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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出版《朱自清全集》——縈繞葉圣陶多年的心愿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孟紹勇  2026年05月19日14:10

1988年9月,葉圣陶先生哲嗣葉至善寫過一篇短文《祝賀〈朱自清全集〉開始出版》,開頭便說:“去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和朱喬森同志商定,要出版朱自清先生的全集。父親得知了很高興,說總算代他了了一樁心愿?!背霭妗吨熳郧迦?,怎么就成了葉圣陶的一樁心愿?這話還得從四十年前說起。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去世,清華同人隨即提出出版全集的想法。葉圣陶8月16日日記:“吳辰伯書來,言關于佩弦身后擬作三項:一、湊一筆款,贍其家屬;二、名人作紀念文字;三、為出全集。并問開明有無出全集之意,宜盡先考慮。”當時,葉圣陶在上海主持開明書店的編輯出版工作,彼時開明經過二十年的發(fā)展,早已是文化人信賴的出版機構。朱自清去世,清華同人把出版全集首選在開明,既考慮開明有出版《聞一多全集》的先例,更因為葉圣陶是朱自清的故交,兩人交誼深厚,因此吳晗在第一時間給葉圣陶去信,既是商量,更是重托。

8月17日,葉圣陶日記有“作書復各處,將近十封。店中決定接受出佩弦之全集,因告吳辰伯”。從上述寥寥數語可知,葉圣陶對于吳晗所提出版全集一事,沒有絲毫含糊。所謂“店中決定”,想來葉本人的意見至關重要。出版《朱自清全集》,在葉圣陶那里,于公于私都是必須要做的事。消息傳到北京,清華方面自然很高興,開始緊鑼密鼓地安排文稿編選事務。

之后的數日中,葉圣陶日記多次提到此事,說明其對出版《朱自清全集》非常重視:“仍作復信,談佩弦全集事”(9月1日),“寫復信數通,其中復佩弦夫人者頗長,談佩弦身后諸事”(9月6日),“得浦江清來書,詳談佩弦全集事”(9月17日),等等。然而,事情卻并不順利。隨著國內政治形勢變化、葉圣陶北上、新中國成立、相關政策調整、開明書店面臨公私合營等,《朱自清全集》的出版被一拖再拖。這其中,政治形勢變化顯然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決定之后走向的,則是葉圣陶自身的思想變化。

整個1950年,葉圣陶日記中沒有出現關于《朱自清全集》的記錄。1951年,其日記中共有三次談到全集,分別是2月7日:“晨起念及出城訪叔湘……叔湘招江清來,談佩弦全集問題?!埡螅L佩弦夫人。”10月17日:“午后,周振甫來?!耘逑胰訑灯獊硐嗌?,謂以今日觀之,佩弦之某些想法可以無須刊布問世。余以為然,謂可存其目下而注‘刪’字?!?2月9日:“九點半,叔湘來……交我以季鎮(zhèn)淮所撰佩弦之年譜。佩弦全集一拖再拖,時已三年,尚未出版,思之疚心??偼T友催促,開明趕緊,能于明年暑前出版?!?/p>

可以看出,葉圣陶一方面對《朱自清全集》歷三年未出版表達“疚心”,另一方面對于全集所收內容有了新的考慮。其實,對于來到北京進入政界的葉圣陶而言,這樣思想的轉變,看似來自開明編輯周振甫的建議,實則是他本人的認識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早在1949年8月,擔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的葉圣陶在日記就有這樣的認識:“語文教育固不必顧時代,而實際上不能不顧,如讀閑適之趣之散文,即感不協(xié)調矣?!保?月17日)按照這樣的標準,朱自清那些抒發(fā)個人情感的散文能“協(xié)調”嗎?

