記員是現(xiàn)代之聲的忠實聽眾及“檔案員”，其命運沉浮為反思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聲機制，探索“耳的現(xiàn)代性”，提供了一種批判性的認識論立場。

何謂“速記”？蔡璋《中國速記學》追溯其語源：“英美名曰‘索痕’（shorthand），日本名曰‘寫言術’。泰西各國通稱stenography，譯為短寫之意，猶言簡字也。其后由簡字更進而為切音符號，遂有phonography或phonetic shorthand之稱，譯言表音速記是也?！彼儆浽谌照Z中被稱作“言語的攝影術”（ことばの寫真）。將速記比作“寫真”，揭示出這種技術可將語音“可視化”（visible speech）。“寫真”是圖像的復制技術，而速記則是聲音的復制技術，二者都是一種高度精確的再現(xiàn)。跟留聲機相比，速記尚處于聲音復制技術的初級階段，即從手工復制到機械復制的過渡期。

蔡璋《中國速記學》

將速記稱為言語的“寫真術”，也暗示了聲音與文字、口說與書寫之間些微的不同步性。寫真是轉瞬即逝之物的“還魂術”。照片中逝去之物仍栩栩如生，往昔的某一瞬間恍若重來，但總是延遲地呈現(xiàn)。速記也是時光倒流之術，它挽留住隨風飄逝的聲音，將聲音逝去的背影定格下來。

速記的任務是重復與再現(xiàn)。任何重復與再現(xiàn)的勞動，都聽命于他者，是對原初之物的回歸。這種無條件的效忠及強迫癥似的回歸，是速記的職業(yè)倫理決定的。速記術的探索者努力改良各自的方案，希冀達到“言語寫真術”的效果。速記員在發(fā)言現(xiàn)場扮演的角色，類似于隨時待命的攝影師。速記與原聲的同一性，并非依賴數(shù)字虛擬技術，而是靠耳和手的熟練配合。速記員是此時此地的見證者，速記的真實性和權威性源于空間上的在場及時間的幾近同步。速記聲稱只是復制和重現(xiàn)原聲，拒絕附加任何意義，就像照片只是沉默地重現(xiàn)往昔。

蔡錫勇《傳音快字》

速記在清末文字改革試驗中，曾被看作一種拼音方案。在言文一致的烏托邦建構中，速記具有一種“字母表效應”（alphabet effect）。拼音字母表將語音解析為對等的空間符號，實現(xiàn)了語詞從聲音到視覺的重大轉換。語音出口即逝，僅存在于它消失的過程中。經(jīng)由字母表的轉寫，語詞不再是稍縱即逝的聲音，它被切分成小塊，凝固在視覺空間里，可以順著寫、倒著念，可以接受“逆向掃描”（back scanning）。字母表把轉瞬即逝的聲音世界轉化為寂靜的、半永恒的文字世界。速記被喻為“言語的寫真術”，其效用與字母表類似，就是將語音轉化為一種可復制的視覺表達。

速記的必要性，建立在言文分離——口語與書面語不一致——的基礎上。形象地說，速記即文字對聲音、書寫對言說的“追趕”。不妨將速記（sound-write、sound-hand）視為言與文之間的“連字符”。作為言文一致的象征物，這個居中的“連字符”是臨時的、不穩(wěn)定的。速記作為“連字符”，與其說填補了言、文之間的裂隙，不如說更清晰地標識出從言到文的空間位移與時間延宕。

速記在漢字文化圈的具體實踐，與其預設的“言文一致”理想相去甚遠。速記學假定說與寫可以無縫銜接，這與漢字文化圈“重層”的文體結構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以明治日本為例，在引入“國語”這一概念之前，口語和書面語是不可通約的，多種文體風格如漢文體、和文體、俗語體、歐文直譯體，以及按地域、階級區(qū)分的方言、口語，并存于一國之內。速記面對的不僅是言、文之間的鴻溝，還有口語內部的分裂及書面語的雜糅。

