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葡語文學呈現(xiàn)出向過去回望的姿態(tài)，同時在涉及宏觀議題時顯得更為謹慎，偏好從個體或者在家庭場域內(nèi)展開敘事，總體上表現(xiàn)出情感化、微觀化的內(nèi)轉趨勢。

非線性的時間

2025年，圍繞時間這個經(jīng)典母題，一些葡語文學作品推陳出新，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和肯定。

在葡語文學的國際獎項中，2025年海洋文學獎在小說類別表彰了巴西作家西爾瓦娜·塔瓦諾（Silvana Tavano）的長篇小說《復活猛犸象》（Ressuscitar mamutes）。在一項史前生物復原實驗的啟發(fā)下，小說敘事者提出，既然為了改造現(xiàn)在而復活過去的科學假設有其合理性，那么出于其他目的，設想類似的復原方案同樣符合邏輯。由此，她提出了一種非線性的時間觀：“今天也是復數(shù)的今天，是唯一的也是多重的時間?！彼龑⑹聵嫿闀r間機器，在設想中重組過去，復活意外去世的母親，創(chuàng)造出母親逃過一劫后的未來。借助“對過去的計劃”和“對未來的記憶”這一組包含悖論的概念，敘事者重構了想要拒絕的那部分與母親有關的過去，為母親編織出免于卑微、不再絕望的一生。小說不僅細膩地表達出母女間復雜、深厚、微妙的感情，還通過并置科學設想與虛構文學創(chuàng)作，將個人層面的敘事提升到探討人類普遍的悼亡觀的層面，消解了死亡作為個體和群體的終結這一定義的絕對性。

安哥拉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推出長篇小說《關于上帝的一切》（Tudo sobre Deus），同樣探討死亡的終結意義：以夢為中介，時間可以自由嵌套，一些瞬間會成為永恒，死亡便不再必然指向個體存在的終結。小說主人公是安哥拉頗具聲譽的地質(zhì)學家，也是一位以憤怒入詩的詩人。得知生命將盡時，他在安哥拉納米貝沙漠購置了一座廢棄教堂，把懸在大西洋邊緣高處的荒蕪之地作為最后的居所，決定在余生繼續(xù)挖掘，以地質(zhì)學家和詩人的雙重身份傾聽大地，通過夢中之夢，尋回四年前與他爭執(zhí)后離家出走的女兒。

巴西的圣保羅文學獎將小說新秀類獎項授予馬西里奧·弗朗薩·卡斯特羅（Marcílio Fran?a Castro），表彰其長篇小說首作《最后的抄寫員》（O último dos copiastas）。小說結合歷史考據(jù)和合理虛構，回溯中世紀末抄寫員行業(yè)式微的歷史時期，創(chuàng)造出一位在行業(yè)末期勤懇工作的抄寫員的形象，復現(xiàn)了這一職業(yè)最后的輝煌。在如今的數(shù)字時代，一家小型出版社的校對員和插畫師深感技術對出版行業(yè)的沖擊，與這位幾百年前的抄寫員惺惺相惜，對他的生平產(chǎn)生了興趣。插畫師遠赴歐洲考察，與留守的校對員通過傳統(tǒng)的紙質(zhì)明信片互通訊息。16世紀的抄寫員在文字中逐漸“復活”，不同歷史時期、反差強烈的各種文字流通方式穿插出現(xiàn)，引申出對藝術和技藝的時代命運的思考。

歷史的情感維度

在2025年備受關注的葡語文學新作中，歷史敘事的重構常常體現(xiàn)在歷史在人物精神世界中的余震，尤其是事后難以愈合的創(chuàng)傷。

巴西作家米爾頓·哈通推出了“至暗之地”三部曲的終篇，長篇小說《誤解之舞》（Dan?a dos enganos）。在三部曲的前兩部小說《等待之夜》（A noite de espera，2017）和《消失點》（Pontos de fuga，2019）中，身在巴黎的馬丁回憶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歲月：父母離婚，母親失蹤，大學時的好友卷入軍政府時期的政治斗爭后被逮捕，他隨即逃離巴西，流亡巴黎，一邊與留在巴西的朋友通信，一邊收集資料，查訪母親的下落。這兩部小說的故事由主人公馬丁講述，《誤解之舞》則以其母莉娜作為主人公，以第一人稱向讀者說明“失蹤”的真相，彌補了莉娜的聲音在前兩部中的缺位。這一次，她不再只是兒子眼中離家出走的母親，不再是被講述的沉默對象，而是暴力的父權家庭中奮力反抗的妻子，是社會和政治運動的參與者，也是馬丁的敘述的闡釋者和批評者。通過《誤解之舞》中敘事主體的移位、敘事視角的翻轉，“至暗之地”三部曲至此完成了母子之間的代際對話，使“失蹤者”的歷史在多重聲部的碰撞中變得立體?；谲娬畷r期巴西社會充斥政治高壓的歷史背景，這組作品不僅描繪出家庭內(nèi)部的情感流動，也表現(xiàn)出集體創(chuàng)傷對兩代人的塑造。

