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夏之間的某日傍晚，美國國會眾議院新晉議員托馬斯·弗諾·史密斯（Thomas Vernor Smith）應邀赴中國大使的晚宴，他坐在出租車里，卻忽然陷入了一陣恐慌，因為他發(fā)現(xiàn)，自己竟不知這位做東的中國大使的名字，這無疑將是一場尷尬的會面。他硬著頭皮盤算：只要全程以“大使先生”“閣下”相稱，或許能蒙混過關。然而他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將是一場足以令報館記者津津樂道的戲劇性會面。

托馬斯·弗諾·史密斯

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旗幟報》、得克薩斯州的《沃思堡星報》、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貝新聞公報》、愛荷華州的《得梅因紀事報》等報紙都報道了這次會面。幾個月后，專欄作家哈蘭·米勒（Harlan Miller）還在他主持的《華盛頓郵報》1940年5月20日“咖啡閑談”欄目中重提此事：

伊利諾伊州的大知識分子、聯(lián)邦眾議員史密斯受邀參加中國大使館晚宴時，因記不起中國大使的名字而感到尷尬。不過他巧妙地稱呼對方為“大使先生”，成功地化解了尷尬。晚餐后，他問大使先生是否見過一位他一直仰慕的中國知識分子——胡適先生。大使答道：“是的，我就是胡適！幾年前我在你們的芝加哥大學演講時，我們見過面！”

史密斯任國會議員之前是芝加哥大學哲學系主任，胡適說幾年前在芝大演講時見過他，應該是指1933年7月胡適在芝加哥大學“哈斯克講座”的演講。那次講座，胡適做了6場題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演講（1934年1月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以專著《中國的文藝復興》出版）和3場關于儒教的演講（《儒教與現(xiàn)代科學思想》《儒教與社會經(jīng)濟問題》《儒教的使命》）。

對于這件趣事，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也曾提及，稱其為“洋人最耳熟能詳?shù)墓适隆?。他是這樣記載的：

珍珠港事變前有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Thomas Vernor Smith）當選眾議員。胡氏因為與他有一飯之緣，得知其當選，乃諫請他來中國大使館晚餐。孰知這位史議員，紗帽初戴，官場欠熟；他在華府下車伊始，手忙腳亂。參會時間已近，他匆忙叫了部計程車，趕往赴宴，據(jù)說他在車上忽然想起，他還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乃詢問計程車夫，車夫哪里知道。好在與“大使”吃飯并不要叫名字。滿口“閣下”“大使”……也就足夠應付了，所以終席賓主盡歡。

宴會結束之時，“大使”送客，當然也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游”一類的話了。

“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的說：“我到貴國觀光，我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xiàn)在在什么地方呀？”

大使聞言，笑顏大開，他回答史議員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面??！”

二人乃相擁大笑！

對于胡適和史密斯這次會面的具體時間，無論是唐德剛的記述還是上述報道都語焉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二人之前確曾有過一面之緣。唐德剛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對這次晚宴的細節(jié)做了腦補，這些細節(jié)，讓整個故事顯得活色生香，但也因其文學筆法，使事件的真實性始終籠罩在一層趣談的迷霧之中，我們似乎無從得知，那個夜晚的宴會上究竟回蕩著怎樣的對話。

然而，在史密斯本人的自傳《一個不存在的人——托馬斯·弗諾·史密斯自傳》（A Non-Existent Man—An Autobiography by T. V. Smith）里，他以略帶尷尬而又無比真誠的筆觸，復現(xiàn)了那個戲劇性的夜晚。

這位自稱是芝加哥大學“社恐”哲學教授的史密斯詳細回憶了那段令他終生難忘的經(jīng)歷，并視之為向胡適致敬的一種方式。1939年1月，剛剛當選國會議員的史密斯既要應對復雜的議事日程，又身陷與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A. Taft）的全國廣播辯論，所以吩咐秘書暫停一切社交活動。然而，當中國大使館來電話時，秘書卻欲言又止，史密斯便松口道：“你若認為重要，我就破例參加這次茶會?！庇谑敲貢闾嫠邮芰搜垺?/p>

但這次會面卻并非一帆風順，起初的邀約因胡適突然生病住院而改期。1938年12月4日晚，胡適在紐約演講后突發(fā)心臟病，住院77天。病愈出院后，才又重新發(fā)出邀請，并將茶會改成了晚宴。胡適日記和史密斯的自傳里均未記載這次晚宴的具體日期。胡適在1939年3月21日的日記里寫道：“今夜九點是我第一次請客，到的有四百多人，算是美京的一個盛會。”這次請客，既是胡適病愈后的第一次請客，也是他任駐美大使后的第一次請客，宴會請了上海來的“文化劇社”演戲助興，戲看到一半，胡適就被醫(yī)生逼回家了，可見此時他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然而，根據(jù)史密斯自傳中的描述，他與胡適的晚宴僅有他們二人在場，并無其他客人參加。由此推斷，他們會面的時間應該晚于3月21日的大型宴會，且胡適選擇單獨宴請，也反映出他對這位新晉議員的重視。再從晚宴地點上看，胡適在1939年5月9日日記里寫道：“第一次回到使館樓上辦公室。五個多月沒有到此辦公了?！焙m出院后，因醫(yī)生建議避免爬樓梯，所以暫時在伍德利路3225號樓下的小音樂室里居住和辦公。5月9日是他病愈后第一次回到大使館辦公，而史密斯在自傳里明確提到晚宴是在中國大使館內(nèi)舉行的，因此這次晚宴的時間應該是在1939年5月9日之后。

