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隨著科舉制度退出歷史舞臺，西方教育體制逐步取代中國傳統(tǒng)教育方式，大學承擔起科學與文化的教育職能，開展專業(yè)的教學和研究課程，培養(yǎng)現(xiàn)代知識人才。大學課程科目繁多，由各校自行制定，呈現(xiàn)出不同的辦學特色，但有時不免顯得紊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公布了新的《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guī)程》，整頓教務，統(tǒng)一標準，強化對大學教育的管理。教育部先后于1938年、1944年和1948年召開大學課程會議，結合各方專家的建議和各地院校的實踐反饋，來修訂大學課程科目表。課程制定與文學教育形成了有趣的互動，各方專家積極參與討論，展現(xiàn)出不同的學術思路和教學旨趣，推動了學科的發(fā)展。

一 、 共同必修課與教育性質的不同看法

1938年9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大學課程會議，統(tǒng)籌規(guī)劃大學課程，擬定各院系科目表，并要求各院校整齊劃一地執(zhí)行。教育部提出規(guī)定統(tǒng)一標準、注重基本訓練、突出精要課程三項原則，其目的“不僅在于提高一般大學課程之水準，且期與國家文化及建設之政策相吻合”［1］。之后，教育部公布了《文理法三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和《農(nóng)工商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又于次年8月公布《文理法農(nóng)工商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要求各地院校按照部定科目表進行教學。

教育部推行共同必修科目表，注重學生的基本訓練，認為分系不宜過早，大學一二年級以共同必修課為主，先培養(yǎng)學術基礎，再進入專門訓練，避免過分專業(yè)化帶來偏枯之弊。文學院的共同必修科目包括國文、外國文、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論理學、哲學概論、科學概論、數(shù)學及自然科學（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任選一種）、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任選一種）。自然，黨義、體育及軍訓，均為必修科目，但不計學分［2］。

針對共同必修課，各專家圍繞通才教育與專才訓練的問題提出意見。1941年，受高等教育司吳俊升約請，朱自清作《論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以清華大學共同必修科目表為例，分析其利弊得失，并針對當前教育現(xiàn)狀提出建議。大學教育有基本訓練和專門訓練之分，文理法師范各學院偏重基本訓練，工農(nóng)商各學院則偏向專門訓練。朱自清站在文化教育的立場，指出共同必修科目應注重基本訓練，大學生要有廣闊而堅實的知識基礎，專門訓練不宜太早，否則缺乏基礎知識，其結果只是囫圇吞棗［3］。朱光潛談及共同必修課的不足之處，認為注重基本訓練，僅得其貌似，而注重精要科目，又與事實相距甚遠?，F(xiàn)行課程的弊端在于科目繁多而年限短促，部定大學一二年級必修課與高中課程多有重復，既花費時間，又難以提起學生興趣。如此狀況，要么充實高中課程，使之擔負起基本訓練的任務；要么廢高中，添設大學預科，將共同必修科目納入預科［4］。季羨林于1946年從德國回到上海，關于共同必修課，他也認為除了外國文和社會科學，其余課程對文學系學生并無學習的必要，不知為何還要冠以必修。如國文、歷史兩門與中學課程不會有多大差異，不用再花費一年時間學習；而自然科學對文學院學生來說，除了掌握一些常識外，亦無他用。大一共同必修科目，“這只能浪費學生的時間，縮短學生學習專門知識技能的期限”［5］。

在共同必修課中，大一國文與中文系課程的關系最為密切，也是討論最激烈的科目。1940年，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專設大一國文編選會，魏建功為召集人，聯(lián)合朱自清、黎錦熙、伍俶儻、盧前和王煥鑣，一同商議大學國文選目。1942年，編選會從“了解、發(fā)表、欣賞、修養(yǎng)”四個教學目的出發(fā)，希望選文可助學生實現(xiàn)“養(yǎng)成閱讀古今?？茣芰?；能作通順而無不合文法之文字；能欣賞本國古今文學之代表作品；培養(yǎng)高尚人格，發(fā)揮民族精神，并養(yǎng)成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之觀念”等目標。選文標準擬定有三：“酌量避免與中學重復；生人不錄；時代后排，文體后分，四部不論?！保?］此標準顯然有可商榷之處，也造成了選目“重古薄今”的弊病。

