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曾任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在天津為施從濱之女施劍翹刺殺身亡，一時轟動全國。施劍翹以一女子，隱忍十年，終于為父報仇，得到時論的廣泛贊譽，被稱作“女中豪杰”“民國俠女”。而在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褒揚施劍翹，并將孫傳芳樹立為一個殘暴的北洋軍閥反派形象之際，章太炎卻為孫傳芳撰寫了一篇頗具正面形象的墓志銘。

媒體對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報道

媒體對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報道

該文發(fā)表于1936年3月16日的《申報》上，竟也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于章太炎對孫傳芳的“袒護”大為不滿，遂撰文攻擊，登諸報端。章太炎的友人文希文將報紙寄予章太炎，希望他有所回應，太炎復函，詳細解釋說明了他對孫傳芳的態(tài)度，以及為其撰寫墓志銘的基本立場。章太炎晚年寫作了很多墓表、墓志銘以及神道碑之類的文字，或有人譏諷其收受重金，為“諛墓”之文，晚節(jié)不保。而章太炎致文的這封信，對其如何撰寫碑志文字有所說明，頗值注意。

《東南日報》譏諷章太炎的文章，題為《孫聯帥與章大師，功業(yè)文章兩不朽》，是在3月25、27、28、29日分四天連載的長文。

此信藏于蘇州博物館，2023年蘇州博物館舉辦“太炎傳薪——章炳麟與蘇州”特展，展出了多件章太炎手跡，其中就包括這封信，并收錄于同名圖錄之中。因之前未曾被人公布，也不見于《章太炎全集》，故先作釋文如下：

文君希文足下：

辱寄《東南日報》一紙，并附惠書。彼報肆意丑詆，不遺馀力，其人蓋有恨于孫者。孫氏以忿夏超故，遷怒浙江，撤兵時頗有騷擾，雖鄙人亦豈以此事為是？唯論人當在大體，不得以一事之短，沒其終身之長。孫之剿白俄，拒日本援助，即是其大節(jié)可觀者，其馀瑣瑣，又何足論。若必吹毛求疵，除岳武穆、戚南塘外，將帥中恐無完人，況近代之軍人耶？彼報謂當俟他日史官者，使世有良史，固當日營四海，豈專以浙江一事概人之平生耶？至鄙人向作碑志文字，自有潤格，孫氏后人亦只如例饋贈，原無五千圓之數。鄙人依格交此，亦本不視為暮夜苞苴。若與孫氏個人，則同盟會之舊誼具在。其人既有排拒異族之志，自當如實記錄，亦豈以區(qū)區(qū)潤資而賣力乎！更可笑者，彼報謂依太炎所寫孫傳芳，宛然一民族英雄。其英雄二字，豈中人所能當？除曹、劉二公外，殆未有可以竊冒斯名者。近二三十年來，揭竿斬木之流，無不以英雄自號，世人遂視英雄為無足重輕之稱。鄙人則不然。孫氏一志，但以其志存民族，為近代將帥之佳者，原不遽以英雄相褒美也?？傊环街?，不能抹撒其平生；志墓之文，不得強比以史傳。彼報憾于孫氏，鄙人亦為曲諒，而遽遷怒鄙人，則近于狂噬矣。來書謂當訟之法庭，轉近悻悻者所為，鄙意以為不須爾也。肅復，即問起居多福。章炳麟頓。三月廿八日。

