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瑪曼達·阿迪契是當下最具影響力的非洲流散作家之一，通過主人公伊菲麥露和奧賓仔兩人的流散以及“回鄉(xiāng)”的經(jīng)歷，阿迪契在《美國佬》中展示了一個更真實、更豐富和更具時代氣息的尼日利亞。自20世紀末以來，大量尼日利亞人開始移居海外，殖民時期的被動流散開始轉變?yōu)橹鲃恿魃?。阿迪契筆下的非洲女性獨立自主，敢愛敢恨，而不再是沉默的“他者”，伊菲麥露就是此類女性的代表。對伊菲麥露而言，流散的經(jīng)歷是一種賦權，使其有了更為宏闊的視野，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主體”。借助“世界性主體”所具有的超越性眼光，在對西方進行祛魅的同時，阿迪契同樣對尼日利亞自身的問題進行了透析。

關鍵詞

《美國佬》；奇瑪曼達·阿迪契；非洲流散；“世界性主體”；“新女性”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流散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21&ZD277）

作者簡介

何衛(wèi)華，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英語文學、西方文論和比較文學等領域的研究。

在評價非洲流散文學時，羅斯·薩凱福（Rose A. Sackeyffo）指出：“如果說20世紀屬于非洲男性作家，因為他們創(chuàng)作出了后殖民文學經(jīng)典作品，那么同樣毋庸置疑的是，（21世紀的）非洲女性已從邊緣地帶強勢歸來，重新奪回文學場，并成為主力軍，創(chuàng)作的作品大獲成功，引人入勝”（130）?；仡櫮崛绽麃單膶W傳統(tǒng)，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評論十分精辟。作為文明古國，尼日利亞文學在20世紀就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阿莫斯·圖圖奧拉（Amos Tutuola）、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和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等男性作家都已成為世界文學殿堂中的耀眼星辰。在21世紀，尼日利亞文學薪火不斷，人才輩出，但女性作家開始成為中流砥柱，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阿約巴米·阿德巴約（Ay?bámi Adébáy?）、泰耶·塞拉西（Taiye Selasi）、海倫·奧耶耶米（Helen Oyeyemi）和塞菲·阿塔（Sefi Atta）等后起之秀在文學殿堂中攀高折桂，佳作不斷。在新一代作家中，就影響力、知名度和重要性而言，顯然無人能和阿迪契相匹敵，關于這一點，羅斯·薩凱福認為：“在文學星空中，奇瑪曼達·阿迪契是尼日利亞、同樣是非洲最為璀璨的一顆新星”（Sackeyffo 8），其對阿迪契贊許有加，甚至還將她譽為第三代非洲作家的領軍人物和代言人（53）。關于阿迪契的重要性，馬克西米利安·費爾德納（Maximilian Feldner）評價說：“就尼日利亞流散文學而言，奇瑪曼達·阿迪契是其典型代表?？梢哉f，在21世紀，她是最具有顯示度、最著名和最受歡迎的尼日利亞小說家”（5）。多賽琳·基古魯（Doseline Kiguru）同樣對阿迪契極盡溢美之詞，在她看來：“尼日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契可能是最受贊譽以及在商業(yè)上最成功的當代非洲作家之一，在本土的和全球性媒體上，她依然有著很高的顯示度”（192）。由這些贊譽不難看出，阿迪契已在世界范圍內(nèi)獲得廣泛認可。

阿迪契于1977年出身于書香門第，父母都受過良好教育，并且都有海外留學經(jīng)歷，父親詹姆斯（James Nwoye Adichie）是尼日利亞大學教授。1997年，時年19歲的阿迪契前往美國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學習，兩年后轉到東康涅狄格州立大學，并于2001年獲得學士學位。阿迪契在讀書期間就開始創(chuàng)作，2003年出版的《紫木槿》（Purple Hibiscus）是她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小說，該書幫助她斬獲英聯(lián)邦作家獎。2006年出版的《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同樣大獲成功，憑籍該書，阿迪契獲得了2007年的“橘子小說獎”（Orange Prize for Fiction），該作品在2013年還被改編成電影。2013年出版的《美國佬》（Americanah）不僅入選《紐約時報》年度十佳圖書，還于2014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評論家協(xié)會獎。由于其卓越成就，阿迪契在2015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Asakitikpi and Asakitikpi 226）。流散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題，關于她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厄尼斯特·伊曼尤努（Ernest N. Emenyonu）的評論比較有啟示性：“毫不費力地，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契就成為了自己時代最具引領性、最具吸引力的聲音，她不僅填補了空白，通過引入新的主題和敘事樣式，她還為當代非洲小說注入了活力”（1）。結合《美國佬》，這里將主要討論三方面的問題：首先，自20世紀末以來，為獲得更好的發(fā)展機會，大量尼日利亞人選擇移居海外，殖民時期的被動流散轉變?yōu)橹鲃恿魃?；其次，在阿迪契筆下，非洲女性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是獨立自主、敢愛敢恨的“新女性”；最后，憑籍“世界性主體”具有的超越性眼光，在對西方進行祛魅的同時，阿迪契同樣對尼日利亞自身的問題進行了透析。

