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時段來看，文藝復興時期到19世紀的近代西方史學經(jīng)歷了三個重要的節(jié)點，即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以及19世紀的蘭克史學和史學的專業(yè)化時期。在一般的史學史教材中，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通常被稱為“人文主義史學”。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人文主義”并非強調(diào)“人的尊嚴”或“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主義，而是學習古典語言和模仿古典作家意義上的人文主義。由此，有學者認為，將“人文主義史學”稱為“新古典史學”，或許更能概括文藝復興時期史學的基本特征。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新古典史學家”跳過中世紀的編年史，直接對接古典史學，從而實現(xiàn)了史學范式的復興或轉(zhuǎn)變。

人文主義史學的誕生自然與人文主義運動是分不開的。簡單來說，人文主義運動是從復興優(yōu)雅的古典拉丁語和拉丁文學開始的，它本質(zhì)上是一個文學運動（古文復興運動），對文采或風格美的追求始終是這個運動的核心特征。作為人文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史學通常被視為“修辭”（或文學）的一個特殊分支。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拉丁語的推崇和對文采的追求影響了人文主義史學，這首先體現(xiàn)在人文主義史學家模仿古典史學家的敘事體例，通常他們的理想模仿對象是李維或撒路斯特等古典史學家。當時意大利半島上存在許多大小不等的城邦，這些城邦居民皆把自己所在城邦視為“祖國”，李維的“建城以來的羅馬史”體例適合于撰寫這些城邦的歷史；其次，人文主義史學家選用古典拉丁語而非俗語寫歷史；最后，史學家在敘事的過程中喜歡插入虛構的演說詞，這是古典史學敘事的規(guī)范（在古典時代，只有波利比烏斯對此提出批評和反對），深受人文主義史學影響的馬基雅維利和圭恰爾迪尼也照抄了這一做法，不同的是他們用俗語（即意大利語）而非古典拉丁語撰寫歷史。16世紀的一些出版商把人文主義史學家史書里的演說詞單獨抽出來編輯成冊，當成“范文”供初學者研習。

不過，人文主義史學家偏好文采的做法，與其宣揚的另一個史學目標即歷史的真相發(fā)生沖突。人文主義者一方面強調(diào)修辭，另一方面強調(diào)歷史的真相，他們希望二者有機結(jié)合，達到完美和諧的狀態(tài)。從總體上來看，人文主義史學家堅持形式和文采高于內(nèi)容，因此，他們在史料的運用上顯得不夠嚴謹，他們經(jīng)常從中世紀的編年史中摘取史料，然后用自己的話轉(zhuǎn)述一遍。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批評了人文主義史學的程式化和華而不實的弊端。他認為，雖然中世紀的編年史在文字表達和文風上不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學家那樣優(yōu)雅，卻比后者更有事實價值、更豐富多彩。17世紀的史學家對人文主義史學家虛構演說詞的做法予以批評和抵制，到18世紀時，虛構的演說詞逐漸從史學著作中消失，反過來，史學家越來越強調(diào)歷史事實的準確性，并倚重原始的文獻和物質(zhì)的證據(jù)。

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史學家秉承了古典史學家所宣揚的“歷史尊貴”的觀念，他們認為歷史是一種高貴的文體，因此它只能用于講述大人物的政治和軍事活動的敘事史，即“帝王將相”的歷史。無論在古希臘羅馬史學（古典史學），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史學（新古典史學）的著作里，都鮮見普通老百姓的身影。普通老百姓成為西方史學家關注和寫作的對象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講述老百姓故事的“微觀史學”。人文主義史學著作常常為政治服務，被認為是“官方歷史”。共和國和君主們的秘書廳雇傭史學家歌頌自己的城邦或君主，不論是萊奧納爾多·布魯尼的《佛羅倫薩人民史》和皮埃特羅·本博的《威尼斯史》，還是米蘭宮廷史學家撰寫的歷史，都屬于官方歷史，它們或多或少具有政治宣傳的性質(zhì)。即使洛倫佐·瓦拉的名作《〈君士坦丁贈禮〉辨?zhèn)巍芬搽y逃“宣傳品”的嫌疑，因為它是應那不勒斯王國的要求寫成的一部論戰(zhàn)文字。當時那不勒斯王國和教皇因為王國封地問題發(fā)生沖突，瓦拉運用非凡的語言和歷史考證的能力，指出教會倚重的這個基本文獻是后世的偽造品。后來的學者通常認為，瓦拉給教會予以“沉重的打擊”，事實上，羅馬教廷在當時依舊安然無恙，更有趣的是，瓦拉后來離開那不勒斯宮廷進入羅馬教廷任職，直至去世。由此可見，在脫離歷史語境的情況下孤立地解讀歷史文本，可能會產(chǎn)生相當大的偏差。