國文選目公布后，便引來各方關注。據(jù)朱光潛統(tǒng)計，若以時代分，周秦兩漢共三十篇（占全部二分之一），魏晉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內有詩五篇）；若以類別分，經(jīng)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雜著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計），詞賦（連銘在內）五篇，奏疏（連對策在內）三篇，書牘二篇，雜記三篇，墓表一篇，總共六十篇。朱光潛對此選目頗為不滿，“大學國文不是中國學術思想，也還不能算是中國文學，他主要地是一種語文訓練。”朱光潛從自身學習和寫作經(jīng)驗談起，認為最使他受益的不是經(jīng)子騷賦，而是史傳和唐宋的散文，但選目中唐宋以后的文章選得太少。他把大學國文看作一種語文訓練，不該只灌輸學術思想與文史知識，教材須精當，不宜深奧，且有法度可循，使學生讀著就能受用。他還提議將寫作視為本課程的主要目標，可從兩條路徑入手，一是立本，重視基礎；二是示范，從文章規(guī)模、法度、技巧諸方面，精選范文。此外，選目應重視近代文，唐宋之后的代表作過少，且沒有一篇白話文作品也是不合理的［7］。

關于大學國文的性質，魏建功、朱自清的看法與朱光潛不同。魏建功認為，“大學國文內容方面也是中國學術思想，也是中國文學，而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語文訓練”［8］。大學國文不僅培養(yǎng)學生的“能”，還要重視“知”，選文應兼顧內容與形式，不僅有助語文訓練，還要使學生通過文學名著，更深切地了解本國文化。朱自清也提到，“大學國文不但是一種語文訓練，而且是一種文化訓練……所謂文化訓練就是使學生對于物，對于我，對于今，對于古，更能明達”［9］。要想使訓練有效，就應有所側重，重今以現(xiàn)代文化為主，全選語體文；重古以古典文學為主，集中于歷代文學經(jīng)典。這實際上就引出了文學古今之爭的話題。

大學國文選目公布后，其復古傾向便招致各界批評。魏建功辯解道，“選目中無一篇白話文就足以構成‘復古’的嫌疑，似乎邏輯上說不過去”［10］。文言與白話雖有顯著分別，但不該以此作為文化取向的標準，大學國文教材不應在古今時代不同的工具表現(xiàn)上爭執(zhí)。但從實際情況上看，大學國文全選文言，不選白話，確實不適用于現(xiàn)時教學。陳覺玄提到“（選目）應用一年以來，講者學者兩方俱感痛苦，不能不略抒所見”［11］。朱自清在被扣上“復古”帽子后，也深感痛苦，他辯解說，中學國文以周秦兩漢文為主，大學教材為了連貫，不致脫節(jié)，所以重古［12］。但這一說法顯然有些牽強，羅常培就當面和朱自清說，“選目有復古傾向，下學年暫不試行”［13］ 。楊振聲也表達了不滿，“大一國文的目的，不應單是幫助學生讀古書，更重要的是養(yǎng)成他們中每一個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14］。古文不能讓學生精確而恰當?shù)乇磉_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不適合學生習作，所以他堅決主張新文學進入大學課堂。

實際上，朱自清和魏建功也認為選目有繼續(xù)修訂的必要，并在之后的教育實踐中加深了對大學國文教育的認識。1944年，《大學國文選目》正式出版，教育部要求各大學一律遵用。部頒大學國文用書出版前，教材多由各校學者自行編寫，如西南聯(lián)大就由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組成大一國文編纂委員會，商定國文用書。大學用書公布后，各大學教材逐漸趨于統(tǒng)一。不過，徐中玉談到當時幾所大學并沒有遵用，一部分原因是不愿意采用別人編選的本子，但更主要的是“由于部定本在實地教學上不但多困難，而且也很少效果”［15］。

二、中文系課程的討論與修訂

課程制定是學科教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關乎教學的質量和成敗。何為必修？何為選修？都需要經(jīng)過學理的探討和科學的考量。1938年，中文系課程草案由朱自清和羅常培擬定，再由教育部送請各校專家學者簽署意見，根據(jù)大學課程會議的討論結果，教育部頒布了中國文學系必修、選修科目表。