流散轉型與“上層世界主義”

在殖民時期，非洲人的“跨大西洋流散”是被迫的，對被迫離開熟悉的環(huán)境、家人和故土的他們而言，這無疑是悲慘的人生境遇。流散過程中的艱辛，再加上奴隸販子們的慘無人道，大量黑奴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已殞命途中。據(jù)記載，在1781年，名為“關懷號”（Zong）的英國販奴船搭載著470名奴隸從西非出發(fā)，前往加勒比海的牙買加港，由于超載、錯誤的航行路線以及天氣等原因，大量奴隸在途中死亡。在疾病和補給匱乏的雙重壓力下，船長科林伍德（Luke Collingwood）做出了將奴隸投入大海的殘忍決定，以期獲得保險賠償，133名非洲奴隸被丟進大海，葬身魚腹，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關懷號大屠殺”事件（Carretta 237-238）。就大西洋黑奴貿(mào)易而言，即使一些黑人能夠幸運地存活下來，在抵達美洲后，他們大多被迫在種植園中從事各種艱辛的勞動，遭受奴役。黑人的血肉之軀為種植園主們帶來巨額財富，不管是“棉花帝國”、還是所謂的“蔗糖帝國”或“咖啡帝國”，都是以黑奴的強迫勞動為基礎。在種植園，只要稍有不從，這些黑奴們就會遭到毒打，甚至被處死，可謂是創(chuàng)巨痛深。作為最早的一批非裔流散作家，布里頓·哈蒙（Briton Hammon)、伊格內(nèi)修斯·桑丘（Ignatius Sancho）、奧拉達·?？鼇喼Z（Olaudah Equiano）、羅伯特·韋德伯恩（Robert Wedderburn）和瑪麗·西科爾（Mary Seacole）等在作品中，以文學的方式再現(xiàn)了殖民、奴隸貿(mào)易以及黑人在種植園中勞作的痛苦經(jīng)歷，鄉(xiāng)愁、控訴和反抗是這些作品的主題。

如果說殖民時代的非洲流散主要是被強迫的、被動的，當下的非洲流散則在很大程度上從被動變?yōu)橹鲃?。就當下而言，在世界范圍?nèi)的流動性往往代表著特權，只有具備一定的財富、文化或社會資源的人才能在世界范圍內(nèi)自由流動。為了更好的教育、工作機會和生活環(huán)境，大量非洲人開始選擇遠走他鄉(xiāng)，但問題在于，跨越疆界的流動不僅費用高昂，還牽涉到各種繁瑣的手續(xù)，普通人只能望而卻步。歷史情勢的變化導致流散主體的變化，自20世紀末以來，流散者很多都是來自于社會中上階層。這一點在阿迪契作品中非常明顯，在她的筆下，作為主人公的流散者大多屬于尼日利亞的富裕家庭，受過良好教育，或者有一技之長，或者是達官顯貴的家人。阿迪契對這一形式的流散相當熟悉，因為對于來自于尼日利亞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阿迪契而言，主動流散同樣是她本人的生活經(jīng)歷。阿迪契作品中也不乏來自于社會底層的流散者，但這些人往往并非她關注的重點。為了更好地理解流散主體的變化，這里不妨借用一下斯圖亞特·霍爾對“上層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of the above）和“底層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進行的區(qū)分，在他看來，前者“屬于沿著全球化企業(yè)權力的道路以及全球化投資與資本軌跡的全球化企業(yè)家”，后者則屬于“被迫跨越邊境、背井離鄉(xiāng)、住在臨時難民營，或者趴在貨車或漏水的船只或火車和飛機的底部到另一個地方去的人”（黃卓越、莫利 886）。由這一區(qū)分不難看出，從20世紀末以來，隨著非洲獨立運動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就非洲流散而言，“上層世界主義”開始成為新現(xiàn)象。

