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發(fā)展成熟與轉(zhuǎn)型的時期，創(chuàng)造了影響深遠的物質(zhì)文明與文化遺產(chǎn)，被譽為“藝術家的時代”（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而宋詩是其代表。宋詩題材豐富，藝術特色鮮明，如其日常生活化走向、多樣流派特色、突出淑世精神、雅俗兼融的審美特征等，體現(xiàn)出“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的顯著文化特色。宋代器具類詩歌題材的書寫，就從特定維度展現(xiàn)出宋詩題材的發(fā)展演進及時代特征，在文學史上具有典型意義。茲以文具、琴器、屏風等題材為例，試述宋詩器具類詩歌題材的書寫與特色。

文具類詩歌創(chuàng)作興盛

宋代以文立國，形成典型士大夫文官文化與豐富物質(zhì)文明，文房用具就是其重要方面。如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五卷，含筆譜二卷，硯譜、墨譜、紙譜各一卷，各述原委本末，殿以辭賦詩文。李孝美《墨譜》三卷，上卷為采松、造窯、發(fā)火、取煙等制墨圖式；中卷為祖氏、李超、李廷珪、順州貢墨及無名氏等十六家制墨程式；下卷為牛皮膠、鹿角膠、減膠、冀公墨等制墨法式。米芾《硯史》一卷，論硯之性品石質(zhì)、歷代樣品形制、玉硯白硯等二十六種類，足為文房鑒古之助。可見宋人喜好文具風氣之盛。

宋詩受到文人鐘愛文具風氣的影響，深入反映宋代物質(zhì)文化生活的文具類題材，也成為較具特色的宋詩題材。如王十朋編《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列“筆墨”“硯”“器用”等類題材。蘇轍《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列“筆硯”“器用”等類題材。劉克莊編《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列“器用門”一卷有“筆”“墨”“紙”“硯”等類題材。在文學史上，南朝蕭統(tǒng)編《文選》首次按題材類編詩體，尚無文物器具一類。到宋代，一些類編別集出現(xiàn)筆、墨、紙、硯等專類題材，反映出宋代文物器具類詩歌創(chuàng)作的興盛。典型作品如歐陽修《和劉原父澄心紙》寫澄心紙箋，緬懷友人石延年、蘇舜欽，深寓人生情思。陳師道于晁無斁、秦觀處見宋神宗御賜古墨，遂作《古墨行》寫其珍奇，懷想神宗治國故事，富有文化意蘊與詩史特色。蘇軾《眉子石硯歌贈胡訚》《龍尾硯歌》、黃庭堅《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李廌《以古畫觀音易眉子石硯歌》等，皆可見宋人對各種石硯的珍愛與細致描寫。陸游有《書巢五詠》（硯滴、砑蠡、故紙、折墨、空酒壺）等詩，還作《閑居無客所與度日筆硯紙墨而已戲作長句》說“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寫出了文房用具在宋代文人生活與生命中的意義。

琴詩題材的新發(fā)展

中國自古重視樂教，琴器在古代出現(xiàn)很早。東漢蔡邕《琴操》說“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禮記》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读凶印贩Q孔子就師襄學琴；又稱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戰(zhàn)國楚宋玉《諷賦》說“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三國嵇康《琴賦》說“眾器之中，琴德最優(yōu)”。另如阮籍《詠懷詩》、曹丕《燕歌行》等詩也都寫到彈琴。

至宋代，李昉等編類書《文苑英華》卷二一二《詩》收“琴”類題材，收自南朝至晚唐琴詩二十九首；卷三三四《歌行》收琴歌七首。宋代崇尚文藝，琴在文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其中就有琴一張。他有《彈琴效賈島體》《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圣俞》等詩寫彈琴聽琴生活。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記其與京師館閣同僚雅集聽琴，并作《贈彈琴者》詩寫聽琴感懷。蘇軾《聽賢師琴》詩寫聽琴音清幽之趣。蘇轍《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更出現(xiàn)“琴劍”類詩歌題材，可見宋人對琴詩題材的重視及創(chuàng)作發(fā)展。從詩體看，宋以前的琴詩多為五言，而宋代進一步發(fā)展，更多用七言。從內(nèi)容看，宋代琴詩在前人多寫琴藝鑒賞與感懷的基礎上，更趨日常生活化，更多議論，更富理趣。如北宋黃庶《和陪丞相聽蜀僧琴》，系其為文彥博幕僚時日常宴飲所作，結(jié)以“致君基業(yè)用功深”的通常酬贈之語。蘇軾《題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則是典型宋代說理之作。至宋末，宮廷琴師汪元量隨三宮被元軍俘虜北上，作《幽州秋日聽王昭儀琴》詩說“雪深沙磧王嬙怨，月滿關山蔡琰悲。羈客相看默無語，一襟愁思自心知”，書寫家國之悲與流離之傷，賦予琴詩題材新的審美特色。

市井屏風激發(fā)文人創(chuàng)作

在中國古代，屏風既是區(qū)隔生活空間的器具，也是一種視覺藝術，成為激發(fā)文人創(chuàng)作、促進文學藝術傳播的媒材。唐宋時期，畫屏、手卷與壁畫成為三種主要繪畫形式。宋代上至宮廷、下至市井，屏風使用都較普遍。如陳骙《南宋館閣錄》記載朝廷秘閣空間陳設：上方為御屏，后設古器琴硯；下設方桌，列御書圖畫；東、西壁第一行古器，第二、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跡；東南、西南壁設祖宗御書。其中，御屏占據(jù)顯著位置。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宋孝宗于選德殿御座后“作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jiān)司、郡守于兩行，以黃簽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為《華夷圖》”。其君主屏風關乎治國平天下之政，意義非凡。宋代市井中屏風也往往富有情趣。如周密《武林舊事》記載，宋高宗退位后常游山水，一日御舟經(jīng)西湖斷橋，橋旁有酒肆，中飾素屏，上書《風入松》詞，末言“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高宗駐目稱賞，問知為太學生俞國寶醉筆，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改為“明日重扶殘醉”，并賜其“解褐”。市井屏風，成為太學生與君主文藝互動的媒介。

巫鴻《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xiàn)》揭示，至宋代畫屏形象愈來愈富有詩意。屏風為宋人構筑出詩意的文化空間，與文人生活及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密切關聯(lián)。這主要體現(xiàn)在宋人描寫屏風和屏風上的題詩中。如歐陽修《書素屏》詩說“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開屏置床頭，輾轉(zhuǎn)夜向晨”，寫游宦生涯中素屏常伴之趣。蘇軾《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詩稱歐陽修石屏上畫作“神機巧思無所發(fā)，化為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頗見宋人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特色。陸游《驛舍見故屏風畫海棠有感》說“夜闌風雨嘉州驛，愁向屏風見折枝”，寫羈旅愁思。樓鑰《醉題魚屏》說“我雖非魚知魚樂，樂處未必魚知儂”，寫安居之樂。許及之使金作《北方館驲屏風皆畫落墨牡丹》說“停車京洛凈風沙，幾見屏開落墨花。故國似人猶可喜，秾肌何況謝鉛華”，則寫出了南宋士人的故國之思。

總之，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所說，詩人既隨物以宛轉(zhuǎn)，亦與心而徘徊。宋代器具類詩歌題材的書寫，在“物色”與“文心”的交融中展現(xiàn)宋代物質(zhì)文化生活，映射文人精神世界與審美趣味，富有時代特色與文學史意義。

（作者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教授；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