時間進入1952年,《朱自清全集》出版才又被提上日程。葉圣陶當年5月17日日記:“午后二時,偕彬然至市政府晤吳辰伯,商量佩弦之全集之出版問題。參加者尚有平伯、江清、均正、振鐸、佩弦夫人五人。佩弦全集在開明排版,已成大半。而以今日看佩弦之作,有若干篇不合時宜,于讀者無裨,因有重加考慮之必要。余前數日與辰伯談及此事,共謂佩弦若在,自定其文,必將有若干篇須從刪棄。故我輩為出全集,一必對得起佩弦,不遜其在群眾中之印象。二必對得起讀者,使讀者讀之有所受益。至于以馬列主義為衡,則非所宜,蓋以馬列主義求之于佩弦,即非歷史主義矣。今日辰伯說明此義,討論許久,決定不出全集而出文集……所收者以具有進步性為準。”

這段記述信息量非常大,會議召集人是誰,沒有明說,但參加者皆是重要人物,其中最重要者,當屬吳晗、葉圣陶二位。此次討論的結果,是不出全集改出文集。這種改動是誰的意見?雖有“共謂”云云,但對照前文,應是葉圣陶;至于由“辰伯說明此義”,是出于何種考慮,我們不得而知,結果是大家同意了。

另外的材料,也可以證明改出文集是葉圣陶的主意。葉氏6月8日日記:“上午因雨不克外出,看佩弦遺文。念出版故人之集子,宜分別言之。如為紀念性質,則宜求其全,一鱗一爪,皆搜羅無遺。如為流通以益人之意義,則宜慎為抉擇,雖不能以今日之標準為標準,至少亦須以今日觀之尚有進步性,于讀者多少有用處。自后一點觀之,則佩弦之文頗有可刪者矣?!边@種“兩方面說”,延續(xù)了5月的觀點,能看出在出版全集還是文集這件事上,葉圣陶有過反復考慮,但結果是“為流通以益人之意義”,選擇了后者。

關于由全集改出文集,葉至善這樣記述:“建國初期大家都忙,等到全集的稿子大致收集齊,已經是1952年春天,出版界的情況已經發(fā)生了變化,開明書店沒有力量擔負這樣大部頭的集子了。全集的編委們認為拖延下去總不是事,對不起朱先生也對不起讀者,決定從目錄中選出十二種,編成四卷,先用‘文集’的名稱出版,等將來條件具備了再出版全集?!边@其中,有些是事實,如“大家都忙”;有些則未必準確,如把改出文集歸因于“開明書店沒有力量”,顯然是托詞,因為葉圣陶本人在日記中已反復記述,最主要的考慮是“以今日看佩弦之作,有若干篇不合時宜,于讀者無裨”,“則佩弦之文頗有可刪者矣”。

或許是之前等待了太久,或許是擔心再度節(jié)外生枝,短短時間內,清華方面就又催促文集的出版。因為有吳晗督促,葉圣陶再次去了清華,聽取清華諸位的意見。其7月20日日記:“八時偕墨驅車至清華,訪叔湘?!逑曳蛉藖?,謂佩弦全集總望其早日出版,囑余幫忙。余答以最近期間再當一談。江清來,亦談此事。王瑤來,雜談種種?!贝颂幱浭觯旆蛉岁愔耠[、浦江清來說出版朱自清遺作外,就是葉與王瑤的面談。王瑤是朱自清的研究生,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經過1949年合作編輯出版大學國文教材,再加上出版朱自清遺作的會面,兩人能夠“雜談種種”,可知王瑤與葉圣陶已經熟悉。

之后,朱自清遺文出版進入快車道。葉圣陶日記7月27日:“飯后二時,偕伯祥至中山公園茶敘,討論佩弦遺文出版事。開明同人、清華同人、吳辰伯、振鐸以次至?!懻搩尚r許,決定定名《朱自清文集》,散文而外,收系統(tǒng)的著作兩種,諸人看過主張刪去者全刪,共余八十至一百萬言。序文請王瑤起草,俟大家看過修改過,署辰伯、平伯、振鐸及余之名?!?月26日:“下午到社,看王瑤代撰之佩弦文集序文,將付油印,交大家提意見。王瑤為佩弦弟子,深悉其治學與為人,此序大體不錯?!?月29日:“晨間分發(fā)油印成之王瑤所擬佩弦文集序,希諸友提意見,然后由余匯總修潤?!?/p>