殖民體系瓦解后，不少非洲人開始想方設法前往西方，流散越來越成為主動的選擇。關于這一點，馬克西米利安·費爾德納曾指出，20世紀中葉以來，非洲人流散到西方主要有三波浪潮：首先，從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大量非洲年輕人前往歐洲接受教育；第二波浪潮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于非洲國家動蕩不安，因生活所逼，大量非洲人被迫前往西方；第三波浪潮則始于21世紀初，大量非洲人為過上更為舒適的生活而選擇前往西方（Feldner 15）。不管出于何種目的，在離開故土家園時，主動流散者往往無意于回歸，他們離開的態(tài)度是決絕的。抵達西方后，他們通常并不眷念故土，融入新的“家園”才是他們的首要目標。就《美國佬》中的尼日利亞而言，這個國家在1960年宣布獨立，盡管這個西非國家自然資源豐富，但人民并未由此過上安寧富足的生活，這個國家獨立后多次發(fā)生軍事政變，再加上官員的腐敗和外國勢力的干預，整個國家經(jīng)常是混亂不堪。在城市，停電停水是常態(tài)，汽車沒地方加油，頻繁的罷工使得包括醫(yī)院在內(nèi)的公共服務部門經(jīng)常無法正常運轉。官員們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包括大學老師在內(nèi)的普通公職人員卻經(jīng)常拿不到工資，生活難以為繼。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但社會中的權勢階層卻對老百姓的疾苦不管不顧，紛紛急著將財產(chǎn)和子女轉移到國外，“從沒有選擇的、令人壓抑的頹廢中逃離”（280）。伊菲麥露在恩蘇卡讀大學時，因為拿不到報酬，老師們隔三差五地罷工，一些無學可上的學生們采取暴動等極端形式進行抗議，還有一些學生則因為擔心無法正常完成學業(yè)，紛紛開始想辦法去國外讀書。在烏茱姑姑和奧賓仔的鼓勵下，伊菲麥露決定前往美國求學，當她在拉各斯參加美國大學的入學測驗時，“那兒擠滿了數(shù)千人，全都意氣風發(fā)，懷揣著各自的美國志向”（100）。伊菲麥露幸運地拿到了美國一所大學提供的半額獎學金，因此去到美國費城的一所大學讀書。剛開始，身處異國他鄉(xiāng)的伊菲麥露生活極為艱難，但后來在白人男友柯特的幫助下，伊菲麥露在美國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國，不管是柯特，還是后來的布萊恩，他們同樣都來自于美國中上階層。尤其是柯特，這位帥氣的白人小伙來自于一個富有的大家族，他平時出手闊綽，隨時可以前往不同國家度假和旅游，伊菲麥露后來的交往對象同樣主要來自于這一群體。作為大學教授的兒子，奧賓仔同樣將去美國學習、生活和工作作為人生目標，因為“美國象征著未來”（71），由于簽證原因，奧賓仔的希望落空，但作為大學教授的母親最后想方設法將他送到了英國。不難看出，這些流散者不再是受害者，對可以自由地在世界范圍內(nèi)游走的他（她）們而言，流散更多是值得期待的人生狀態(tài)，令人艷羨。

新一代的非洲流散者很多都是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年輕人，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或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有條件的年輕人紛紛選擇前往西方發(fā)達國家。為了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眾多有一技之長的成年人同樣選擇前往西方，而這之中很多都是受到過良好教育的技術人員，是民族振興和非洲重建的中堅力量。在《美國佬》中，伊菲麥露的烏茱姑姑是醫(yī)務工作者，經(jīng)過努力，她最后在美國成為了一名醫(yī)生。而作為拉各斯大學的教授，因為不想再被“當綿羊般對待”（65），吉妮卡的父母不惜辭去教職，選擇移民去了美國。人才的流失讓奧賓仔的母親痛心疾首，她曾感嘆說：“尼日利亞正在趕走最好的人才”（101）。在阿迪契的《紫木槿》這部作品中有類似情節(jié)?？当塞惖墓脣屢练茪W瑪是大學老師，由于拿不到自己應得的工資，生活舉步維艱，在被大學解雇后，她選擇帶著孩子前往美國工作。在得知伊菲歐瑪準備去美國時，她的朋友同樣感慨地說：“受過教育的人都走了，有可能逆轉時局的人都走了。留下來的都是孱弱的人”（阿迪契，《紫木槿》192）。尼日利亞可以被視為整個非洲的縮影，人才流失是整個非洲在當下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

