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玄奘，中國人的腦海中往往會浮現(xiàn)出《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四人歷經(jīng)九九八十一難取回真經(jīng)的故事。“唐僧”這個藝術(shù)形象深入人心，卻也在無形中遮蔽了他的原型人物——玄奘的真實面貌。長久以來，大眾對玄奘的認知大多停留在“取經(jīng)僧人”的標簽上，而忽略了他在翻譯事業(yè)、佛教中國化、文化交流乃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中的深遠影響。我也是在讀到《玄奘全集》與《玄奘的絲綢之路》這兩部著作時，才驚覺這位千年前的行者，竟是如此一位集孤勇、智慧與文化擔當于一身的“中國脊梁”。

我對玄奘的認知轉(zhuǎn)變，始于《玄奘全集》。這部53冊、2073萬字的巨著，由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研究中心漢文大藏經(jīng)研究院院長韓欣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推出。全集首次系統(tǒng)整理了玄奘的全部文獻：從他主持翻譯的75部佛教經(jīng)論，到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記》；從弟子筆錄的口義、后世學人的學說評述，到敦煌殘卷中的玄奘詩作，乃至他呈給朝廷的奏表啟札。韓欣耗時十余年，以《乾隆大藏經(jīng)》為底本，參校八種大藏經(jīng)，采用現(xiàn)代標點分段，為學界和普通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權(quán)威文本。通過這套巨著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的玄奘。

在翻閱《玄奘全集》期間，我又讀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的新書《玄奘的絲綢之路》。這是一部由歷史學者撰寫的人物傳記，作者邢耀龍在嚴謹考證的基礎上，用文學化的筆觸還原了玄奘的生命軌跡：他在莫賀延磧沙漠中五天四夜滴水未進的絕望，在高昌國絕食明志的決絕，在那爛陀寺與印度論師唇槍舌劍的智慧……這些細節(jié)讓玄奘從歷史典籍中的符號，變成了有血有肉的行者。通過這本傳記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心生敬惜、真實溫暖的玄奘。

在閱讀《玄奘全集》和《玄奘的絲綢之路》時我不斷思索，后又有機會與《玄奘全集》的主編韓欣進行多次深入交流，逐漸地，玄奘的形象和故事在我的腦海中愈加清晰、豐滿和高大起來——他的貢獻遠不止“取經(jīng)”一事，他是舍身求法的孤勇者，是中國翻譯事業(yè)的奠基者，是佛教中國化的推動者，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擺渡者，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播種者。

舍身求法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提到：“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北M管魯迅在這里沒有說出“舍身求法”的人是誰，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脊梁”中，一定包括玄奘。

玄奘（600—664），俗姓陳，名祎，生于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zhèn)）一個官宦世家。父親陳慧曾是隋朝江陵縣令，為官清廉，后因厭倦官場紛爭，辭官回鄉(xiāng)隱居，潛心儒學。母親宋氏出身書香門第，知書達理。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中，玄奘自幼便展現(xiàn)出超乎常人的聰慧，他跟隨父親誦讀經(jīng)書，熟讀經(jīng)典。

然而，命運在他十歲那年急轉(zhuǎn)直下。父親突然病逝，家道中落，年幼的玄奘隨二哥長捷法師前往洛陽凈土寺。初入佛門的玄奘，很快被佛法的深邃所吸引。十三歲時，隋煬帝派官員到洛陽選拔僧人，名額有限，玄奘因年齡不足本不符合條件，卻因一句“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回答，被考官破格錄取。自此，他正式剃度為僧，法名玄奘。

出家后的玄奘并未安于現(xiàn)狀。他遍訪名師，先后師從景法師學習《涅槃經(jīng)》、嚴法師學習《攝大乘論》，又到長安、成都等地游學，對佛教經(jīng)典的理解日益精深。但隨著學識增長，一個巨大的困惑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當時傳入中國的佛教經(jīng)典，因譯者水平參差、語言隔閡，同一部經(jīng)文往往有多個譯本，教義相互矛盾，流派紛爭不斷。例如《金剛經(jīng)》南北朝時期就有六種譯本，且內(nèi)容差異極大；《心經(jīng)》的譯本更是多達十余種，讓人莫衷一是。

