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先生嘗言曾“計劃寫一本論述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書”，《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即其中“片段”（《七綴集》[修訂本]）。依此文及作者慣有之謙遜揣測，這部未竟“小”書至少在學術分量上頗重，對“近代中西文學關系”當有不少高明之見。不過，憾其未竟之余，我們又堪欣喜，他指明并開辟的這條路徑后繼有人，且在對話、駁訂基礎上形成了學術史意義的持久接力，尹德翔新著《近代中西文學關系新論（1840—1898）》（下簡稱《新論》。以下引文除注明外均引自此書）即是代表之一。

《新論》共三大方陣，第一部分便與錢文《二三事》短兵相接，通過重讀細讀此文借重的郭嵩燾、李鳳苞、張德彝、劉錫鴻、斌椿等人的使西日記，在晚清人士接觸、記錄和介紹西洋文學這一共同論題上，對錢氏若干論斷加以商量、補綴，辨析求真精神貫穿全書，構成“新論”之柱梁。

比如此書首尾呼應的“緒言”“余話”都以錢鍾書為對話者，指出錢氏認為晚清使臣對西洋文學頗為“淡漠”，除“熱鬧熱鬧眼睛”外沒有深入了解的興趣，《新論》則秉持“以中國人為主體”的視角，將此俯視之態(tài)視為“想得太壞”，“持論”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為補正錢文之“持論”，《新論》認真作了文本細讀與考訂工作，就錢氏相關輕率或疏漏之論斷一一剖解回應。如指出《二三事》先認為郭嵩燾未有關于莎士比亞的記述，后在補注中雖做了修正但態(tài)度未改，有自我“回護”之意；與之相對，《新論》列出了郭嵩燾在日記中至少三次記述觀看莎劇、參觀莎翁作品展的條目，及對莎劇表演的褒揚評點，并有關于荷馬、維吉爾等古典作家的記錄等。《新論》認為李鳳苞也不像錢文所說對西洋文學“石頭一樣冷淡”，考證出其日記對觀看歌劇《睡美人》并將其比作《牡丹亭》的記錄，他還是中國著作中首次且“稱贊”式地提及歌德者等。

《新論》認為這些事實不可輕忽，尤因后人多“崇信”權威，“每于此止步”，不利于論題的縱深研究，其負面影響在書中有相關實例，此處不必細表。而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根源，一是錢鍾書“天分自高、方人過苛”，二是在當時頗為嚴酷的民族危機語境下，“包括使西日記在內(nèi)的各種西學文獻迅速貶值”，使論者不能平心靜氣地給予客觀審慎的評價。尹德翔敢于在他人不疑處有疑，專業(yè)上的敏銳精通、性情上的謙遜自律、材料上的考辨之功三者不可或缺。且如書中所言，這尤其仰賴時代遷變帶來的學術資料條件上的后發(fā)優(yōu)勢，“叨時代之惠”，這一高度依賴文獻的關系史研究，隨著經(jīng)眼史料的新發(fā)現(xiàn)，敘述內(nèi)容和觀點自然隨之而變，而對后出轉精的優(yōu)勢，作者以高度的“同情之理解”精神予以解說，避免了錢氏曾警示后人的“后來居上的優(yōu)越感”（《七綴集》）。

相比之下，作為《新論》重頭戲的另一標靶、晚清外交官陳季同的問題就更為嚴重，將其抄襲等問題定案，正是此著的重要學術貢獻，尤因晚近30多年來“陳季同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日見其高”之狀況而價值愈顯。作者沒有不加辨別地接受那類贊語，而是敏銳捕捉到一條可疑信息，順藤摸瓜澄清了一樁歷史陳案，糾正了當代學界對陳季同由于“想得太好”而過高的評價，這種過高寄望與懸想亦是當下“文化自信膨脹”的體現(xiàn)。簡言之，作者的“最大發(fā)現(xiàn)”是把“一個文化英雄推倒了”，考證了一時間風光無兩的《中國詩歌之歷史》《中國人自畫像》《中國人的戲劇》的撰寫流程及真正作者，揭發(fā)了陳季同及其法語老師蒙弟翁的抄襲，厘清了二者的著作權紛爭，將兩個“學術詐騙犯”緝拿歸案，豈是區(qū)區(qū)“小事”？

作者于此再次展現(xiàn)了敏銳的學術眼力與責任意識，如法官斷案般逐步搜羅、列陳證據(jù)，糾正了學界的盲信誤判，重評了陳季同的地位與貢獻。這里不費力還原書中的質(zhì)疑、取證、論辯過程，只對定論略作總結：其一，1882年發(fā)表于《德意志評論》上署名“一個中國人”的《中國詩歌之歷史》，是陳季同從法國漢學家德理文侯爵1862年發(fā)表的譯作《唐詩》“導言”中抄襲而來，只稍微做了刪減壓縮。其二，蒙弟翁是《中國人自畫像》的真正作者，他假陳季同之名予以發(fā)表，撰寫時讓陳季同提供了部分資料，但發(fā)現(xiàn)后者的抄襲后“重新做了加工處理”。其三，《中國人的戲劇》亦是蒙弟翁所作而托名陳季同發(fā)表，陳提供了一些線索和少量資料，絕大多數(shù)則是蒙弟翁抄襲而來，據(jù)《新論》估測，此書“從漢學家著作中直接、間接取用的文字和引申的論述占比超過三分之二”。其四，在著作權之爭問題上，《新論》認為其合作其實是低下人品的折射，是陳之“滑”與蒙之“騙”的結合：二人由于經(jīng)濟動機而借歐洲流行的“中國書簡”之風來牟利，如署名法人蒙弟翁則“無人問津”；蒙弟翁后因間諜罪被起訴，認為有必要“對法國公眾自我洗白”，這是引發(fā)他就著作權與陳季同紛爭的動機之一。

由于缺乏證據(jù)，兼之蒙弟翁被毒死，此著作權之爭長期成了懸案，反使陳季同實際上成為受益者，特別是蒙蔽了中國學界，被戴上“中學西漸的先行者”之冠冕，直到《新論》作者憑敏銳洞察和非凡功力深度踏入歷史現(xiàn)場。這一“定案”可視為對作者多年摸爬考量之功的饋贈，是其《東海西海之間》（2009）、《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2016）的內(nèi)在延續(xù)，所謂天時，亦天命也。作者先后赴劍橋、牛津查閱大量一手資料，眼界大開、底氣更足，此地利也。在材料處理、翻譯等方面，他承奧特森等中外學者之助解決了論證的一些關鍵環(huán)節(jié)，乃謂人和。當然，與陳、蒙不同，作者嚴格遵守學術規(guī)范，對各方幫助一一說明，不掠人之美，也就無筆墨官司可打。

此書內(nèi)容翔實，許多細節(jié)有獨到發(fā)現(xiàn)和意趣，并留下了不少線索，對后人深入發(fā)掘有奠基之功，諸多精彩回目讀者可自行欣賞。

外交無小事。在中西交往中，文學文化更是理解異域民族性格、人性的重要切口，近世中西糾葛中矛盾的發(fā)生，一個因素即對對方文化的隔膜，太自以為是，文學關系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清使臣關于西方文學的記載實有文化先行者、探路者之功績，對當下及未來都有重要啟發(fā)。書中曾征引駐德公使李鳳苞在覽視亨保爾脫所著《考司馬司》（即洪堡的《宇宙》）手稿后的感懷，贊“其考訂之慎，著撰之勤，非親閱其稿不知也”。這句話我想借用在尹德翔教授此書上，妥帖與否，請讀者諸君評判。

（作者為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