總而言之，對包括阿迪契在內(nèi)的主動流散者而言，流散不再是喪失、苦難和不幸，而更多意味著能力、優(yōu)勢和特權。對于被迫流散者而言，他們有著更為強烈的“回歸”愿望，他們更愿意強調(diào)流散帶來的苦痛，更愿意強調(diào)民族國家的重要性。與之相反，由于自身的優(yōu)勢地位，主動流散者雖然選擇“離開”，但他們往往并非異域文化的朝圣者，一味地為其添媚增姿，對其頂禮膜拜，同樣不會因母國文化的“落后”而自怨自艾，他們更愿意去享受空間上的位移帶來的便利、經(jīng)驗和超越的眼光，并且將流散過程中接觸到的語言、文化和知識轉變?yōu)榭烧{(diào)用的資源，從而真正地做到四海為家，在不同文化間構筑起相互交流的橋梁。

“新女性”與敘寫非洲新范式

在眾多關于非洲的文學作品中，非洲往往與貧窮、落后和愚昧關聯(lián)在一起，是供西方調(diào)侃、消遣和確證自身的“奇觀”，是“黑暗的中心”，需要西方啟蒙。在《美國佬》中，在給一位來自尼日利亞的作家朋友提建議時，布萊恩的姐姐珊就指出，要想在西方獲得成功，“他需要把本民族的人寫得丑陋不堪。他需要指出，非洲的問題只怪非洲人自己，歐洲人對非洲的援助大于他們對非洲的傷害，那樣他將成名，人們會說他如此誠實！”（321）此類模式化的寫作迎合了西方讀者的閱讀興趣，幫助部分作家在西方聲名鵲起，但卻遮蔽了真實的非洲。作為一位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女性作家，阿迪契是新一代非裔流散作家的代表，在其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個更為真實的、豐富的和不斷發(fā)生變化的新非洲。在之前的非裔流散文學中，女性更多以被動的受害者的形象出現(xiàn)，她們遭受迫害，卻逆來順受，她們往往是沉默的、無聲的和被動的，讀者無法了解她們的內(nèi)心世界。阿迪契成功塑造了眾多新女性角色，在其作品中，非洲女性開始走到舞臺中央，不再是邊緣性角色，不再隨波逐流，她們有了自己的聲音，開始訴說自己的欲望、情感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渴望。相對于非裔流散文學中傳統(tǒng)的女性形象而言，阿迪契筆下的女性性格鮮明，她們獨立、自信和開明，能夠勇敢地表達自己，還會積極地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各種權益，是名符其實的“新女性”。

首先，《美國佬》中的女性都能夠勇敢地追求夢想，努力成為命運的主宰者。不管是伊菲麥露，還是烏茱姑姑，她們在生活中都享有充分自由。威權式父親的“缺失”使得這種自由成為可能，而父親的“不在場”則以隱喻的方式說明了父權制在當代非洲的式微。伊菲麥露的父親并非社會中的成功人士，盡管身為公務員，但由于不善于溜須拍馬，處理不好和上司的關系，他丟掉了在聯(lián)邦機構的工作，失業(yè)后交不起房租，最后還是烏茱姑姑在將軍那里要到了錢，這才解了燃眉之急。盡管自尊告訴他不能接受這個錢，但因為生活窘迫，他最后還是默默地接受了。雖然不認同烏茱的所作所為，卻只能聽之任之，可謂是窩囊至極。職場上的不如意讓他頹廢，因此并沒有太多干預女兒伊菲麥露的生活。烏茱本來是一個鄉(xiāng)下姑娘，13歲就離開了家，在拉各斯和伊菲麥露一家人一起生活，遠離了來自于父親的管束。大學畢業(yè)后，為改變命運，烏茱姑姑心甘情愿地成為傲甲將軍的情婦，以這種并不光彩的方式，烏茱姑姑成功躋身上流社會，并在美國為將軍誕下一子。當將軍因軍用飛機失事去世后，她又獨自帶孩子去了美國，并最終通過努力在美國通過了醫(yī)師執(zhí)照考試，成為一位醫(yī)生，從而在美國站穩(wěn)了腳跟。伊菲麥露更是經(jīng)歷了種種困難，最后不僅拿到了學位，還成為了一位有一定影響力的博主，經(jīng)常應邀參加各種活動。借助博客，伊菲麥露能夠及時針對各種社會問題發(fā)表看法，這后來還成了她謀生的手段，收入頗豐，事業(yè)和愛情雙豐收。同樣，在《半輪黃日》這部作品中，不管是大學教授奧登尼博，還是來自英國的白人記者理查德，在作為“新女性”代表的奧蘭娜和凱內(nèi)內(nèi)面前，都相形見絀?？偠灾桶⒌掀踝髌分信魅斯?，她們很多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美麗而聰慧，遇事有主見，在危急關頭能挺身而出，運籌帷幄，不僅努力把控著自己的命運，在家人和朋友們遇到困難時還能夠伸出援助之手，挽狂瀾于既倒，而她作品中的男性往往倒成了陪襯。