選修科目表包括中國哲學史（6）、西洋哲學史（6）、中國近世史（4）、文學概論（3-4）、中國地理（6）、訓詁學（2-3）、古聲韻學（3）、中國文法研究（3）、佛典翻譯文學（3）、小說戲劇選讀（3）、文學批評（4）、傳記研究（3）、中國修辭研究（3）、現(xiàn)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2）、詩史（3）、小說史（3）、戲劇史（3）、應用文（3）、西洋文學史（6）、外國語（6）［16］。科目表頒布后，各院校專家學者對此展開了激烈論爭。

首先是關于中文系分組的問題。

朱光潛認為“大學本科中國文學系不必分組，文學與語文科目宜并設，學此可兼修亦可側重”［17］。各國學術自有其背景和傳統(tǒng)，現(xiàn)制中文課程參照西方觀念，倡導文學獨立，將中國文學史、文選、詩選、詞選、曲選等作為主要課程，這些科目多屬集部，與中國傳統(tǒng)治學方式迥異。文學在西方較為獨立，但在中國，文學不能脫離經(jīng)史子。 “經(jīng)史子為吾國文化學術之源，文學之士均于此源頭吸取一瓢一勺發(fā)揮為詩文?！敝旃鉂搹娬{中國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先窮經(jīng)明義理，次則歷史與周秦諸子，再旁及集部。程千帆同樣認為“四部之籍，非文學一史所得而詳”［18］，應恢復“國學概論”，使學生通曉四部源流，具備應有常識。而關于語言文字學，朱光潛認為中西方傳統(tǒng)有所不同，西方重在援引實例，推求語言變遷規(guī)律，中國則偏重古籍。古之學者對經(jīng)史子極為嫻熟，然現(xiàn)制課程對經(jīng)史子一概抹殺，徒設“古文字學研究”“古音研究”“訓詁學”等。不讀古籍，初學者難以入門，應講授《說文》《爾雅》《廣韻》等書，簡要通識形聲義知識，再輔之以近代語文科學的方法。

朱自清解釋分設文學和語文兩組的原因在于，中國語言文字學近二十年來突飛猛進，應訓練人才適應此新興專業(yè)，且已有大學取得了成效。語言文字科目雖未盡妥善，但其目標在于兩組兼籌并顧，使學生融會貫通，不致偏廢。而朱光潛所言經(jīng)史子集并重的意見，雖有其歷史背景和傳統(tǒng)，但如今時代不同，經(jīng)學已然不為單獨門類，分別歸入哲學、史學和文學，其內涵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朱光潛堅持以國學為主，遵循中國傳統(tǒng)治學之道；朱自清則秉持文學發(fā)展觀，結合現(xiàn)狀，批評性地繼承傳統(tǒng)學問理念。二人在中文系課程討論中，表現(xiàn)出對治學傳統(tǒng)和文學教育的不同看法。

羅常培雖為科目表草擬人之一，但課表公布后，他發(fā)現(xiàn)語言文字組的課程設置與原有意見相差甚遠。一是科目的性質、內容、范圍模棱兩可，文學組、語文組以及師范國文系都設置了語言文字學，各分系對此課程的要求不同，卻都設置為3學分；再如語文組的“古音研究”為必修4學分，文學組又有“古聲韻學”選修3學分，科目分野不清，易讓人疑惑。二是各組科目之偏畸，如文學組未設置“聲韻學概要”，忽視了聲韻學與文學的關系。研究中國文學的人，若毫無音韻常識，根本無法通曉古近體文學［19］。

其次是關于書籍選目與學生閱讀的討論。

程千帆批評“中國專書選讀”所標舉的書目“輕重無當”?？颇勘硭腥航?jīng)子史，毫無別擇，古人雖以經(jīng)史子集區(qū)分門類，但其間既無絕對界限，亦無優(yōu)劣之分，表中只有經(jīng)史子，缺少集部， “此則拘虛之謬也”。且史部書籍于四史之外，單列晉書，而不列編年本末史書，也是不合理的。他提議專書選讀不以群經(jīng)子史分類，所選古籍不應限制，可統(tǒng)計各大學選書，以便確定古籍中究竟以何書最為適宜［20］。

