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疊往日：文化的傳習與受難

濃厚的文化氛圍是《桃花塢》的重要美學特征，它在文本中的生成有兩個源頭，其一是小說情節(jié)的主要空間背景，也即作為人物精神原鄉(xiāng)的文化之城蘇州；其二則是小說的人物背景，主人公方后樂是江南知識分子之家的第三代人，方家的社會關系基本上是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文化領域中展開的，在這一背景下，方后樂的成長生活、社交往來、求學執(zhí)事等情節(jié)也自然與文化領域的種種活動密不可分。

小說的序章便將文化使命這一重大命題拋入危機語境之中：全書的敘事是從一場逃難開始的。1937年，蘇州將傾之時，作者以照片為時間載體，在準備逃難的情節(jié)中制造了一個往日的折痕：周惠之將結婚照、一家三口的合影和方后樂的照片都裝進了行李，感覺“這樣就能把桃花塢大街所有的細節(jié)打包裝箱帶走了”（2）。這些照片記錄著昔日的安寧平靜，而在留影之外，戰(zhàn)火蔓延，命懸于線，文人畫家們讀書寫生的文化生活更是難以維持，二者的重疊造成令人痛惜的反差，也埋下了后文的伏線，提示讀者關注人物的行動，思考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的存亡之年當如何自處，又該以怎樣的作為來承擔自身的使命。

在序章后，作者并未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正文、繼續(xù)講述方家人在明月灣的避難生活，而是在卷一折回第一敘事的數十年前，做了一個漫長的完整倒敘，將敘事時間帶到方梅初的少年時代，直到卷二結束才與序章里的故事時間重新銜接。這種“從中間開始的手法……旨在恢復敘述的全部‘前事’”（3），是《桃花塢》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在這個折疊中夾入大量往事，補充方家前兩代的家族經歷和主人公逃難之前的成長歷程；與此同時，讀者已經提前知曉情節(jié)的去向，這使閱讀行為相當于在用1937年的視點回望過去，凝視文化之城、文人之家尚且安寧祥和的往日，在蘇州獨特的美學氣質上疊加了懷舊感和惋惜情緒。

作為一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蘇州本身便意味著千年時光的層疊。蘇州由良渚文化生息地演變?yōu)楣磪侵畤?，再到春秋吳越、歷朝歷代的郡縣州府，終至于今日之蘇州市，已有上下4000余年的歷史。這座古城歷經匆匆人世的百代興亡，沉淀了深厚的歷史人文底蘊，作者在小說中借方梅初與蘇州城的初見，將厚重的歷史折疊進了父親的講述和一個少年好奇的目光。在蘇州，山塘街是唐時詩人白居易走過的路，金圣嘆哭廟之處就在十全街路西，滄浪亭上還留有林則徐的題字，閶門是唐伯虎《閶門即事》“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的閶門，也是《紅樓夢》開篇便寫起的“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而吳王闔閭埋身的虎丘至今蹲踞古城西北，看守著春秋以來的漫漫光陰。每一處古跡都是歷史文化的象征物，而蘇州幾乎處處可以講古，小說以蘇州作為主要情節(jié)的地理背景，其悠久的歷史天然賦予了《桃花塢》濃厚的文化氣息。

頗為有趣的是，蘇州固然是一座底蘊深厚的文化之城，它卻并不是以莊嚴的面容在小說中現身的，對于在杭州長大的方梅初來說，蘇州最初的形象是父親為他帶回的甜食糕點。方梅初在青團里嘗到獨特的青草味道，在具體可感的清明食俗中體會到了蘇州的滋味，而這顆小小的糕團，其實勾連著晉公子介之推和大臣重耳的寒食典故，有著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漫長歷史。小說正是通過俯拾即是的眾多文化因素，為蘇州的文化樣貌做出具體生動的演繹，包括起源于宋代的桃花塢木版年畫、總是有悠揚昆曲傳來的傳習所，這些世代延續(xù)的文化符號在漫長時間中不斷重復，成為傳統(tǒng)化、規(guī)范化的城市景觀，在故事中依然在場。作為歷史文化的承擔者，這些符號關聯(lián)和召喚著無數歷史上的時間，重復排演著過往所有的年節(jié)等城中之人共同的重大時刻。這座城市的文化氣韻也就在文化共識的不斷加深中歷久彌新。