其次，阿迪契筆下的女性能夠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她們不僅會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感情生活中，她們同樣敢愛敢恨，而不是遮遮掩掩。不管是在和奧賓仔的關系上，還是在之后的幾次戀愛中，伊菲麥露始終積極主動，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感情，而并不是像傳統(tǒng)非洲女性那樣，等待男性主動發(fā)起進攻。大方、直率和熱烈的伊菲麥露甚至讓奧賓仔感到害羞，他在評價她時指出：“她從不羞怯”（377）。在去烏茱姑姑家的火車上，伊菲麥露邂逅了在耶魯大學當老師的布萊恩，儒雅的布萊恩讓伊菲麥露一見傾心，不僅主動找他要聯(lián)系方式，在周末時還主動給他打電話，希望能再續(xù)前緣。在和來自于上流社會的白人柯特談戀愛時，她卻和一位當樂手的鄰居有一段情緣，最后導致和柯特關系的破裂。在柯特指責說“你給了他他想要的”時，伊菲麥露則回答說“我得到了我想要的”（292-293）?；貒?，明明知道奧賓仔已娶妻生子，但伊菲麥露依然選擇和這位昔日的男友打情罵俏，因為她心里很清楚彼此依然深愛著對方。不管是同樂手鄰居的露水情緣，還是回到尼日利亞后和奧賓仔之間的情感糾葛，在很大程度上，雖然是不道德的，但考慮到尼日利亞女性長期以來遭受的來自于殖民者和父權制的“雙重壓迫”，伊菲麥露在情感生活中的勇氣令人欽佩。

此外，阿迪契筆下的女性有著更多的反抗精神。面對自己國家的動蕩不安，女主人公伊菲麥露并沒有選擇坐以待斃，為完成學業(yè)，她選擇去美國讀書。而在這之前，烏茱姑姑就已經(jīng)帶著孩子去了美國。這些女性都以選擇離開的方式來對混亂的尼日利亞說“不”，關于這一點，多博羅塔·普赫羅瓦（Dobrota Pucherová）曾指出，在阿迪契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尋求女性的解放，她們離開本國，前往異國他鄉(xiāng)（通常是去美國，這個‘移民之國’）去尋找自由和幸福，從而遠離本國的保守主義文化及其壓制性體制”（58）。在《美國佬》中，奧賓仔的母親同樣是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作為大學教授，在丈夫去世后，她獨立將年幼的兒子撫養(yǎng)成人。當伊菲麥露和兒子談戀愛時，這位開明的母親不僅沒有反對，還語重心長地告訴伊菲麥露女孩子在戀愛中應注意的事項，要保護好自己。與此同時，她勇敢、正直和善良。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時，她敢于仗義執(zhí)言，她當眾指責自己的同事濫用資金。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她并不會忍氣吞聲，而是挺身而出，堅定地捍衛(wèi)自己的權利。