佘賢勛也贊同“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不必限定專目，應認各校之人才而定”［21］。學問無須整齊劃一，學生各有專長，因材施教，才能拓展學生所擅長的才能。汪辟疆將“中國文學專書選讀”視為本系的中堅科目，而科目表中“群經(jīng)諸子”和“四史及晉書”，前者失于籠統(tǒng)，后者輕重失當，應嚴格選取專書二十部，分為經(jīng)傳、諸子、史籍、文翰、文史評、字書六目，按目列出，以示標舉［22］。朱自清也認同學生要多讀專書，但古今專書太多，要想通讀歷代古籍名著，除非取消別的科目，但這樣做顯然太專固了［23］。

讀寫相長，其三就是關于習作問題的論爭。

程千帆認為各體文習作（包括古代現(xiàn)代各體）有兩點可商榷，一是本來之不足，二是標舉之不當。按照中學課程標準，初中習語體，高中應能作淺近通順之文言文，中文系學生專攻中國文學，應對歷朝文體有所涉及，況且古代文體多為新文學人士所鄙棄，如不重視習作文言，后輩更難以欣賞古代文學。程千帆以古體習作為重，不同意把時間精力耗費在語體練習上，并質疑選修課“現(xiàn)代中國文學討論與習作”附有習作，而詩詞曲卻沒有。

朱自清則堅持開設現(xiàn)代文學課程，“據(jù)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和青年的修養(yǎng)，有創(chuàng)作才的學生走現(xiàn)代文學（白話文學）的路子，自然事半功倍”［24］。朱自清注意到外文系學生對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貢獻頗多，中文系較為復古，外文系更為開放，便于了解東西方思想，并創(chuàng)造今日之文學。朱自清就曾贊成有志于創(chuàng)作的李健吾改讀外文系，而今重視語體文學習，同樣是希望中文系學生在新文學創(chuàng)作上也有所作為。

程千帆還指出中文系的兩大弊病：“不知研究與教學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學，一也。不知考據(jù)與詞章之非一途，性質各有所重，而持考據(jù)之方法以治詞章，二也?！保?5］這里涉及到中文系教育在研究與創(chuàng)作上的問題。所謂考據(jù)重知，詞章重能，考據(jù)重實證，詞章重領悟。新文化運動以來，考據(jù)作為科學方法風靡一時，大學教學受其影響，著重理論實證，忽略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二者理應平行并重，但中文系在教學與研究上的混亂、考據(jù)與詞章上的失重，造成知與能的失衡，也就無法造就通才。

各院系科目表的制定對大學教學和研究關系重大，圍繞中文系科目表的論爭也旨在完善中文教育課程制度，但課表頒布之際，正值抗戰(zhàn)軍興，各院校紛紛內遷，教學秩序混亂，教育部的課程規(guī)劃更難執(zhí)行，許多學校因地制宜，結合當前辦學條件，自行修訂課程表。待大后方穩(wěn)定下來后，教育部根據(jù)各地院校的教學實踐，再次修訂大學課程表。

三、各大學的實踐與反饋

1944年8月1日，教育部召開第二次大學課程會議，修訂了《大學文理法師范四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及師范學院國文系由汪辟疆、汪東作為召集人，另有羅根澤、伍俶儻、魏建功、盧前、陳石珍、相菊潭、戴應觀、溫子瑞、段天炯參與討論，所修訂的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如下所示：

課表中的“專書選讀”書目包括，經(jīng)典7部：《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禮記》（附大戴禮）《春秋左氏傳》（附《國語》《戰(zhàn)國策》）；

諸子6部：《荀子》《莊子》（附《老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

史籍6部：《太史公百三十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水經(jīng)注》《通鑒》；

文翰4部：《屈原賦》（附宋玉以下）《文選》 《杜詩》《韓文》；

文史評2部：《文心雕龍》（附詩品）《史通》。

選修課程包括中國哲學史（6）、外國哲學史（6）、中國文化史（3）、國學概論（6）、中國沿革地理（4）、目錄學（3）、?？睂嵙暎?）、佛典翻譯文學（3）、語言學（4）、文學批評（4）、傳記研究（3）、修辭學（3）、中國文學專史研究（3）、第二外國語（12）。其中中國文學專史研究包括散文史、駢文史、詩史、詞史、曲史、小說史、戲劇史七科，各?？梢愿鶕?jù)本校專家情況開班，凡選讀一科，即可認定為中國文學專史研究［26］。