章太炎的回應信件

《孫傳芳墓志》傳聞出自孫世揚之手，由此信可知當為太炎自撰無疑。而《東南日報》攻擊章太炎的文章，題為《孫聯帥與章大師，功業(yè)文章兩不朽》，是在3月25、27、28、29日分四天連載的長文。文寄給太炎為其所見的“一紙”，當為第一天的內容，尚不完整。標題下有大字導語“五千元一篇墓志十全十美，諛墓本領足可媲美韓昌黎”，對此指責，章太炎承認收受潤筆，但矢口否認有五千元之數，揆之太炎一貫言行，似乎不太可能為巨款而“諛墓”。太炎弟子王基乾曾回憶說，“一篇墓志銘或墓表，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元到二千元。但他做文章，并不就以金錢為準。據說有一個紗廠的主人，想請他做一篇表揚祖上的文字，送他萬元作為潤筆，他卻極力拒絕，一字也不肯寫。反之，他替黎黃陂做了一篇洋洋的巨文，又一錢不受。因為先生是最重感情的。他于當代人物，除孫公外，惟于黃陂有知遇之感，所以替黃陂做文章，認為是應盡的義務”（《章先生逸事》）?？梢娙f金未必可以打動章太炎。若談個人交情，此信中章太炎承認與孫傳芳“同盟會之舊誼具在”，實則二人關系不止于此。1924年江浙戰(zhàn)爭之后，孫傳芳之勢力由閩而向北，至1925年浙奉戰(zhàn)爭結束，孫已跨距五省。當時滬上名流多次開會，擬推舉孫傳芳為蘇浙閩皖贛五省總司令，章太炎也都參與其中。此后一段時間，章太炎與孫傳芳交往漸多。1926年1月太炎五九壽辰，孫傳芳與江蘇省長陳陶遺公送壽詩、壽聯等，并派員“代表致祝”。次月，章太炎受邀到南京拜訪孫傳芳，表示支持，并勸其“好自為之”。孫傳芳提倡復古，于8月舉行投壺新儀，邀請章太炎參加——此事盛傳人口，也惹來魯迅多次的批評和嘲諷，說他是“拉車屁股向后”（《趨時與復古》），實則太炎因有事未能參加。雖然如此，章太炎隨后仍至南京接受了“修訂禮制會會長”一職——當然，章太炎之贊同修訂禮制，卻并非盲目復古，而“一欲易于遵行，一欲滌清帝國主義而已”。此后孫傳芳忙于抵抗革命軍北伐，不久戰(zhàn)敗，章太炎又列名國民黨通緝的“學閥”，二人的交往也基本中止。雖然可以說有一年左右的時間章太炎與孫傳芳個人關系較為密切，但孫傳芳卻說不上是太炎的至交，與黎元洪當然不能比。更何況，在民國的政壇中，因時移世易而政見歧異沖突導致關系或親或疏，或為革命同志或形如仇讎，在章太炎來說并不少見。從純粹個人感情層面推斷章太炎因之對孫傳芳褒崇過分，似也嫌說服力不足。

章太炎所撰《孫傳芳墓志》的核心要義，在表彰其為同盟會之同志，“同盟之議，要在保國族，卻異類，君受之二十年不移”。在晚清，即是要“驅逐韃虜”，覆滅滿洲朝廷，光復漢族政權；入民國，則要抵御外侮，抗擊列強的侵略。按照上引太炎佚信所說，就是“孫之剿白俄，拒日本援助，即是其大節(jié)可觀者”。所謂剿白俄，和孫傳芳處死施從濱及為其女所刺殺這一“公案”有關。與當時輿論不同，章太炎則明顯站在孫傳芳一方。墓志中稱，“其統(tǒng)江蘇，施從濱以白俄六千人自濟南來戰(zhàn)，君覆之固鎮(zhèn)，獲從濱及白俄酋長涅洽也夫，即斬以徇，曰毋令人以異族自殘也?！蛔錇閺臑I女揜擊以歿，子復父仇，于經律議論固多，而君之戮從濱，其為義刑，亦章章矣”。其實在孫傳芳與施從濱交戰(zhàn)的浙奉戰(zhàn)爭之時，章太炎即公開抨擊“盧永祥、吳光新等，糾合奉軍，中多俄匪，借外寇蹂躪中國，律以外患，百喙難辭……招致俄匪，明目張膽以行叛國之事”（《與善后會議籌備處》，《申報》1925年1月28日）。因此，在章太炎看來，施從濱軍中引入白俄兵以攻伐同胞，殘害百姓，已經屬于“叛國”，那么孫傳芳將施從濱處死，就并非殘忍殺害戰(zhàn)俘的酷行，而是以此警示時人不得援借外國勢力的“義刑”，有其民族主義之合理性。

至于拒日本援助，按墓志所述，“為南軍（即國民革命軍）所迫，退濟南，所統(tǒng)尚四萬人?！酢踔T青島領事，請以二師助收失地，自誓不責報，使者三至，君懲宋明所以亡，力謝之，竟敗不悔。此可謂不食言于同盟會者”，同時，又引黎元洪之語“淪于異族，不如屈于同胞”以告張作霖，使張作霖亦知曉民族大義。即是在面對革命軍北伐的壓力之時，寧肯自己敗亡也不接受日本別有用心的援助，懲宋明之所以亡，就是要避免重蹈南宋聯蒙古滅金而終為蒙古所滅、明聯滿洲以抗李自成而為清所滅之覆轍，這也是章太炎時常言及的蒙古、滿洲以“異族”入主中夏的“切膚之痛”。在“保國族，卻異類”此一方面，在章太炎看來，孫傳芳確實能夠堅決貫徹，自然應該如實記錄他“志存民族”的事跡。