一座城的文化意味是在“人與城間特有的精神聯(lián)系中發(fā)生的”（4）?！短一▔]》的人物群像中，傳延三代的方家是精神氣質與蘇州最為契合的文化代言人。作者在正文第一卷將時間向往日折疊，追溯上一代人的經歷，起筆便從方家住宅開始。它在空間方位上南枕桃花塢河，北面桃花塢大街，水陸并行，河街相鄰，這種空間結構自春秋時期伍子胥建闔閭大城以來千年如是，是典型的蘇州住宅文化形態(tài)。庭院內部東植石榴，西栽桂樹，兩種花樹在春天和秋天輪流開放，方家人在雅致的生活空間中看花賞景，也采花入食，生活方式與時空環(huán)境融合如一。作者對其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的描寫，讓桃花塢大街上的小樓既是方家人的生活處所，也具有心靈棲居地的意味。

三代文人的方家族史有濃厚的文化色彩：祖輩方黎子在實業(yè)與革命之間游刃有余，常與南社、同盟會往來，他的行事作風基本奠定了方家的文化氣質與民族責任感；父輩方梅初少小時便隨著父親在南社雅集上見過柳亞子，求學時更有經亨頤、陳望道、朱自清為師長，有俞秀松、施存統(tǒng)為學長，是閱讀《新青年》、在《狂人日記》等作品中經歷五四思想洗禮的一代，畢業(yè)后在蘇州與“五四女生”周惠之因國學講座一事相識，結成連理，從此在桃花塢落地生根；周惠之既受新教育，又從小學習昆曲，氣質溫文而有韌性……一家人的性情和思維，與文化古城的溫柔氣韻相得益彰。方家往來密切的友人黃道一、徐嘉元也是知識分子，常常在古籍展覽、學術講座等文化場合中活動。在城與人深厚的精神聯(lián)系中，城市環(huán)境、人生際遇和知識教養(yǎng)，共同融匯成方家這個江南知識分子家族的文化厚度和生命質感。

作為方家血脈的延續(xù)，在文化之城、文人之家誕生的方后樂，傳續(xù)了方家的家學淵源，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因而他同時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文脈的延續(xù)。他身上的文化氣質和使命感，最初也最鮮明地體現在他的名字上。名字是起名者對得名者的期許和祝愿，也是得名者將要肩負一生的信條，對于方家這樣的知識分子家庭來說尤為如此，如伯父“竹松”與父親“梅初”名出歲寒三友，同時“梅初”也取自李清照的“晚風庭院落梅初”。方后樂的名字同樣有出典，取自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方后樂也的確人如其名，有著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無愧于方家的文化傳統(tǒng)和正直家風，也無愧于百代光陰中所有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后樂的文人的風骨。

在文化傳承的另一面，方后樂又與他的父親和而不同，父子之間的差異集中體現了兩代知識分子必然產生的分歧。方梅初與投身革命的兄長有別，他性情溫和，傾心古籍，圖書館工作與定居蘇州是方黎子為他做的安排，也是他自認最合適的安排。方后樂固然在家庭環(huán)境中接觸了傳統(tǒng)文化，卻更鐘情于新文化，是更為“叛逆”的一代人，他的一生不會像方梅初那樣“在父親擺擺手中塵埃落定”（5），他走的是一條比曾經的新式更新的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方后樂降生的年月注定了他的成長過程要面對中國近代以來最為重大的一段民族歷史，是要在時危事艱之際繼往開來的一代。