玄奘意識到，若想徹底弄清佛教教理，必須從源頭入手——直接到佛教發(fā)源地天竺（今印度）求取原典。公元626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僧人聯(lián)名上書唐太宗，請求允許西行求法。然而，此時唐朝剛剛經(jīng)歷玄武門之變，邊境局勢緊張，朝廷嚴禁百姓私自出境。上書石沉大海，同行者紛紛退縮，唯有玄奘初心不改。次年，關(guān)中遭遇嚴重饑荒，朝廷允許百姓外出覓食。玄奘抓住機會，混入災民隊伍，悄悄離開了長安。漫漫西行極端艱險，他時常想起出發(fā)時的誓言：“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更堅定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的決心。

玄奘的西行之路，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旅行之一。據(j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他先后經(jīng)歷了“四難”：

第一難：涼州受阻。玄奘行至涼州（今甘肅武威），當?shù)囟级嚼畲罅恋弥阶猿鼍?，立即下令抓捕。危急時刻，涼州慧威法師派兩名弟子暗中護送他連夜西行。

第二難：瓜州遇險。抵達瓜州（今甘肅酒泉市瓜州縣）后，抓捕玄奘的公文已送達。幸遇州吏李昌崇信佛法，私自毀壞文書，讓玄奘早行。然而，慧威法師派來的兩名弟子不堪遠行，在玄奘正愁無人引渡玉門關(guān)之際，胡人石磐陀拜為弟子，愿意相送，并送給他一匹識途瘦老馬。然而，行至玉門關(guān)外的葫蘆河時，石磐陀因畏懼法律制裁，竟拔刀威脅玄奘返回，玄奘誦念佛經(jīng)，絕不退縮。石磐陀害怕玄奘被抓牽連自己，玄奘發(fā)重誓后他才離開，留下玄奘獨自前行。

第三難：莫賀延磧迷途。從瓜州向西，便是八百里莫賀延磧大沙漠（今新疆羅布泊沙漠）。這里黃沙漫天，水源斷絕。玄奘牽著瘦老馬走入沙漠，很快迷失方向，歷時五天四夜滴水未進，幾近昏厥，終于發(fā)現(xiàn)一片綠洲——野馬泉。

第四難：高昌國絕食明志。走出沙漠后，玄奘抵達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國王麴文泰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聽聞玄奘到來，立即將他迎入宮中，盛情款待。麴文泰希望玄奘留下?lián)螄鴰?，但玄奘堅決不從，開始絕食，連續(xù)三日水米未進。麴文泰大為震驚，跪求他進食，玄奘這才勉強答應留下講經(jīng)一個月，與麴文泰結(jié)為兄弟。臨別時，麴文泰贈送他財物、馬匹等，還寫信給沿途各國國王，請求他們給予玄奘保護。

歷經(jīng)四年跋涉，玄奘終于在公元631年抵達天竺。此時的天竺正值戒日王統(tǒng)治時期，佛教文化繁榮。玄奘先是在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學習兩年，遍覽當?shù)胤鸾?jīng)，后又到中印度那爛陀寺——當時印度最高佛教學府，師從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

在那爛陀寺，玄奘的才華震驚了整個印度佛教界。一位順世外道的婆羅門在那爛陀寺門口張貼了四十條論點，并揚言如有人能駁倒其中一條，即以頭謝罪。一連幾天那爛陀寺都無人應戰(zhàn)。最后，玄奘站了出來，幾番辯論之后，婆羅門根本不是玄奘的對手，只能認輸。玄奘秉持佛門不能害人的教誨，讓婆羅門作他的仆人，婆羅門心甘情愿。公元641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普爾）舉辦無遮大會，邀請玄奘擔任論主。玄奘在會上宣講自己的論著《會宗論》《制惡見論》，無人敢上前反駁。

公元643年，玄奘謝絕了戒日王的挽留，攜帶657部梵文佛經(jīng)，踏上歸國之路。戒日王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派出二十名士兵護送他穿越印度北部。途經(jīng)中亞時，玄奘還將自己的部分財物贈予當?shù)刎毭?，贏得了沿途百姓的愛戴。

公元645年，歷經(jīng)19年的艱辛，玄奘終于回到了長安。消息傳來，百姓夾道歡迎，爭相目睹這位傳奇僧人的風采。唐太宗勸其還俗做官，玄奘卻志在翻譯佛經(jīng)，婉辭拒絕。