論及近代中國的語言文字變革，激進者主張拼音化、漢字革命，穩(wěn)健派聚集在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的旗號下，似乎沒有所謂的“言文一致”運動?！把晕暮弦弧笔前自捨倪\動、國語統(tǒng)一、漢字革命的終極目標，但這一目標能否實現(xiàn)、如何實現(xiàn)，卻是眾說紛紜。清末民初各種文字改革方案，都建立在“言文不一”的前提下。言文合一的關鍵在于是“以文就言”還是“以言就文”。《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試圖將口語的現(xiàn)場感與對話性注入新文學創(chuàng)作中?！霸捲趺凑f，就怎么寫”意味著書寫符號系統(tǒng)的重構。這一口號要求書寫聽命于說話，如速記般忠實地復制與重現(xiàn)語音。文與言的高下之別被顛倒過來，書寫“乞靈”說話，文章成為言語的衍生品。“言”相對于“文”的優(yōu)先性，構成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乃至現(xiàn)代漢語書寫的地基。這種顛倒的言文階次凝縮于速記之中：速記員被視為演說者的影子，速記作為聲音的“副本”被存入隱藏文件。

速記自稱“如實”記錄聲音，讓讀者產生“言文一致”的錯覺。事實上，從聲音到文字的轉寫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日本帝國議會中，14名速記員被分成7對，每對在會場記錄15分鐘，隨后到一個隔間內將速記符號“翻譯”為漢字、假名混合書寫的文本。國會速記員須在1小時15分鐘內完成翻譯，再回到會場繼續(xù)記錄。在“翻譯”即二次轉寫的過程中，速記員對原聲的忠實度，取決于個體的記憶力及文體感。

速記制造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言文一致體，而是言文一致的假象，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能從文字中“聽見”現(xiàn)場的聲音?！把晕囊恢隆钡目谔?，強調速記對聲音的絕對忠誠，卻掩蓋了速記員作為“譯者”——二次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后者實際上決定了速記的文體樣貌。跟留聲機相比，速記只是聲音的“索引”，而非聲音的全息影像（holography）。在留聲機、錄音筆發(fā)明之前，驗證速記準確度的唯一依據(jù)是速記員作為見證者，在轉瞬即逝的聲音和永恒凝定的文字之間建立的索引關系。

口傳與書寫：政治文化溯源

速記是與演說伴生的技術。據(jù)1919年商務印書館編《日用百科全書》對中西速記術的介紹，速記學發(fā)源于羅馬：

當羅馬隆盛時代，雄辯大家Marcus Tullius Cicero（引者注：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在紀元前八十一年之時，因政見與政府不合，避難出國，周游希拉小亞西亞（Athens, Asia Minor）各處，發(fā)政治之演說。有學徒名Tiro者，以簡單之書法，記各項演說，實為世界速記學之濫觴。

速記的誕生，源于記錄演說的需要。這項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也幾乎與演說的興衰同步。因此對速記術的考察，繞不開它的孿生兄弟——演說。

近年來關于演說與現(xiàn)代中國的研究，主張回到歷史現(xiàn)場，將演說置于近代文體變革的脈絡中審視：

文字壽于金石，聲音則隨風飄逝。但不管是思想啟蒙、社會動員，還是文化傳播、學術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點也不亞于“白紙黑字”。明白這一點，我們不該忽視那些因各種因緣而存留在紙上的聲音——盡管其在“轉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損耗”與“變形”。（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研究演說依賴“存留在紙上的聲音”（speech on paper），研究速記則要追問：聲音如何落到紙面上？“轉譯”過程中發(fā)生了怎樣的損耗與變形？用哪些材料與方法能“顯影”出這種損耗與變形？

演說研究可展開的面向很多，不止聲音這一個維度，還包括演說手冊的編纂、演說家的姿態(tài)及與現(xiàn)場聽眾的共情。馮自由對演說的“具身性”（embodied-ness）及其引發(fā)的情感共振有頗為生動的描述：