作者在小說中安排了多次代際觀點沖突，在方家人的文化探討中呈現了“君子和而不同”的理想狀態(tài)，示范了一種有溫度也有韌度的文化傳習方式。章太炎、魯迅等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常在方家父子的對話中出場，這些人的思想和文章是現代知識分子文化背景的一部分，既影響著方梅初的求學時代，也指引了方后樂的成長，新舊文化之辯這一命題也自然在父子兩代學人之間長久存在。這個問題關乎中華民族應當如何對待過去時間的文化遺產，如何應對危急存亡之秋的考驗，并最終指向如何使民族國家在未來時間中更長久地留存，對它的思辨實際上是為中華民族的出路上下求索。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伴隨了方后樂的成長歷程，與方梅初、徐嘉元等長輩看重國學的思想迥異，他不崇“圣人”而偏愛“英雄”，內心存有儒學是否真能救國的疑慮，但他最終摒去浮躁，在求學中反省和思考，逐漸由偏愛新文化轉變?yōu)槟軌蚨苏创c國學之間的關系。面對下一代的“叛逆”，長輩則采取了寬容和引導的態(tài)度，周惠之曾向丈夫指出時勢造人，如今的新舊沖突更為激烈，應該肯定下一代的主動思考，方梅初對兒子的“叛逆”也逐漸心態(tài)平和。最重要的是，在方家的文化共識中，只有觀點的不同，而沒有民族大義的不同，這個共同立場也是一切新舊文化爭論的基礎，其目的皆在于為民族尋求生存與發(fā)展，為中華文化延續(xù)生機。

在《桃花塢》中，王堯實現了文化思考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功融合，讓歷史與文化成為小說的自然底色。蘇州在光陰百代間沉淀的人文氣息、方家三代家學的深厚底蘊、現實歷史中的人物與思想，在城與家與人的精神合契之間融會貫通。作者在平和安寧的往日中將蘇州城與城中人物的文化意義完整地建構起來，敘事恰恰在這時銜接了戰(zhàn)爭迫近的時刻。

讀者以全知的眼光看待這個建構的過程，在敘事尚未完成時提前知曉了將要發(fā)生的意義，并深知建立起的一切價值都會隨著敘事的推進而不斷接近毀難之日；同時，1937年所內涵的重大歷史意義也是民族共識，有大量抗戰(zhàn)敘事曾將其反復言說。然而，在這個敘事之環(huán)閉合的時刻，它的到來還是滿含著悲劇的力量。魯迅曾提出：“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保?）小說在此處執(zhí)行的便是這樣一個先構建價值、再呈現悲劇的敘事過程。暴烈的戰(zhàn)火正以滅頂之勢將城與人推進苦難：侵略者的太陽旗高掛蘇州城頭，在這座千年文化之城的天空招搖，戲班也不得不無奈散去，否則難以避免為日本人登臺獻演，于是姑蘇城中悠長的昆曲聲偃于沉寂，圖書館的珍貴館藏被日方大肆掠奪，黃道一屢次推拒為日本人作畫，以至于遭到襲擊報復，從此只能用殘破的手掌去握畫筆。這是一場傾城之難，其中的文化損失不可估量，往日與今時的巨大反差在敘事中刻下了一個粗糲沉重的情感褶皺。

不過，在哀痛的深處，中華文化堅韌的生命力依然保存著再現文明的希望。即便戰(zhàn)爭造成了令人觸目驚心的損失，文化的堅守和延續(xù)依然讓一切有尚可重來的機會，方后樂、黃青梅堅持學業(yè)，并拒不在淪陷區(qū)的殖民教育下讀書，學生們?yōu)榧o念魯迅，不畏風險地舉行聚會活動，交流和傳遞魯迅的思想，最為濃重的一筆是徐嘉元在廢墟之間奔走，作成《劫后之蘇州》，堪稱字字泣血，完稿不久便盡瘁身亡，但求銘記歷史，以遺后人。在漫長的歷史中，這座名為蘇州的城池已然見證了千年的興衰更替，這一場劫難也終將成為往日的一部分，因為城中之人總能從代代相傳的文化中習得堅韌與智慧，探求在苦難中突圍的方法，正如方家三代人所共同相信的那樣，固然桃花塢已經沒有桃花，但“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

鋪展當時：生活的恒常與失序

小說寫到主人公方后樂的出生和成長，敘事節(jié)奏已趨于穩(wěn)定，此前以一卷文本概略兩代人的過往，之后則越發(fā)契合日常生活的尺幅。匈牙利學者阿格妮絲·赫勒將日常生活界定為“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7），比如人際交往、衣食住行等，它們對個人而言通常是基礎的、重復的且具有經驗性的，因而可以說，日常生活敘事便是以這些個人日常生活事件為表現對象的敘事方式?！短一▔]》正是在對日常生活的敘述中，充實了許多個文本內部的當下，仔細鋪展光陰的每一道褶皺，即便是在敘事尺幅較大的往事中，也不乏風度從容的生活細節(jié)描寫。這些日常生活書寫展示了具體且深刻的生命體驗，承載了蘇州文化氣質的非凡魅力，使蘇州不僅是一座見證了無數時間的古城，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生活現場，收容了年年歲歲的時序如常，也勢必要在戰(zhàn)難中承受失序和混亂。