在雷強整理的《胡適致趙元任書札三十三通》（《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3期）中，有一封胡適致趙元任的信里也提到了此事：

奈特（Knight）說的故事是史密斯的真事。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后來（1938年11月）被選為議員，我請他來吃晚飯，他來了；吃到半中間，他忽然問那個有趣的問題！我只好對他說：“史密斯教授，此刻與您共進晚餐的正是他本人啊！”我接著說：——“難怪您認不出我了。我是去年十月來的，那時您在伊利諾伊州的國會競選正值最激烈的階段。您自然沒留意我的到來。更何況，您恐怕從未想過，您這位哲學家朋友胡適竟會“墮落到如此地步”，當起外交官來了。（其中英文部分為筆者譯）

可惜胡適這封信也未署日期，但他在信中說自己是“去年十月來的”，顯然是指1938年10月28日他向羅斯福總統(tǒng)遞交國書，正式履行駐美大使職務，那么上面這封信就是寫于1939年。雷強根據(jù)胡適信中提到的“傅斯年（孟真）、Art. 2、less ‘unilateral’”三處細節(jié)，認為“極有可能是胡適草擬了一份聘用協(xié)議，請Prof. Edgerton（Franklin F. Edgerton）以耶魯大學東方學系主任的身份正式函請趙元任到該校任教，而Franklin F. Edgerton最初有意延攬趙元任是在1939年1月6日”，他由此推斷胡適這封信是寫于1939年初。但我的導師席云舒教授與雷強交流后，雷強發(fā)現(xiàn)他的這一推斷并不準確。

1938年8月，趙元任向“中研院”史語所告假一年，應邀前往夏威夷大學任教。同年12月20日，耶魯大學語言學系斯特蒂文特教授（E. H. Sturtevant）致信趙元任，邀請他去耶魯任教。1939年1月6日，耶魯大學東方學系主任富蘭克林·埃杰頓（Franklin Edgerton）教授從印度返美途經(jīng)夏威夷拜訪趙元任，再次向他發(fā)出邀請。3月14日，趙元任收到傅斯年的回信，“批準他續(xù)假一年往耶魯大學任教”。7月14日，趙元任攜家眷離開夏威夷，前往舊金山參加第六屆太平洋科學會議；9月2日到達紐黑文，“開始了在耶魯大學任教兩年的生活”。（趙新那、黃培云編：《趙元任年譜》）

耶魯大學的兩次邀請和傅斯年的準假足以促成趙元任前往耶魯任教，按理說并不需要胡適代為“草擬”聘用協(xié)議，但胡適在上述致趙元任的信開頭寫道：

隨信附上我致埃杰頓教授（Prof. Edgerton）函件的兩份副本。寄上兩份，因你或需一份轉寄孟真，使其知悉這些提議。

你認為我對第二條最后一句的修改提議如何？我作此提議，是為了略微拓寬其基礎，并使其聽上去不那么“單方面”——這對像我們的朋友孟真這樣的人來說很重要??！

某一條款經(jīng)其修改后“聽上去不那么‘單方面’”，并強調(diào)這一點對傅斯年尤為重要，這看起來不像是趙元任的個人聘約，而更像是機構之間的合作協(xié)議。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藏的趙元任檔案中，有一封1939年12月24日趙元任致傅斯年的信，可證實胡適所說的函件副本是指《史語所與耶魯大學東亞學系合作計劃書》，因為趙元任在信中明確提到：

后來適之適因捐款來此，跟此間東方系主任F. Edgerton及中文副教授G. A. Kennedy談出一個Scheme，就是問洛氏基金請一筆款子讓研究院跟Yale交換幾年語言學的人們……另張是Edgerton暫擬的與Yale當局商談的草案，修改之后去請款。這事當然一方面看我們要不要干，也看要得到錢否。我現(xiàn)在只是把所知道的先報告一下，等有正式的交涉可以有點準備。

該信后面附有《史語所與耶魯大學東亞學系合作計劃書》英文原文，且其中的第二條提議顯然經(jīng)過了胡適的修改，內(nèi)容體現(xiàn)了雙向交流：“雙方將互派高水平研究生：中國學生將派往耶魯大學語言學系學習，符合要求的美國學生則派往中央研究院接受培訓?！苯Y合傅斯年1940年2月22日回信中“與耶魯合作事。此事大佳，辦好了，可有很好的結果”（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書信”）的表態(tài)，可以斷定，胡適讓趙元任轉寄給傅斯年的正是這份經(jīng)其修改后的合作計劃書。