近六年內(nèi)兩次獲得雅布提文學獎的巴西作家伊塔馬爾·維埃拉·茹尼爾推出長篇小說《無畏的心》（Cora??o sem medo），承接此前獲獎的《歪犁》《拯救火》，宣告其“大地”三部曲完結?！稛o畏的心》中，作家的視角從前兩部的鄉(xiāng)村抽離，轉向大城市薩爾瓦多。小說主人公是一位在超市做收銀員的單身母親，在兒子失蹤后，踏上了尋子之路。通過主人公面對的警察暴力、社會機制的冷漠、城市邊緣生活的殘酷，小說揭露了黑人青年在社會中遭受的結構性暴力。與此同時，主人公反復追憶家族往事，將當前的痛苦和巴西農(nóng)民“失地”、進城的集體創(chuàng)傷聯(lián)系在一起，將個體遭際升華為對巴西社會沉疴的控訴。

莫桑比克新銳小說家、劇作家梅里奧·廷加（Mélio Tinga）的長篇小說《房間里的霧》（Névoa na sala）獲得了該國第三屆米亞·科托文學獎。小說書寫了戰(zhàn)爭的幽靈如何在身負罪孽的幸存者的內(nèi)心駐留，如同霧氣侵入本可以密閉的個人空間：“我曾殺死的那些人的聲音就在這里。就在我的腦海里……你們能聽到嗎？就在這里，男人在我的耳膜上奔跑，女人和孩子在我眼中尖叫、哭泣?！惫适略诰癫≡赫归_：因為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而反復陷入幻覺的男人和受疾病折磨的女人相遇，野蠻的幽靈和愛的召喚隨著他們的相識相知互相交纏，引導讀者探究人類理性和情感的邊界。由此，小說為莫桑比克充滿沖突和暴力的歷史提供了個體化、情感化的敘事方案，并不局限于重述戰(zhàn)爭史實，而是從普遍的人類情感的角度反思“惡”的本質(zhì)。此外，在2025年，作者還出版了中篇小說《一切黑暗之上》（Sobre toda escurid?o），講述一個男人如何面對喪妻之痛帶來的抑郁狀態(tài)——同樣是關注人的情感世界、關于創(chuàng)傷和愛的故事。

尋根之旅，復仇之路

獲得2025年巴西雅布提文學獎長篇小說獎的作品是托尼·貝洛托（Tony Bellotto）的《九月的風》（Vento em setembro）。小說主人公、敘事者達維是一名生活在當代巴西圣保羅的記者，出版了一本以米納斯吉拉斯州巴洛克藝術為主題的書，隨后偶然得知創(chuàng)作期間考察過的一些教堂如今被噴上“上帝已死”字樣的涂鴉，而這一事件越來越明顯地指向自己。在調(diào)查真相的過程中，達維被古典藝術和當代藝術之間的反差吸引，一路跟隨涂鴉作者的引導，最終得以穿越種種在政治高壓和道德規(guī)約下不可言說的罪惡，揭開了一個鄉(xiāng)村家族在1970年代的隱秘往事，意外破解了有關自己身世的謊言。教堂墻上充滿反諷的涂鴉，其實意在還原被掩蓋的真相。小說沿用了作家偏好的偵探小說框架，融入作者本人的真實經(jīng)歷和記憶碎片，在現(xiàn)實與虛構、審美與政治的交織中，推演出父權制家族崩潰后，人物重建自我身份、開創(chuàng)代際關系新模式的可能性。

巴西作家瑪麗萊內(nèi)·費林托（Marilene Felinto）的長篇小說新作《女海盜》（Corsária）同樣以尋根為主線。小說女主人公告別在美國和荷蘭建立起的生活，回到位于巴西腹地的家鄉(xiāng)，試圖尋找證據(jù)，為父母的出身正名。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開篇就表明這次重述會沖擊已有的官方記錄：“假如這是個故事，那就是在講述不存在之物，會從第零頁之前，從一切之前的隨便哪個負數(shù)頁開始，情節(jié)則是我渺遠的血脈，我們不被記入任何檔案的來處?！敝魅斯哪赣H年幼時被荷蘭牧師收養(yǎng)，卻因為是黑人而被實際上當作奴隸對待；父親則是本地荷蘭裔的精英家族從未承認的私生子，被家族剝奪姓名后，在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蹉跎一生。面對種種苦難，她的回歸不僅是尋根之旅，更是一條復仇之路：要不惜一切代價，向依靠血統(tǒng)純潔性聲明鞏固權力的寡頭階層發(fā)起挑戰(zhàn)，尋求并捍衛(wèi)關于父母本該擁有的姓名，追討他們應有的身份和權利。最終，她宣布了敘事層面的勝利，以小說構建起的拼貼報告裁定了父母的起點，修正了曾經(jīng)忽略邊緣人群及其苦難的敘事。