1945年5月，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大學及獨立學院對于現(xiàn)行大學科目表，根據(jù)各自情況，詳加討論，并提出五點修訂原則：注重主要科目；科目集中；學分數(shù)酌減；凡屬不十分必需之科目改列為選修；選修科目亦不可太多［27］。截至1946年2月，共有40多所院校呈送了反饋意見，經(jīng)整理后，再邀請專家進行商議。抗戰(zhàn)復員伊始，大學科目表的修訂工作也提上議程，各院校中文系的意見書，集中對科目和學分的設置提出建議［28］。

首先，關于新增設的“讀書指導”，根據(jù)實施綱要，包括長歷、疑年、紀元、史姓、室名、地理沿革、分類編號、檢字、書目索引、辭書以及要籍目錄等，所舉書目多屬工具書，偏重基礎常識。汪辟疆贊同大一增設讀書指導是必要的，“授以讀書方法及要籍解題，俾先引起閱讀興趣，藉窺門徑”［29］。丁易也認為“它是國文系入門的鑰匙，引路的指針”，但內容太雜亂，未能明確讀書任務，要籍目錄也無法囊括本課程的全部內容，如應指導學生閱讀新文藝作品，“近二十年來的中國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都應該好好的慎擇約選一番，編一目錄（最好附上一個批評目錄），使學生知所取擇，不致泛濫無歸”；還應閱讀外國作品，明確外國文學的價值也是非常重要的［30］。

從各大學的反饋來看，西南聯(lián)大認為“讀書指導”不應列為必修，東北大學、桂林師范學院也主張取消此課程。貴州大學提出應以“國學概論”或“文學概論”取代之，認為“讀書指導”難以囊括專門之學，或以為是淺顯書籍，難以引起學生的重視。河南大學則提出應以選修中的目錄學替代讀書指導，因為目錄學包括讀書方法，如何書最應讀及如何讀等。

接下來便涉及目錄學的討論。汪辟疆將目錄學視為“治學治文必要之工具”［31］，其用途有二，一在治學涉塗，二在辨章學術。西北大學意見書提到“目錄學使習者窺知國家之門徑”，也提議將目錄學提為必修，若僅為選修，難以全面認識中國古今之學術。正如程千帆所言：“目錄之學，先儒所謂入學之門，蓋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旁及版本別擇，文字從違，胥足以通古今之郵，為呫嗶之助?！保?2］ 目錄學作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基礎方法，是讀書治學的入門之學，將目錄學、國學概論列為重要課程，也是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治學方法的表現(xiàn)。汪辟疆提議：“二年級增設國學概論，授以經(jīng)史、諸子、文翰、源流、派別、家法及要義，俾窺四部厓略?！保?3］古籍經(jīng)典蘊含豐富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兼習國學經(jīng)典，可以修身，可以治學，可以為文。中正大學也提議，“似宜列諸子概論、群經(jīng)概論為必修”。

與國學方法相對應的是關于“文學批評”的看法。程千帆曾就1939年版科目表中“文學批評”提出，“考文學批評一詞非吾土固有，則此不加冠詞者，乃所謂西洋文學批評之原理無疑矣。”他認為科目表中西洋文學比重較多，造成中文無以自立，是為本末不揣的弊?。?4］。汪辟疆也認為“文學批評”應當刪去，既然有中國文學批評，則此科重復；如文學批評是介紹西方新說，亦有文學概論可連類觸及［35］。但各大學的反饋意見則建議提高學習文學理論的重要性。廈門大學認為應將選修中的“文學批評”改為必修。大夏大學也主張“文學批評”為文學之重要部門，應列為必修，于三年級或四年級講授，外文系就將其列為必修，為何中文系僅為選修。金陵大學提請增設西洋文學概論，西洋近代文藝思潮等選修科目。

近代以來，受西學思潮的影響，中國文學的治學之道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中文系學生不可不知西方文學作品和理論批評?！拔膶W批評”代表西方治學理念，與傳統(tǒng)學術以目錄學為基礎訓練的方法不同，各方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理論來改革中國學術方法，朱東潤認為現(xiàn)代學術應具備世界眼光，就算是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人，也必須了解外國的理論著述，故而主張將文學概論和中國文學批評列為必修科目［36］。