作者從經驗和考據出發(fā)，布置了一個接近百年前真實樣態(tài)的蘇州時空場域，令發(fā)生在其中的日常生活有了確有其事般的生命質感。在方梅初探索蘇州的情節(jié)里，他沿著十全街走上鳳凰街、烏鵲橋、護龍街，一路經行網師園、滄浪亭、清代織造署改建的振華女校，這些都是蘇州真實存在的空間標志；小說中方家常去的常熟米店、賣餛飩的三月三等街坊小鋪數年如一日地經營，即便敘述視點由方梅初轉移到下一代人身上，這一生活環(huán)境也并未發(fā)生改變。作者以嚴謹考據和藝術創(chuàng)造結合，搭建了既有體驗感又頗具穩(wěn)定性的空間架構。而時間的流逝，更是以自然時節(jié)的變化和與之匹配的日常生活經驗為參照坐標，形成了《桃花塢》富有生命體驗感的時間系統(tǒng)。不難察覺，小說中詳細的公歷時間標記清晰可數，作者往往在寫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蘇州淪陷、西南聯(lián)大最后結業(yè)等重大歷史節(jié)點時，才使用1937年、（1937年）11月19日、1946年5月4日一類的具體時間坐標，尤其在第四卷蘇州淪陷時期和第十卷抗戰(zhàn)勝利前后頻次密集，其主要功用并非時間計量，而是作為現實歷史事件向小說文本沉降的錨點，召喚文化共識中的民族情感。就敘事時間的流動而言，作者往往是以飽含生命經驗的筆觸，令時間在自然景物的變化中悄然呈現，如“最早開出的石榴花已經褪為橙紅色，有些葉尖已經發(fā)白”（8）意味著立夏將至，“第一次吃螃蟹”（9）伴隨著秋風響起。這種以自然物為度量的生命體驗，將小說人物的日常生活包裹在極具江南風情的時間秩序之中。

《桃花塢》對生活現場的關注細致地進入日常事件的微末。在赫勒對日常生活的劃分中，有一部分是基本不變的，與隨著歷史浮沉不斷生滅的部分相對，它是人類存在不可或缺的基礎，這一部分的變化和消失會導致人類社會陷入混沌狀態(tài)，甚至是生活的終結。赫勒以這一相對不變且事關生存的部分為“人類條件”，它包含“所有活著的人所必須共享、所有死去的人所曾經共享以及所有未出生的人所必將共享的一切東西”（10），主要由語言、對象世界和習慣世界這三個部分組成。這也是小說鋪展蘇州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

作者在小說對話中使用了多種語言規(guī)范，統(tǒng)合了生活在不同文化領域中的人物群體。如生動簡易的吳方言，桃花塢的街坊、明月灣的秀姨等市民階層人物是它的主要使用者。在白話文的使用上，作者根據人物性情和社會身份做出了具體的布置，在方梅初、黃道一等文化工作者的語言中，沒有為了營造地方氣氛而刻意加入大量地方性的音聲或語匯，而是使用了更為自然、也更貼合人物社會身份的白話文，以及時而文白交互、引經據典的話語方式。

小說通過在日常事件中展示了充滿生活美學的對象世界，內在其中的活動規(guī)范是這一城一地最為基本也最具特征的生活思維。方梅初得知敬仰的周老師喜歡烏梅餅，便想要把家里的送給他，母親楊凝雪提醒他等到下一次再準備，因為沒有整盒，不便禮贈，在人際交往的細節(jié)中流動著細膩的人情味和禮節(jié)感。方黃兩家的升學宴是小說中頗為歡快的一處情節(jié)，周惠之參照《醇華館飲食脞志》上的菜譜，用古法處理飲食，既具食趣，又頗為風雅?！短一▔]》對這些人際往來、聚會宴飲、食俗細節(jié)的雕琢，在內容與閱讀感受上有著近乎《紅樓夢》的審美效果，以細節(jié)承載人物社會關系和豐厚的文化內涵，在一幕幕尋常人生中蘊藉溫文妥帖的蘇州氣質。