太炎信中所謂“孫氏以忿夏超故，遷怒浙江，撤兵時頗有騷擾”，指1926年10月浙江省長夏超響應革命軍宣布獨立，孫傳芳大怒，派軍進攻浙江，夏超兵敗被殺?！稏|南日報》指責“被周蔭人部下劫掠破家的流民尚在，為李寶章大刀下無辜受屠的家屬猶存，斑斑血痕，言之酸鼻”，周為五省聯軍閩軍總司令，李為第九師師長兼上海守備司令，都是孫傳芳的部下，其實不止是對浙江的騷擾，也包括對上海起義民眾的屠殺，使普通民眾遭受巨大苦難，其為害不可謂不巨。但對此時的章太炎來說，這些已經屬于“小疵”，屬于瑣瑣不足論者。我們應該注意到，章太炎為孫傳芳作墓志之時，正是日本侵略者一步一步蠶食中國之際，外患日深，對于章太炎這樣一個抱持強烈愛國保種情感的革命先進、學界泰斗而言，他將該墓志銘登載于《申報》之上，應當同樣有借此砥礪國人抵御外侮之意，同時也是諷喻居于北方的政界要人不要接受日本籠絡而作出賣國之舉。從正反兩方面來說，都可以反映章太炎以“排距異族”之大節(jié)表彰孫傳芳之用意，而“有意”忽略孫傳芳曾有過的罪行。反過來說，“招致外患，為罪至深，即有小惠結民，豈足相抵！”（《與嵇翥青》，1925年12月27日）保證民族、國家之存續(xù)是第一要緊的，章太炎有取于孫傳芳的，即是其生平最重要之大節(jié)不虧。

當然，為孫傳芳所撰墓志的立場和原則，也是章太炎一貫秉持的。章太炎晚年所撰碑志文，據志主身份，大概可分三類：一為相對較純粹之學者，或以學者而知名者，如廖平、黃節(jié)、黃侃，重在述其學行。二為時人之先人，如各太公、太夫人等，其中有受友朋所托者，也有單純“以文自售”而作。太炎也并不茍作，“非潔身于亂世者，吾亦不欲銘其先人”（《陳氏母吳太君墓志銘》），即如上文所引，至少是有一定的選擇的。三為當時之政治人物，尤其是與辛亥革命有關之人物，如黎元洪、黃興、譚人鳳等，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包括其所撰鄒容、喻培倫、焦達峰、秦力山等人的傳，合而觀之，章太炎書寫或者說“塑造”了與后來“主流”歷史敘事并不一致、面貌有別的“辛亥革命史”——雖然其是否有此自覺意識尚待確證。關于此一問題，值得專文深入探討。

碑志的性質，是樹于墓前，或埋于窀穸，以傳之子孫，使后世了解先人的生平經歷與嘉言懿行，這一體裁本身就決定了其內容以褒揚為主。所以章太炎說“志墓之文，不得強比以史傳”，作史要秉筆直書，不虛美，不掩惡，全面評述其人之一生，而作碑志文，則可以選擇其人之某一長處或善行加以發(fā)揮。如果一定要一生處事沒有過錯才能在碑志中盡情恭維，那么吹毛求疵，太炎以為除了岳飛、戚繼光，古來將帥中恐怕沒有完人，何況近代軍人？其實又何止近代軍人，盡世人觀之，又有幾個平生沒有可為愧恧之事，哪怕是“白圭之玷”呢？所以為志主有所揄揚，太炎自可無愧。但這類文字寫多了，太炎也并非不清楚給人的觀感不太好，他在1935年秋答孫思昉問《章氏叢書續(xù)編》何以不收文錄時就說，除了有很多文章觸犯時忌之外，“近年多為碑版文字，又跡近諛墓”，大多也不值得作為自己可以傳世的著作。但章太炎認為，碑志還是要以“實事求是”為基礎，即所述應該大體符合其人之實際，他在多篇碑志中都強調了這一點，如“近世有力之家，多能就石刻，茍無其實，雖蔡邕、韓愈銘之不能工”（《武陟魯君墓志銘》）；“行義足述，言則不虛，非是不殆于愧辭乎哉”（《張母杭太夫人墓表》）；“獨序事不能為溢”、“是乃近于實錄者”（《奉化俞公墓表》），甚至說自己“不善為將帥飾終”（《陸軍上將第二十七軍軍長李君碑》），可見章太炎還是在努力保持求真原則，那么所謂“諛墓”就只是“跡近”而已，實則并非都是夸張過譽，也就算不上真的“諛墓”。