以上三則日記,記錄了《朱自清文集》出版的具體安排,尤其第一則,為此事操心者悉數到場,最后的決定,完全稱得上“大家的意思、集體的決定”,這其中,就包括由王瑤起草文集序文。作為朱自清先生的入室弟子,王瑤自然責無旁貸。他不敢怠慢,在一個月內完成了寫作,并呈送葉圣陶審讀。而葉的評價是“此序大體不錯”,可見葉圣陶對王瑤起草的序言是認可的。

然而事情正在悄然發(fā)生變化。王瑤起草的序言分發(fā)諸人四個月后,開明編輯突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葉圣陶1953年1月9日日記:“晨間調孚、均正來訪,談佩弦文集之序文事。佩弦文集排版已就,即可付印,而序文尚缺。前托王瑤代振鐸、平伯、吳晗與余四人所撰序文,大家認為夸飾處多,不合用。而評論人物與作品,欲求得當,確亦大難。因商只作一簡短之題記,敘此集拖延至四年以上,幾經變更之經過,由余為之?!?/p>

徐調孚等認為王瑤所作“夸飾處多,不合用”,顯然與葉圣陶之前“此序大體不錯”的評價分歧頗大。有意思的是,葉圣陶并未堅持己見,而是以“評論人物與作品,欲求得當,確亦大難”作了委婉的解釋。顯而易見,葉改變了自己的主意,同意了開明的意見。

葉圣陶為什么會改變主意?這事的突然變卦,引起浦江清的質疑。葉圣陶1月23日日記:“晨間寫信三封。其中一封答浦江清。江清見余所為佩弦文集題記,以為簡略,主仍用王瑤所擬序文而由余為之修改。察其言外之意,必以為余簡率了事,厚負佩弦。因告以王瑤之作不能用之故。又謂余與佩弦二十余年之交,亦非泛泛……”1月26日:“接浦江清復信,彼既明王瑤所為序文不能用之故,即不復作修改王序之想。第就余所作題記補充若干語句,謂供余參考。余觀其所補充皆記實事,無甚問題,即略為潤色,送于均正付排。佩弦文集至此始竣事。文集開端缺一篇傳狀佩弦、評論其造詣之有力序文,終感不滿。”

此事雖然經葉圣陶解釋,浦江清予以接受。但以上兩則日記,卻讓人讀出更多意味。在第一則日記中,葉氏面對浦的質問,有“謂余與佩弦二十余年之交,亦非泛泛”的峻急之語,可見葉圣陶在此事上生怕朋友們誤解。第二則日記葉圣陶所言“終感不滿”,確是發(fā)自肺腑之語:由全集改出文集,甚至連朱自清學生王瑤起草的序言都不用了,說到底對亡友朱自清是心存愧疚的。最可琢磨處,是兩則日記中的“不能用之故”。按照正常理解,不能用的原因是“夸飾處多”,如果是這個原因,由眾人修改到不夸飾,客觀評述朱自清的為人為文,即把作家作品講明白即可,為何非要棄王序而以一簡單《題記》代之呢?

事后來看,所謂“夸飾處多”,大抵不是真實理由。葉圣陶決定棄用王序,恐怕是政治氣候風起云涌,雖然約定王瑤作序只是代擬,但葉對此已經表現出了某種擔心。要知道,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就是由開明出版的,在此之前的1952年8月,葉圣陶親自主持了關于《史稿》的座談會,對于《史稿》的遭遇,以及座談會上某些人的批評,他肯定印象深刻。所以,盡管這是朱自清遺文出版中的一個小插曲,但對于理解特定時期人們的心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佐證。

正是因為有這么一個曲折的過程,出版《朱自清全集》就成了葉圣陶的一樁心愿。雖然葉圣陶本人并沒有看到這部全集的出版,但在去世之前得知《朱自清全集》出版提上了日程,他自然是高興的,因為再也不用“為當年沒能出版朱先生的全集感到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