各地院校及專家學者都對部定科目表非常重視，1948年2月，教育部舉行第三次大學課程會議，又修訂了各院系科目表，決定精簡必修科目及學分。課程設置與教學研究關系密切，對科目表的討論依然熱烈，通過學術討論與教學實踐，不斷完善大學教育制度，也推動了各學科的發(fā)展。

四、大學用書的編輯與審定

除大學課程外，教材用書也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1940年，教育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共同討論大學用書編輯計劃及辦法。顧毓琇談到當前大學用書的現(xiàn)狀，一是抗戰(zhàn)以來，大學輾轉遷徙，圖書損失不可計量，大學用書急需加緊補充；二是大學教授因公共圖書不能滿足研究需要，且著述、稿件多散佚，應共同致力于編輯大學用書，希望在抗戰(zhàn)結束后，能有許多合用的教材；三是大學用書應適合現(xiàn)時中國社會需要，當前教材多以西學著述的翻譯為主，為建設國家起見，非常有必要用中文寫成一套大學用書［37］。

隨著會議的召開，各項工作也提上日程，委員會計劃先編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用書，次編各系必修科目，再編各學系選修科目用書。為提高編輯工作的效率，依照大學學科類別分設各組討論。由教育部征集各大學現(xiàn)用教材，再請?zhí)丶s專家五人參酌編選。文學院分組委員會中，國文有魏建功（召集人）、黎錦熙、伍俶儻、朱自清、盧前；外文有朱光潛（召集人）、梁實秋、張士一、林天蘭、李儒勉［38］。大學用書的編輯方法有三種：一為采選成書，就已印行之大學用書，加以甄選，合用者繼續(xù)使用并推廣；二為公開登報征稿，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及各學系必修選修科目用書，都在征求之列，以收眾擎易舉之效；三為特約編著，約請專家編著各課用書，以求早日完成［39］。雖然教育部要求各大學必須采用部定大學用書，但實際情況并未如此，許多大學和書局另外編有各類叢書，而且部定用書中的絕大部分沒能按時完成出書計劃。

作為大學教材，部定大學用書在教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大學用書的審查標準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內容方面，教材應審慎精當，程度之深淺要合乎教學之用，取材之多寡要符合學分的要求，涉及實驗和實習的科目，還應兼顧實際的指導作用。二是形式方面，應有目錄，以篇章節(jié)目為次序，并在書末或章末附參考資料、研習問題或閱讀書目。文體不拘文言或白話，運用外國名詞時視情形需要附注外國原名，并在書末附索引及中外譯名對照表［40］。

審閱程序分為初審、復審和校訂三個步驟。初審由“國立編譯館”負責，再依照各科門類，由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公推委員或專家三人進行審閱，多數(shù)認為合格的書稿則進入復審，復審合格書稿由復審委員或其他專家公推專家一人加以校訂［41］。以唐圭璋《詞選》為例，此書為中文系第四學年必修課教學所用，由盧前和任訥負責審查，經(jīng)審核校訂后，在1945年列為大學用書。

唐圭璋、盧前、任訥曾一同在吳梅門下求學，吳梅曾這樣評價眾弟子：“余及門中，唐生圭璋之詞，盧生冀野之曲，王生駕吾之文，皆可以傳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保?2］唐圭璋詞學修養(yǎng)過人，由他編選《詞選》自然再適合不過。

盧前在審閱意見中稱贊此書參考諸名家選本，持論公允，最為可取之處在于作者于每首詞后均附“注評”，“注評雖不甚詳，但已能扼要，非一般選本所可及也?！比卧G也同意此書作為大學用書非常適宜，不過他以為“注評”過多似不必要，“注釋多，固蛇足也，批評多，亦足害事”。因各人想法觀感不一，編者雖費盡苦心評釋，但難免被講授者指摘，而且學生在欣賞作品時，容易被編者的觀點所贅擾或局限。唐圭璋就此回應道：“編者附評釋聊以幫助學者理解而已，至于見仁見智原在教者學者，固不致因此而受障蔽也?！保?3］

柳無忌、曾昭鴻合譯的《英國文學史》由吳宓和范存忠校訂，吳宓認為“此書淺近易讀，可作英國文學史一科參考之用，譯文亦力求正確，惟直譯太多，有時意義不明且有傷雅潔耳”。范存忠也希望譯者仔細斟酌句中字序，以求暢達。書中所譯文學史術語，大體可用，但因目前國內標準未定，應酌加注釋，以便讀者參詳［44］。