“世界性主體”與流散政治

筆者曾專門論述過“世界性主體”這一概念，在筆者看來，“世界性主體”是“具有世界性眼光、胸懷和感受力的個人，他們通常更具包容性，能夠尊重、理解和欣賞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習俗風尚、文化產(chǎn)品與價值觀念”（何衛(wèi)華，《“世界性主體”建構離不開外國文學》5）。阿迪契的國際性聲譽顯然得益于她的流散者身份，盡管來自尼日利亞，但阿迪契長期在西方學習、生活和工作，而且主要用英文寫作，借助于一些國際性出版機構，阿迪契的作品一經(jīng)付梓，就能迅速在國際圖書市場上得到關注。關于流散的政治功用，筆者曾指出，流散者“更傾向于將世界主義作為自己的立場，反對故步自封、壓制和獨白性話語，贊成開放、流動和合作”（何衛(wèi)華，《流散與文化生產(chǎn)》7）。約吉塔·戈亞爾（Yogita Goyal）則更明確地指出：“盡管流散意味著對民族國家的批判，但其同樣可以激發(fā)和體現(xiàn)民族主義的渴望”（16），這在《美國佬》中得到了生動演繹?？臻g上的位移使得阿迪契成為了典型的“世界性主體”，借助“世界性主體”特有的超越性眼光，通過調(diào)用不同的語言、文化和知識資源，阿迪契為當代非裔流散文學引入了新的話題、技法和經(jīng)驗。此外，不管是品藻古今，還是觀事體物，她都能夠做到更為從容、客觀和全面。

作為“世界性主體”，阿迪契在《美國佬》中展示了更為立體、豐富和真實的美國?？朔酥刂乩щy，好不容易來到美國，但伊菲麥露并沒有欣喜若狂，相反卻非常失望，因為這里和她想象中的美國相去甚遠。剛到美國時，這里“熱得人難受的暑氣嚇了她一跳，同樣讓她驚訝的還有烏茱姑姑破舊的豐田掀背式轎車，側面有一塊生銹了，座位上的椅套斑駁脫落。她盯著樓房、汽車、布告板，那全都黯淡無光，令人失望的黯淡無光；在她想象的國度里，美國的日常事物包覆著一層爍亮的光澤”（104-105）。在機場外，一位戴棒球帽的美國少年竟然在一堵磚墻旁小便，這讓對美國充滿種種美好想象的伊菲麥露震驚不已。不久，伊菲麥露就發(fā)現(xiàn)類似的令人不悅的情景隨處可見，失望的她甚至開始覺得美國的水果都淡而無味。

通過伊菲麥露的遭遇，不難看出，所謂的“美國夢”不過是謊言。對于已有些失望的伊菲麥露而言，真正的挑戰(zhàn)卻是這之后經(jīng)濟上的困難。美國并非到處都“流淌著牛奶和蜂蜜”，遍地都是機會，作為留學生，伊菲麥露拿的是學生簽證，不能合法地工作，只能冒用別人的證件做零工。即便如此，找工作依然困難重重，經(jīng)濟困難一度讓她抑郁，幾近崩潰。為了交房租，伊菲麥露最后還被迫為一位網(wǎng)球教練提供色情服務，這件事帶來的恥辱感直接導致她主動斷絕了和奧賓仔的聯(lián)系。作為新移民，烏茱姑姑在這一段時間中同樣生活艱難，無法接濟伊菲麥露。她和兒子戴克住的房子異常簡陋，兩人擠在一室一廳的小房子中，逼仄的廚房中蟑螂橫行。為維持生計，烏茱姑姑不得不打三份工，省吃儉用，在超市購物時，只買打折商品，之前打扮精致入時的烏茱姑姑現(xiàn)在邋里邋遢。為獲得經(jīng)濟上的幫助，甚至還不得不委身于自己不喜歡的男人，伊菲麥露因此指出說：“美國扼殺了她”（111）。這些不幸遭遇不僅說明了流散者生活的艱辛，同樣展示了美國的“隱暗面”，這里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人間天堂。更為重要的是，種族問題已成為美國的痼疾，種族歧視使黑人的生活舉步維艱。即使對于受過良好教育的黑人而言，同樣會遭到有區(qū)別的對待、歧視和排擠。一旦有違法犯罪的事情發(fā)生，最先受到懷疑的往往是黑人。在布萊恩任教的耶魯大學，圖書館的警衛(wèi)懷特先生是黑人，一次一位黑人朋友晚上還錢給懷特，圖書館的白人員工卻認為他們在交易毒品，導致懷特被警察逮捕。作為一位黑人知識分子，布萊恩有過類似遭遇，在紐約時，一位警察因為懷疑他藏有毒品而攔住他。伊菲麥露的表弟戴克上學期間，學校電腦被非法入侵，校方竟懷疑對電腦并不精通的戴克，就是因為他是黑人。面對無解的種族問題，伊菲麥露在博客中不無調(diào)侃地說道：“解決美國種族問題最簡單的辦法？浪漫的愛情”（300）。