玄奘的西行之路，是一條信念之路，也是一條勇氣之路。他以一己之力，穿越萬難，不僅實現(xiàn)了求取真經(jīng)的愿望，更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舍身求法”的精神內(nèi)涵。

中國翻譯事業(yè)的奠基者

如果說西行求法是玄奘人生的上半場，那么翻譯佛經(jīng)便是他人生的下半場。從公元645年回到長安，到公元664年圓寂，玄奘用生命中最后19年時光，在助手的幫助下，潛心翻譯佛經(jīng)，共譯出佛經(jīng)75部，1335卷，合計1300萬字左右。特別是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則”，為此后中國的翻譯事業(yè)奠定了基礎。

自佛教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佛經(jīng)翻譯隨之興起。但由于缺乏統(tǒng)一的標準與規(guī)范，早期的翻譯存在諸多問題，尤其以兩大問題為主：一是譯者多為西域來華僧人，中文水平有限，常出現(xiàn)“胡音未融”的情況；二是采用“格義”方法，即用儒家、道家概念附會佛教術(shù)語，導致教義扭曲。例如，將“涅槃”譯為“無為”，“禪定”譯為“坐忘”，結(jié)果讓佛教失去了其獨特性。玄奘深知早期翻譯的弊端，決心對佛經(jīng)翻譯進行全面革新。他不僅帶回了大量的梵文佛經(jīng)，更積累了豐富的梵文知識與跨文化交流經(jīng)驗，在翻譯實踐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翻譯原則，即五種情況下不進行意譯，而采用音譯?！拔宀环痹瓌t具體包括：一是“秘密故不翻”，比如“陀羅尼”一類的秘密咒語，由于具有神秘的宗教意義，音譯更能體現(xiàn)其神圣性；二是“多含故不翻”，比如“薄伽梵”一詞意義豐富，意譯難以涵蓋其全部內(nèi)涵，故采用音譯；三是“此無故不翻”，比如“閻浮樹”，中國沒有，因而保留原詞；四是“順古故不翻”，比如“阿耨菩提”，歷代翻譯均采用音譯，讀者已經(jīng)習慣，為尊重傳統(tǒng)，故不改變；五是“生善故不翻”，比如“般若”一詞，音譯能讓信徒產(chǎn)生恭敬之心，意譯則顯得平淡，故采用音譯。

“五不翻”原則的實施，在中國佛經(jīng)翻譯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它標志著翻譯活動從魏晉南北朝時期依賴“格義”的初級階段，進入了成熟的、具有高度理論自覺的新階段?！缎实慕z綢之路》一書作者認為，正是由于玄奘的“五不翻”原則，在音譯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的漢語詞匯，這些詞匯經(jīng)過后人的頻繁使用，逐漸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庫中，豐富了漢語世界，這是了不起的貢獻。

在翻譯實踐中，玄奘除了建立翻譯標準，還注重制度建設，創(chuàng)立了一套系統(tǒng)的翻譯方法。據(j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史料記載，玄奘主持的譯場具有極其精密的分工協(xié)作機制，大致可分為譯主、證義、證文、度語、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監(jiān)護大使等十余道工序。在此機制中，“五不翻”原則不再是玄奘個人的翻譯偏好，而成為整個翻譯團隊必須遵循的“規(guī)則”。這種分工協(xié)作的翻譯模式，確保了翻譯的效率與質(zhì)量，成為后世翻譯工作的典范。玄奘翻譯的佛經(jīng)，不僅在中國廣泛傳播，還通過朝鮮、日本等國的遣唐使傳入東亞各國，對東亞佛教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推動佛教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經(jīng)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佛教傳入中國后，經(jīng)歷了“格義佛教”“學派佛教”“宗派佛教”三個階段。漢代至魏晉時期，佛教依附于黃老之學，用道家概念解釋教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獨立發(fā)展，形成涅槃師、成實師、毗曇?guī)煹葘W派；隋唐時期，佛教實現(xiàn)本土化轉(zhuǎn)型，誕生了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宗派。