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匯聚了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這確保了大學用書的質量要求，使之既適用于教學，又具備較高的學術水準?！安款C大學用書”的出版，與課程標準相適應，推進了大學教材的規(guī)范化管理。國民政府的這一系列措施，維持了戰(zhàn)時高等教育的穩(wěn)定進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抗戰(zhàn)時期國內大學教材的匱乏局面，收效甚大。各方專家參與編譯教材，促進學術交流與創(chuàng)新，為中國學術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五、中文系課程的學術取向與教育理念

教育部對大學教育的課程制定與教材編選，是在政府主導下，逐步推進高等教育的規(guī)范化管理，旨在提升大學的教學和研究水平。自然，也表現(xiàn)出國民政府對大學的管控意圖。聞一多就批評道：“大學的課程，甚至教材都要規(guī)定，這是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后才有的現(xiàn)象。這些花樣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保?5］1940年，西南聯(lián)大教務會議上，教授們紛紛反對大學課程整齊劃一地執(zhí)行，他們認為：“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保?6］但戰(zhàn)時環(huán)境下，全國教學秩序一片混亂，教育部劃定標準，邀請各方專家商討大學課程的制定與實踐，也有其必要性。黎錦熙談道：“大學課程，本難全國劃一，蓋各校斟酌人地之宜，乃克舉自由發(fā)展之績也。然法令既布，但振宏綱，科目僅列名稱，內容僅可伸縮，要在實施之際，確有經(jīng)綸，本末始終，隨宜支配。”［47］他認為教育部在統(tǒng)一法令時，還應當給予各大學自由發(fā)展的空間，教學內容可視各校情況自行修訂。

縱觀各方院校與專家學者對中文系課程的討論，中文何為？以及如何為？都是需要回答的問題。大學兼顧通才與專才教育，既是培養(yǎng)高深學問的地方，也要訓練學生的專業(yè)知識技能。1948年，朱自清談到文學研究需要通才，學文學要比較中外、比較古今，還要從歷史、哲學，以及社會科學各方面來了解，這是一種新的態(tài)度［48］。這里涉及到幾重關系，都指向中文系教學的重要議題。中文系課程的討論看似圍繞科目的增減合并、學時長短及安排先后等問題展開，但從更深層次來看，反映出了不同的學術取向和教育理念。

首先是古與今、新與舊之間的矛盾。

在課程設置中，閱讀什么書，習作什么文，往往會引出文言與白話之爭的話題。中文系科目表重古薄今，引來許多人對其復古傾向的批評。丁易認為中文系的目標是“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建設”［49］。但課程設置卻完全沉陷在復古泥坑里，看不出重視中國新文藝的傾向。中文系注重傳統(tǒng)文化教育，以學習古典文學為主，但全然以古籍為重，也不適應于當下文學發(fā)展的需要。朱自清將新文學引入大學課堂，鼓勵學生習作新文學，這促進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

在各大學的意見中，大夏大學還提議添設“現(xiàn)代中國文學”，為必修3學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已有甚佳之成果，吾人不能將其從中國文學中割除”［50］。不過，早期新文學課程尚未形成系統(tǒng)的教學，難以引起廣泛關注。對新文學課程持不同意見者，如程千帆，則認為：“吾國現(xiàn)代文體言，所受西洋文學之影響，實遠過于前代文學沾溉。故以歷史眼光論之，殆屬脫節(jié)。此亦由不習舊體，即無法創(chuàng)變新體?！保?1］程千帆對現(xiàn)代文體抱有偏見，認為中文系應以舊體文學為重，這種保持文學發(fā)展承續(xù)性的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是大勢所趨，應在大學課程教學中給予肯定。西南聯(lián)大是最積極實踐新文學課程的大學，在教材編寫和教學實踐中，都肯定了新文學的價值。

其次是中與西之間的關系，即傳統(tǒng)學問與現(xiàn)代學術之間的沖突與融合。

參與課程討論的專家中，不少人從本土意識出發(fā)，認為中文系應繼承中國傳統(tǒng)治學理念，在專書選讀上以古籍經(jīng)典為重，強調目錄學基礎，熟悉國學概論，而不應采用西式文學教育理念。他們在中西學術之間，提倡先中學、后西學的做法，表現(xiàn)出文化民族主義的傾向。