如果說伊菲麥露的經(jīng)歷對美國進行了祛魅的話，奧賓仔的遭遇則揭示了英國的不堪，西方由此褪去了昔日的“華彩”。在《美國佬》中，伊菲麥露最后終于在美國立足，在來自塞內(nèi)加爾的布巴卡爾教授的推薦下，還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員職位，但相比之下，奧賓仔運氣欠佳。在母親安排下，拿不到美國簽證的奧賓仔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英國。然而，在英國，奧賓仔看到的并非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紳士淑女，而是人們在公共場合亂吐痰，甚至還有人將大便拉在馬桶蓋上，當然還有種族主義偏見。由于沒有工作簽證，和伊菲麥露剛到美國時一樣，奧賓仔只能借用同樣來自尼日利亞的文森特·奧比的身份工作，條件是將工資的35%給對方。奧賓仔在這里做的都是洗廁所、清潔工和“腳夫”（laborer）之類的力氣活，工作條件惡劣，十分辛苦，還隨時有可能被解雇。最后，作為送貨工的奧賓仔好不容易被工友們接受時，文森特卻漫天要價，提出要將工資的分成提高到45%。遭拒后，文森特舉報了奧賓仔，迫使他不得不放棄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在英國，為非法移民安排假結婚已成為產(chǎn)業(yè)，失去工作后，通過假結婚獲得合法身份是奧賓仔的最后希望。奧賓仔聯(lián)系了專門安排假結婚的安哥拉人，卻功敗垂成，最后在要正式辦手續(xù)時被警察逮捕，然后被驅逐出境。

作為一種“逃逸”行為，流散可以起到德勒茲和瓜塔里意義上的“去轄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效果，沖擊、挑戰(zhàn)，甚至顛覆既有的文化生態(tài)和社會秩序。憑籍比較的眼光，伊菲麥露和奧賓仔對西方進行了祛魅；當流散者“回望”時，異域經(jīng)驗同樣會幫助他們形成新的關于故土家園的看法。在《美國佬》中，著眼于尼日利亞的未來，阿迪契還毫不留情面地對尼日利亞及其國民進行了批評。在談到自己國家時，阿迪契曾憤怒地指出：“它（尼日利亞）是世界上最混亂的民族之一。是太陽底下最腐敗、最遲鈍和最缺乏效率的地方之一〔……〕這里骯臟、麻木不仁、嘈雜、招搖、不誠實和粗野?？偠灾?，它是地球上最令人不悅的地方之一”（Achebe 11）。和前輩阿契貝一樣，伊菲麥露為尼日利亞的腐敗問題深感痛心。這個國家官商勾結，腐敗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這個國家，很難找到一位廉潔的公職人員。一切的組織架構，就是讓你貪贓舞弊。而最糟的地方是，人們希望你貪贓舞弊”（474）。當奧賓仔被遣返回國時，海關官員明目張膽地索賄。回國后，在表姐安排下，奧賓仔結識了一位酋長，從此飛黃騰達。這位酋長通過不法手段大發(fā)橫財，生活放蕩。發(fā)跡后的奧賓仔同樣生活奢靡，開著豪車，家里的家具進口自意大利，仆人瑪麗則是從貝寧共和國找來的。政治腐敗導致了人民的墮落，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同樣令人擔憂，人們甚至會在葬禮宴席上偷肉。老百姓都渴望財富，為獲得更多的金錢而坑蒙拐騙，正如酋長所言：“在這個國家里，每個人都饑渴，連富人都饑渴，可沒有人誠實”（26）。為能嫁給有錢人，或者獲得金錢上的回報，女人們會主動投懷送抱，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做別人的情人，正如伊菲麥露指出的那樣，拉各斯的人“喪心病狂地講求交易。連男女之間的關系，也全是可以交易的”（437）。在尼日利亞，達官顯貴們成天穿梭于各式豪華餐廳，醉生夢死，因為“無人知道明天”（25）。尼日利亞的治安同樣不容樂觀，犯罪率居高不下。2015年，阿迪契父親的司機竟然和綁匪串通一氣，綁架她父親后要求阿迪契支付贖金。