挺七尺軒昂之軀，獨登發(fā)言臺；掉三寸不朽之舌，縱橫天下事。忽而云起龍現(xiàn)，忽而雷掣電擊；忽而鐵馬嘶，忽而仙女泣；忽而悲風慘雨，忽而山笑水歌。其變化萬千，神出鬼沒，使萬目共注，萬聲齊應，揚獨立之精神，褫民賊之膽魄，斯非演說之效乎？

從近現(xiàn)代留存的各種史料看，關于演說的直接材料與間接材料，遠多于速記。但速記研究并非演說研究的副產品，正如速記不是演說的影子。在聲音、姿態(tài)、情感等演說所能輻射的分析向度外，位于言—文張力場中的速記研究，更偏重符號、技術及其與政治文化的關系。

20世紀中后期，西方古典學界對古希臘演說的研究，逐漸擺脫亞里斯多德的傳統(tǒng)，不再僅僅將其視作一種散文文體。演說開始被看成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植根于雅典民主制。借用古希臘演說家德謨斯提尼（Demosthenes）的說法：“民主政治是一種發(fā)表演說的體制?！睋Q言之，西方古典時代演說的根基是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實行直接民主制，是典型的面對面社會（face to face society）。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體現(xiàn)在政治家與民眾面對面交流，民眾根據(jù)現(xiàn)場演說及辯論直接表決。從雅典民主政治的運作程序來看，演說的興盛有其必然性。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說：“我們雅典人自己決定我們的政策，或者把決議提交適當?shù)挠懻摚灰驗槲覀冋J為言論和行動間是沒有矛盾的；最壞的是沒有適當?shù)赜懻撈浜蠊?，就冒失開始行動?！毖诺涑前畹募w參與制度、公民大會的主權地位和議事機制，決定了城邦政治的公開性。在直接民主制下，所有問題勢必先在一定范圍內討論，再提交給公民大會。所以，演說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根本，政治家同時是演說家。

演說家是雅典城邦政治的必然產物。周作人晚年翻譯路吉阿諾斯（Lucianos）對話集，指出辯論術在雅典民主時代特別發(fā)達，因其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強的實用性，首要用途是在法庭上，雙方的是非曲直全靠辯論；其次是在議會上，演說者若能抓住人心，立即大見成功。雅典歷史上著名的“密提林辯論”最能說明演說如何左右公民大會的決策。修昔底德借克里昂之口批評雅典民眾是悅耳言辭的俘虜，“像是坐在職業(yè)演說家腳下的聽眾，而不像是一個討論國家事務的議會”。

演說在西方的興盛與信奉口頭論辯的政治文化密切相關。演說及與之伴生的速記術在東亞的興衰史，從東西方政治文化的差異上可找到根由。1900年馮自由追溯演說之源流，稱其起于希臘羅馬，泛濫于歐美諸國，“今則轉舵而趨于極東，演說之波濤，滔滔然橫流于日本三島，而漸入于支那”。針對演說源于泰西之論，馮自由認為“中國自有本原之演說學”：

中國當春秋戰(zhàn)國之間，正泰西希臘羅馬之時代。當時學者輩出，東西對峙。中國則諸子創(chuàng)教，言論紛爭；泰西則人樂自由，輿論大盛。其差異之點者，則中國為宗教國家之問題，泰西為民權自由之問題。中國為宗教國家而寡于政治思想，則演說學漸絕，而有今日之頹弱；泰西為民權自由而富于政治思想，則演說學日盛，而有今日之富強。此東西異同之大略也。