玄奘所處的初唐，正是佛教中國化的關(guān)鍵期。其時，隨著國家統(tǒng)一、儒釋道三教并用政策推進，佛教中國化進程進入融合與創(chuàng)新的新階段。玄奘的貢獻，在于通過翻譯與闡釋，為佛教中國化提供了完整的理論支撐。玄奘帶回的唯識宗經(jīng)典，以《瑜伽師地論》為核心，主張“萬法唯識”——世間萬物皆由人的“識”所變現(xiàn)，“識”是宇宙的本體。唯識宗將“識”分為八種：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染污識）、阿賴耶識（藏識）。其中，阿賴耶識是輪回的主體，儲存著過去所有善惡行為的種子。

為了讓唯識宗思想被中國人接受，玄奘進行了本土化改造。一是與儒家“心性論”結(jié)合：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玄奘則將“阿賴耶識”比作“心田”，認為通過修行可以“轉(zhuǎn)識成智”——將染污的“識”轉(zhuǎn)化為清凈的“智”，最終實現(xiàn)成佛。這種“性善可塑”的觀點，與儒家“修身養(yǎng)性”的理念不謀而合。二是簡化修行方法：唯識宗原本強調(diào)繁瑣的“因明學”（邏輯推理），玄奘將其簡化為“五重唯識觀”，即通過觀察“識”的變化，破除對“我執(zhí)”和“法執(zhí)”的執(zhí)著。這種方法更貼近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三是融合道家“自然”思想：唯識宗認為“一切唯心造”，玄奘則用道家“道法自然”的觀點解釋“識”的作用——并非刻意創(chuàng)造萬物，而是順應自然規(guī)律顯現(xiàn)萬物。

玄奘推動的佛教中國化，本質(zhì)上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他以唯識宗為載體，將佛教的“空性”思想與儒家的“中庸”、道家的“無為”相結(jié)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例如，他將《道德經(jīng)》翻譯為梵文時，特意加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學思辨，讓印度學者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更重要的是，玄奘的翻譯與闡釋，尤其是闡釋時注意和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觀念相結(jié)合，讓佛教從“外來宗教”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建立的唯識宗體系，為佛教在中國的生存與發(fā)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文明交流互鑒的擺渡者

玄奘的西行與東歸，本質(zhì)上是一場跨越東亞和南亞的文明對話，搭建起了兩大文明古國溝通的橋梁。玄奘的文明交流互鑒實踐具有鮮明的雙向性。

玄奘在印度期間的學術(shù)活動，已超越被動學習階段。據(j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在那爛陀寺求學期間及之后，針對印度佛教核心論爭，以梵文撰成《會宗論》《制惡見論》《三身論》三部論著，這表明玄奘已能嫻熟運用印度學術(shù)語言參與核心議題討論。在印度規(guī)模最大的佛教盛會——曲女城無遮大會上，玄奘擔任論主，其所闡明的論點，連續(xù)十八天都無人提出反駁，這不僅證明中國學者有能力參與最高水平佛學對話，更體現(xiàn)出文化反饋的自覺。

公元646年，由玄奘口述、弟子辯機筆錄的《大唐西域記》成書。這部12卷、10萬字的著作，記錄了玄奘西行途中138個國家的地理、歷史、宗教和文化，被譽為“中世紀中亞、南亞的百科全書”，其價值遠超宗教范疇，實為一部體系完備的比較文明志。《大唐西域記》詳細記載了“絲綢之路”的路線、城邦分布、山川地貌，為研究中古時期的中亞地理提供了珍貴資料。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正是根據(jù)《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在新疆和田發(fā)現(xiàn)了尼雅遺址。

玄奘西行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經(jīng)，但他在這個過程中，也承擔起了文化傳播的使命。他將印度佛教文化帶回中國，拓寬了中國文化的內(nèi)涵；同時，他也把中國的哲學思想、科技成就、文化藝術(shù)等翻譯、傳播到西域各國，促進了西域各國文化的發(fā)展。他在印度期間，曾多次向戒日王介紹中國的政治制度、科技成就。公元647年，唐太宗命玄奘將《道德經(jīng)》翻譯成梵文，以便傳入印度。玄奘帶領弟子歷時兩年完成翻譯。這部譯作在印度引起反響，許多印度學者開始研究道家思想，甚至有人認為“老子是佛陀的前世”。