雷強在整理上述書信時尚未注意到1939年12月14日趙元任致傅斯年的信及其附件，而這封信可以證明，胡適“草擬”（實際上是修改）的，并非耶魯大學“函請趙元任到該校任教”的聘用協(xié)議，而是《史語所與耶魯大學東亞學系合作計劃書》。

在雷強整理的《胡適致趙元任書札三十三通》中，還有一封1939年9月23日胡適致趙元任夫婦的信，胡適在信里問道：“元任過Chicago，見著Frank Knight沒有？他有信來問你。”趙元任赴耶魯大學途中，于8月28日在芝加哥停留；上述無日期信中胡適提到的“奈特（Knight）說的故事是史密斯的真事”，應該是趙元任與奈特碰面并聽到關于史密斯的趣聞后，寫信向胡適求證，胡適所作的答復?？上иw元任致胡適的這封信今已不存。

由上述材料可以推知，1939年8月28日趙元任在芝加哥聽奈特講了史密斯和胡適的趣事，9月23日胡適寫信問趙元任在芝加哥有沒有見到奈特，趙元任便回信向胡適求證奈特所說之事的真假，胡適回信說“奈特說的故事是史密斯的真事”，并把自己修改后的《史語所與耶魯大學東亞學系合作計劃書》附在信中寄給了趙元任，12月14日趙元任又把這份合作計劃書轉寄給了傅斯年。那么，胡適致趙元任的那封提到史密斯的信應寫于1939年9月23日之后、12月24日之前。據(jù)此，史密斯赴胡適晚宴的時間就應該是在1939年5月9日（胡適病愈后首次回大使館辦公）至1939年8月28日（趙元任在芝加哥與奈特會面）之間。這是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所能推斷出的最小時間范圍。

史密斯在自傳中說，他抵達雙橡園中國大使館后，大使親自為他開門?！八缤庸视寻銦崆橄嘤?，幾杯不知名的美酒下肚后，我們竟已像失散多年的兄弟般暢談——盡管他對我而言全然陌生。我想他也察覺到了我的茫然，于是他主動提起我們曾經(jīng)見過面，雖然我毫無印象?！焙m感嘆自己是“迷失在外交迷宮的學者”，而史密斯則自稱是“在政客堆里如履薄冰的哲學教授”。接下來，史密斯回憶中的那段戲劇性對話是這樣發(fā)生的：

我繼續(xù)說道：“能避免社交就絕不參與。我并非不喜歡人群——正因太過喜歡。這世上幾乎沒人值得我特意繞路去見。我寧愿聽廣播、讀書，但面對面交流實在非我所長。”

他用力點頭稱自己亦然。

“不過”，我壓低聲音，“這世上確實有個人值得我跋山涉水只為一見，哪怕只是去和他握握手，說上一小時的話?！?/span>

“敢問這位奇才是誰？”他天真地問道。

我答道：“正是您杰出的同胞，偉大的中國哲學家——胡適?！?/span>

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點綴著他驚訝的神情，他只輕聲說：“我就是胡適?！?/span>

場面徹底失控。我無法辯白說“我當然知道您是誰，只是開玩笑”。他看得出我不認識他，我也明白他心知肚明。

于是我只好坦然接受這窘境，自言自語地吟誦起來（多虧羅伯特·卜朗吟和還算管用的記憶力）：

啊，我可曾見過雪萊的素面真身？

他是否駐足與我交談？

我又可曾與他酬唱？

這恍若隔世的回憶如夢似幻！

但在那之前我早已活在世上，

在那之后我仍在人間……

話音未落，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旋即用純正的英語，以無與倫比的恢弘氣度，接著誦完了卜朗吟《憶雪萊》的余下詩行，隨后說道：“您的歉意已經(jīng)足夠了?！?/span>

史密斯特地把卜朗吟詩中的“你”改成“我”，以化解尷尬局面。而胡適的人格魅力也在這場令人捧腹的誤會中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胡適留學時期就曾寫過《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和《卜朗吟的哲學與儒家學說》（The Philosophy of Browning and Confucianism）等文章，前者還獲得過“卜朗吟征文獎金”，他對卜朗吟的詩可謂相當熟悉，因而能夠脫口而出。史密斯或因東方人面孔未能記住胡適的樣貌，但他對胡適學識及人格的欽慕卻是十分誠摯的，否則，這位盡量回避社交的“社恐”教授怎會甘愿跋山涉水也要和胡適一見呢？

此后，二人的交往越來越密切：次年5月，同赴芝加哥大學俱樂部年會演講；8月又共同出席友人聚會；12月，史密斯更是輕車簡從，前往中國大使館享用家常便飯。一場始于“對面不相識”的晚宴，奇妙地促成了一場持續(xù)多年的跨文化知交情誼。這也正是胡適使美期間與眾多外國友人交往的一個生動縮影，他總能以學者的真誠、紳士的風度與幽默的智慧，超越刻板的外交禮儀，在人格與思想上贏得外國友人真正的友誼和尊重。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