這兩部巴西小說主人公的尋根都由復仇動機推動，瞄準以抹殺越軌個體為基礎構建起的寡頭家族敘事。而復仇的本質(zhì)，是揭發(fā)顛覆性的“真相”：一個暴露父權家族自我維系時掩蓋的丑陋內(nèi)核，另一個則揭露殖民歷史的遺留結構對失權個體的壓迫。借由文學，弱勢個體獲得了重建敘事的權力，撼動了排他性、壓迫性的宏觀結構。

書寫移民的現(xiàn)實處境

漫長復雜的移民史塑造了葡語各國如今的社會形態(tài)，也啟發(f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女海盜》中的移民歷史已經(jīng)固化為作為背景的畸形社會形態(tài)，而在其他一些作品中，移民仍是未完成的歷程，人物仍未褪去“他者”的印記，不斷在不同文化的夾縫中尋求身份的重建。

巴西作家、批評家諾埃米·雅菲（Noemi Jaffe）的長篇小說新作《給你我的話》（Te dou minha palavra）有鮮明的自傳性。如同作者諾埃米·雅菲，女主人公諾埃米（Noemi）在圣保羅出生長大，來自有南斯拉夫血統(tǒng)的移民家庭。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她正在適應自己的衰老，回望自己作為第二代移民的一生。她的父親終生拒絕遺忘，反復在敘述中重溫過去，而母親曾經(jīng)堅定地封存回憶，遠離仇恨，直到晚年才打破沉默，再次說出曾經(jīng)遭受的苦難。移民社區(qū)由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家庭構成，葡萄牙語、意第緒語、德語、希伯來語、匈牙利語、南斯拉夫語交織，形成了復雜的多文化、多語言環(huán)境。這些社區(qū)成員的共同語言，則由作為戰(zhàn)爭幸存者的集體記憶奠定。諾埃米在與父輩構建的這種社區(qū)生活中耳濡目染，從小就繼承了沉重的記憶敘事。小說分為兩部分，分別表現(xiàn)了她抵抗這種沉重的兩種方式：或借助多種語言逃逸，或通過解讀音樂、文學作品，感受并反思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在虛實交錯中尋求建構自身身份。

佛得角裔葡萄牙音樂人迪諾·德桑地亞戈（Dino D'Santiago）出版自傳性非虛構作品《傷痕》（Cicatrizes）?！秱邸肥堑现Z在文學領域的首秀。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迪諾在書中加入佛得角口頭表達中常見的克里奧爾語詞匯，并為文本賦予獨特的音樂性，豐富了葡語文學的語言資源。作者在訪談中表示，《傷痕》來自他在心理治療經(jīng)歷啟發(fā)下的自我分析，主要內(nèi)容包括家中世代累積的創(chuàng)傷，尤其與底層生活經(jīng)驗和移民經(jīng)歷密切相關。此外，《傷痕》還呈現(xiàn)出葡語各國之間文化和情感交流的當代經(jīng)驗。2023年，迪諾前往巴西，在這個遠離歐洲的葡語國家，尤其是在黑人人口眾多、非裔文化豐富鮮活的東北部城市薩爾瓦多，他得以重新理解自我，反思家族移民歷程中微縮的民族流散史，與曾因非裔出身遭受的痛苦和解。

《給你我的話》和《傷痕》都來自家族移民史留下的創(chuàng)傷性個體處境，展示了將個人痛苦公共化的敘事路徑，即通過文學建構，將個人的創(chuàng)傷經(jīng)驗轉化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感敘事。從此類作品可以看出，一方面，家族的移民歷程和社會階層的分化、固化結合，造成創(chuàng)傷的代際傳遞，這是葡語各國眾多人口的共同經(jīng)驗；另一方面，葡語世界中的文化交流復雜而活躍，其中蘊藏著治愈創(chuàng)傷的可能，也為當代葡語文學提供了不斷豐富和自我更新的文化資源。

夾縫中的家庭

在上述許多作品中，家庭是創(chuàng)傷生成、傳遞、和解的核心場域，家庭成員之間構成了文本中的核心人際關系。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家庭則更明顯地表現(xiàn)為社會群體沖突的前線，在社會歷史現(xiàn)實的多方擠壓下不可避免地內(nèi)爆，甚至徹底崩解。