習俗通常是人們共同遵守并相互作用的社會行為規(guī)則，是人類習慣世界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小說鋪開姑蘇城的民俗長卷，其中不僅有清明祭祖的青團，還有桃花塢刻版年畫、元宵節(jié)的山塘街燈會，戲班應節(jié)日之景彈唱昆曲《祝枝山看燈》。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的領域與特定情境密不可分，蘇州的節(jié)日風俗嵌入城市群體的社會生活，是具體時令環(huán)境中固定的行為準則。在諸如此類的情境中，行動的片段連綴成一個豐富的習慣世界，向讀者展示著蘇州人的日常詩性，它的狀態(tài)隨時節(jié)而流變，不同的時令在這里會有獨特的風俗，每一個當下都具有自身的風韻。

正是在多方面的生活行為中，空間、時間、物品等種種環(huán)境的局部發(fā)生了整體性的聯(lián)系，以人為紐帶，聚攏成了日常生活的綜合性的畫面，使讀者可以把握蘇州日常生活樣態(tài)的全貌。在《桃花塢》熨帖溫柔的蘇州城，共享的時間體驗和生命感知幾乎成為規(guī)律，為生命在此處的延續(xù)提供了一種承諾，一種蘇州式的度過時間的方法。而事實并非如此。戰(zhàn)火到來之際，曾經的生活越美好，眼前的現實就越讓人觸目驚心，應然與實然間的巨大差異令這座城市陷入苦難的深淵之中。

侵略戰(zhàn)爭將人物的生活推入了全面的混亂，這伏筆早已在序章中埋下：隨著季節(jié)交替、寒暑消長，戰(zhàn)爭的消息越推越近，從遠方傳來的恐怖氣氛凝聚在這年春天格外酸澀的楊梅上，時令風物的反常意味著日常生活規(guī)律發(fā)生變故，暗示這一年非同以往，難以下咽的結果即將到來——燃燒彈結束了受難前夕漫長的壓抑，在夏天“炸翻”了桃花塢的日子。這座城市在悠久的歷史中沉淀而成的雍容風韻在轟炸中蒙滿塵煙，粉墻黛瓦被炮火摧毀，物質與非物質的環(huán)境基礎均遭到嚴重破壞。當主人公從明月灣回到桃花塢，他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面目全非的蘇州。“在傳統(tǒng)的世界里，家和陌生的地方是嚴格地、一貫地區(qū)分開來的”（11），返回家園意味著回歸到個體情感關系本該最為安穩(wěn)牢固的位置，而“此刻”的方后樂顯然無法再回到從前溫馨的日常世界中去。他所熟悉的空間環(huán)境或被侵略者篡改，或是炸成一堆廢墟，生存物資短缺，基本的日常習慣也不得不改變，城市與個人的生活皆陷入失序的狀態(tài)。生活在蘇州的方方面面都被烙上侵略的痕跡，人與城的情感聯(lián)結在混亂的非日常狀態(tài)中無時無刻不承受著傷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日常生活的執(zhí)著堅守也就蘊藉了與苦厄抗爭的內涵。阿發(fā)在明月灣給后樂做油墩子，這種奇特的小吃是方后樂在避難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趣味和快樂；周惠之回到蘇州后細致地做雪里蕻，從小雪之后開始忙碌，按代代傳習的方法腌制，在特定季節(jié)以之搭配冬筍或黃魚。在諸如此類的行動中，個體塑造著自身的直接生存環(huán)境，最大限度地維持生活秩序，與混亂抗爭。在中國抗戰(zhàn)文學的浩蕩序列中，不乏從日常生活維度展開敘事的小說范例，如孫犁的作品便具有鮮明的生活氣息，往往以晉察冀邊區(qū)軍民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像《風云初記》里日夜趕制軍鞋、大衣的場景，《吳召兒》在轉移的路上用山間野味幫戰(zhàn)士們果腹、提供民居為戰(zhàn)士們歇腳的情節(jié)，都通過根據地居民為抗戰(zhàn)貢獻力量的實踐，將日常生活與抗戰(zhàn)主題緊密相連。而《桃花塢》書寫的主要人物并非在后方支援戰(zhàn)場的勤務工作者，也不是斗爭的直接參與者，如作者所言，“英雄是少數，大多數人是日常的眾生”（12），它所矚目的日常是非戰(zhàn)斗領域的日常，它所書寫的抵抗是知識分子的、城中普通居民的抵抗。