人文主義者對古代文學的崇尚也延伸到對古代歷史和物質(zhì)文化的偏好，這體現(xiàn)在史學家的興趣從當代的敘事史擴展到對古代史和中世紀史的研究，其中人文主義者弗拉維奧·比昂多的古物研究堪稱典范。其代表作《復原的羅馬》和《勝利的羅馬》，不僅是關于古羅馬制度史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而且包含了“古為今用”的意圖：他希望歐洲人能重振羅馬帝國的威風，應對奧斯曼土耳其的威脅。比昂多的事業(yè)在16世紀有了更多的追隨者，不過這些人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古羅馬的物質(zhì)文化方面，其中皮羅·李古里奧關于古羅馬研究的成績最為突出。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學家還繼承了古典史學家對史學功能的看法。古典史學家對史學功能的論述可以濃縮為西塞羅的一句名言：歷史是生活之師。這句話與古代中國的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皆強調(diào)歷史要為后世提供道德的教化，在這一點上，歐洲的古典史學和古代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非常相似。人文主義史學家經(jīng)常引用西塞羅的名言，他們也希望自己的歷史著作能成為“君主的鏡子”或?qū)崿F(xiàn)良好政治（“資治”）的工具。布魯尼說：“如果說老人被認為更睿智，因為他們的閱歷比別人更豐富，如果仔細地閱讀歷史，它給我們提供的智慧是何其大?。∫驗樗藲v代的事跡及其緣由，人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應當效仿和避免的行為，史書里記載的偉人的豐功偉績激勵我們踐行美德的行為?！边t至18世紀，英國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在《關于歷史學習和用途的通信》里依舊強調(diào)史學肩負倫理教化功能，他還補充了一句“歷史是一種通過榜樣教導的哲學”。但19世紀的蘭克反對這種觀念，他認為史學的首要功能是如實地呈現(xiàn)過去真實發(fā)生過的事情，而不是為了指導未來的行動。

綜上所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學家通過復興古典史學的方式實現(xiàn)了史學范式的轉(zhuǎn)變。隨著人文主義文化在歐洲各國的傳播，這一時期意大利的人文主義“新史學”成為歐洲其他國家學習和效仿的榜樣。例如，英國的第一部人文主義史學著作《英國史》（1534年）和法國的第一部人文主義史學著作《法國史》（1520年）分別出自兩位意大利人之手：波利多爾·維吉爾和保羅·埃米利奧。顯而易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學依舊是在古典史學的延長線上，并未超出古典史學的范圍。只是到18世紀，伏爾泰、吉本和溫克爾曼等人才首次系統(tǒng)性地突破了古典史學和新古典史學的范式。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前半部分依舊講述的是路易十四時代的政治和軍事，這些內(nèi)容屬于傳統(tǒng)古典史學的范疇，其余部分則討論了路易十四時期的商業(yè)、財政制度、文學和藝術、科學、宗教等，這些是古典史學家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新古典史學家未曾涉獵過的主題，屬于18世紀“新史學”的內(nèi)容。吉本和溫克爾曼則把敘事史和古物學傳統(tǒng)結(jié)合在一起，實現(xiàn)了優(yōu)雅敘事和堅實證據(jù)的完美結(jié)合，開辟了史學的新篇章。

（作者：劉耀春，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