近代以來，現(xiàn)代大學的教育體制改變了原有的教育方法，傳統(tǒng)治學理念不斷受到西學理論的挑戰(zhàn)。據(jù)楊振聲回憶，朱自清早在1928年就注意到中文系和外文系間的鴻溝，并思考新舊文學接流、中外文學交流的新途徑，以便為中文系創(chuàng)造新前途［52］。聞一多也曾提議將中文系和外文系合并，改變中西對立，各自教學的局面［53］。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與世界文學越發(fā)緊密，中文教育在傳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上，更應具有現(xiàn)代的、世界的眼光，要批判性地采用舊的，有計劃地介紹新的，兼收并蓄，融會貫通，更好地繼承和發(fā)揚中國文學。

總而言之，中文系課程的爭論都在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中文系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大學教育包容多元，在教學理念上要兼顧通才與專才教育，在培養(yǎng)目標上要注重知識與技能的結合，在教學方式上也要有熔鑄古今、中外之方法，這都與中文系課程的制定和實踐息息相關。前輩學人對中文系教育的貢獻，極大地推動了該學科的發(fā)展，他們對多項議題的討論常讀常新，需要后來人仔細體會。

注釋：

［1］轉引自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第302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教育部編?。骸督逃顓R編 第4輯》，第50頁，正中書局1939年版。

［3］朱自清：《論大學共同必修科目》，《高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41年9月1日。

［4］［17］朱光潛：《文學院課程之檢討》，《高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41年9月1日。

［5］季羨林：《論所謂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自由批判》第1卷第10期，1948年11月21日。

［6］魏建功：《大學一年級國文的問題》，《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7］朱光潛：《就部頒“大學國文選目”論大學國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8］［10］魏建功：《答朱孟實先生論大一國文教材兼及國文教學問題》，《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9］［12］朱自清：《論大一國文選目》，《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11］陳覺玄：《部頒〈大學國文選目〉平議》，《國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月。

［1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80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楊振聲：《新文學在大學里：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序》，《國文月刊》第28、29、30期合刊，1944年11月。

［15］徐中玉：《關于大學一年級國文》，參見顧黃初、李杏保編《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第913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6］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1840—1949》，第600—601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括號中數(shù)字為課程學分，后文同。

［18］［20］［32］［34］程會昌：《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斯文》第1卷第16期，1941年5月16日。

［19］羅莘田：《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課程中語文科目平議》，《語文》第6期，1939年。

［21］佘賢勛：《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斯文》第1卷第19期，1941年7月1日。

［22］［29］［31］［33］［35］

汪辟疆：《修訂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意見書》，《中國文學》第1卷第3期，1944年8月。

［23］［24］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25］［51］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1942年10月16日。

［26］《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必修科目表》《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選修科目表》，《中國文學》第1卷第4期，1944年11月。

［27］《關于報送現(xiàn)行大學各學院科目表研討意見的訓令》，參見蒲芝權，伍鵬程《貴州師范大學校史資料選集一——雪涯肇基》，第153頁，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

［28］［50］《各大學科目表及審查意見等有關文書》，教育部檔案五-566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本節(jié)下列各大學科目表審查意見均見于此，后文不一一標注。

［30］丁易：《談“讀書指導”》，《國文月刊》第43、44期，1946年6月。

［36］朱東潤：《對于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一點希望》，《星期評論》第11期，1941年1月26日。

［37］［38］［40］［41］《教育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教育部檔案五-145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9］黎東方：《部定大學用書之編輯情形》，《出版界》第1卷第6、7期，1944年8月15日。

［42］王衛(wèi)民編：《吳梅全集·日記卷》，第66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3］［44］《國立編譯館呈送大學用書編譯稿件及教育部的審批意見等有關文書》，教育部檔案五-1457（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5］聞一多：《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聞一多全集》第二卷，第43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6］王學珍主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1 總覽卷》，第17-18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7］黎錦熙：《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師范學院國文學系科目實施綱要》，教育部檔案五-12303（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8］《文學考證與批評——朱自清昨在師范學院講》，《世界日報》，1948年2月15日。

［49］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1945年11月。

［52］楊振聲：《紀念朱自清先生》，《新路》第1卷第16期，1948年8月28日。

［53］聞一多：《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國文月刊》第63期，194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