作者在小說中安排了極為耐人尋味的一條線索，將不義戰(zhàn)爭對尋常人生造成的破壞，通過互文與隱喻置換出來：方梅初意圖重編《浣紗記》，又總也沒能夠寫完。編書修稿是典型的文人日常生活內容，但這一線索在《桃花塢》的敘事中跨度極大，從方梅初與周惠之相識之初算起，直到周惠之在多年后失蹤，數年間重復提及多次，雖然終于“基本改好”，卻在這部詩文信稿多有詳細展示的小說中未露一字真容。這隱含著美好的消失和生活肌理的斷裂?！朵郊営洝吩秴窃酱呵铩?，劇本通過越王勾踐復國與西施范蠡的愛情展現對國家興衰的思考。故事中的范蠡功成身退，從此遠離是非，攜西施泛舟歸隱，這一情節(jié)向來是文人墨客偏愛的典故，用以寄托抱負得酬、終可歸老的美好愿望，有詩如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郁達夫《寄映霞兩首》“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等，皆可為證。然而，在故事時間里的當下，中國社會內憂外患，個人與民族俱在存亡之間，在這個烽火連天的世界里無法寫出安然歸隱的《浣紗記》，即便它終于接近寫成，能夠和方梅初對戲的周惠之也不知去向。

周惠之是一位兼容古典氣質的新女性，作者為《桃花塢》設想的典雅、繾綣、悲傷、詩性、內斂的調性，正是在這個“桃花塢大街地母式的人物”（13）身上確定的。她了解生活在蘇州所必需的種種常識，能夠規(guī)范而嫻熟地執(zhí)行，為家人安排日常生活，以通達的人情為鄰里排憂解難，在日常的生活中釀出詩來。她的存在顯露了生活溫潤細膩的紋理，而侵略戰(zhàn)爭造成的破壞正通過紋理的斷裂顯示出殘酷。周惠之的內心在接連不斷的打擊下發(fā)生強烈震蕩，陷入困惑，不時忘記常用的生活用品放在哪里，也記不得剛剛才和丈夫對過戲詞。衣食住行與文化生活的往日恒常如今都已失位，她捉摸不定的記憶也具有了象征的性質，暗示著故事中的當下生活境況，那暫時還擁有的一切事物都有轉瞬即逝的危險。當生活的枝蔓砍削殆盡，眼前只剩下戰(zhàn)難后的蘇州、遭受著侵略的中國，記憶被逼退回的最初的原點，或許只能是周惠之夢中那血流不止的母親。

周惠之只能逐漸失憶，最后失蹤，因為她象征的日常生活之應然已無法在廢墟上找尋，《浣紗記》的美好期許也不得不擱置一旁，即便方梅初的劇本終于編完，也無人來和，它的落空提示著美好生活的現實基礎已不復存在。方后樂再沒真切地見過母親，但她依然是小說的靈魂人物。作者在后文中有可數的兩次提起周惠之的面容：一次是方后樂在求學救國的路上看到似曾相識的面影，當晚他做了一個哀傷悱惻的夢，夢中聽見似乎是父母對唱《浣紗記·采蓮》；一次是方后樂前往北平投身新中國教育事業(yè)，這一次她是在溫馨明亮的氛圍中出現的。她的身影成為懸置在理想前方的象征符號，總是出現在通往民族解放、通往新中國建設的道路上，也只有奮斗在這條道路上，中華民族在戰(zhàn)火中失去的美好生活、主權尊嚴、一切的一切，才有機會失而復得。

處于戰(zhàn)爭時期的書中人物們對未來的勝利不能知情，對于他們來說，個人與國家命懸一線，生活在被侵略者占領的城市中隨時可能發(fā)生不測。但生活也并未因此陷入停滯，人們在宏大事件碾過的劫灰中做出了微觀的個人選擇：方梅初告假許久，只在能夠不失氣節(jié)的情況下才去上班；黃道一拒絕為日本人獻畫，遭到報復后也并未就此封筆，用殘破手掌別扭地繼續(xù)創(chuàng)作；后樂為了不在淪陷區(qū)上學，離家遠赴西南，鄰居們包管了方梅初的腌臘和大米，叫后樂寬心。在艱難但堅韌的日常生活建構中，最為本真的人性溫情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顯露出來，在混亂時局下依然維系著共同的生活和家園。