可見清末維新派對演說學的接受，不僅將其視為啟蒙的手段，還意識到東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本差異。深諳古希臘文化的周作人認為中國人鮮有議論國事的自由，除非是宣講圣諭、上條陳，在衙門則靜候長官判決。因而古希臘的政治演說、法庭演說傳入中國就變?yōu)椤蛾懶嘧h》《樊山判牘》之流；中國固有的史論、傳贊、墓志，與古希臘送葬演說類似，“然而都是寫不是說的，也并不是預備或模擬說的，這便與希臘以及歐洲是一個極大不同”。古希臘作為演說的發(fā)源地，在文學、教育、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是典型的口述社會。而中國自古便是文字國，書寫在日常統(tǒng)治史上占主導地位。章學誠謂：“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jīng)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令史案牘”乃朝政之依憑，秦漢以降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主要靠文書行政維系。

速記術與速記符號

秦統(tǒng)一天下后，實施文書行政，睡虎地秦律有云：“有事請殹，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比毡緦W者富谷至通過對簡牘的形態(tài)與功能的考察，推斷上傳下達的文書行政造就了強盛的漢帝國，而漢代文書行政高效運轉的關鍵在于簡牘這種訴諸視覺的書寫材料。對于金字塔型的中央集權國家而言，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指令，還是自下而上的報告，主要憑借文書流轉完成?！疤煜抡?，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漢代文書行政的執(zhí)行者是書記官，《漢書·藝文志》云：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得為史”即獲得書記官的資格。要成為文書行政系統(tǒng)之一員，須具備一定的識字量，還要掌握各種字體，最終通過相關考核。文書行政的有效運轉，以讀寫能力為前提，其主體是各級官吏而非庶民。如《論語·泰伯》所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政文書在官署間流轉，并不面向農夫野老。

文書行政運行到帝國統(tǒng)治的末梢，才需借助口傳，達于庶民。簡牘中常見此類套語：“書到，明白大扁書鄉(xiāng)亭市里門外謁舍顯見處，令百姓盡知之。”富谷至將“明白大扁書”解釋為：將行政指令書寫、張貼于鄉(xiāng)里醒目之處，由里正口頭傳達給不識字的百姓。書有行政命令的告知札，屬于一種象征性的視覺木簡。包含特定套語、程式及獨特書法的行政文書，象征著官府的權威，在識字階層與目不識丁者之間劃出一道鴻溝。設置這道文字障，是為了在庶民中彰顯皇權的威嚴。

漢代文書行政構筑在簡牘之上，而簡牘是一種訴諸視覺的書寫材料。富谷至所謂的“視覺簡牘”有兩層含義：一是簡牘長度的制度化，二是行政文書中使用的特定筆法。從簡牘長度的等級制，到“懸針”“波磔”等筆法，都被富谷至理解為行政文書的視覺表征。中華帝國體制奠基之初，就采取了與以演說、論辯為手段的西方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治理術，形成高度依賴“令史案牘”、訴諸讀寫而非聽說的文書行政系統(tǒng)。政治文化基因的差異，或許是演說與速記這對孿生兄弟在現(xiàn)代中國短期流行后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在迷信文字、遵奉書寫的中華文明體中，口說的效力始終是受壓抑的。

發(fā)掘“失敗”的媒介

速記傳入中國以后，主要用于政界和學界。民初速記學者展望未來，認為速記作為一種謀生手段可以廣泛運用于社會、商業(yè)、軍事、學術等方面，“非專為任議會之速記而已”?！胺菍椤鼻『谜f明在時人心目中，速記的用武之地主要在議會，而非其他社會領域?！拔逅摹币院?，學術演說成為傳播新文化的利器，用于講學的速記方才進入公眾視野?！白h政”與“講學”是清末民初速記的兩大功能。

清季資政院內景，紅框內為速記席

《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

從業(yè)者分析中國速記不振的原因，首先與民初議會政治的破產有關，自1913年“兩院停職，各省議會次第解散，所用速記者，不過參政院、約法會議、政治會議，一二政治機關而已”。更深層的原因是政治決策的不透明性，政治家說一套、做一套，臺前表演與幕后交易、口頭承諾與具體落實是兩回事。講壇上的慷慨陳詞、議場內的激烈辯論，即便經(jīng)由速記定格為白紙黑字，未必能影響最終決策。