負天下重名者，自然有很多人希望借其名為先人增光彩。所以古人文集里面，都少不了碑志一類，而且越是文名出眾，這類文字越多。如司馬光那樣，中年以后堅決不為人作墓志，實在少之又少。章太炎是民國首屈一指的大名人，道德文章，譽滿海內，且交游遍天下，請托者眾，又要賣文為生，作碑志文往往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事。說起來接受請托或潤筆撰寫碑志，并不困難。按照一般的慣例，子孫會呈上詳細記載先人生平的行狀（當然基本全是好話），那么輕松一點，在開頭交待一下緣起，繼而以“按狀”“行狀曰”引起下文，全部引用行狀文字，最后再加一段銘文，也就可以交卷塞責了?？刺扑我詠砦募兴珍浀谋荆@種情況相當常見。但通觀章太炎所撰的碑志，在我看來，至少一半以上都不是這種簡單的“格套”文字，而很多是據他自己所知結合行狀而改作，哪怕有一些是大體照錄行狀，他也要在此之外揭出其人某一特出之處，乃至額外有所引申、發(fā)揮。如為名醫(yī)余云岫之父余志伊所作墓志，就推崇他如子路一般好施與，至破產而無怨言，同時也指出余云岫有其父之風，當辛亥革命時加入紅十字團，突破戰(zhàn)亂和盜匪，不畏艱險，赴陜西為人療傷，更進而希望“充先生之教”，不止于感動家人，更能夠風勵天下。又如在《歐陽母黎太夫人墓志銘》中，在“慣例”稱頌婦人善于持家、教子之外，更強調“古之女宗不以門戶盛衰營其意，而善為其子分國之憂”，即教子以家國天下為先。章太炎所著重表彰的，乃是其人之犖犖大者、要者，可以對時代的風俗人心有所助益，其余瑣瑣小事，盡管也有可以稱道或記錄的，但在章太炎看來即可以略去不書了。

更為突出的，是對于政治人物的書寫，章太炎往往努力突出其人在“反滿革命”、維護共和、愛國攘夷這些方面的功績，而忽略、淡化其人的不足，或章太炎自身對其所不滿意之處。如為黃興所作墓志，幾乎通篇無異詞，表彰其對民國建立之功可與孫中山、黎元洪相比，而對于自己在《自定年譜》中所書孫、黃之異，黃興爭為大元帥等事皆不著一字。其作譚人鳳墓志，則特別表彰其在武昌初起義，南北交兵，漢陽失守后，堅守武昌不失之大功，稱許其“若夫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至于為汪鳳瀛、汪榮寶父子作墓志，先表彰汪鳳瀛阻撓袁世凱稱帝，稱其有“大節(jié)宜在民國史”；再表彰汪榮寶與父同反對袁世凱稱帝，出使日本至九一八變起而堅主抗戰(zhàn)，近于孔子所說“宗族稱孝”“使不辱命”“文之以禮樂”，表明他為汪氏父子作銘，“非以為故舊私，以君父子之行，誠有不可諼者也”。還有像當時頗有爭議的陳炯明，章太炎在國民政府時也特別為其作墓志銘。對于陳炯明與孫中山之矛盾，雖然也批評陳“報怨泰甚”，但總體傾向還是偏于陳，而對孫頗有微詞。但促使章太炎為陳炯明撰寫墓志銘的直接原因，一是日本侵略我東三省之后，曾多次勸誘、拉攏、收買陳炯明，為陳嚴詞拒絕，要求日本還我失地，表現出了不降志、不辱身的民族氣節(jié)；二是陳晚年窮困潦倒，病故以后，竟然沒錢準備棺材，要靠友人以義相助才能出殯，可見其“清操絕于時人”，即沒有在官居高位時貪污腐化，中飽私囊，其從事革命不是為了私人利益，在個人操守上遠超當時大多數人。此類大節(jié)，即是章太炎所最為看重之處，也是章太炎在碑志文中所特別留意書寫、表彰的地方。

晚清民國社會政治風雷激蕩，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置身其中，殆難有完人。逝者已矣，蓋棺雖有日，論定則無期，至今而仍紛呶不休者，不乏其人。重觀太炎先生“論人當在大體”，取其平生大節(jié)之論，實為有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