向未來延伸：作為寄托與使命的桃花源

在《桃花塢》全篇的第一句，少年方后樂站在橋上等待父母，忽然意識到自己“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橋上張望的少年”（14）。這道對未來的遠遠一望，為后文留下了寓言式的懸念。方后樂的一生都在等待些什么？答案只能隨著敘事的行進由時間揭示。這一層尚未到來的時間，超越了塵埃落定的過往和當下的生活，又恰是在對后者的延續(xù)與回應中彰顯自身。對于方后樂來說，事事皆在來日可盼：他改動《劫后之蘇州》的序文，調整了父親應付當時政治環(huán)境的話語，直言其為“所謂省府”，即偽政府，蘊藏其中的立場堅定地指向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的未來；無論赴學路上有多少艱苦，一切都可以等“到了昆明再說”；他對未來最為重大的期望便是抗戰(zhàn)勝利，屆時可以去余杭，可以看到父親和朱自清先生再聚，可以實現在文化的受難和生活的失序中不能成真的諸多愿景。未來時空被寄托了種種期待，在此作為精神力量的來源，使人可以度過當下的苦厄。

王堯自述：“我在意小說的開頭……一刻的等待和一生的張望是一個漫長的時空和內在的張力，《桃花塢》的基調是這樣確定下來的。”（15）在《桃花塢》中，對未來始終懷有希望是主要人物共同具有的精神氣質，不僅在于方后樂個人。阿發(fā)、張若溪、王愷夫是直接投身斗爭的戰(zhàn)士，他們見到方后樂時都曾不約而同地講到，讀書同樣是救國，建設新中國的使命需要文化力量保留到未來。方梅初、黃道一等上一代知識分子同樣對未來持保存希望的態(tài)度，縱然當下戰(zhàn)火肆虐，中國文化仍會在更為長遠的時間維度上留存。這種期待未來的堅定信念是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共同特質，它在人們的交流往來中重復、增強、聚攏，形成了《桃花塢》充滿生命力的精神面貌。

在方梅初與后樂有關《桃花塢賦》的對話中，后樂的內心浮現起“烏托邦”（16）這個概念。桃花塢與烏托邦在理想家園的意義上重合，這個既是人物的生活環(huán)境也是精神家園的處所被賦予了理想鄉(xiāng)的身份，成了一個“桃花源”。桃花源是中國文化中極致理想的樂土，美滿祥和、沒有戰(zhàn)火，人人安居樂業(yè)，寄托了千百年間無數的太平理想。在《桃花塢》中，人們對未來的期待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它廣大的內涵不止于恢復安寧的桃花塢，重現往日的蘇州，還指向浴火重生的中國。這個桃花源并不是縹緲的蜃樓，一個僅僅存在于主觀愿望中的前景，它雖懸置于未來，但是可以從當下出發(fā)，借助過往的智慧，由實踐的路徑抵達。這在小說中以方后樂不斷求學、最終投身祖國建設的成長軌跡呈現出來。王愷夫的每一次出現，都會讓方后樂的思想更“左”一點，在精神圖景上意味著戰(zhàn)斗的現實反復向后樂提示著革命道路的存在，愷夫之死警示著事業(yè)未竟，前路仍有嚴峻的考驗，革命者需要后繼之人。這一情節(jié)之后，方后樂立即前往哈爾濱，投身解放區(qū)教育工作，長久以來盤桓于精神世界中的文化思考，最終在此落實為文化建設的實踐，無論理想的桃花源何時到來，他都要親手種下自己的桃樹。