速記在中國的應用范圍甚窄，民初司法機關雖然采用速記，但只限于最高法院，其他審判機關仍用漢字草書記錄?！拔逅摹币郧?，學術演說尚不發(fā)達，一般人以為速記專用于行政、司法機關，與學界無關。速記被視為不得已的謀生手段，速記員地位卑下，被聘任方看作賣藝者，“除中央機關對待速記尚優(yōu)外，其余均以錄事相看”。

速記在近代中國發(fā)展遲緩，還受制于一些非政治因素。在標準語尚未普及之前，各地人“相視如聾啞”。速記員不可能精通各地方言，而議政、講學均無通行之官話。南腔北調、言語紛雜，速記員即便有留聲機式的耳朵，也難免掉線。除了方言造成的障礙，演說者缺乏修辭學素養(yǎng)，發(fā)言紊亂無章，浮詞紛沓，若原樣記錄，則阘茸繁蕪。速記員文化程度不高，對演說中夾雜的專業(yè)術語，往往是一知半解。即便連蒙帶猜記錄下來，也是滿紙硬傷，反不如演說者自擬的講稿精詳無誤。語言隔閡與知識背景是限制速記水平的內因。

速記追求言文一致，而其作為一種“失敗”的媒介，正說明“言文合一”之不可及。本文雖回顧了速記的源流及其傳入中國的歷史，但就問題意識而言卻是反歷史的，更接近“媒介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的方法，旨在以速記為媒介，探討近代中國言文階次的重構及政治文化基因中的口傳性與書寫性。從歷史發(fā)展的眼光看，速記不過是一種過時的技術，在現(xiàn)代中國政治文化轉型中發(fā)揮的作用有限。媒介居于中間，速記的價值也恰在其作為言文連字符的中介性（in-between）。

媒介考古學

所謂“媒介考古學”，按尤里·帕里卡（Jussi Parikka）的定義，是通過發(fā)掘“過時的新媒介”，探究媒介文化的新變。媒介考古學將媒介文化視為層積巖，即一種時間和物質的褶皺。既以“考古學”自居，則更關注那些被遺忘的裝置、實踐和發(fā)明。在加速更新的媒介環(huán)境中，過時且不起眼的速記，正符合媒介考古學的趣味。

喜舊厭新、視舊如新，是媒介考古學的怪癖。投身其中的研究者，更偏愛那些韶光不在的舊技術，試圖從古董中發(fā)現(xiàn)新奇。如果說媒介為“想象的共同體”劃定邊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有可能瓦解依附于舊媒介的社會交流模式。對媒介革命的省思，與其追逐新技術，不如重返“舊技術仍新之時”。回到技術誕生之初的節(jié)點，在它徹底融入日常生活，成為第二天性以前。

復制與再現(xiàn)，在現(xiàn)代人的視聽經(jīng)驗中居于核心地位。速記員作為一種居間的社會角色，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尤其是政治公共空間的生成至關重要。速記是制造“想象的共同體”的幻術之一。政治演說、法庭辯論、學術講座，經(jīng)由速記進入印刷媒介的傳播網(wǎng)絡，通過報刊公諸于眾，成為民眾茶余飯后的談資，同時使知識階層獲得公共生活的參與感，仿佛置身現(xiàn)場，能從速記稿中“聽到”演講者的聲音。速記對語音的復制與重現(xiàn)，將因時空阻隔而無法面對面交流的個體匯聚在一起。速記員在議會、法庭、講壇上擔任的角色，體現(xiàn)了民主國家的監(jiān)督原則。他們成為國民的眼睛和耳朵，是現(xiàn)代社會的見證人。