古印度因明學是一門包含邏輯學、論辯術(shù)和知識論的理論體系。玄奘在印度期間，精研因明學理論，成為當時全印度因明學理論水平最高的法師之一。玄奘把這門學問帶回大唐，豐富了中國邏輯學的理論“大廈”。中唐之后，唯識宗逐漸式微，因明學研究受阻。1895年，被譽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楊仁山，從日本取回窺基法師的《因明大疏》，刊印流通，因明學再次進入中國學人的視野。1931年，陳望道出版《因明學》一書，是第一部介紹因明學的白話著作。書中陳望道介紹了“最為重要”的三部新因明學著作，分別是玄奘翻譯的《因明正理門論》《因明入正理論》和窺基法師的《因明大疏》。陳望道與玄奘一樣，也是翻譯大家，還是《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時隔千年，兩位翻譯家因因明學結(jié)緣，正可謂中外文化交流傳播史上的一段佳話。

玄奘的西行路線，恰好是“絲綢之路”的核心路段。他每到一國，都會與當?shù)厣倘私涣?，介紹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據(j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歸國時，有一些胡商隨行，他們將中亞的馬匹、玉石運回中國，再將中國的貨物運往中亞，極大地促進了絲路貿(mào)易的繁榮。

玄奘的文明交流實踐，突破了文化傳播中常見的“中心—邊緣”模式。他沒有將自己視為“文化輸出者”，而是發(fā)揮“文化擺渡人”的作用，以平等的態(tài)度與各國學者對話，在向內(nèi)引介的同時也致力于向外傳播，這種開放、包容、平等、自信的精神，對當今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互鑒仍有重要啟示。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播種者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指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的思想觀念與情感認同。早在先秦時期，華夏族與周邊民族就有了密切交往；漢代張騫通西域后，“絲綢之路”成為連接中原與西域的紐帶；唐代更是“胡漢一家”的盛世，各民族在經(jīng)濟、文化上深度融合。

玄奘的西行之旅，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生動縮影。他西行途中經(jīng)過的西域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從河西走廊到蔥嶺，從塔里木盆地到中亞草原，生活著突厥、吐蕃、回紇、粟特等多個民族。這些民族有著不同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與生產(chǎn)方式，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玄奘西行，在傳播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吸收各民族的文化養(yǎng)分。他的旅程，不僅是一場文化求索，更是一次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實踐。《大唐西域記》中對各民族生活的真實記錄，展現(xiàn)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與共同訴求，促進了中原與西域各民族的相互了解與認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埋下了重要伏筆。

在西行途中，玄奘與各民族民眾進行了廣泛接觸與深度互動。他與高昌王麴文泰結(jié)為兄弟，接受了高昌國的物資援助與人員支持；他與突厥葉護可汗會面，得到了突厥汗國的保護與幫助；他在西域各國講學弘法，傳播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華。

在《玄奘的絲綢之路》一書中，作者邢耀龍對玄奘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塑造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作了專門論述。他認為，宋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逐漸形成的重要階段，而這一時期的宋、遼、金、西夏的壁畫中都出現(xiàn)了“玄奘取經(jīng)圖”；元代雜劇《西游記》將玄奘塑造成“圣僧”形象；明代吳承恩的《西游記》則將其升華為“旃檀功德佛”，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偶像。正如書中所說：“玄奘取經(jīng)圖在整個中華大地上的普遍出現(xiàn)，代表著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開始孕育?！睆倪@一意義上講，玄奘堪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播種者

2025年10月，我到西安出差，在工作完成之后的一個雨夜，我專程來到大雁塔南廣場的玄奘大師塑像前瞻仰。凝視著他身披袈裟、手握禪杖的模樣，我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時光，看到了他在沙漠中艱難跋涉的堅定，看到了他在那爛陀寺潛心研學的專注，看到了他在譯經(jīng)場中伏案疾書的執(zhí)著。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原來真正的強大，是歷經(jīng)萬難仍心懷赤誠，是穿越千年仍能照亮人心。玄奘的偉大，不僅在于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西行之旅，帶回了珍貴的佛經(jīng)；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構(gòu)建了系統(tǒng)的翻譯體系，搭建了中外文明溝通的橋梁?！缎嗜泛汀缎实慕z綢之路》的出版，不僅為玄奘研究提供了系統(tǒng)完備的文獻支撐，更讓這位千年之前的文化偉人重新走進公眾視野。我們通過今天的閱讀，是否也如千年前的探訪尋跡那般，逐漸理清了脈絡，接近了那至善至純的“真經(jīng)”？——答案在歷史的風中回蕩。

（本文作者為中國出版集團副總經(jīng)理、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