不同于阿契貝等老一輩作家，作為“世界性主體”的阿迪契并沒有掉入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意義上的非洲悲觀主義（Afro-pessimism）的泥沼，吉坎迪曾指出，非洲悲觀主義是當下關于非洲的討論之中的頑疾，這種觀點認為“非洲大陸及其人民無可救藥地被囚禁在過去，陷入一個不發(fā)達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并被腐敗的機構所挾持”（Gikandi 9）。盡管揭示了尼日利亞社會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并對其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反思，但在阿迪契筆下，尼日利亞人同樣表現(xiàn)出積極的一面，他們不畏艱難，積極進取，在夾縫中求生存，始終充滿活力、生命力和開拓精神。此外，尼日利亞發(fā)展迅速，大量之前移居海外的社會精英開始回到拉各斯生活、工作和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辦一家投資公司，一項音樂制作業(yè)務，一個時尚品牌，一份雜志，一家快餐連鎖店”（6）?；貒蟮膴W賓仔事業(yè)有成，作為企業(yè)家，他不僅在國內(nèi)如魚得水，甚至還將事業(yè)拓展到了國外，在談到自己日新月異的國家時，他指出：“第三世界的人目光向前看，我們喜歡樣樣都是新的，因為我們最好的時光仍在前頭；而西方，他們的全盛期已經(jīng)過去，所以他們只能迷戀于那段過去”（444）。對此時的奧賓仔而言，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世界性的版圖上展開，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性主體”，他的這番話很好地體現(xiàn)了新一代非洲人對自己以及國家的信心，他們不再一味迷信西方，唯西方馬首是瞻。盡管阿迪契對尼日利亞存在的諸多問題心知肚明，但她并未就此掉入悲觀主義的泥沼，然后將這里描畫為等待救贖的蠻荒之地，恰恰相反，她對這片熱土始終充滿期待。就此而言，阿迪契對尼日利亞的批評并非是自暴自棄，而更多是因為“愛之深，責之切”，是刮骨療傷，是“吶喊”。總而言之，作為年輕一代的代表，不管是奧賓仔的被迫“回歸”，還是伊菲麥露的主動回歸，阿迪契以隱喻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對祖國的信心。

作為新一代非洲作家的代表，阿迪契在《美國佬》中記錄了當代非洲的流散經(jīng)驗，不管是對“新女性”的關注，還是對西方的祛魅，阿迪契呈現(xiàn)了一幅更為完整、立體和具有時代氣息的關于當代非洲流散者的生活圖景，從而開啟了敘寫非洲的新范式。不管是對阿迪契等流散作家自己而言，還是對相關作品中的主人公而言，流散更多是一種成長、賦權和豐富自我的經(jīng)歷，而并非悲慘的人生境遇。流散的經(jīng)歷使她們有更為宏闊的胸襟、視野和關懷，還可以得心應手地調(diào)用來自于不同語言文化之中的資源，成為“世界性主體”。得益于自身擁有的超越性視野，這些“世界性主體”往往能得出更令人信服并具有啟示性的結論。

更為重要的是，以阿迪契為代表的新一代非洲作家不再沉溺于過往的殖民史，而更多是將目光轉向了當下。進入到21世紀，隨著非洲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以及歷史情勢的變化，非洲人開始變得更為自信、開放和包容，他們不再仰望西方文化，不會因為自卑而像《最藍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布里德洛夫（Pecola Breedlove）那樣去渴望擁有藍眼睛，相反，他們開始對西方有了更為客觀的認識。在涉及非洲傳統(tǒng)時，這些作家不會為其籠罩上一層神秘的光環(huán)，像阿契貝等作家那樣去將過去的非洲描畫為“田園牧歌式的”共同體，然后去頂禮膜拜或感時傷懷地緬懷。當然，這些作家同樣不會諱疾棄醫(yī)，對非洲存在的問題遮遮掩掩，視而不見，甚至于文過飾非，而會以更多的勇氣去直面問題，并思考和尋找解決方法。全新的流散經(jīng)歷使得這些非洲作家更傾向于將開放、公正和和諧的世界秩序作為目標，而這些經(jīng)驗都將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資源?？偠灾?，通過引入新的人物形象、經(jīng)驗和主題，阿迪契為當代非裔流散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世界文學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5年第6期，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獻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