敘事進行到卷終時，主人公的等待仍沒有結束。黃青梅是否回國？母親還會不會回到桃花塢？方后樂投身文化事業(yè)的奮斗當中，前途又將如何？小說的最后一段似夢還真，并沒有做出回答。但從現實的視角來看，至少最后一個問題可以得到答案，因為故事時間中的未來，正是現實時間中的當下，書中人物共同期待著的理想桃源，其現實指向正是當下的現代化中國。小說在立意上多次向現實靠攏，以共同的民族使命為紐帶，將書中的歷史與現實中的未來進行聯(lián)結，如魯迅的文章及思想，這個問題是文本中重要的文化線索之一。方后樂始終將魯迅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小說末尾在回答黃青梅畫什么時，他說：一棵是桃樹，另一棵也是桃樹。他是在向魯迅先生致敬”（17）。在方后樂眼中，魯迅的形象曾經只是新文化的代表，在求學和思考之后，則逐漸揭示了需要從傳統(tǒng)文化視角進行深入闡讀的意義。時至如今，魯迅精神依然如同富饒礦藏，持續(xù)對文學研究、大眾思想等文化領域產生啟發(fā)。這一線索從書中延伸向遙遠的未來，通過文化傳承問題的現實指涉，將文本時間向現實時間兌現。《桃花塢》的主旨與這一問題的內核發(fā)生深層呼應，從始至終，它同樣是在以自覺的文化意識思考著：對過去的書寫如何對當下有所啟示？

作為故事時間與現實的交匯之處，當下正是所有抗戰(zhàn)故事里共同期盼的未來。在這一層含義上，國家與民族所賦予的使命更應具有新的時代內涵。今日之中國雖已走出過去的苦難，但每一個發(fā)展階段都有其自身的課題，從歷史中傳承文化，汲取智慧，對當下的青年人依然至關重要?！短一▔]》呈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戰(zhàn)時期的成長歷程，它不僅再現了一段民族重大歷史時期的精神風貌，還將歷史的光芒向未來延伸，啟發(fā)這個時代的思考。主人公的名字“后樂”，在小說中是長輩對他寄予的期待，情節(jié)推進的過程中時刻提醒著他的一切思考和行動的根本原則，在現實層面上也蘊含著作者對讀者的期許。在方后樂的時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是明確且重大的，時至如今，當代知識生產、傳播與接受均已發(fā)生改變，走向快速和多元，也意味著生活與文化有節(jié)奏紊亂的隱憂，恰逢突飛猛進的媒介化時代，時間更是從整體分解為局部，甚或碎片。有關時代使命的宏大命題不應就此模糊、消解，知識分子在此際尤其不能忘記自身的文化責任，需要具有關注公共問題的品格、“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守護故事中的未來，也即找到自身的當下，在對過往的銘記和對未來的期許中，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理想而繼續(xù)奮斗。

結  語

《桃花塢》從主人公方后樂站在桃花橋上的一望而始，自此展開20世紀上半葉江南知識分子的生活圖景和心路長卷。作者在敘事中對往日、當下與未來三個時間維度所牽涉的內容做出藝術加工，通過改變線性次序折出時間的疊痕，以日常生活細節(jié)透露當下鮮活的肌理，將未來作為寄托希望的桃花源。主人公歷經考驗，上下求索，自覺投身于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以實踐為路徑接近理想未來，故事時間的未來便與當下的現實時間就此交輝，昔日少年顧盼的目光與今日的讀者兩間對望，映照出文化思想、家國情懷與中華民族精神綿延不絕的生命力。《桃花塢》激勵當代讀者回應歷史，展望未來，在新的時代指向上尋覓理想的桃花源，種下屬于自己的一棵桃樹，又一棵桃樹。

注釋：

（1）《人民文學》2025年第7期卷首語。

（2）（5）（8）（9）（14）（16）王堯：《桃花塢》，第3、18、27、144、1、254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25。

（3）〔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第35頁，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4）趙園：《北京：城與人》，第1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6）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第20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7）（10）〔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第3、4頁，衣俊卿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11）〔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現代性理論》，第266頁，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2）孫雯、方濤：《錢報讀書會丨故事從西湖開始，王堯帶著〈桃花塢〉來尋根》，引自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3297019。

（13）方濤：《專訪丨王堯〈桃花塢〉：美好不滅，只是偶爾失蹤了》，引自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3327099。

（15）（17）羅昕：《獨家專訪丨王堯：每個時代都有難題，知識分子既清醒也困惑》，引自http://www.whwjzbc.com/n1/2025/0723/c405057-40527887.html。

（吳玉杰，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遼寧文學特聘評論家。夏乙天，遼寧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