作為言語的攝影術，速記抓拍的并非口語的日常狀態(tài)，而是經(jīng)過修飾的國語標準照。在國語統(tǒng)一的進程中，速記員將口語中贅余、重復、模糊、不連貫、無意義的成分，排除在標準語之外。方言及過于個性化的表達，也可能被識別為難以理解的、對公眾“不友好”的非標準語加以修正或直接剔除。速記員須忠實于他聽到的聲音，但又被授予一定的權限，可以在轉寫過程中，按他心目中的標準語，自動糾正現(xiàn)場發(fā)言中不規(guī)范之處。這種自動糾正功能是速記員的職責所在，與其對聲音的忠誠并不矛盾。速記像穿衣鏡一樣，幫助以口語為質素的國語及時端正自我形象。在近代國語標準化的過程中，具有自動糾正功能的速記如同一層濾網(wǎng)，不斷篩除口語中的雜質，留下純凈的、符合規(guī)范的國語形象。

技術史即驚嘆讓位給習慣、神奇歸于平淡的歷史。媒介考古學旨在重現(xiàn)舊技術的新意。然而在技術革新的快車道上，驚奇的消退在所難免。隨著技術“上手”的速度提升，新鮮感的保質期越來越短，從奇觀到日常、驚恐到厭倦的轉變也在加速。速記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聲音復制技術，人與機器同場競技，演繹龜兔賽跑的寓言。速記的終極理想是機械化的超人，但又受制于普通人的理解水平與生理極限。速記員渴望有留聲機式的耳朵，能捕捉到轉瞬即逝的聲音，將其留存在紙面上。要達到逼近機械化的理想狀態(tài)，需要手、耳、眼的高度配合，涉及密集的、非創(chuàng)造性的人工勞動。即便是訓練有素的速記員，在現(xiàn)場稍一懈怠，就可能跟不上口頭表達的速度。

速記員既不是學舌的鸚鵡，也不是第一作者。作為一種聲音復制技術，速記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機械復制，仍由人來充當留聲機。與留聲機不同之處是，速記員必須先理解他聽到的聲音，知道這串聲音序列意味著什么，才能把它逐字記錄下來。在這種“擬機械”記錄中，難免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誤讀。在20世紀上半葉與留聲機、打字機的爭衡中，速記逐漸從專門之學降格為常規(guī)技術，人的勞動于是成為機械過程的附屬品。速記員的職業(yè)聲望和報酬直線下降，除了技術革命造成的自然淘汰外，另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是標準語的普及。言文一致運動賦予語言之于文字的優(yōu)先權，書寫淪為言語的副本。速記這種復制與重現(xiàn)的技藝，即將成為完全可以被機械取替的多余物。

“失敗”是媒介考古學的核心。媒介考古學建立在對“失敗媒介”的打撈、修復、存檔之上，它關注技術孕育過程中蘊含的不均衡的可能性，熱衷于尋找另類的歷史、被遺忘的路徑。湯姆·岡寧（Tom Gunning）指出，每項新技術都有烏托邦的維度，夢想著被其徹底改變的未來。速記術的烏托邦圖景，即言文一致的理想。當新工具成為人的延伸，新技術獲得一種近乎透明的實用性時，表明這一媒介革命被嵌入既有的權力關系或思維定勢中。速記誕生之初，被視作新的“言=文”之創(chuàng)造。這種技術革新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而迅速常規(guī)化，最終演變?yōu)闊o中介的機械復制。

媒介考古學力圖對抗從驚嘆到習慣的衰變，重返舊技術還是新技術的時刻。有人批評媒介考古學過于強調前史的意義、邊緣的價值、雛形的效用、幻想的影響。作為收藏“失敗媒介”的希望空間，媒介考古學致力于從失敗中拯救出被放棄的理想，那些失落的烏托邦。速記的“失敗”并非完全由于技術陳舊導致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言文一致的烏托邦理想在現(xiàn)代中國的敗北，同時也象征著以演說、辯論為手段的政治文化空間的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