時隔兩年，巴西的圣保羅文學獎再次花落作家瑪麗安娜·薩洛芒·卡拉拉（Mariana Salom?o Carrara），表彰其長篇小說《世界上最孤獨的樹》（A árvore mais sozinha do mundo）。小說別具匠心地通過樹、鏡子、農(nóng)藥防護服、家用汽車四個非人類的“物”展開第一人稱敘事，連綴起巴西南部煙草種植農(nóng)場的一個家庭的悲劇。在信息相對閉塞、農(nóng)耕技術落后的鄉(xiāng)村地區(qū)，這個六口之家的生活壓抑而脆弱：家庭受困于循環(huán)累加的債務，無法擺脫貧困的泥沼；同時，巨大的精神壓力和惡劣的勞作環(huán)境造成幻覺，加深了家庭成員的絕望和相互之間的隔閡。家門口的大樹見證了整個悲劇中家庭紐帶的脆弱和堅韌。正如它在故事結尾宣稱的，這個家庭是更廣闊的群體的縮影：“現(xiàn)在，世界上最孤獨的樹就在這個國家?！卑臀鳜F(xiàn)代化過程中城市迅猛發(fā)展的另一面，是小農(nóng)家庭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的血淚史。然而，和更受當代文學矚目的城市邊緣群體的苦難相比，人們較少關注農(nóng)村地區(qū)勞動者在高速發(fā)展中付出的代價。這一背景彰顯了《世界上最孤獨的樹》獨特的社會和文學價值，作品不僅為巴西普通農(nóng)民家庭這一沉默的群體發(fā)聲，還創(chuàng)造出與內(nèi)容相適應的敘事結構和文學語言。

類似的特征也見于巴西作家馬塞利諾·弗萊雷（Marcelino Freire）的長篇小說《磨損》（Escalavra）。小說在2025年馬查多·德·阿西斯長篇小說獎評選中獲得第三名?！妒澜缟献罟陋毜臉洹芬园臀髂喜哭r(nóng)村地區(qū)為背景，《磨損》則關注巴西東北部腹地地區(qū)，講述一個底層石匠家庭在時代的重壓下內(nèi)部矛盾激化，最終釀成一系列悲劇的故事。作者將書本比作巨石，把閱讀比作考古發(fā)掘，揭示邊緣地區(qū)現(xiàn)代化理想與底層人民的貧困處境之間的矛盾，以及改變現(xiàn)狀的過程中的慘烈代價：女性渴望通過知識尋求解放、擺脫貧困，外來的教授懷揣掃盲啟智的理想，卻和其他眾多弱勢個體一樣，紛紛成為本地家庭中暴虐的父權壓迫的犧牲品。

當社會矛盾侵入家庭情感空間而無法進一步消化，家庭內(nèi)部關系便承擔起社會對弱勢和邊緣個體最深重、最難以逃脫的壓迫，迫使個體在家庭中發(fā)起第一步抗爭。而敘事正是抗爭的有效手段。莫桑比克女作家、編劇、電影導演納特西亞·奇卡內(nèi)（Natércia Chicane）的首部長篇小說《不幸者的箱子》（O baú dos infelizes）植根于莫桑比克多地盛行一夫多妻文化的當代現(xiàn)實，探討這一背景下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處境。在女性主人公眼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盛放悲歡的箱子，自己這種不幸者的箱子通常只有一把鑰匙，就是沉默。小說的敘事正是她對這種壓抑處境的反抗：她要打破沉默，直面深藏在箱子里的創(chuàng)傷。小說表現(xiàn)出敏銳的社會關切，鼓勵有共同創(chuàng)傷的受害者重構過去，找回自我，擺脫弱勢者角色，掌控自身命運。

縱觀2025年葡語文學動態(tài)，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向過去回望，同時向內(nèi)深挖的敘事路徑。個體的精神創(chuàng)傷、家庭內(nèi)部的沖突，作為歷史或當代現(xiàn)實沖突留下的印痕和余震，不僅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題材，更是作家為理解自我與世界選取的關鍵樣本。眾多作品偏好從小處切切入，將對社會現(xiàn)實、宏觀歷史的反思收斂到個體、家庭層面。其中部分創(chuàng)傷敘事來自寫作者自身經(jīng)驗，顯示出自我敘事的趨勢，以及強烈而直接的現(xiàn)實介入意圖。此外，不少作品反映出寫作者的樂觀精神，相信敘事能為個體提供與更大體量的壓迫抗衡的力量。與此同時，作為整體的葡語文學充分顯示出向外的開放性和內(nèi)部的流動性，正在為各葡語國家的多種語言文化提供極富可能性的對話空間。

（作者系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文學院文學理論與文學史專業(yè)博士候選人，葡萄牙語文學譯者，譯有米亞·科托《飲下地平線的人》、胡利安·?？怂埂犊咕堋返龋?/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